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小平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编者按：
历史是客观的，因而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将一位伟人从历史长河中暂时抽离，假设其没有发挥已然发挥的影响力，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更便于厘清伟人的功绩。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就曾这样评价过毛泽东。
而对于“假如没有邓小平”这一问题，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答案。
假如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江则民在追悼小平时这样评价。
假如没有邓小平，“我们就不可能有房、有车，有在深圳牵手的爱”。一对来自湖南乡下、在深圳打拼10年的新婚夫妇在小平塑像前献花时说。
假如没有邓小平，“你我就无缘在网上相会”。一位网友在《假如历史上没有邓小平》的帖子中这样说。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某位巨人或英雄能够以一己之力完全改变历史，不过，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在历史转折节点上，伟人的智慧、魄力能够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因此，我们也试图从这种假设出发，从个体命运、经济改革这两个层面，缅怀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扭转乾坤的一代伟人。
邓小平被公认的成就是改变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而在宏大的国家命运扭转的背后，是一代中国人个体命运的改变。可以说，每个个体峰回路转的奋斗篇章，融入了国家命运跌荡沉浮的整部历史。
因为他和他所作的努力，国人作为“人”的尊严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恢复了。
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
历史背景：十年动乱梦魇之后，由于受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展缓慢。面对堆积如山的各类冤案，邓小平心情难以平复。他提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的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
那两年，邓小平繁忙的政治生活中一个经常性的活动，就是出席和主持各种追悼会，悼念在“文革”中含冤而逝的老一辈革命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2年，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共产员恢复了党籍。如此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古今中外前所未有。
人物：朱镕基(1958年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1998年出任国务院总理，2003年离任)
1958年4月，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并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从此，右派的帽子，朱镕基一戴就是20年。
作为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右派分子，朱镕基被下放至农场劳动。所幸的是，朱镕基在农场只劳动了很短时间，就被调入国家计委所属的一所中专学校担任普通教员。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帽”，并上调国家计委机关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由于朱镕基尚属“内控人物”，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
“文革”中期，朱镕基再次被下放至“五七”干校。从1970年到1975年的5年间，他所做的无非是养猪放羊，除草收割。
时至1975年，随着邓小平的二次复出，中国社会表现出微弱而缓慢的复苏气息。朱镕基回京后，又被安排至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单位———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朱镕基担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此时，朱镕基上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
是年9月，朱镕基终于彻底去掉了他20年的政治冤屈，并恢复了党籍。据载，正式为朱镕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镕基展示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然后付之一炬。朱镕基“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一张张记载着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
1998年，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右派”岁月时，一向敢言和畅言的朱镕基表情深沉，他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对于朱镕基个人而言，或许那段经历注定是不愉快的，却恰恰因其大落继而大起的政坛传奇，成为表明中国改革开放魄力和勇气的重要注脚。
1977年：恢复高考
历史背景：“文革”结束时，高考制度已整整废除10年。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作出的最为伟大的决策之一。他曾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但此观点，“文革”期间曾遭“四人帮”强烈反击。1977年，邓小平坚决表态要求恢复高考制度。
