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人来人往，维戈和奥兰多在一间餐厅的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再过一个多小时，飞往纽约的航班就要起飞了，而送走维戈后，奥兰多也要踏上回新奥尔良的航班。
“我父亲一直说律师是个不光彩的职业，如果他今天听到你的辩护，他也许会改变这种看法。”奥兰多向维戈举起了酒杯。
“有你这样的儿子，你父亲难道还没有改变这种偏见吗？”维戈笑了笑，“你是个好律师，奥兰多。也许是我在这行干得太久了，我接触到的大多数律师都只关心官司的输赢，而你，是真正关心当事人的。”
奥兰多低下头，避开了维戈赞赏的目光，再抬起双眼时，他转变了话题：“如果不冒昧的话，能说说你为什么会当律师吗？”
“我妈是格里高利·派克的影迷，”奥兰多不明所以地看着维戈，维戈不好意思地笑笑，接着说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带我去看了一场《杀死一只知更鸟》。那天晚上我就想好，我要做一个芬奇那样的律师。”
“芬奇律师是个银幕上的英雄。想不到你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维戈敢保证，他在奥兰多的笑容中看到了一丝讽刺。
“当了二十多年的律师，再也不敢说自己是什么理想主义者了。不是每个案子都在帮助无辜者申冤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帮助有罪的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刑事诉讼更像是一场和检控方比拼法律知识和法律技巧的竞赛。”维戈低头喝了一口酒，又正色地看着奥兰多，“但我还是相信法律，它保障的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
“别光说我，你是怎么当上律师的？既然你父亲不喜欢这个职业？”
奥兰多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回答。
维戈突然叹了口气，声音低低的，带着一丝犹疑和伤感：“那么也许我猜对了，是因为我吧。”
奥兰多猛然抬起了头。
他错愕的目光在维戈的眼神中寻找着答案，头脑里轰轰作响的声音一遍遍地在对自己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
维戈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遥远：“调查委托人的背景是我们事务所的惯例，在这个案子中，你是第一委托人。前天晚上伊恩把你的资料介绍发到我的邮箱里了。”说到这里，维戈顿了顿，心绪复杂地端详着奥兰多的脸，“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把你和6年前的伍德案件联系起来。你们不同姓，长得也一点不像。”
头脑里的喧嚣突然完全沉寂。“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当时案子起诉和上庭的时候你都没有在场？”
“那时我还在英国读大学，我生父是英国人。他们怕影响我的毕业论文答辩，更怕我冲动之下做出出格的事情，所以都瞒着我。一直到我毕业后来到美国，才知道这件事情。”
奥兰多不看维戈，也不理会他想插话的企图，自顾自地往下讲。
“我父母工作一直很忙，从小我带伊利亚的时间比他们都多，我们俩岁数差了不少，可还是能疯到一起。他是个多漂亮的孩子，那么活泼……可是那个混蛋毁了他，他的青春那么早就结束了，他再也不敢跟人交往，再也没有了笑容。”奥兰多说到伊利亚时片刻温暖的目光又冰冷黯淡下来。
“我本来的职业理想是当记者，毕业后我联系了伦敦的一家杂志社，他们答应给我一个专栏让我实习。我想先趁伊利亚放暑假来看看他，等他开学后我再回伦敦。结果那个暑假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辞掉了杂志社的工作，决定申请哈佛法学院，我要在美国当律师，我倒要看看你他妈的耍了什么诡计居然让那个混蛋脱罪了！”奥兰多开始还算平稳的语气陡然急升，目光毫不客气地投向维戈。
“没有诡计！那个老师确实有病，警察在取证的过程中有明显不合法律程序的地方。而且你弟弟的证词也很模糊不确定。”维戈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还会为这个当年自己也不情愿接手的案子来辩解。
“他才15岁！一个15岁的孩子，被他最信任最亲近的老师绑架侵犯，你能想象他受到的伤害有多大吗？你听到过他夜晚惊醒时的喊叫吗？你看见过他那双大眼睛对着你，却迷失焦距的样子吗？”奥兰多的声音在颤抖，维戈觉得自己的太阳穴也跟着那节奏在跳，“我听见过，我看见过！那甚至都是隔了一年后的事了……伊利亚当时会有短暂的记忆缺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能因此判定证人的证词不可靠。”
