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童年》，让我在这个清晨想起了那段尘封的往事，让我想起那些自以为是的青涩岁月。
年幼的我，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因为我的听话、学习成绩好，我成了村里其它孩子的父母嘴里的模范，成了老师嘴里的榜样。
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与几个同学疯狂玩着“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以至于连上课铃声也没有听见。事情的结果是，老师在班上大发雷霆。老师终于叫了我的名，就在我站起着等着如其它同学一样的训斥时，却听见老师说：“像她，学习成绩好，平时也守纪律，偶尔犯一次错是可以原谅的。而你们其它人，有什么资格去玩。”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自己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我一方面恨老师对我的特殊化，让我可能被同学们孤立起来；而另一方面，我又在何尝不在赏受着这种特殊化。
那些年，老师选我做班干部，让我喊起立，让我监督同学们的迟到与早退，让我负责教室门的开锁。老师还让我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教我唱“手拿碟儿敲起来”。我在老师们的宠爱中，劲头十足。而有一个老师，在听了我的演唱后说：“她唱歌的声音并不好听。”她就是龙老师，一个从未对我正眼相看的人。也就在那天，我由不喜欢她变成恨她。
龙老师是城里人，长得白白胖胖，因为丈夫调来这里的高中任教，她也就跟着来了我们这所乡村小学。因为来自城市，自然就会经常表现出她的优越感来。也可能因为她见过大世面，所以对于优秀的我她是那么的不以为然。
那时我已离开这所学校去了附近的学校念六年级，有关龙老师的恩恩怨怨也已变得模糊不清。小孩子的恨是不能持续多久的，要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这件事，我也不会对龙老师做出那件不可示人的事来。
那天领手册回家，领了奖状的我一回来就往好友良凤家跑。当我跑进她家时，却发现屋里叽叽喳喳满是村里的小伙伴。而良凤却躺在床上，腿上绑着绷带。看见是我，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地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她是被摩托车撞了，撞她的人就是龙老师的儿子，那个叫“四毛”的二流子。龙老师开始不愿意赔钱，说犯规的是良凤，况且她的儿子受的伤更重。后来，迫于村长的压力，她才答应支付良凤的医疗费。
那些模糊的恨意重又变得清晰起来，我安慰良凤：“龙老师竟然包庇自己的儿子，她不配做老师，我会帮你出这口气的。”然后我召集几个最要好的小伙伴，回到家中商量大计。
小孩子能想到什么复仇的方法，保证既能出气又能不被发现？经过深思熟虑，最后我们决定第二天去龙老师的宿舍偷她的东西。因为她平时都不住在学校，况且现在已经放假了，所以行动一定是安全的。
兴奋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往学校进发了。到了学校即各就各位，几个年幼的装作游戏进行望风，我们几个大点的偷偷摸向龙老师的宿舍。
心惊胆颤的我们摸到门口，一看却傻眼了——门上挂着一把大锁。这是我们计划时所没有预料到的。我们想到了把风，想好了不留下任何痕迹，却没想到门是锁着的。就这么无功而返我们心有不甘，却也只能望着大锁束手无策。
我抓着木窗棱，往房子里张望：一张床，上面放着盖有报纸的被子；一张书桌，堆满了作业本；一个书柜，有着几本淡黄色封面的书。我心里想着：要是能进去，我一定搬走她的作业本，让她无法向学生交待；我还要拿走那几本书，让她伤心。可我不能进去，我气恼地推着窗棱。也正因这一推，我意外地发现了那条窗棱是松动的。“天助我也。”我低声欢呼，接着用力转动窗棱，把它从窗户中间取了出来。那个空出的位置，是足够我们的身子在其间来去自如的。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了进去，开始了胆战心惊的大扫荡——每个人搬了一大把的作业本，拿了两本书。因为太过紧张，我们忘了像设想中那样处理得看不出痕迹，反倒是弄得满屋狼籍，作业书本散落一地。在我的一声令下，大伙鱼贯而出，临了不忘将窗棱装好。
我们在屋后的山上集合，翻看起偷来的书本跟作业簿。书是《邓小平理论》，里面密密麻麻印着些看不大懂的字句；作业簿有作文本也有笔记本，上面都被仔细地批改过。看着眼前的那些东西，我竟没有为朋友报仇后的快感，反倒迷惑起来：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多年后，当我再次回过头想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自己是真的错怪了龙老师了。她不对我另眼相看，只是公正无私，并非对我有偏见；她说我唱歌的声音不好听，其实也是事实，只是我不愿接受而已；撞车那件事，我也只是听了一面之词，并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即使事实若此，她答应付医药费也就并非罪大恶极，况且撞人的是她儿子，我们怎么把帐一并算到她的头上？
在这个听着《童年》的清晨，我想为年幼的自己那荒唐的举动对龙老师说声——抱歉。