经他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考试机会。这在当时中国产生了巨大争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上大学，中国到底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告语天下，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就首先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平等。是年冬天，积压了十几年的570万考生，走进封尘十年的考场。百废待兴的中国一时拿不出足够纸张印制试卷，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则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人物自述：张晓山(胡风之子，1977级大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极端压抑甚至扭曲的状态中度过的。我一度真实地感到，我不能和别人平等生活。1968年我插队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当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已经十余年。
1977年，我被调到塔布赛公社良种厂做技术推广。我记得那年秋天的一天，广播说要恢复高考了。我隐约感到这个消息跟我有关。
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参加，或许又要在政审的时候被卡下来。1973年、1974年这里有过两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一次不了了之，再一次因为家庭问题被退了回来。我不敢对这次高考有太大幻想。
后来我到公社报名，居然很顺利，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限制。当时已经是冬天，没有什么活，我跟公社请了假复习，整夜整夜地看书。
考试是在公社中学举行的。我那时候也已经30岁了。考试的整个过程我都很平静。当时还在想：即使考分够了，能不能上也是个问题。受父亲问题的影响，我对很多事情都不确定。那时父亲还在狱中。
最终我未能如愿考回北京。当内蒙古师院的通知书发到我手上时，我懵了。我报的是中文专业，但却被数学系录取了。后来得知，学校的老师认为中文和文艺关系密切，为了避免麻烦，出于好意帮我改了志愿。
经过一番争取，我最终进了外语系。1979年有个机会来了，当时研究生招生，在校本科生有条件的也可以报考。我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经济专业。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直工作到了今天。
对我这样的人，恢复高考实际上是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以，我个人非常感谢邓小平，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余生，可能就是在一个穷乡僻壤老死。
1978年：留学
历史背景：1977年7月，邓小平刚一复出就主动要求主管科技和教育。他多次谈话都论及科教和人才的重要性。翌年6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派留学生要成千成万地派，不要十个八个地派。要做到两个不怕，一是不怕派出去不回来；二是不怕和人家搞到一起，这样才能学到东西。
此言在当时中国政界、思想界和教育界极为震动。讲话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此举引起国外舆论关注，认为“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1978年10月，经过与美国代表团艰苦谈判，双方达成谅解互派留学生。以此为开端，负笈求学的机遇向一代中国人敞开大门。
人物自述：裴定一(1978年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现为广州大学理学院院长)
1978年12月25日，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由教育部派出的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的一员，从北京出发，途经巴黎、纽约，于次日到达华盛顿特区中国大使馆。由于有中美即将建交这样的政治背景，我们到达美国的消息在当地媒体上都有报道。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出国，前30年自己的命运十分波折，这样那样的运动搞得我们这代人不再有什么大的梦想。
1964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又考取同系研究生，导师是华罗庚教授。那一年，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而我们这批研究生集中在当时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由于我们没有去农村，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引起很多争议。我们在这一年中经常要接受“又红又专”的教育。一年后，也终于终止了业务学习，去了农村。1966年6月又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我离开北京，分配到大庆油田当了一名采油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大约一年后，队长对我说，听说你是学数学的，以后就担任采油队食堂会计吧。从此我承担了会计和喂猪两项任务。我在接班时，队上仅有一头老母猪，当我离开这个队时，这头老母猪已生了两窝共14头小猪。
直到1977年底，我的工作关系才从大庆油田调到中国科学院。
得知要去美国留学，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通知很紧急。我们首批50个人就在1978年的冬天启程了。那一年我已经37岁，但在团里还算年轻的。
在华老的推荐下，我得以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初到普林斯顿，我感到了很大的差距。“文革”前我的数学基础还是非常好的，如果中国没有频繁政治运动的十几年耽误，我不会差这么远。
学成两年后，我们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回国。当时只想到满腔热情回国报效，从来没有想过留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人没有回国，但当时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反感。
邓小平1979年初访美时，我们有幸参加了卡特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仪式。见到小平同志，我们都非常激动。没有他所倡导的开放政策，我们都不会有机会到美国留学。小平同志的一次讲话，让我踏上了留学之路。而在普林斯顿的留学，是我学术生涯中一个几乎最重要的转折点。
1980年：上山下乡终结
历史背景：1977年邓小平致信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表重要意见。中央随后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从此，社会各界借此开始重新思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一些探讨其得失成败的不同见解得以出现。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是年，知青回城限制放宽，国家鼓励其参加高考。1980年，胡耀邦等明确表明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发布《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至此，一场从1950年代持续到1980年代、牵动了亿万青年命运的社会运动寿终正寝。