“我没有以你弟弟作为突破口，我的辩护主要是围绕警察取证的合法性展开的，这个案子本身的立案就有严重漏洞。你也是律师，你一定看过当年的庭审记录，你应该知道，我没有错。”维戈自己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
“作为莫藤森律师，你确实没有错。但作为人，我想问一下，莫藤森先生，你的良心在哪里？！你今天在法庭上高唱的良知在哪里？！”
奥兰多抽出几张纸币扔在桌上，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餐厅。
一个小时前，维戈就把秘书打发走了。现在他一个人待在事务所的办公室里，望着楼外夜色中灯火闪亮的纽约。他从抽屉里翻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点上。他其实已经好久都不吸烟了，这里当然也是无烟办公室，不过现在他真的很需要有东西让他平静和清醒，那就去他妈的“No Smoking”吧。
从华盛顿回来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可是那个声音总是在头脑里萦绕回响：“莫藤森先生，你的良心在哪里？！你今天在法庭上高唱的良知在哪里？！”维戈不禁闭上了眼睛。
维戈对这个案子其实一直耿耿于怀，对伍德也充满同情，案子结束后他甚至还去康复中心看望过伍德，并给自己定下了不再为侵犯未成年人的当事人辩护的戒律——直到这次奥兰多让他破了戒。自己那天说的话并没有错，作为律师，他绝对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只是作为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给了被告人公正，却不能平复受害者遭受的伤痛。情与法，很多时候就是这么矛盾。
看到伊恩发过来的奥兰多的资料时，维戈心里一惊。他不相信这是什么巧合，他马上想到奥兰多是不是在设计什么陷阱陷害他。可是仔细回想奥兰多对工作的执着认真，维戈推翻了这种假想，他倒是反而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一不谈工作，奥兰多就对他表现得那么敬而远之。
最后的结果证实了他的想法，奥兰多真的只是来寻求他的帮助。心知肚明再佯装糊涂，绝对不是维戈的行事风格，况且他不想奥兰多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他希望他们能成为……朋友。于是，他借机在奥兰多面前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情，他是想向奥兰多表示遗憾和安慰的。可他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最后怎么衍变成这样的局面。为什么自己不放下法庭辩论的架势，真正把奥兰多当作一个朋友来对待。自己果然是不服输、不认错的死硬脾气，维戈不禁自嘲地笑了笑。
眼前又浮现出奥兰多转身离开时决绝的背影，维戈心里一阵难过。不应该是这样的，奥兰多，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是没有良心、没有良知的混蛋，那你为什么还要委托我来辩护？为什么还来找我？为什么还要走进我的视线？……心头另一个声音提醒维戈：你自己不去问他，你就永远不会知道答案。维戈突然觉得，如果这次他不寻到答案，他也许会后悔一辈子。
见鬼！见鬼！从那天上飞机开始，这两个星期来，奥兰多一直在责怪自己那天的冲动，他不想这样跟维戈告别的。
维戈说的没错，奥兰多进入律师这个行当就是因为维戈，准确地说是因为恨维戈。六年来，他追踪维戈的脚步，关注他经办的每一个案子，却越来越陷入迷惑。奥兰多看的第一个庭审记录就是弟弟的案子，仔细研究后他发现维戈似乎并没有耍手段，是检控方的疏漏让维戈赢了官司。他不甘心，从一开始他就认准了维戈是个利欲熏心的无良律师，他开始寻找维戈办的每件案子的庭审记录，想从专业角度去寻找维戈的弱点和漏洞，以便将来有一天能给他致命一击，毁掉他的职业生涯。
伏在档案室的案头灯下，一页页翻看维戈所有案子的庭审记录；坐在法庭的偏僻角落，一次次看维戈的慷慨陈辞，奥兰多的生活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维戈”。他渐渐发现，自己最初的认定非常幼稚无理性。
奥兰多还在哈佛上学的时候，他曾多次到纽约观看维戈的庭辩。维戈很少输，他的博学和诚恳总是能打动陪审团和法官。他接的案子很杂，既有轰动全国的谋杀案，也有街头流浪汉的小诉讼。而真正让奥兰多着迷的正是那些普通的小案子，那些为被社会排斥的弱势者寻求公正而发出的呐喊。他为被欺侮后奋起反击的流浪者出头；为因残疾而被私立学校拒收的孩子争取平等的入学机会；为善意藏匿非法入境者而入狱的神父辩护；他甚至还为因为公开性向而被军队开除的上校去对抗整个军队的体制。他并不是总能赢，但奥兰多却从维戈身上看到了与他一开始想象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律师这个职业的人性光辉。终于在一个晚上，奥兰多在看维戈的案卷时突然把案卷一把扫到了地上，绝望地大叫了一声——他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彻底迷上了维戈。
