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校名称变得快
这两年在“扩招”的带动下，各学校在名称上纷纷也开始了一轮“大跃进”，一些学校由“师专”而“师院”，由“师院”而“师大”，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就拿笔者所在的学校来说吧,原为本地仅有的两所大专院校。但这两年，本地的一所水电学校“联姻”河海大学，摇身一变为河海大学某某分校；本地的另一所财贸学校“联姻”西南财经大学，摇身一变为西南财大某某分院；连本地的一所幼师，也成了某师大的学前教育分院。一位老师感慨说，按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我们干脆一步到位和哈佛、牛津联系下合作办学事宜，否则地话，人家全成了“名校”，三五年过后，我们的生存都要成问题。许多学生家长在闲聊时也对笔者说：我也知道我给孩子交的是大学的钱，接受的是中学式的教育，但人家的“牌子”硬啊！看来和哈佛、牛津的“联姻”还真得抓紧呀！
二、老师忙着挣外块
“扩招”后，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客观上造成社会上学历的贬值。有鉴于此，一些学校纷纷对在职老师的学历提出进一步的更高的要求，于是乎，文凭低的老师整日价忙着考研、读博，上课形同应付；而已经镀成“金身”、修成正果的老师们，则又顿感从今以后莫予毒也，更不把上课当回事，一天到晚热衷于外出讲学、挣外快。反正课上得好，又不能评职称；课上得不好，对自己也无影响。因此，在“扩招”后，师生比例已严重失调、老师更需加强和学生交流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可以在校园中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些老师上课前总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上课时总是“丹唇未启‘机’（手机、呼机）先闻”；下课后则又总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酒红灯绿处”。
三、进了校门不淘汰
去年高考750分的总分，而某教育学院的录取分数线才280，如果按百分制计算，这个分数相当于多少，笔者相信大家都会了然于心。可饶是如此，这些学生入学后，假如不是违法乱纪，换句话说，只要“德”不出问题，一般是不会因学习成绩差而留级的。有些学校，一门课出现几个不及格的学生，教务处反而嫌麻烦，责怪课任老师为什么不都打及格。至于由于学习成绩（英语除外）不好，而没领取到毕业证的情况，有的学校还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所谓宽进严出简直成了滥进宽出。不过这也怪不了这些学校，现在教育市场化，你管严了，别人不读你的学校了，“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也难怪有的人始终搞不明白：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会比小学生还轻松。
四、学生干部也腐败
十多年前，笔者在学校读书时，各级学生干部一般都罕有人问津，大多数人生怕因此耽误自己的学业，笔者当时就是在班辅导的反复劝说下，才极其勉强的同意担任班长，至于学生会之类的职务，则坚决不愿染指。而如今不要说学生会干部，就连班干部都经常争得头破血溜，有的一个班不到一学期的时间，班委就换了三次。一些新生才进校，就四处打听现任学生会干部是哪个地方的人，寻 机接近。而一些临近大四快卸任的学生干部，更是把所担任的职务当成筹码，和未来继任者讨价还价。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为了能当上系学生会宣传部长一职，她已请现任部长吃了三次饭，还不要说节日送的小礼品之类的东西。为什么现在的人如此醉心于担任社会职务呢？笔者的另一个学生一语道破其中奥秘：你只有当上了干部，才有机会到各种场合抛头露面，也才有可能在将来毕业找工作时，占得先机。
五、母语不学学“老外”
如果换算成百分制计算，150分的语文成绩90分才应该算及格，按照这个标准衡量，许多新入校的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的语文成绩其实是不合格的。然而奇怪地是，这些从小学就开始学外语的学生会突然发现，大学里还能看到外语的踪影，却看不到本国母语了。有的学校虽设有《大学语文》，却是随便找个人应付了事，无论从课时的设置还是从重视的程度上，都远逊于外语。外语不过四级拿不到学位证，普通话没过二甲却无所谓。世界各国恐怕都找不到如此的规定--将外语置于本国母语之上。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无须推广普通话了，因为外语已不知不觉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第一语种。
六、官员常把课来“代”
在高校，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官员出没的身影，他们除了一部分是来学习的之外，另有一部分则是来“代”课的：比如旅游局的官员来给“旅游文化”专业上课；工商局的官员给“工商管理”专业上课；法院的官员给“法律”专业上课等，有的更堂而皇之带起研究生来。据说这样做既专业对口，又解决了有些院系师资紧缺的实际困难，实为一举两得之举。只是笔者感到困惑地是：他们有教师资格证没有？如果没有，为什么博士上课都要有教师资格证，而他们却可以没有？另外他们一天到晚来上课，他们的本职工作又怎么办？政府部门不是已对冗员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精简了吗？假如有一天旅游局、工商局、法院等有缺额，我们是否也可以照例去觅一份兼差？如果不行，那么这些官员的行为是否可理解为是权力对教育资源的一种侵夺？