人物自述：邓晓芒(1964年上山下乡，返城后参加高考，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我的记忆中，1968年是我们湖南白水知青空前自由、轻松甚至充满欢乐的一年。那一年，全国大规模的知青下放已经开始，看着那些“嫩知青”们与家人离别时抱头痛哭的情景，我们这些“老知青”内心既有同情，又有些暗暗高兴，觉得这一来大家都一样了。
那时白水的知青处于一种奇怪而矛盾的生活方式中，晚上有组织、有预谋地去糟蹋农民的菜地，白天则自发地在一起学习社论和毛主席的讲话。当时知青组里有几本砖头厚的理论书，如《列宁选集》，梅林的《马克思传》，都令我望而生畏。我从那些当时出版的马列著作单行本中挑了一本最薄的，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开始认真地读起来。这是我所阅读的第一本理论性读物。
当时劳动并不紧张，并且此时对我来说，要养活自己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够继续思想。至于考大学，考研究生，连想也没想过。
1974年，有关知青返城的一些政策出来，我到县医院办了个假病历，居然就回了长沙。我算是离开早的，1977年以后，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才开始。返城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好机会，表明我可以开拓自己的命运了。而此前，在预感到自己回城无望的情况下，我早已定下自己的未来，在农村做个普通人，当然最好是一个有智慧的普通人。
回城后我就像今天的民工一样，在城市里干最粗的活，挖马路，建厂房。那几年我白天扛大包，晚上读黑格尔。1976年招工，我到了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受到鼓舞。第二年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
因为父母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我没被录取。第二年，我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人生命运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哲学不仅是我的爱好和生命，而且成了我的职业，我的谋生之道。
应该承认，邓小平是个伟人，时代的转机包括我们知青命运的改变，都有邓小平的个人功劳。历史也总是循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规律，在这段历史里邓小平生逢其时。
1992年：下海
历史背景：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加之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被推向了一个敏感而动荡的危险地带。当时有思潮将改革开放说成“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中国向何处去成为问题。
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88岁的邓小平决定挺身而出。1992年1月他开始南巡，在视察沿途留下了一串串颇具胆魄和智慧的经典话语。这些被后来概括为“南方谈话”的主旨，是鼓励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南巡过后，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高潮，下海经商也随之风起云涌。
人物：冯仑(1984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硕士。曾任职于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1991年前后辞职下海，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冯仑总给人一种离经叛道的味道。身为万通地产的主席，他不说商业，却大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他觉得有些东西实在是误国又害人。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事儿，乱就乱在每个人都想管天下。他说应该纠正为“匹夫兴亡，天下有责”。
他总是和自己所处的环境发生着奇怪的分裂。听说冯仑的办公室里尽是线装书，他被称为地产界的思想家，有着无数与地产无关的犀利语锋，他裹挟着一身艺术气质，在万通地产通透的大厅里疾走。
这是今天的冯仑。
20年前的他，是中共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1984年于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调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下属专题研讨小组，从事“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导体制改革”的研究。
1957年出生的冯仑在30岁之前，一直在正统的政治氛围中成长并沉醉于此。1988年下半年，他又被借调入中宣部。1988年底，他被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命为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被派往海南省筹建改革发展研究所，并担任常务副所长。冯仑风云几年，将中国最为严肃和核心的部门挨个儿“畅游”了一番。
可就是这样一个谙熟中国体制规则的“红”人，偏偏在1992年前后在海南“下海”搞起了房地产。有人戏称，冯仑体改改到了自己头上。
1989年风波过后，海南体改办就解散了。当年他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任总裁办主任，相当于副总裁。此时，冯仑开始重新思考自我的抱负和志向。他想知道在未来中国，工商社会是否会成为主体？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加深了冯仑的思考。在他身后，一批批人从体制内移身商海。这些人后来被归为“92派”，冯仑成了他们的代表人物。
1992年冯仑顺利完成了由一个体制内学者向体制外商者的成功过渡。自1991年开始，他领导并参与了万通集团的全程创建和发展。1993年，领导创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创业董事。
作为商人，他说他现在只想让董事会满意。对于政治他依然抱有兴趣，他说，我希望国泰民安，能让我安安稳稳做企业。他偶然也假想当年，和大学同学张维迎拿着毕业照乱想，当年如果走仕途，“现在至少是个司长吧”。两人大笑。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编者按：
