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有这样一个情节：白家的买卖发达了，大张旗鼓的要修个新园子，这事交给总管汪喜光负责。七老爷白景琪发现太监出身的王总管明捞暗扣，贪了不少钱，白家的园子修好了，他自己的也得了一处宅子。这还不算，最让白老爷生气的是，王喜光身为太监，居然还养了一房姨太太。于是白老爷大怒，当着全体家丁丫鬟的面，说贪的钱我不要了，但非要弄清楚你王总管是真太监还是假太监，命一群丫鬟老妈子上去扒了王总管的裤子。王总管觉得冤的要死：钱您白老爷都不要了，干嘛管我裤裆里有料没料？再说了，人摸狗样的在外面混，人家都有姨太太，就我没有，不是太没面子了吗？王总管的道理是，虽然我被骟掉，那你也不能剥夺我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权利吧？
男人爱女人和太监爱女人是完全不同的。男人的爱那是造物主给的，雄性动物的蛋蛋里有造物主赋予的作为生命意义的全部，弗洛伊德认为那是人类全部创造力和进取心来源。男人为了女人可以不要江山社稷，不顾党纪国法，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太监就不一样了，女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装门面的摆设，跟现在小资家里的一件名牌时装的作用差不多。所以白老爷气呀，贪我的钱，你吃、你喝、你赌、你买宅子都行，但是你娶姨太太不是糟蹋人家的姑娘糟蹋我的钱吗？这话翻译成现代政治术语就是你王总管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吃饱喝足就行了，在要多余的就是犯上作乱了。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太监现象是不是我中华文化的独创，我没考证过，带给中华文明的是荣耀还是耻辱也不得而知，但是太监文化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的印记是绝对抹杀不了的。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眼里，统治国家和放牧牲口差不多是一回事，所以才有“牧民”一说。现代统治者改用“领导”，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要民众温顺，低头发财，抬头谢恩，骟掉是最省事的，就像我们骟牛，骟马，劁猪，阉鸡。太监的创意是不是发源于此，我不知道。但人毕竟不是畜生，肉体上骟掉实现起来很难，可是人有思想，精神上的阉割也可以收到差不多的效果。肉体上的阉割改变了人的性取向，精神上的阉割则改变人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往往不容易被人察觉，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造就奴才。
我们是不是被阉割掉的一群？肉体上的判断比较好办，伸到裤裆里摸摸就能回答。在精神上呢？你可以看看古代的读书人练武人的的最高理想是什么？有朝一日能跪在皇帝前面喊一声“谢主龙恩”，再以此换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们这一代人的当初的理想不就是做一个红小兵/螺丝钉/驯服工具/接班人？现代人吃公家饭的，有哪个不是先把自己的信仰灵魂（如果有的话）卖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精神阉割是怎样进行的？我有一亲戚是学中医方剂学的，文革时来我家暂住，那时他主攻民间偏方。在他收集的一大堆民间偏方中，有一个是用药物阉鸡的，到现在我还记得，说来颇有启发性。
养过鸡的都知道，鸡群里公鸡多了很烦人，它们打架，吵闹，争风吃醋，自己光吃不长肉，搅得母鸡不下蛋。一般都是在小鸡长到能分出公母时，留下作种的以外，其余的公鸡全部阉掉。阉掉后它们老实温顺，不惹是生非，长肉快，肉也好吃。对养鸡者来说，这一切当然很好，但是对于动物学家，阉鸡的生命过程中缺少了很多重要的环节，仅仅是一块可以移动的蛋白质。阉鸡是一门手艺，还要请专门的师傅用专门的工具才行。所以“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药物阉鸡法，“简单易性，安全可靠，费用低廉”。方法是：在鸡冠下面划一小口，塞入花椒一粒，半月取出后换一粒新的，三粒花椒起效果后，小公鸡就被阉成功了。最后要注意的是：“这样阉掉的鸡头不可食用”。
我承认我在精神上是个被骟掉的人，就像偏方里的那只鸡，从小脑子里就被塞进了三粒花椒，带着一种病态的眼光看待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理性，没有判断力，偏执狂热，拒绝一切和权威不一样的东西。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人千千万万。网上有篇评论说，大跃进和文革两件事情只要有一件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这个民族就可以算是劣等民族。如果还嫌证据不够，诸位可以看看85年《光明日报》的一组叫做“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文章，那里面回顾了当年我们是多末的无知无畏无耻，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理论开战的。我们批判相对论，遗传学，信息论，控制论，量子力学；在社会科学领域更加如此。一两百年前就已经成为常识东西，我们还要加上“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前缀才敢承认；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得到认可算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明明自己挣钱养活自己，非要感谢x的政策好，各级公仆领导的好。对这些感到习以为常的人难道还不算被阉掉？
我要拔出我脑子里的三颗花椒，找回被删掉的蛋蛋，给自己一个清白，一个交待。
第一颗花椒 儒教
传统文化是害人的，虽然会招徕骂声一片，但也在预料之中。所谓国学的爱好者大致上有三种，第一种人，是靠它们吃饭的，就像清朝的翰林，学士，现在的大师，教授。这些人的本事就是从故纸堆中为现在的世界潮流指明方向。比如他们说只有儒家才能解决后现代化社会出现的问题；道德经就有现代物理学的全部原理；周易中蕴含了现代股票市场运行规律，甚至敦煌壁画是现代迪斯科起源等等。第二种人是国家的统治者，国学在这里是一种工具，和军队的作用差不多，所谓的枪杆子笔杆子。第三种人
就像冯友兰老先生说的，是把国学当成一种日常生活的宗教来信奉的，我就是其中之一。颠覆传统文化，对于第一，二种人来说是砸掉饭碗，丢掉江山问题，对于第三种人来说则是一个“排除毒素，一身轻松”医疗过程，有痛苦，但值得。
儒家教义在我看来，就是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提供一种伦理道德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的一套封建政治理论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主要脉络。它不但塑造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他们互为因果，延绵数千年。
作为所谓东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存在着先天的缺陷：第一，它具有太明显的政治上的功利性，它有一个预设的目标，就是为皇权建立一个世俗的法理基础。这就使得对于所要讨论的问题无法在理性的基础上完全展开，例如对儒家出发点“忠孝“的质疑就全靠屠刀来解决。它最直接的恶果就是在思想探索的领域里设立了禁区，任何越界思想的后果都是血淋林的。这种情形下，中国文人不是迎合，就是逃避，绝对没有所谓纯粹的思维。几千年来中国的正统知识分子几乎全是御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绝任何接受外界先进的思想。直到现在，这种局面也没有改变。
第二，儒家贤哲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太窄，和同时期的希腊先贤所关注的问题相比尤其突出。在一个以人性伦理为主要论题的哲学体系中，我们看到人的属性就是“食色”和纲常。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低境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作为万物精灵的人的许多有别有动物的方面，例如对于灵魂和内心世界的探求，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探索等等。几千年里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的范围始终没有能够超越。就食色与纲常而言，许多高等动物在它们的族群中也能达到同样的境界，例如你仔细观察一下猴山里的猴群。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布衣百姓，人生的理想大致可概括为“荣华富贵”，它是一种在纲常伦理内达到极致的食与色的满足。用俗一点的话来描述就是上为嘴巴下为**，始终停留在马洛斯需求理论的最底层，真是中国人的不幸。更为不幸的是，儒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还在被信奉着。