七、名声全靠“炒”起来
这两年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新闻媒体上看到这样的一类新闻：A校的某教授重排现当代文学大师座次：金庸入围，茅盾出局（你以为你是孔子，可以笔则笔，削则削）；C校一博士撰《为二十世纪文学致一份悼词》，反响强烈（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这位博士的眼里，都幼稚可笑，那么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呢，我们的这位博士不久就通过某媒体让我们看到了答案，原来是他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和科幻小说）；B校Q校组织赛艇比赛并一举战胜牛津、剑桥代表队（这有什么意义，还全国直播。我们更愿看到地是B校和Q校在科技成果和发明上战胜牛津和剑桥）；H校在某权威机构的综合评比中名列全国高校第一，据说2005年即可成为世界名校（2005年没成为世界名校怎么说）；S校百万年薪面向全国招聘院士（院士就那么多，给他们一人去封信如何？有必要在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的大登特登广告吗）；……至于大家最为关心地高校最应该出的重大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之类的新闻，对不起，不能说没有，实在是少之又少。
八、学术风气实在坏
如果说以前的高校还是一方净土的话，那么现在的部分高校和学人已或多或少的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突出表现在学风上就是浮躁、势利、媚俗。如果把这几年被揭发出来的有剽窃行为的学者列个表，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学者完全可以组织成一支高校“梦之队”：他们中间既有院士、博士、博导、教授，又有担任相当职务的领导、重点科研项目的学术带头人；既有普通院校的一般教职人员,也有所谓名校的一些佼佼者,还有的具有一连串足以使世俗之士为之艳羡的眩人的头衔。至于那些给“黑庄”当“股托”，给假冒伪劣保健品当“吹鼓手”，在一部分人温饱问题还没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发表研究报告说将大学生的学费每年提高到一万，大多数老百姓也是可以接受的所谓经济学家、科学家们，那更是完全丧失学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已不是简单的学风问题了。
九、提到科研就“歇菜”
正如一支军队不能指望通过扩充将军的数量来提高战斗力一样，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指望通过扩大大学生的数量来带动科技的发展。现在各高校研究生的数量较之从前增加不啻倍蓰，有的甚至增加了几十上百倍。然而科研水平却并没有随着学历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在一些领域我们的科研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已连续三年出现空缺。这是不是我们这些博士、教授的耻辱？笔者的一个朋友看到某位博士的评职称材料后对我说：现在都讲教育产业化，可就从来没有人计算下投入产出比，像这些东西我也搞得出来，可他拿着高薪，马上就是教授了，而我却仅仅是个每月领四五百块钱的小职员。我的这位朋友18岁大专毕业，21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30岁以前就“占领”了国内几乎所有的语言学权威刊物。不止一位专家誉为前途无量，可由于学历低微，却始终无法迈入高校的门槛。咳！现在的高校不务实，光热衷于门面上的一些事，动辄以有多少博士等自眩，这样科技水平能提高才是怪事！
十、欲说还休真无奈
在笔者看来，高校的稀奇古怪事还有很多很多。而究其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套对高校有效管理的科学的方法。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对高校管理得这样细：细到教师们是该学英语还是俄语，教师们要达到什么样的微机水平都有细致的规定。而其效果却实在不敢恭维。试问，高校应该是一个国家最富创新精神的地方，各地区、各专业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如果我们的学者居然不知道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努力方向，反而还要上层推动，那是不是一种悲哀！我们承认在经济领域，曾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那么在教育领域，我们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事情呢？希望主事者三思。