年幼的我，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因为我的听话、学习成绩好，我成了村里其它孩子的父母嘴里的模范，成了老师嘴里的榜样。
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与几个同学疯狂玩着“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以至于连上课铃声也没有听见。事情的结果是，老师在班上大发雷霆。老师终于叫了我的名，就在我站起着等着如其它同学一样的训斥时，却听见老师说：“像她，学习成绩好，平时也守纪律，偶尔犯一次错是可以原谅的。而你们其它人，有什么资格去玩。”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自己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我一方面恨老师对我的特殊化，让我可能被同学们孤立起来；而另一方面，我又在何尝不在赏受着这种特殊化。
那些年，老师选我做班干部，让我喊起立，让我监督同学们的迟到与早退，让我负责教室门的开锁。老师还让我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教我唱“手拿碟儿敲起来”。我在老师们的宠爱中，劲头十足。而有一个老师，在听了我的演唱后说：“她唱歌的声音并不好听。”她就是龙老师，一个从未对我正眼相看的人。也就在那天，我由不喜欢她变成恨她。
龙老师是城里人，长得白白胖胖，因为丈夫调来这里的高中任教，她也就跟着来了我们这所乡村小学。因为来自城市，自然就会经常表现出她的优越感来。也可能因为她见过大世面，所以对于优秀的我她是那么的不以为然。
那时我已离开这所学校去了附近的学校念六年级，有关龙老师的恩恩怨怨也已变得模糊不清。小孩子的恨是不能持续多久的，要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这件事，我也不会对龙老师做出那件不可示人的事来。
那天领手册回家，领了奖状的我一回来就往好友良凤家跑。当我跑进她家时，却发现屋里叽叽喳喳满是村里的小伙伴。而良凤却躺在床上，腿上绑着绷带。看见是我，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地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她是被摩托车撞了，撞她的人就是龙老师的儿子，那个叫“四毛”的二流子。龙老师开始不愿意赔钱，说犯规的是良凤，况且她的儿子受的伤更重。后来，迫于村长的压力，她才答应支付良凤的医疗费。
那些模糊的恨意重又变得清晰起来，我安慰良凤：“龙老师竟然包庇自己的儿子，她不配做老师，我会帮你出这口气的。”然后我召集几个最要好的小伙伴，回到家中商量大计。
小孩子能想到什么复仇的方法，保证既能出气又能不被发现？经过深思熟虑，最后我们决定第二天去龙老师的宿舍偷她的东西。因为她平时都不住在学校，况且现在已经放假了，所以行动一定是安全的。
兴奋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往学校进发了。到了学校即各就各位，几个年幼的装作游戏进行望风，我们几个大点的偷偷摸向龙老师的宿舍。
心惊胆颤的我们摸到门口，一看却傻眼了——门上挂着一把大锁。这是我们计划时所没有预料到的。我们想到了把风，想好了不留下任何痕迹，却没想到门是锁着的。就这么无功而返我们心有不甘，却也只能望着大锁束手无策。
我抓着木窗棱，往房子里张望：一张床，上面放着盖有报纸的被子；一张书桌，堆满了作业本；一个书柜，有着几本淡黄色封面的书。我心里想着：要是能进去，我一定搬走她的作业本，让她无法向学生交待；我还要拿走那几本书，让她伤心。可我不能进去，我气恼地推着窗棱。也正因这一推，我意外地发现了那条窗棱是松动的。“天助我也。”我低声欢呼，接着用力转动窗棱，把它从窗户中间取了出来。那个空出的位置，是足够我们的身子在其间来去自如的。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了进去，开始了胆战心惊的大扫荡——每个人搬了一大把的作业本，拿了两本书。因为太过紧张，我们忘了像设想中那样处理得看不出痕迹，反倒是弄得满屋狼籍，作业书本散落一地。在我的一声令下，大伙鱼贯而出，临了不忘将窗棱装好。
我们在屋后的山上集合，翻看起偷来的书本跟作业簿。书是《邓小平理论》，里面密密麻麻印着些看不大懂的字句；作业簿有作文本也有笔记本，上面都被仔细地批改过。看着眼前的那些东西，我竟没有为朋友报仇后的快感，反倒迷惑起来：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多年后，当我再次回过头想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自己是真的错怪了龙老师了。她不对我另眼相看，只是公正无私，并非对我有偏见；她说我唱歌的声音不好听，其实也是事实，只是我不愿接受而已；撞车那件事，我也只是听了一面之词，并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即使事实若此，她答应付医药费也就并非罪大恶极，况且撞人的是她儿子，我们怎么把帐一并算到她的头上？
在这个听着《童年》的清晨，我想为年幼的自己那荒唐的举动对龙老师说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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