无论从出发点还是实际效果，儒家为皇权找到一个叫做“天”的法理基础，人间能看到的“天”是江山是社稷，是国家。天子代表天成为江山社稷的所有者。这里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所谓的唯一性：既然天只有一个，所以天子也只能有一个。一统江山或一统天下在中国人是天经地义的。谁是天子呢？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枪杆打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君权天授和西方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不同，天的概念在儒家中没有得到任何的证明，什么是天？天有什么属性？怎样授权给天子？权利范围有没有限制？天子得到权利后有什么义务？儒家理论的这块空白地带，给皇权胡作非为留下巨大的空间。在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下，世间万物包括所有的人都皇权的依附品，虽然儒家讲仁爱，在有纪录的历史上谁见到过所谓仁政？三千年有文字的历史上记录了六千次的战争！全体臣民实际上都是被武装劫持的人质！纲常理论让这种对皇权臣服变的自然，没有痛苦，仿佛与生俱来天经地义。在这种社会里，现代社会的一切人权思想（例如平等，自由，尊严等等）甚至神权的存在，都构成了对皇权的挑战，都是不能容忍的。在西方一些不言自明东西，我们想一下都是杀头之罪。儒家是骟掉我的第一颗花椒。
我曾经以一个具有正常理解能力的人的身份，在常识的层面上比较过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在真善美的哲学范畴关系上，儒家是以善为根本，善的东西就是真的就是美的。而善就是就是符合所谓的纲常伦理。西方传统价值则以求真为根本，真实的存在，是一件事物有其善其美的原因。
东方的所谓善恶在纯粹客观的标准上，或者就事件本身而言，你是找不到一个确定的衡量尺度的，只有将其和当前事态联系起来，才有所谓善恶标准。这个标准是相对的，和当时的忠孝对象有关，有点像餐馆里的时令菜，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价钱。比如你把你儿子杀了煮了请别人吃，请一般人吃，你就是王八蛋畜生；请天子吃，你就是忠臣，天子回报你的是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再比如你五六十岁了，还穿的花花绿绿，拿着拨浪鼓耍宝逗人笑，逗一般人，你就是神经病，如果是你爹，你就是大孝子，皇帝会让你流芳千古。再比如，税务官天天到你家收税，你忍无可忍拿着两把菜刀把他们剁了，你干这事叫暴力抗税，要是x老总干这个，就叫两把菜刀干革命。一根木头被洪水冲走，你不顾死活下水捞，没捞着淹死了。木头是你家的，那你活该；要是国家的，你就是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在中国，还有什么客观存在的东西？还有什么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客体？
自然科学再过一万年也不可能在儒家的土壤里萌芽，就像水沟里长不出鲸鱼花盆里长不出大树一样。相应的，在美学的领域，我们中国可曾有过所谓的人体艺术？有过对自然的临摹写生？有对自然光线物体颜色的刻画？对物体透视关系的研究？看看我们以为美的东西：辫子，小脚，病梅，怪石。
儒教作为一种基础的价值观念，支配中国几千了，汉民族在儒教的熏陶下逐渐走向衰落。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联军总司令瓦西德命人对北京城的一百个18-60岁的汉族男人作体格检查，结果是96个符合德国的服役体检标准，不像是一个在西方人眼里被认为是一个正在退化的民族。瓦希德认为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衰败导致了这个民族的衰败”。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儒家作为一种社会等级划分的伦理基础，是极其下流的，它强调皇权的和祖先的重要性，牺牲了一切个体发展的可能性，扼杀一切社会变革，导致东方世界在几千年里对于整个世界没有任何贡献。更要命的是，儒家被一些人包装成民族主义用来抗拒世界潮流。拔掉这颗花椒还任重道远。
第二粒花椒 所谓的革命理论
金庸武侠小说里总有一类诸如《葵花宝典》、《九阴真经》的秘籍，内容不详,也不重要。关键之处在于这玩艺是几百年前高人留下的，传说江湖上有人根据他修炼成了绝世武功。谁只要找到了他，就可以号令武林，一统江湖，很多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个线索展开。
从近代国家的衰败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意识到一定要用西方的先进思想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向西方学习本身没错，找到让西方世界强大起来的思想武器为我所用，是中国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唯一途径。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此抛头颅撒鲜血，可歌可泣。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有点像武侠小说。就像江湖上侠客武功不高是因为没有找到葵花宝典一样，找到了以后，只要照着操练，就会打遍天下无敌手。
在寻找之前，我们有没有想过以下问题：但是思想武器是个什么东西？一种理论？一套制度？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能够象宝典秘籍那样写下来藏在我家的书柜里么？世界上真的存在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包治百病的理论吗？就算我找到了，我能不能，或者有没有权利对那些不相信的人采取某种行动，比如杀了他或这把他关起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理论，俄国人给我们送来了，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了，现状是不是和我们预想的不一样？我们点了一盘天鹅，端上来却是一碗癞蛤蟆。我们真的进步了吗？
正统的革命理论，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马克思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状况，发现那样的社会是病态的，资本在吞噬人性，指出只有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并且实行计划经济才能解决那些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老人家毕生精力都在研究怎样解决人的解放的问题。列宁依照马克思的意思开了一付药方，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实现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和计划经济。俄国人吃了这付药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我们到现在坚持认为药方没问题，只是还没有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添加剂。
革命理论中的几个要素在一般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了挥之不去印象，左右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值得深刻反思。
第一个是剥削以及引伸出来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危害中国最为惨烈的一种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价值，这没错，但是劳动在什么条件下创造价值？创造了多少价值？文革是我们都在劳动，但是我们创造价值了吗？一个手工作业的农民的劳动和一个再生产线上的工人的劳动创造一样多的价值么？常识告诉我们劳动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整个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下，在满足市场需要的前提下，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接下来，一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怎样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交易双方都会在交易中得到好处，商品的交易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当然也是市场说了了算。所谓的剩余价值完全没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把人按照阶级来分类就显得更加的荒谬。剥削是建立在剩余价值概念上的，如果交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无所不在的话，剥削也将无所不在。卖了就是剥削，买了就被剥削？按照财产来划分就像解放初期一样？人被划分成阶级后，一个阶级的人理直气壮的宣称要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消灭另一个阶级，这种事情比种族灭绝怎样？着代表一种什么样的教义？对一个人宣称你是剥削阶级，接下来我就有理由灭掉你，49年以后有多少中国人是在这种逻辑下被杀掉，被专政，被迫害？