奥兰多感觉到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他无法解释和接受自己的这种转变，甚至觉得这是对伊利亚的背叛，他痛苦自责又无法自拔，终于下定决心要让维戈远离他的生活。最近的半年里，他禁止自己再去跟踪维戈的任何消息，把工作之外的时间都用来陪伴弟弟。但对维戈的迷恋却像是上了瘾，难以戒除。当这个案子诉讼到高院，他的老板和顾问们认为他经验不足要求他寻求帮助时，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怀疑，他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维戈。
然后……然后…… 奥兰多从办公椅上站起来，踱步走到窗口，望着窗外灯火通明的运河大桥，自嘲地叹了一口气。和维戈相处的这几天里，除了工作，他刻意和维戈保持距离，甚至不惜用已往对维戈的恨来武装自己。奥兰多也说不清，那天分别时自己的发作到底是对维戈发泄不满，还是在怨恨自己为什么爱上这个男人。自己花了六年时间证明的事情，却在那一天又退回了无理性的原点。但即便是这样，这些举动依然徒劳，不过就是在发现自己已经爱到没有退路后，又增添更多心酸的可笑而已。这些天奥兰多过得糟透了，他想给维戈打电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为那天冲动的发作道歉？坦白自己多年来对维戈的“追踪”？还是剖析自己对他由恨到爱，想爱又不肯承认的心路历程？天啊，世间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
“铃铃……”电话铃声打断了奥兰多焦躁的思绪，工作，工作才是摆脱这一切混乱的良药。
“你好！我是布鲁姆。”
“嗨！奥兰多。”见鬼！混乱的源头居然找上门来了。
“嗨，维戈，”沉默，两边都是沉默，分不清是谁的呼吸声在话筒里回响。“纽约这几天挺冷吧。”奥兰多掐了自己一下，这又不是在英国，干嘛在长途电话里谈天气。
“嗯，是挺冷的，昨天来了一股寒流，今天降温了。纽约的秋季就是这样，我也习惯了。”看来谈论天气是放之四海皆管用的话题。
又一阵尴尬的沉默，这次维戈先开口了，“奥兰多，那天的事情很对不起，我，我的态度实在是糟糕，其实我那天是想问问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嗯，伊利亚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过比原来已经好很多了。我那天太冲动了，应该是我向你道歉。你说得对，在伊利亚的案子中，你没有错，是我陷得太深，无法客观地看待。我太不专业了，真的很抱歉。” 这些在舌尖、在心头缠绕了两个星期的话终于说出口，奥兰多真正松了口气。
“不！你不用道歉，是我的死硬脾气不好相处。”维戈也松了一口气，舒心地笑了，“其实那天是我的50岁生日，我本来想好好跟你干一杯的，谢谢你给我机会上高院，这对我意义重大，我把它看作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天哪！”奥兰多一只手蒙住了脸，后悔不迭，“那我更抱歉了，我……”
“好了，奥兰多，我们再这样互相道歉下去天就要亮了。说说你最近忙吗？手头有什么案子吗？”要是没有案子，我就来新奥尔良看你好吗？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维戈在心里把这话说了好几遍。
“有个案子。原告的妻子是癌症晚期，他开车陪她去医院，在路上由于汽车轮胎爆炸发生了车祸，丈夫受伤，妻子死亡。现在丈夫出院了，他起诉汽车公司，要求赔偿。汽车公司希望庭外协商解决，他们同意赔偿，但只有50万元，主要还是对丈夫的赔偿，他们的理由是那位女士本来就活不过一个月了。原告无法接受这点，决定要起诉。我这两天正在想，应该从哪个角度入手才最能打动陪审团。”
“奥兰多，你怎么看待生命中的每一天？对一个只有一个月可活的人来说，她的一天对她自己、对她的家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维戈温暖的声音就在他耳畔，奥兰多紧紧握着话筒：“意味着全部的爱，我愿用我十年的寿命去换这无比珍贵的一天。谢谢你，维戈。”
维戈之后一直想给奥兰多打电话，他想问奥兰多的问题还一直没有问。但他终究还是没有打，等奥兰多结完这个案吧。两个星期后，维戈从网上查到，奥兰多赢了这场诉讼，最后的赔偿金高达750万元。维戈兴冲冲地抓起电话摁下奥兰多的号码，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陌生的女声——维戈被告知，奥兰多三天前辞职离开了事务所，去向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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