这两年在“扩招”的带动下，各学校在名称上纷纷也开始了一轮“大跃进”，一些学校由“师专”而“师院”，由“师院”而“师大”，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就拿笔者所在的学校来说吧,原为本地仅有的两所大专院校。但这两年，本地的一所水电学校“联姻”河海大学，摇身一变为河海大学某某分校；本地的另一所财贸学校“联姻”西南财经大学，摇身一变为西南财大某某分院；连本地的一所幼师，也成了某师大的学前教育分院。一位老师感慨说，按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我们干脆一步到位和哈佛、牛津联系下合作办学事宜，否则地话，人家全成了“名校”，三五年过后，我们的生存都要成问题。许多学生家长在闲聊时也对笔者说：我也知道我给孩子交的是大学的钱，接受的是中学式的教育，但人家的“牌子”硬啊！看来和哈佛、牛津的“联姻”还真得抓紧呀！
二、老师忙着挣外块
“扩招”后，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客观上造成社会上学历的贬值。有鉴于此，一些学校纷纷对在职老师的学历提出进一步的更高的要求，于是乎，文凭低的老师整日价忙着考研、读博，上课形同应付；而已经镀成“金身”、修成正果的老师们，则又顿感从今以后莫予毒也，更不把上课当回事，一天到晚热衷于外出讲学、挣外快。反正课上得好，又不能评职称；课上得不好，对自己也无影响。因此，在“扩招”后，师生比例已严重失调、老师更需加强和学生交流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可以在校园中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些老师上课前总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上课时总是“丹唇未启‘机’（手机、呼机）先闻”；下课后则又总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酒红灯绿处”。
三、进了校门不淘汰
去年高考750分的总分，而某教育学院的录取分数线才280，如果按百分制计算，这个分数相当于多少，笔者相信大家都会了然于心。可饶是如此，这些学生入学后，假如不是违法乱纪，换句话说，只要“德”不出问题，一般是不会因学习成绩差而留级的。有些学校，一门课出现几个不及格的学生，教务处反而嫌麻烦，责怪课任老师为什么不都打及格。至于由于学习成绩（英语除外）不好，而没领取到毕业证的情况，有的学校还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所谓宽进严出简直成了滥进宽出。不过这也怪不了这些学校，现在教育市场化，你管严了，别人不读你的学校了，“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也难怪有的人始终搞不明白：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会比小学生还轻松。
四、学生干部也腐败
十多年前，笔者在学校读书时，各级学生干部一般都罕有人问津，大多数人生怕因此耽误自己的学业，笔者当时就是在班辅导的反复劝说下，才极其勉强的同意担任班长，至于学生会之类的职务，则坚决不愿染指。而如今不要说学生会干部，就连班干部都经常争得头破血溜，有的一个班不到一学期的时间，班委就换了三次。一些新生才进校，就四处打听现任学生会干部是哪个地方的人，寻 机接近。而一些临近大四快卸任的学生干部，更是把所担任的职务当成筹码，和未来继任者讨价还价。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为了能当上系学生会宣传部长一职，她已请现任部长吃了三次饭，还不要说节日送的小礼品之类的东西。为什么现在的人如此醉心于担任社会职务呢？笔者的另一个学生一语道破其中奥秘：你只有当上了干部，才有机会到各种场合抛头露面，也才有可能在将来毕业找工作时，占得先机。
五、母语不学学“老外”
如果换算成百分制计算，150分的语文成绩90分才应该算及格，按照这个标准衡量，许多新入校的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的语文成绩其实是不合格的。然而奇怪地是，这些从小学就开始学外语的学生会突然发现，大学里还能看到外语的踪影，却看不到本国母语了。有的学校虽设有《大学语文》，却是随便找个人应付了事，无论从课时的设置还是从重视的程度上，都远逊于外语。外语不过四级拿不到学位证，普通话没过二甲却无所谓。世界各国恐怕都找不到如此的规定--将外语置于本国母语之上。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无须推广普通话了，因为外语已不知不觉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第一语种。
六、官员常把课来“代”
在高校，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官员出没的身影，他们除了一部分是来学习的之外，另有一部分则是来“代”课的：比如旅游局的官员来给“旅游文化”专业上课；工商局的官员给“工商管理”专业上课；法院的官员给“法律”专业上课等，有的更堂而皇之带起研究生来。据说这样做既专业对口，又解决了有些院系师资紧缺的实际困难，实为一举两得之举。只是笔者感到困惑地是：他们有教师资格证没有？如果没有，为什么博士上课都要有教师资格证，而他们却可以没有？另外他们一天到晚来上课，他们的本职工作又怎么办？政府部门不是已对冗员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精简了吗？假如有一天旅游局、工商局、法院等有缺额，我们是否也可以照例去觅一份兼差？如果不行，那么这些官员的行为是否可理解为是权力对教育资源的一种侵夺？