第二个是对资本和计划经的认识。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资本在中国几乎是一个罪恶的代名词，源自马克思的那名言句“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资本作这样的道德批判没有疑问。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我们看到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的种种罪恶，例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西部开发，日本组织少女到东南亚卖淫，以及后来出现的对市场与原材料争夺引发的全球范围的殖民地扩张等。问题是道德上的评价能不能成为我们否定资本存在的理由？能不能成为我们改变资本发展规律的理由？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应该是一个历史必然，资本是工业化社会必不可少的元素。现代社会里任何行业后面不都是资本在运作？所谓的高科技和普通产业的区别不就是后面资本运作规模和运作水平的差异么？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象婴儿出生一样，谁见过孩子一出生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人类的良知与道德会洗掉资本身上的血污让它造福于整个社会。既然给母体带来痛苦与创伤是一种必然要付出而且已经付出了的代价，在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是更加愚蠢么？现在看一下发达国家的现状，和我们相比，哪个离马克思的理想更近一些呢？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资本的发展历程；第一次的资本原始积累自晚清开始到49年，民族/官僚/买办等等资产阶级已经积累了一定资本，工商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后来这些都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收归国有，形成现在叫做国有资产的一部分。第二次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建国以后，国家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和在国有企业内采取高积累低福利的政策进行的。有资料称到改革开放前，农业为工业提供了一万亿的资金。在这个以国家和集体民意进行的资本积累中同样存在的血腥和罪恶，看看现在的农民和农业，国企改革和下岗职工的现状你就会同意这个结论。这两次积累的资本现在在哪里？都已经被国企挥霍空，留下一堆烂账！第三次基本的原始积累到目前还在进行，积累的主体不再是国家集体而是个人。由于对资本的敌视和制度上的缺失，这些资本随时准备出逃，而各地的政府官员正在为招商引资绞尽脑汁。为什么不让这些资本留在国内发挥她该发挥的作用？如果说这些资本是灰的黑的，你找进来外资就一定是白的么？连意大利西西里的黑帮都可以改邪归正，黑钱洗白了投资正道，国内的为什么不可？
关于市场经济，现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劣还是个理论问题么？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类的前缀加以修饰无非是为给最高公仆们留一点颜面。悲惨呀，全体中国人用了几十年，化掉了几代人的全部积蓄，搞清楚的竟然是人家几百年前就已经是常识性的东西！
第三个是公与私的关系。公在古代就是江山社稷，在现代被一个叫做“人民”的东西所代表。“人民”刚开始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在中国流行时，袁世凯就问：谁是人民？我就看见过一个个的人，从来就没见过人民。在中国被赋予人民的东西不计其数，政府，法院，代表大会，土地，街道，广场，工厂，学校等等，等等，简直多的叫人搞不清楚还有那些东西不是人民的。人民一词在道德上是一个制高点，特别在我们这个以道德评判为主要思考模式的国度里，谁拥有了他，谁就拥有了一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把人民当成一个政治词汇时的用法，在我们的理解中，国家里的大部分人是人民，少数人是坏人，政府代表好人管理国家，所以他们自称为公仆，为自己找到政权存在的法理基础。问题是人民是铁板一块么？里面是否分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谁代表了谁需要通过某种程序来验证一下么？
人民作为经济学词汇里叫做“全民所有”。当国家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了所有人的财产，国家就成为一个大的垄断一切资源的公司。公司的业务范围不但包括生产和流通这样传统的经济学领域，还包括教育，卫生，新闻宣传，文化艺术体育等等。每个人的工作都是由国家提供。很自然地，我们就看到，仿佛是国家养活了人民，就象歌里唱的，是党的甘甜乳汁把我们抚养大，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她呢？她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她的敌人就我的敌人。经济上的依附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奴役。哈耶克形容很好，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天安门广场有一块人民英雄纪念碑，按说纪念人民英雄，但奇怪的的是上面只有立碑人的名字。美国有一块越战纪念碑，并没有号称是人民的，但上面刻上了每一位在战争为国捐躯的人的名字。从这里我们看出东西方对于公私观念的差异，可能就是因此导致了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因说出“据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闻名阿克敦勋爵还有一句更著名的名言，在这里献给大家：“个人事业的兴旺发达就是最好的公众利益”
。
第四个影响我们思考问题和观察世界是所谓的辩证法，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既要拥护”思维逻辑和一种用手段代替目的的思维逻辑。关于辩证法的一个实例是对待今年的菲典的认识。本来菲典是一件突发事件，有关部门在处理时并不是十分妥当，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负面的国际影响，学术界也在非典的病理学研究方面落在别人后面。这些都是应该深刻反思的地方，但我们看到什么？盛大的抗非典文艺晚会，筹建抗非典胜利纪念碑，英模报告会，制度方面的改进倒在其次了。类似的还有98年洪水，我们只看到一曲军民抗洪的凯歌，造成洪水肆虐的原因？天知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既要拥护”思维逻辑让我们在911后听到一片叫好声，为拉登叫好，给萨达姆加油，为米卢蒂诺维奇喊冤，为金正日祝福。用手段代替目的的思维逻辑可以在我们对待gdp增长上看出。gdp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好的福利。但是gdp的增长成了一种政绩指标，在追求她增长的同时伤害到社会里多数人利益的时候，或者说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时候，这种追求还有意义么？类似的还有用战争手段追求统一，当不惜把台湾炸成一片焦土来完成所谓的“统一大业”，这样的统一还有意义么？
第三颗花椒 教育和媒体宣传
前面两颗花椒就像硝酸配上盐酸，已经完成了对人精神上的阉割，切掉了我们头脑中被康德认为“先验的”那一部分东西，剩下的工作就是要不断的巩固疗效，就像一个手术变性人要不断补充激素一样。教育和宣传是起到这种作用的第三粒花椒。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但这和我们国家的宣传教育部门比起来只能算初级阶段的小儿科。从科学的角度讲，基于错误的事实，毫无疑问肯定推导出错误的结论。但如果推导的本身还能够遵循正确的科学规律并且沿着正确的逻辑，错误的结论也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只要修正了所观察到的客观现象，就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塞到我脑子里的第三粒花椒，不但告诉你错误的事实，而且还搞乱你的思维，让你就算看到了真实的客观存在，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一点上讲戈培尔应该向他的中国同行好好学学。
