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捕手

万历的失败.

公元1620年的阴历七月，已御宇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终于龙驭上宾。对文臣们而言，表面上的悲戚当然是必需的，但这位与他们消极对抗了三十年的皇帝的死，也着实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万历就这样背着"庸君"的骂名离开了人间。大明朝也已走到了尽头，继任者们对先皇遗下的这个烂摊子也实在是束手无策。史书上说："明之亡，实于万历。"但几百年后，一位名叫黄仁宇的史学家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指出万历只不过是一件工具而已，明亡早已无可避免，他根本就左右不了全局。

让我疑惑的是，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明清两朝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本质上都并无不同。但明朝的皇帝治国基本个个庸碌，而清朝却出了数位很有魄力的皇帝，这不能不说与个人能力有关。万历皇帝的堕落始于他与文臣们的消极对抗，黄先生由此认为万历只是一件封建专制的工具。但在我看来，万历之所以与文臣消极对抗，关键在于他自己没有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但这也的确不能全归罪于他。

在中国这个专制的帝国里，政坛就好比是一个戏台，皇帝是主角，成千上万的文臣是配角，最底层无数的老百姓是群众演员。在这个戏台上，"主角"要想维护自己的主人公地位，就必须协调控制"配角"，也间接地协调控制"群众演员"。所以，处理"主配角"的关系是戏台上的主要"戏份"。

但明朝这张戏台比较特殊，为了省心放心，皇帝自招了许多特殊的演员来充当"配角"——太监，他们的主要"戏份"就是监视文臣。有这么多半路出家且身份十分不"文雅"的"特殊演员"，来与文臣这些"专业戏剧学院"毕业的"优秀演员"抢戏，两者之间的矛盾自然是不可调和的。

正如黄先生所说，明朝初期，刚刚建立的文臣集团还不足以公然与皇帝对抗。 但到了中后期情形已大不一样，文臣集团早已羽翼丰满，他们终于有了与皇帝对抗的资本。而皇帝要想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就不能大肆削弱这种资本，这正是封建专制皇帝们最苦恼的地方。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决不能让文臣们团结起来对付自己。而幸运的是，历朝历代的文臣都是很喜欢且很擅长窝里斗的，皇帝的任务就是以居间人的姿态恰到好处地处理文臣们的矛盾，暂时解决问题却又不至使矛盾消失。

不幸的是，明朝的厂卫特务机构却是文臣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绝不容许这群非正规化的"演员"与自己"抢戏"，且是演"对手戏"。因此，一旦厂卫机构与文臣集团矛盾激化，四分五裂的文臣们就会立刻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而他们真正所"仇"的正是太监们的"后台老板"——皇帝。

设置并倚仗上不了台面的厂卫特务机构，不注重宠信治国的主力文臣集团，不利用文臣的的内部矛盾控制他们，反而让其团结一致对抗自己，这正是明朝皇帝们的最大败笔。

因此，一旦羽翼丰满的文臣集团团结起来，他万历皇帝就真的成为了工具。而最不幸的是，万历本人也极不善处理君臣关系。

一直依赖厂卫特务机构的万历，在掌权后并未试图宠信文臣中的某一人或某一派系。他对首辅申时行倒是很信任，但此人是位诸事求和的"和事佬"。因此，一旦君臣间出现摩擦，万历在文臣中就决无内应，这也很容易导致文臣集团的团结对抗。

比如在处理立嗣一事上，假如万历在文臣中有一个死心塌地的派系，他完全可以与他们演一出"双簧"，让他们把废长立幼之事于朝堂之上谏言于自己。此时文臣中会立刻分为反对派与赞成派，而实际上的当事人万历却成了充当"裁判"的居间人。几经周折，若赞成派获胜万历就可如愿以偿，反对派也不会暗地归罪于他，若反对派获胜万历也不会成为文臣们的众矢之的——他万历两头都会是"好人"。但实际上是，在此事上整个文臣集团都成了反对派，只有万历是赞成者。

孤立无援的万历皇帝最终在立嗣一事上得罪了整个文臣集团。心灰意冷的他由此开始了与文臣们长达三十年的消极对抗。1620年他的死让文臣们暗地高兴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而大明朝也已彻底虚脱。

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却只有不择手段者才是强者。所谓的"明君"，只不过是深谙此道者罢了；所谓的"庸君"，只不过是不善此道者罢了——此即我们整个帝国史的"非常道"。

万历的失败，也是我们整个帝国史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