历史是客观的，因而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将一位伟人从历史长河中暂时抽离，假设其没有发挥已然发挥的影响力，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更便于厘清伟人的功绩。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就曾这样评价过毛泽东。
而对于“假如没有邓小平”这一问题，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答案。
假如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江则民在追悼小平时这样评价。
假如没有邓小平，“我们就不可能有房、有车，有在深圳牵手的爱”。一对来自湖南乡下、在深圳打拼10年的新婚夫妇在小平塑像前献花时说。
假如没有邓小平，“你我就无缘在网上相会”。一位网友在《假如历史上没有邓小平》的帖子中这样说。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某位巨人或英雄能够以一己之力完全改变历史，不过，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在历史转折节点上，伟人的智慧、魄力能够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因此，我们也试图从这种假设出发，从个体命运、经济改革这两个层面，缅怀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扭转乾坤的一代伟人。
邓小平被公认的成就是改变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而在宏大的国家命运扭转的背后，是一代中国人个体命运的改变。可以说，每个个体峰回路转的奋斗篇章，融入了国家命运跌荡沉浮的整部历史。
因为他和他所作的努力，国人作为“人”的尊严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恢复了。
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
历史背景：十年动乱梦魇之后，由于受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展缓慢。面对堆积如山的各类冤案，邓小平心情难以平复。他提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的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
那两年，邓小平繁忙的政治生活中一个经常性的活动，就是出席和主持各种追悼会，悼念在“文革”中含冤而逝的老一辈革命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2年，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共产员恢复了党籍。如此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古今中外前所未有。
人物：朱镕基(1958年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1998年出任国务院总理，2003年离任)
1958年4月，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并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从此，右派的帽子，朱镕基一戴就是20年。
作为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右派分子，朱镕基被下放至农场劳动。所幸的是，朱镕基在农场只劳动了很短时间，就被调入国家计委所属的一所中专学校担任普通教员。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帽”，并上调国家计委机关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由于朱镕基尚属“内控人物”，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
“文革”中期，朱镕基再次被下放至“五七”干校。从1970年到1975年的5年间，他所做的无非是养猪放羊，除草收割。
时至1975年，随着邓小平的二次复出，中国社会表现出微弱而缓慢的复苏气息。朱镕基回京后，又被安排至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单位———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朱镕基担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此时，朱镕基上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
是年9月，朱镕基终于彻底去掉了他20年的政治冤屈，并恢复了党籍。据载，正式为朱镕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镕基展示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然后付之一炬。朱镕基“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一张张记载着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
1998年，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右派”岁月时，一向敢言和畅言的朱镕基表情深沉，他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对于朱镕基个人而言，或许那段经历注定是不愉快的，却恰恰因其大落继而大起的政坛传奇，成为表明中国改革开放魄力和勇气的重要注脚。
1977年：恢复高考
历史背景：“文革”结束时，高考制度已整整废除10年。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作出的最为伟大的决策之一。他曾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但此观点，“文革”期间曾遭“四人帮”强烈反击。1977年，邓小平坚决表态要求恢复高考制度。
经他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考试机会。这在当时中国产生了巨大争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上大学，中国到底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告语天下，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就首先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平等。是年冬天，积压了十几年的570万考生，走进封尘十年的考场。百废待兴的中国一时拿不出足够纸张印制试卷，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则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人物自述：张晓山(胡风之子，1977级大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极端压抑甚至扭曲的状态中度过的。我一度真实地感到，我不能和别人平等生活。1968年我插队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当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已经十余年。