我们的宣传教育部门都干点什么呢？归结起来有三点：1 屏蔽事实，歪曲真相 2 潜移默化，蓄意误导 3 混淆思维 扼杀理性 。
先看第一点。回忆一下，从建国以来，国内外的大事件中，有多少我们能在国内正规的媒体上看到正确报道/评论/总结/反思？有关国内的：镇反，公私合营，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四五，64，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到最近的反法叉功，各地的矿山事故，拆迁，非典；国际上的，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中苏决裂，中苏边境冲突，中美建交，中日关系正常化，国际共运，中阿（尔巴尼亚），抗美援越，红色高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联盟内战，伊拉克战争；近现代史上的太平天国，义和团，晚清的宪政运动，民国，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等，等等。真相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奢侈品。
教科书的情况也是同样。在很多国家，有明文立法不允许政党政治和宗教介入教材，在我们国家教育是一块所谓的阵地，从业者都必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个特点就使得教材和媒体基本上是同步的，在我当学生的年代里，教材里有：元旦社论，九大政治报告，忆苦思甜，和汨罗人民一起学哲学，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等等。当意识形态渗透到校园、到毫无分辨能力的学生心灵，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我们现在在网上还能看到朝鲜教科书的有关内容，在电视上还看到了阿富汗再塔利班统治时期学校的状况，你能想象出那样的教育体制下能够培养出把它们国家变得自由平等富饶强大的人才么？
再来看看第二点潜移默化，蓄意误导。矮化民众，拔高神话领导，培养奴才意识永远是媒体的主题。中国人取得的任何一点成就都归功于xxx的领导，政府分内应该做的事情都要算作是皇恩浩荡，民众本应有权利都来源于公仆们的善心与施舍。
前几天胡总参加人大代表的投票，投票之前对着电视机镜头说作为一个选民要珍惜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力。这话说得挺好吗？“履行宪法赋予我的权利”这样的话几乎在每个法律维权节目中都会出现。宪法是谁？宪法出台之前，中国人还有权利么？对比一下，看看美国法律是怎样说的“美国法律保护公民的持枪权利”（公民持枪法，没找到原文）。天赋的权利和人给的权利是不同的，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人一定不是奴才，一旦权利受到侵害，肯定会尽全力加以维护，“不自由，毋宁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以为自己的权利都是别人给的人，如果失去，他只会哭泣；如果希望得到更多，那他只会乞讨。
十六大召开前夕，所有媒体上都充满了这样的言词“以什么什么向党的十六大献礼”，这样的情景在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从九大我就开始献礼了。但仔细想想，献礼是一个什么概念？为了得到神灵的保佑，保佑我们无病无灾生命平安，保佑老天风调雨顺庄稼有个好收成，保佑我们做生意不被骗能发财，我们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放到祭台上，祈望苍天，祈望神灵，祈望菩萨、财神爷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一片诚心。在政府（或者党）和人民这样的关系上谁该向谁献礼？如够非要用献礼一词的话，是不是应该改成“党和政府拿出最好的执政纲领，最好的行政效率向全体公民献礼”？
当我们对“在XX的领导下”、“赋予”、“献礼”、“感谢X好政策”、“我把党来比母亲”等等这样的话习以为常，张嘴就来的时候，我们已被深深的烙上了奴才的烙印。
第三点，混淆思维 扼杀理性 。常见的方式有：
1
胡搅蛮缠。前几年深圳财政每年为市政府的几个直属幼儿园拨钱，每年有一千七百万。谁都知道这样的幼儿园哪些人才能享受。有人大代表就提出，幼儿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不能拿政府的财政收入纳税人的钱作为变相福利，应该立即停止拨款。本来这样的事情就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地方，但好事的本地媒体就此事开辟了一个专栏，分为正方反方发表了一些截然相反的意见。反方（不同意停止拨款的一方）提出了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理由，什么没钱会降低教学质量，经费减少会影响师资的待遇，会造成人才流失等等。如果这也算得上是在理性的讨论问题，那么抢银行、贩毒的合理性是不是也可以拿出来讨论一番？
2
偷换概念。这些年香港六合彩在内地泛滥，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对此事的调查报道与分析在媒体上也能见到，大多数的媒体在报道时都说严重的后果是赌博造成的。其实玩国内的体育彩票、福利彩票和香港六合彩除了玩法不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要说赌博都是赌博，区别在于政府许可的彩票中是有税收的，香港六合彩则没有，所以叫私彩。就像抽烟不好，但是抽合法纳了税的烟还是可以的，但买卖走私烟就错了。博彩业有巨额的利润和税收，国家是需要的。但是赌博在国内的名声不好，和黄赌毒联系在一起，年年都在打击，为了让彩票业有个好名声，我们喊出为体育、福利事业贡献爱心的宣传口号，刻意在形象将其和赌博划清界限。媒体把私彩泛滥从一个法律问题变成一个道德问题，打击私彩泛滥需要的是法律而不是道德，除非国家把所有彩票都禁掉。
3 手段代替目标。
这个前面已经提到过，再举一个文革时期精彩的例子。那时候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要革命就干干干，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革命是许多人（也包括我）的终生理想，一辈子要是不轰轰烈烈地干一场革命就算是白活了（保尔科察金名言还记得吗？）但是革命是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4 道德标签。我们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自由、民主、法制、市场、股市也都要社会主义的，或者具有中国特色的。谁能告诉我这些主义、特色是个什么东西？
最后再说几句关于我写这玩意儿的动机。
“一生追求真理“是我们在形容一个人时可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词，我们在许多大人物的追悼会上常看到有这样的评价。的确，一个人身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优秀的品质呢？古代圣贤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代领袖们也教导我们要追求真理追求光明。
作为平常百姓，追求真理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要身体力行地作到恐怕很难，因为有时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利益会和我们的追求相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说追求真理，就是坚持不说假话，很多人的饭碗都会保不住。中国历来是一个不宽容的国家，历史上为此掉脑袋的人不计其数，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追求真理在中国带有一种悲壮的色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降低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曾被灌输过形形色色主义/理论/思想，他们都打着真理的旗号，号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你无需思考只要照办，然后你就能进入极乐世界。我曾经很虔诚地相信了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得要命，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幼稚所能推托的，简直就是一个SB。当我学会一点点独立/科学的思考，理性反思当年那堆所谓的真理时，我发现它们是那样的伪劣，不说推理的出发点完全是错误的，就是在逻辑空间里都画不出个完整的圆。当我看见网上各路大虾们慷慨激昂地发着文理不通的贴子激扬文字挥斥方酋时，就像当年的我。现在我只能替他们脸红。
本文乃是我自己的思想历程，拿出来与大家交流。粗浅也罢，错误也罢，愿意接受大家指教，包括口水与砖头.
