在所有能被称得上是“世界级”的中国导演中，至少有三个来自台湾，一个是侯孝贤，另一个是杨德昌，还有李安。按照焦雄屏的说法，侯孝贤是中国的传统的，感情饱满而丰富；杨德昌是西方的、现代的，感情冷静而内省，而李安则游刃于他们之间。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特吕弗主张，电影应该如同“一本日记那样，是属于个人和自传性质的，年轻的电影创作者们将以第一人称来表现自己和向我们叙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从1980年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溜溜的她》，到2007年的《红气球》，侯孝贤的整个电影生涯如同一部时间跨度长达近三十年的日记，用手中质朴、写实的镜头悄悄记录下这片土地上几十年来的浮生百态，沧桑变化。
侯孝贤出生于广东梅州县，四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出任台中市长的父亲带到了台湾，原本只想客居数年的一家人，到四九年的时候却因政治问题无法再回到大陆。童年的侯孝贤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根的环境中长大，“我奶奶一直要带我回大陆，她说过了梅江桥就要回去了，因为她太老了，已经没意识了，她感觉是在真实地回家。你不知道生活有多少荒谬，所谓黑色，是从真实和荒谬来的。”十几岁的时候，侯孝贤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混混，终日与朋友混迹街头，打架，砍人，象极了《风归来的人》里那几个嚣张又充满迷惘的少年。高中毕业后，成绩一塌糊涂的侯孝贤只能去服兵役，而这个别无选择的选择，却改变了侯孝贤的一生，在服役期间，偶然的一次机会，侯孝贤看了一部英国电影十字路口，看完后就在自己日记上写到：我要用十年的时间进入电影这行。退伍后，怀着自己的电影梦，侯孝贤考进了国立艺专影视系，然而进了学校才发现，侯孝贤才发现自己其实不懂电影，“我就去图书馆借，借一本英文的《Film Director（电影导演）》，我英文不行，就查字典，看完一页多一点，读到这样一句：这本书你都读熟了，读透了，你还是不能当导演，因为导演是一个天才。我心想我看这个干嘛？所以我只看完序就还掉了。”在毕业后做了几个月的计算机推销员之后，侯孝贤被老师带进了李行导演的剧组做场记，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最初的那几年，侯孝贤依然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他几乎做过除了导演之外所有的工作，场记，编剧，副导，制片，他用心的吸收着一切关于电影的知识，一直到1980年才拍出了第一步自己执导的电影：《就是溜溜的她》所以2007侯孝贤还在香港浸会大学导演大师班里不断强调：“电影是讲不通的，要去拍，一直拍一直拍你就会拍出电影来，甚至会越拍越好。”
70年代的台湾影坛，银幕上充斥着琼瑶的爱情片，胡金铨的武侠片，还有其他各类形形色色的风月片，暴力片。到了80年代，新兴的电影人受到法国新浪潮，左岸派的影响，提倡抛弃旧电影中种种华丽而空洞，无病呻吟式的主题，而转向展示现实的人生，回归真实的自我。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侯孝贤拍出了自己的成名作：1983年的“风柜来的人”，故事发生在一个平静悠闲的小渔村，主人公是几个终日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他们无所事事，看电影，打台球，赌博，打架，好勇斗狠。终于有一次，因为闹事闹的太厉害，被警方惩戒，而背井离乡去寻找出路。这部电影是早期候氏电影的代表作，代表了侯孝贤早期的影片风格和美学探索，影片中，当他们来到光怪陆离的高雄，面对着一座现代化的都市，这几个看似凶悍，其实却淳朴天真的少年，头一次感觉到了来自生活的压迫感，面对大都市里繁华的一切，他们感到陌生，迷茫，不安和恐惧。他们从意气风发的“闯”天下，到无可奈何的适应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道出了侯孝贤隐藏在镜头下的悲哀。
侯孝贤的电影，是关于青春的电影，无论是早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甚至于后来的《悲情城市》，《最美的时光》，侯孝贤都是在讲述着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并且通过描述成长的记忆，来思考着个体的成长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侯孝贤的镜头下总是一些纯真而充满个性的少年，他们或者桀骜不驯，或者玩世不恭，但每个角色看起来都是那么棱角分明，生机勃勃，他们充满了大自然赋予的天性，如同阳光下奔驰的野生动物，张扬着野性与生命的力量。然而伴随着成长，他们终究要融入社会，而这种融合却是以牺牲为代价，他们开始渐渐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渐渐的丧失掉了人性中纯真的一面，他们自己为自己带上枷锁，踏进“社会”这座巨大的牢笼，变的目光呆滞，面无表情。而侯孝贤正是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个天性逐渐丧失的过程。或许社会的发展进步就是以人性的日渐缺失为代价的，对于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作为思考者的导演和我们观众本身都是无可奈何的，于是我们似乎能看见那些空镜头下导演悲哀的眼神，听到那来自黑暗深处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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