1977年，我被调到塔布赛公社良种厂做技术推广。我记得那年秋天的一天，广播说要恢复高考了。我隐约感到这个消息跟我有关。
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参加，或许又要在政审的时候被卡下来。1973年、1974年这里有过两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一次不了了之，再一次因为家庭问题被退了回来。我不敢对这次高考有太大幻想。
后来我到公社报名，居然很顺利，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限制。当时已经是冬天，没有什么活，我跟公社请了假复习，整夜整夜地看书。
考试是在公社中学举行的。我那时候也已经30岁了。考试的整个过程我都很平静。当时还在想：即使考分够了，能不能上也是个问题。受父亲问题的影响，我对很多事情都不确定。那时父亲还在狱中。
最终我未能如愿考回北京。当内蒙古师院的通知书发到我手上时，我懵了。我报的是中文专业，但却被数学系录取了。后来得知，学校的老师认为中文和文艺关系密切，为了避免麻烦，出于好意帮我改了志愿。
经过一番争取，我最终进了外语系。1979年有个机会来了，当时研究生招生，在校本科生有条件的也可以报考。我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经济专业。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直工作到了今天。
对我这样的人，恢复高考实际上是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以，我个人非常感谢邓小平，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余生，可能就是在一个穷乡僻壤老死。
1978年：留学
历史背景：1977年7月，邓小平刚一复出就主动要求主管科技和教育。他多次谈话都论及科教和人才的重要性。翌年6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派留学生要成千成万地派，不要十个八个地派。要做到两个不怕，一是不怕派出去不回来；二是不怕和人家搞到一起，这样才能学到东西。
此言在当时中国政界、思想界和教育界极为震动。讲话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此举引起国外舆论关注，认为“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1978年10月，经过与美国代表团艰苦谈判，双方达成谅解互派留学生。以此为开端，负笈求学的机遇向一代中国人敞开大门。
人物自述：裴定一(1978年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现为广州大学理学院院长)
1978年12月25日，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由教育部派出的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的一员，从北京出发，途经巴黎、纽约，于次日到达华盛顿特区中国大使馆。由于有中美即将建交这样的政治背景，我们到达美国的消息在当地媒体上都有报道。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出国，前30年自己的命运十分波折，这样那样的运动搞得我们这代人不再有什么大的梦想。
1964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又考取同系研究生，导师是华罗庚教授。那一年，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而我们这批研究生集中在当时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由于我们没有去农村，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引起很多争议。我们在这一年中经常要接受“又红又专”的教育。一年后，也终于终止了业务学习，去了农村。1966年6月又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我离开北京，分配到大庆油田当了一名采油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大约一年后，队长对我说，听说你是学数学的，以后就担任采油队食堂会计吧。从此我承担了会计和喂猪两项任务。我在接班时，队上仅有一头老母猪，当我离开这个队时，这头老母猪已生了两窝共14头小猪。
直到1977年底，我的工作关系才从大庆油田调到中国科学院。
得知要去美国留学，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通知很紧急。我们首批50个人就在1978年的冬天启程了。那一年我已经37岁，但在团里还算年轻的。
在华老的推荐下，我得以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初到普林斯顿，我感到了很大的差距。“文革”前我的数学基础还是非常好的，如果中国没有频繁政治运动的十几年耽误，我不会差这么远。
学成两年后，我们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回国。当时只想到满腔热情回国报效，从来没有想过留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人没有回国，但当时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反感。
邓小平1979年初访美时，我们有幸参加了卡特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仪式。见到小平同志，我们都非常激动。没有他所倡导的开放政策，我们都不会有机会到美国留学。小平同志的一次讲话，让我踏上了留学之路。而在普林斯顿的留学，是我学术生涯中一个几乎最重要的转折点。
1980年：上山下乡终结
历史背景：1977年邓小平致信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表重要意见。中央随后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从此，社会各界借此开始重新思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一些探讨其得失成败的不同见解得以出现。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是年，知青回城限制放宽，国家鼓励其参加高考。1980年，胡耀邦等明确表明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发布《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至此，一场从1950年代持续到1980年代、牵动了亿万青年命运的社会运动寿终正寝。