男人爱女人和太监爱女人是完全不同的。男人的爱那是造物主给的，雄性动物的蛋蛋里有造物主赋予的作为生命意义的全部，弗洛伊德认为那是人类全部创造力和进取心来源。男人为了女人可以不要江山社稷，不顾党纪国法，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太监就不一样了，女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装门面的摆设，跟现在小资家里的一件名牌时装的作用差不多。所以白老爷气呀，贪我的钱，你吃、你喝、你赌、你买宅子都行，但是你娶姨太太不是糟蹋人家的姑娘糟蹋我的钱吗？这话翻译成现代政治术语就是你王总管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吃饱喝足就行了，在要多余的就是犯上作乱了。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太监现象是不是我中华文化的独创，我没考证过，带给中华文明的是荣耀还是耻辱也不得而知，但是太监文化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的印记是绝对抹杀不了的。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眼里，统治国家和放牧牲口差不多是一回事，所以才有“牧民”一说。现代统治者改用“领导”，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要民众温顺，低头发财，抬头谢恩，骟掉是最省事的，就像我们骟牛，骟马，劁猪，阉鸡。太监的创意是不是发源于此，我不知道。但人毕竟不是畜生，肉体上骟掉实现起来很难，可是人有思想，精神上的阉割也可以收到差不多的效果。肉体上的阉割改变了人的性取向，精神上的阉割则改变人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往往不容易被人察觉，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造就奴才。
我们是不是被阉割掉的一群？肉体上的判断比较好办，伸到裤裆里摸摸就能回答。在精神上呢？你可以看看古代的读书人练武人的的最高理想是什么？有朝一日能跪在皇帝前面喊一声“谢主龙恩”，再以此换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们这一代人的当初的理想不就是做一个红小兵/螺丝钉/驯服工具/接班人？现代人吃公家饭的，有哪个不是先把自己的信仰灵魂（如果有的话）卖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精神阉割是怎样进行的？我有一亲戚是学中医方剂学的，文革时来我家暂住，那时他主攻民间偏方。在他收集的一大堆民间偏方中，有一个是用药物阉鸡的，到现在我还记得，说来颇有启发性。
养过鸡的都知道，鸡群里公鸡多了很烦人，它们打架，吵闹，争风吃醋，自己光吃不长肉，搅得母鸡不下蛋。一般都是在小鸡长到能分出公母时，留下作种的以外，其余的公鸡全部阉掉。阉掉后它们老实温顺，不惹是生非，长肉快，肉也好吃。对养鸡者来说，这一切当然很好，但是对于动物学家，阉鸡的生命过程中缺少了很多重要的环节，仅仅是一块可以移动的蛋白质。阉鸡是一门手艺，还要请专门的师傅用专门的工具才行。所以“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药物阉鸡法，“简单易性，安全可靠，费用低廉”。方法是：在鸡冠下面划一小口，塞入花椒一粒，半月取出后换一粒新的，三粒花椒起效果后，小公鸡就被阉成功了。最后要注意的是：“这样阉掉的鸡头不可食用”。
我承认我在精神上是个被骟掉的人，就像偏方里的那只鸡，从小脑子里就被塞进了三粒花椒，带着一种病态的眼光看待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理性，没有判断力，偏执狂热，拒绝一切和权威不一样的东西。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人千千万万。网上有篇评论说，大跃进和文革两件事情只要有一件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这个民族就可以算是劣等民族。如果还嫌证据不够，诸位可以看看85年《光明日报》的一组叫做“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文章，那里面回顾了当年我们是多末的无知无畏无耻，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理论开战的。我们批判相对论，遗传学，信息论，控制论，量子力学；在社会科学领域更加如此。一两百年前就已经成为常识东西，我们还要加上“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前缀才敢承认；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得到认可算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明明自己挣钱养活自己，非要感谢x的政策好，各级公仆领导的好。对这些感到习以为常的人难道还不算被阉掉？
我要拔出我脑子里的三颗花椒，找回被删掉的蛋蛋，给自己一个清白，一个交待。
第一颗花椒 儒教
传统文化是害人的，虽然会招徕骂声一片，但也在预料之中。所谓国学的爱好者大致上有三种，第一种人，是靠它们吃饭的，就像清朝的翰林，学士，现在的大师，教授。这些人的本事就是从故纸堆中为现在的世界潮流指明方向。比如他们说只有儒家才能解决后现代化社会出现的问题；道德经就有现代物理学的全部原理；周易中蕴含了现代股票市场运行规律，甚至敦煌壁画是现代迪斯科起源等等。第二种人是国家的统治者，国学在这里是一种工具，和军队的作用差不多，所谓的枪杆子笔杆子。第三种人
就像冯友兰老先生说的，是把国学当成一种日常生活的宗教来信奉的，我就是其中之一。颠覆传统文化，对于第一，二种人来说是砸掉饭碗，丢掉江山问题，对于第三种人来说则是一个“排除毒素，一身轻松”医疗过程，有痛苦，但值得。
儒家教义在我看来，就是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提供一种伦理道德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的一套封建政治理论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主要脉络。它不但塑造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他们互为因果，延绵数千年。
作为所谓东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存在着先天的缺陷：第一，它具有太明显的政治上的功利性，它有一个预设的目标，就是为皇权建立一个世俗的法理基础。这就使得对于所要讨论的问题无法在理性的基础上完全展开，例如对儒家出发点“忠孝“的质疑就全靠屠刀来解决。它最直接的恶果就是在思想探索的领域里设立了禁区，任何越界思想的后果都是血淋林的。这种情形下，中国文人不是迎合，就是逃避，绝对没有所谓纯粹的思维。几千年来中国的正统知识分子几乎全是御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绝任何接受外界先进的思想。直到现在，这种局面也没有改变。
第二，儒家贤哲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太窄，和同时期的希腊先贤所关注的问题相比尤其突出。在一个以人性伦理为主要论题的哲学体系中，我们看到人的属性就是“食色”和纲常。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低境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作为万物精灵的人的许多有别有动物的方面，例如对于灵魂和内心世界的探求，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探索等等。几千年里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的范围始终没有能够超越。就食色与纲常而言，许多高等动物在它们的族群中也能达到同样的境界，例如你仔细观察一下猴山里的猴群。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布衣百姓，人生的理想大致可概括为“荣华富贵”，它是一种在纲常伦理内达到极致的食与色的满足。用俗一点的话来描述就是上为嘴巴下为**，始终停留在马洛斯需求理论的最底层，真是中国人的不幸。更为不幸的是，儒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还在被信奉着。
