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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九岁起，诸葛亮去世，阿斗亲政，到五十二岁，阿斗管理国家是稳定的，所用的掌权大臣全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没有一个谋逆，欺君罔上，作威作福的。蒋琬，费祎，姜维先后执政，这期间出现的乱子，阿斗处理的干净利落，没有后遗症。魏延与杨仪争权不和，这件事是阿斗独自掌权面临的严重的考验，诸葛亮刚死，大军都在前线，两人大战，不论胜负都是蜀国的损失。魏延被杀，杨仪被阿斗"废徙汉嘉郡"，以"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使孔明去世后的局势很快稳定下来。他处理此事很果断，以杨仪的性格难以再用，他没有迁就因其带兵回都，全军而还之功而不忍处置，在杨口出狂言后，先免其职再关押在狱，充分显示出阿斗的敢作敢为的性格。
曹魏政权发生大变化时，夏侯霸为躲司马氏的迫害，逃到蜀国，其父夏侯渊是在汉中战役中死于刘备军队之手级别最高的曹魏将军。本来夏侯霸一直要为其父报仇的，多年带兵战斗在汉中与凉州地区。没想到这时他反倒要栖身于仇家，政治的变幻莫测，真比小孩子的脸，六月的天还来得快。阿斗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对于尴尬的仇恨问题，他说得也很得体，"卿父自遇害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说明夏侯渊死于战争，而非私人仇杀。阿斗执政以来，没什么大的过错，不象曹睿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不顾人民死活，也不象孙皓滥杀无辜，残暴无仁，他是守业的君主，而非创业的明君。后来听信黄皓，留下了恶名，此后六年蜀亡。其实，以蜀国的弱小，军队实力在夷陵之战后大大削弱，这种现状是难以战胜强大的魏，也无法打败吴。用不用黄皓都改变不了这种趋势。黄皓的为害，不是决定性的，蜀的亡国是早晚的事，那是因蜀的实力在三国中最弱，早在关羽失荆州，刘备败于夷陵之时，就已确定了蜀国必亡的结局，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手里有权的人尤其是皇帝总希望身边有个惟命是从的手下，用有才干的人能人去处理国家大事，也要用小人办不能张扬的个人私事。这是所有当皇帝的通病，比如乾隆之用和珅。
邓艾出奇兵偷渡阴平兵临城下，阿斗用光祿大夫谯周出的主意，投降魏军，这是一种耻辱，怎能说降就降？从另一角度看，避免人民作无谓的牺牲，还有其仁爱的一面，多少还说得过去。我们常强调宁为玉碎不愿瓦全，要全城人民为一姓一家去拼命，这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愚忠，是不顾百姓死活的残忍，不能给以肯定。王隐《蜀记》认为此乃以"全国为上之策"，阿斗不失为"通明智达"的王者。阿斗是不是有"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打算，我们不能妄加揣测，可他保护自己的意识还是有的。
在洛阳司马昭问阿斗"颇思蜀否？"于是阿斗在回答问话时，说出了永留骂名的"乐不思蜀"，此事在《后主传》上没有记载，这话出于《汉晋春秋》。明代于慎行认为"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也"，阿斗说乐不思蜀被人笑骂，如说"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就能放他归蜀吗？"有思蜀之心，昭所不欲闻也。曰：「此间甚乐」，则昭见庸劣，坦然不复疑矣。而（卻）正乃以思归教之，是婴儿之见也。"真是锐利之眼光。按一般思路看，司马昭问"颇思蜀否"是以回答是与否来决定阿斗归蜀和留洛阳。而阿斗竟然回答不思蜀，这不是傻帽儿了吗？要不就是朽木不可雕，不可救药。其实，按一般思路考虑问题是不实际的，司马昭的真实意图决不会在阿斗回答"思蜀"后就放他回家，而是探测其心，看其是否作复辟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