七、名声全靠“炒”起来
这两年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新闻媒体上看到这样的一类新闻：A校的某教授重排现当代文学大师座次：金庸入围，茅盾出局（你以为你是孔子，可以笔则笔，削则削）；C校一博士撰《为二十世纪文学致一份悼词》，反响强烈（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这位博士的眼里，都幼稚可笑，那么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呢，我们的这位博士不久就通过某媒体让我们看到了答案，原来是他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和科幻小说）；B校Q校组织赛艇比赛并一举战胜牛津、剑桥代表队（这有什么意义，还全国直播。我们更愿看到地是B校和Q校在科技成果和发明上战胜牛津和剑桥）；H校在某权威机构的综合评比中名列全国高校第一，据说2005年即可成为世界名校（2005年没成为世界名校怎么说）；S校百万年薪面向全国招聘院士（院士就那么多，给他们一人去封信如何？有必要在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的大登特登广告吗）；……至于大家最为关心地高校最应该出的重大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之类的新闻，对不起，不能说没有，实在是少之又少。
八、学术风气实在坏
如果说以前的高校还是一方净土的话，那么现在的部分高校和学人已或多或少的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突出表现在学风上就是浮躁、势利、媚俗。如果把这几年被揭发出来的有剽窃行为的学者列个表，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学者完全可以组织成一支高校“梦之队”：他们中间既有院士、博士、博导、教授，又有担任相当职务的领导、重点科研项目的学术带头人；既有普通院校的一般教职人员,也有所谓名校的一些佼佼者,还有的具有一连串足以使世俗之士为之艳羡的眩人的头衔。至于那些给“黑庄”当“股托”，给假冒伪劣保健品当“吹鼓手”，在一部分人温饱问题还没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发表研究报告说将大学生的学费每年提高到一万，大多数老百姓也是可以接受的所谓经济学家、科学家们，那更是完全丧失学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已不是简单的学风问题了。
九、提到科研就“歇菜”
正如一支军队不能指望通过扩充将军的数量来提高战斗力一样，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指望通过扩大大学生的数量来带动科技的发展。现在各高校研究生的数量较之从前增加不啻倍蓰，有的甚至增加了几十上百倍。然而科研水平却并没有随着学历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在一些领域我们的科研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已连续三年出现空缺。这是不是我们这些博士、教授的耻辱？笔者的一个朋友看到某位博士的评职称材料后对我说：现在都讲教育产业化，可就从来没有人计算下投入产出比，像这些东西我也搞得出来，可他拿着高薪，马上就是教授了，而我却仅仅是个每月领四五百块钱的小职员。我的这位朋友18岁大专毕业，21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30岁以前就“占领”了国内几乎所有的语言学权威刊物。不止一位专家誉为前途无量，可由于学历低微，却始终无法迈入高校的门槛。咳！现在的高校不务实，光热衷于门面上的一些事，动辄以有多少博士等自眩，这样科技水平能提高才是怪事！
十、欲说还休真无奈
在笔者看来，高校的稀奇古怪事还有很多很多。而究其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套对高校有效管理的科学的方法。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对高校管理得这样细：细到教师们是该学英语还是俄语，教师们要达到什么样的微机水平都有细致的规定。而其效果却实在不敢恭维。试问，高校应该是一个国家最富创新精神的地方，各地区、各专业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如果我们的学者居然不知道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努力方向，反而还要上层推动，那是不是一种悲哀！我们承认在经济领域，曾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那么在教育领域，我们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事情呢？希望主事者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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