无论从出发点还是实际效果，儒家为皇权找到一个叫做“天”的法理基础，人间能看到的“天”是江山是社稷，是国家。天子代表天成为江山社稷的所有者。这里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所谓的唯一性：既然天只有一个，所以天子也只能有一个。一统江山或一统天下在中国人是天经地义的。谁是天子呢？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枪杆打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君权天授和西方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不同，天的概念在儒家中没有得到任何的证明，什么是天？天有什么属性？怎样授权给天子？权利范围有没有限制？天子得到权利后有什么义务？儒家理论的这块空白地带，给皇权胡作非为留下巨大的空间。在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下，世间万物包括所有的人都皇权的依附品，虽然儒家讲仁爱，在有纪录的历史上谁见到过所谓仁政？三千年有文字的历史上记录了六千次的战争！全体臣民实际上都是被武装劫持的人质！纲常理论让这种对皇权臣服变的自然，没有痛苦，仿佛与生俱来天经地义。在这种社会里，现代社会的一切人权思想（例如平等，自由，尊严等等）甚至神权的存在，都构成了对皇权的挑战，都是不能容忍的。在西方一些不言自明东西，我们想一下都是杀头之罪。儒家是骟掉我的第一颗花椒。
我曾经以一个具有正常理解能力的人的身份，在常识的层面上比较过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在真善美的哲学范畴关系上，儒家是以善为根本，善的东西就是真的就是美的。而善就是就是符合所谓的纲常伦理。西方传统价值则以求真为根本，真实的存在，是一件事物有其善其美的原因。
东方的所谓善恶在纯粹客观的标准上，或者就事件本身而言，你是找不到一个确定的衡量尺度的，只有将其和当前事态联系起来，才有所谓善恶标准。这个标准是相对的，和当时的忠孝对象有关，有点像餐馆里的时令菜，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价钱。比如你把你儿子杀了煮了请别人吃，请一般人吃，你就是王八蛋畜生；请天子吃，你就是忠臣，天子回报你的是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再比如你五六十岁了，还穿的花花绿绿，拿着拨浪鼓耍宝逗人笑，逗一般人，你就是神经病，如果是你爹，你就是大孝子，皇帝会让你流芳千古。再比如，税务官天天到你家收税，你忍无可忍拿着两把菜刀把他们剁了，你干这事叫暴力抗税，要是x老总干这个，就叫两把菜刀干革命。一根木头被洪水冲走，你不顾死活下水捞，没捞着淹死了。木头是你家的，那你活该；要是国家的，你就是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在中国，还有什么客观存在的东西？还有什么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客体？
自然科学再过一万年也不可能在儒家的土壤里萌芽，就像水沟里长不出鲸鱼花盆里长不出大树一样。相应的，在美学的领域，我们中国可曾有过所谓的人体艺术？有过对自然的临摹写生？有对自然光线物体颜色的刻画？对物体透视关系的研究？看看我们以为美的东西：辫子，小脚，病梅，怪石。
儒教作为一种基础的价值观念，支配中国几千了，汉民族在儒教的熏陶下逐渐走向衰落。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联军总司令瓦西德命人对北京城的一百个18-60岁的汉族男人作体格检查，结果是96个符合德国的服役体检标准，不像是一个在西方人眼里被认为是一个正在退化的民族。瓦希德认为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衰败导致了这个民族的衰败”。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儒家作为一种社会等级划分的伦理基础，是极其下流的，它强调皇权的和祖先的重要性，牺牲了一切个体发展的可能性，扼杀一切社会变革，导致东方世界在几千年里对于整个世界没有任何贡献。更要命的是，儒家被一些人包装成民族主义用来抗拒世界潮流。拔掉这颗花椒还任重道远。
第二粒花椒 所谓的革命理论
金庸武侠小说里总有一类诸如《葵花宝典》、《九阴真经》的秘籍，内容不详,也不重要。关键之处在于这玩艺是几百年前高人留下的，传说江湖上有人根据他修炼成了绝世武功。谁只要找到了他，就可以号令武林，一统江湖，很多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个线索展开。
从近代国家的衰败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意识到一定要用西方的先进思想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向西方学习本身没错，找到让西方世界强大起来的思想武器为我所用，是中国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唯一途径。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此抛头颅撒鲜血，可歌可泣。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有点像武侠小说。就像江湖上侠客武功不高是因为没有找到葵花宝典一样，找到了以后，只要照着操练，就会打遍天下无敌手。
在寻找之前，我们有没有想过以下问题：但是思想武器是个什么东西？一种理论？一套制度？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能够象宝典秘籍那样写下来藏在我家的书柜里么？世界上真的存在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包治百病的理论吗？就算我找到了，我能不能，或者有没有权利对那些不相信的人采取某种行动，比如杀了他或这把他关起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理论，俄国人给我们送来了，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了，现状是不是和我们预想的不一样？我们点了一盘天鹅，端上来却是一碗癞蛤蟆。我们真的进步了吗？
正统的革命理论，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马克思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状况，发现那样的社会是病态的，资本在吞噬人性，指出只有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并且实行计划经济才能解决那些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老人家毕生精力都在研究怎样解决人的解放的问题。列宁依照马克思的意思开了一付药方，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实现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和计划经济。俄国人吃了这付药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我们到现在坚持认为药方没问题，只是还没有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添加剂。
革命理论中的几个要素在一般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了挥之不去印象，左右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值得深刻反思。
第一个是剥削以及引伸出来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危害中国最为惨烈的一种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价值，这没错，但是劳动在什么条件下创造价值？创造了多少价值？文革是我们都在劳动，但是我们创造价值了吗？一个手工作业的农民的劳动和一个再生产线上的工人的劳动创造一样多的价值么？常识告诉我们劳动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整个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下，在满足市场需要的前提下，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接下来，一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怎样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交易双方都会在交易中得到好处，商品的交易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当然也是市场说了了算。所谓的剩余价值完全没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把人按照阶级来分类就显得更加的荒谬。剥削是建立在剩余价值概念上的，如果交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无所不在的话，剥削也将无所不在。卖了就是剥削，买了就被剥削？按照财产来划分就像解放初期一样？人被划分成阶级后，一个阶级的人理直气壮的宣称要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消灭另一个阶级，这种事情比种族灭绝怎样？着代表一种什么样的教义？对一个人宣称你是剥削阶级，接下来我就有理由灭掉你，49年以后有多少中国人是在这种逻辑下被杀掉，被专政，被迫害？