人物自述：邓晓芒(1964年上山下乡，返城后参加高考，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我的记忆中，1968年是我们湖南白水知青空前自由、轻松甚至充满欢乐的一年。那一年，全国大规模的知青下放已经开始，看着那些“嫩知青”们与家人离别时抱头痛哭的情景，我们这些“老知青”内心既有同情，又有些暗暗高兴，觉得这一来大家都一样了。
那时白水的知青处于一种奇怪而矛盾的生活方式中，晚上有组织、有预谋地去糟蹋农民的菜地，白天则自发地在一起学习社论和毛主席的讲话。当时知青组里有几本砖头厚的理论书，如《列宁选集》，梅林的《马克思传》，都令我望而生畏。我从那些当时出版的马列著作单行本中挑了一本最薄的，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开始认真地读起来。这是我所阅读的第一本理论性读物。
当时劳动并不紧张，并且此时对我来说，要养活自己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够继续思想。至于考大学，考研究生，连想也没想过。
1974年，有关知青返城的一些政策出来，我到县医院办了个假病历，居然就回了长沙。我算是离开早的，1977年以后，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才开始。返城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好机会，表明我可以开拓自己的命运了。而此前，在预感到自己回城无望的情况下，我早已定下自己的未来，在农村做个普通人，当然最好是一个有智慧的普通人。
回城后我就像今天的民工一样，在城市里干最粗的活，挖马路，建厂房。那几年我白天扛大包，晚上读黑格尔。1976年招工，我到了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受到鼓舞。第二年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
因为父母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我没被录取。第二年，我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人生命运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哲学不仅是我的爱好和生命，而且成了我的职业，我的谋生之道。
应该承认，邓小平是个伟人，时代的转机包括我们知青命运的改变，都有邓小平的个人功劳。历史也总是循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规律，在这段历史里邓小平生逢其时。
1992年：下海
历史背景：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加之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被推向了一个敏感而动荡的危险地带。当时有思潮将改革开放说成“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中国向何处去成为问题。
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88岁的邓小平决定挺身而出。1992年1月他开始南巡，在视察沿途留下了一串串颇具胆魄和智慧的经典话语。这些被后来概括为“南方谈话”的主旨，是鼓励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南巡过后，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高潮，下海经商也随之风起云涌。
人物：冯仑(1984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硕士。曾任职于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1991年前后辞职下海，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冯仑总给人一种离经叛道的味道。身为万通地产的主席，他不说商业，却大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他觉得有些东西实在是误国又害人。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事儿，乱就乱在每个人都想管天下。他说应该纠正为“匹夫兴亡，天下有责”。
他总是和自己所处的环境发生着奇怪的分裂。听说冯仑的办公室里尽是线装书，他被称为地产界的思想家，有着无数与地产无关的犀利语锋，他裹挟着一身艺术气质，在万通地产通透的大厅里疾走。
这是今天的冯仑。
20年前的他，是中共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1984年于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调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下属专题研讨小组，从事“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导体制改革”的研究。
1957年出生的冯仑在30岁之前，一直在正统的政治氛围中成长并沉醉于此。1988年下半年，他又被借调入中宣部。1988年底，他被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命为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被派往海南省筹建改革发展研究所，并担任常务副所长。冯仑风云几年，将中国最为严肃和核心的部门挨个儿“畅游”了一番。
可就是这样一个谙熟中国体制规则的“红”人，偏偏在1992年前后在海南“下海”搞起了房地产。有人戏称，冯仑体改改到了自己头上。
1989年风波过后，海南体改办就解散了。当年他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任总裁办主任，相当于副总裁。此时，冯仑开始重新思考自我的抱负和志向。他想知道在未来中国，工商社会是否会成为主体？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加深了冯仑的思考。在他身后，一批批人从体制内移身商海。这些人后来被归为“92派”，冯仑成了他们的代表人物。
1992年冯仑顺利完成了由一个体制内学者向体制外商者的成功过渡。自1991年开始，他领导并参与了万通集团的全程创建和发展。1993年，领导创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创业董事。
作为商人，他说他现在只想让董事会满意。对于政治他依然抱有兴趣，他说，我希望国泰民安，能让我安安稳稳做企业。他偶然也假想当年，和大学同学张维迎拿着毕业照乱想，当年如果走仕途，“现在至少是个司长吧”。两人大笑。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