第二个是对资本和计划经的认识。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资本在中国几乎是一个罪恶的代名词，源自马克思的那名言句“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资本作这样的道德批判没有疑问。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我们看到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的种种罪恶，例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西部开发，日本组织少女到东南亚卖淫，以及后来出现的对市场与原材料争夺引发的全球范围的殖民地扩张等。问题是道德上的评价能不能成为我们否定资本存在的理由？能不能成为我们改变资本发展规律的理由？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应该是一个历史必然，资本是工业化社会必不可少的元素。现代社会里任何行业后面不都是资本在运作？所谓的高科技和普通产业的区别不就是后面资本运作规模和运作水平的差异么？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象婴儿出生一样，谁见过孩子一出生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人类的良知与道德会洗掉资本身上的血污让它造福于整个社会。既然给母体带来痛苦与创伤是一种必然要付出而且已经付出了的代价，在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是更加愚蠢么？现在看一下发达国家的现状，和我们相比，哪个离马克思的理想更近一些呢？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资本的发展历程；第一次的资本原始积累自晚清开始到49年，民族/官僚/买办等等资产阶级已经积累了一定资本，工商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后来这些都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收归国有，形成现在叫做国有资产的一部分。第二次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建国以后，国家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和在国有企业内采取高积累低福利的政策进行的。有资料称到改革开放前，农业为工业提供了一万亿的资金。在这个以国家和集体民意进行的资本积累中同样存在的血腥和罪恶，看看现在的农民和农业，国企改革和下岗职工的现状你就会同意这个结论。这两次积累的资本现在在哪里？都已经被国企挥霍空，留下一堆烂账！第三次基本的原始积累到目前还在进行，积累的主体不再是国家集体而是个人。由于对资本的敌视和制度上的缺失，这些资本随时准备出逃，而各地的政府官员正在为招商引资绞尽脑汁。为什么不让这些资本留在国内发挥她该发挥的作用？如果说这些资本是灰的黑的，你找进来外资就一定是白的么？连意大利西西里的黑帮都可以改邪归正，黑钱洗白了投资正道，国内的为什么不可？
关于市场经济，现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劣还是个理论问题么？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类的前缀加以修饰无非是为给最高公仆们留一点颜面。悲惨呀，全体中国人用了几十年，化掉了几代人的全部积蓄，搞清楚的竟然是人家几百年前就已经是常识性的东西！
第三个是公与私的关系。公在古代就是江山社稷，在现代被一个叫做“人民”的东西所代表。“人民”刚开始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在中国流行时，袁世凯就问：谁是人民？我就看见过一个个的人，从来就没见过人民。在中国被赋予人民的东西不计其数，政府，法院，代表大会，土地，街道，广场，工厂，学校等等，等等，简直多的叫人搞不清楚还有那些东西不是人民的。人民一词在道德上是一个制高点，特别在我们这个以道德评判为主要思考模式的国度里，谁拥有了他，谁就拥有了一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把人民当成一个政治词汇时的用法，在我们的理解中，国家里的大部分人是人民，少数人是坏人，政府代表好人管理国家，所以他们自称为公仆，为自己找到政权存在的法理基础。问题是人民是铁板一块么？里面是否分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谁代表了谁需要通过某种程序来验证一下么？
人民作为经济学词汇里叫做“全民所有”。当国家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了所有人的财产，国家就成为一个大的垄断一切资源的公司。公司的业务范围不但包括生产和流通这样传统的经济学领域，还包括教育，卫生，新闻宣传，文化艺术体育等等。每个人的工作都是由国家提供。很自然地，我们就看到，仿佛是国家养活了人民，就象歌里唱的，是党的甘甜乳汁把我们抚养大，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她呢？她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她的敌人就我的敌人。经济上的依附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奴役。哈耶克形容很好，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天安门广场有一块人民英雄纪念碑，按说纪念人民英雄，但奇怪的的是上面只有立碑人的名字。美国有一块越战纪念碑，并没有号称是人民的，但上面刻上了每一位在战争为国捐躯的人的名字。从这里我们看出东西方对于公私观念的差异，可能就是因此导致了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因说出“据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闻名阿克敦勋爵还有一句更著名的名言，在这里献给大家：“个人事业的兴旺发达就是最好的公众利益”
。
第四个影响我们思考问题和观察世界是所谓的辩证法，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既要拥护”思维逻辑和一种用手段代替目的的思维逻辑。关于辩证法的一个实例是对待今年的菲典的认识。本来菲典是一件突发事件，有关部门在处理时并不是十分妥当，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负面的国际影响，学术界也在非典的病理学研究方面落在别人后面。这些都是应该深刻反思的地方，但我们看到什么？盛大的抗非典文艺晚会，筹建抗非典胜利纪念碑，英模报告会，制度方面的改进倒在其次了。类似的还有98年洪水，我们只看到一曲军民抗洪的凯歌，造成洪水肆虐的原因？天知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既要拥护”思维逻辑让我们在911后听到一片叫好声，为拉登叫好，给萨达姆加油，为米卢蒂诺维奇喊冤，为金正日祝福。用手段代替目的的思维逻辑可以在我们对待gdp增长上看出。gdp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好的福利。但是gdp的增长成了一种政绩指标，在追求她增长的同时伤害到社会里多数人利益的时候，或者说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时候，这种追求还有意义么？类似的还有用战争手段追求统一，当不惜把台湾炸成一片焦土来完成所谓的“统一大业”，这样的统一还有意义么？
第三颗花椒 教育和媒体宣传
前面两颗花椒就像硝酸配上盐酸，已经完成了对人精神上的阉割，切掉了我们头脑中被康德认为“先验的”那一部分东西，剩下的工作就是要不断的巩固疗效，就像一个手术变性人要不断补充激素一样。教育和宣传是起到这种作用的第三粒花椒。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但这和我们国家的宣传教育部门比起来只能算初级阶段的小儿科。从科学的角度讲，基于错误的事实，毫无疑问肯定推导出错误的结论。但如果推导的本身还能够遵循正确的科学规律并且沿着正确的逻辑，错误的结论也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只要修正了所观察到的客观现象，就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塞到我脑子里的第三粒花椒，不但告诉你错误的事实，而且还搞乱你的思维，让你就算看到了真实的客观存在，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一点上讲戈培尔应该向他的中国同行好好学学。
我们的宣传教育部门都干点什么呢？归结起来有三点：1 屏蔽事实，歪曲真相 2 潜移默化，蓄意误导 3 混淆思维 扼杀理性 。
先看第一点。回忆一下，从建国以来，国内外的大事件中，有多少我们能在国内正规的媒体上看到正确报道/评论/总结/反思？有关国内的：镇反，公私合营，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四五，64，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到最近的反法叉功，各地的矿山事故，拆迁，非典；国际上的，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中苏决裂，中苏边境冲突，中美建交，中日关系正常化，国际共运，中阿（尔巴尼亚），抗美援越，红色高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联盟内战，伊拉克战争；近现代史上的太平天国，义和团，晚清的宪政运动，民国，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等，等等。真相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奢侈品。
教科书的情况也是同样。在很多国家，有明文立法不允许政党政治和宗教介入教材，在我们国家教育是一块所谓的阵地，从业者都必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个特点就使得教材和媒体基本上是同步的，在我当学生的年代里，教材里有：元旦社论，九大政治报告，忆苦思甜，和汨罗人民一起学哲学，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等等。当意识形态渗透到校园、到毫无分辨能力的学生心灵，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我们现在在网上还能看到朝鲜教科书的有关内容，在电视上还看到了阿富汗再塔利班统治时期学校的状况，你能想象出那样的教育体制下能够培养出把它们国家变得自由平等富饶强大的人才么？
再来看看第二点潜移默化，蓄意误导。矮化民众，拔高神话领导，培养奴才意识永远是媒体的主题。中国人取得的任何一点成就都归功于xxx的领导，政府分内应该做的事情都要算作是皇恩浩荡，民众本应有权利都来源于公仆们的善心与施舍。
前几天胡总参加人大代表的投票，投票之前对着电视机镜头说作为一个选民要珍惜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力。这话说得挺好吗？“履行宪法赋予我的权利”这样的话几乎在每个法律维权节目中都会出现。宪法是谁？宪法出台之前，中国人还有权利么？对比一下，看看美国法律是怎样说的“美国法律保护公民的持枪权利”（公民持枪法，没找到原文）。天赋的权利和人给的权利是不同的，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人一定不是奴才，一旦权利受到侵害，肯定会尽全力加以维护，“不自由，毋宁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以为自己的权利都是别人给的人，如果失去，他只会哭泣；如果希望得到更多，那他只会乞讨。
十六大召开前夕，所有媒体上都充满了这样的言词“以什么什么向党的十六大献礼”，这样的情景在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从九大我就开始献礼了。但仔细想想，献礼是一个什么概念？为了得到神灵的保佑，保佑我们无病无灾生命平安，保佑老天风调雨顺庄稼有个好收成，保佑我们做生意不被骗能发财，我们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放到祭台上，祈望苍天，祈望神灵，祈望菩萨、财神爷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一片诚心。在政府（或者党）和人民这样的关系上谁该向谁献礼？如够非要用献礼一词的话，是不是应该改成“党和政府拿出最好的执政纲领，最好的行政效率向全体公民献礼”？
当我们对“在XX的领导下”、“赋予”、“献礼”、“感谢X好政策”、“我把党来比母亲”等等这样的话习以为常，张嘴就来的时候，我们已被深深的烙上了奴才的烙印。
第三点，混淆思维 扼杀理性 。常见的方式有：
1
胡搅蛮缠。前几年深圳财政每年为市政府的几个直属幼儿园拨钱，每年有一千七百万。谁都知道这样的幼儿园哪些人才能享受。有人大代表就提出，幼儿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不能拿政府的财政收入纳税人的钱作为变相福利，应该立即停止拨款。本来这样的事情就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地方，但好事的本地媒体就此事开辟了一个专栏，分为正方反方发表了一些截然相反的意见。反方（不同意停止拨款的一方）提出了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理由，什么没钱会降低教学质量，经费减少会影响师资的待遇，会造成人才流失等等。如果这也算得上是在理性的讨论问题，那么抢银行、贩毒的合理性是不是也可以拿出来讨论一番？
2
偷换概念。这些年香港六合彩在内地泛滥，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对此事的调查报道与分析在媒体上也能见到，大多数的媒体在报道时都说严重的后果是赌博造成的。其实玩国内的体育彩票、福利彩票和香港六合彩除了玩法不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要说赌博都是赌博，区别在于政府许可的彩票中是有税收的，香港六合彩则没有，所以叫私彩。就像抽烟不好，但是抽合法纳了税的烟还是可以的，但买卖走私烟就错了。博彩业有巨额的利润和税收，国家是需要的。但是赌博在国内的名声不好，和黄赌毒联系在一起，年年都在打击，为了让彩票业有个好名声，我们喊出为体育、福利事业贡献爱心的宣传口号，刻意在形象将其和赌博划清界限。媒体把私彩泛滥从一个法律问题变成一个道德问题，打击私彩泛滥需要的是法律而不是道德，除非国家把所有彩票都禁掉。
3 手段代替目标。
这个前面已经提到过，再举一个文革时期精彩的例子。那时候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要革命就干干干，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革命是许多人（也包括我）的终生理想，一辈子要是不轰轰烈烈地干一场革命就算是白活了（保尔科察金名言还记得吗？）但是革命是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4 道德标签。我们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自由、民主、法制、市场、股市也都要社会主义的，或者具有中国特色的。谁能告诉我这些主义、特色是个什么东西？
最后再说几句关于我写这玩意儿的动机。
“一生追求真理“是我们在形容一个人时可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词，我们在许多大人物的追悼会上常看到有这样的评价。的确，一个人身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优秀的品质呢？古代圣贤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代领袖们也教导我们要追求真理追求光明。
作为平常百姓，追求真理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要身体力行地作到恐怕很难，因为有时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利益会和我们的追求相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说追求真理，就是坚持不说假话，很多人的饭碗都会保不住。中国历来是一个不宽容的国家，历史上为此掉脑袋的人不计其数，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追求真理在中国带有一种悲壮的色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降低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曾被灌输过形形色色主义/理论/思想，他们都打着真理的旗号，号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你无需思考只要照办，然后你就能进入极乐世界。我曾经很虔诚地相信了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得要命，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幼稚所能推托的，简直就是一个SB。当我学会一点点独立/科学的思考，理性反思当年那堆所谓的真理时，我发现它们是那样的伪劣，不说推理的出发点完全是错误的，就是在逻辑空间里都画不出个完整的圆。当我看见网上各路大虾们慷慨激昂地发着文理不通的贴子激扬文字挥斥方酋时，就像当年的我。现在我只能替他们脸红。
本文乃是我自己的思想历程，拿出来与大家交流。粗浅也罢，错误也罢，愿意接受大家指教，包括口水与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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