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是王世襄先生悲欣相交的季节。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几近六十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于10月29日故去，留下他孤独地面对窗外枯叶飘落。也在这个秋天，世界著名的文化奖项之一——荷兰克劳斯亲王奖，在10月宣布，将最高荣誉奖颁发给他，奖金为10万欧元，而王世襄又将这10万欧元的奖金捐献给了希望工程，希望建立一所“中荷友好小学”。今年该奖的主题是“工艺的生存与创新”，所关注的是对传统工艺和手工制品的改进，把最高荣誉奖颁发给王世襄，是为了表彰他“对中国工艺的专业与创新性的研究”。随后，在北京嘉德秋季拍卖会上，“王世襄袁荃猷藏品”成了炙手可热的珍品。一把唐代“大圣遗音”古琴，竟拍到了800多万元的天价，他们的藏品一共拍到了6000多万元。重要的也许并不在拍卖价格，更在于痴爱文化的他，在多年沉寂之后，终于在新的世纪达到了声名的鼎盛。这是时间给这位89岁高龄老人的最好回报。
第一次拜访王世襄，是在八年之前，为写作黄苗子、郁风的传记而去采访他。他们是邻居，一起居住了将近二十年，有着深厚的友谊。第一次谈话中，他讲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深刻。在问起他的爱好和学术研究时，他这样说：“我这个人，热爱文化爱到了极点。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关注文化。一个时代，需要一些文化人。”
“热爱文化，爱到了极点！”说得真好。
许多年来，人们常常强调精神、思想的战斗性，文化情怀则总是作为陪衬角色退隐在幕后。有时为了突出斗争性、革命性等，甚至贬斥个人的文化情趣和爱好，传统文化中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俗、工艺等，更是被贬斥为低级趣味或者没落情感。结果，导致精神生活过度政治化并极度扭曲，社会生活、文化情怀则明显“贫血”。其实，即便如鲁迅这样的伟大战士，他的文化情怀与他的精神力量也是相辅相成的。抄碑帖、收藏漂亮纸笺、热衷装帧设计和印刷美观的鲁迅，与横眉冷对的鲁迅，本是有机的结合。
在众多文化老人中，王世襄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另类”。他在京城有“大玩家”的美称，就是这个玩家最终成了收藏家、学问家。我写过一本王先生的画传，当时一直为书名难定而踌躇。“听鸽哨悠悠”，太轻飘；“一个文化另类”，虽时髦却概括不全；最后无奈之下定名为“找一片自己的天地”。现在来看，即便这个书名也显得空泛而无个性。
在这个秋天，突然想到了他最初对我说的这句话——“我热爱文化爱到了极点！”这本是一个多么好的题目，我当初为何没有想到？
于是，我把与他在北京他的寓所的谈话记录整理出一部分，经他审定后发表以飨读者。我选定这句话做文章的标题。在老人的娓娓细谈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位历尽磨难痴心不改的文人，如何以他独有的方式将传统与现代相互衔接，并在这一过程中将一个文人的生命价值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2000年4月26日
李：在我认识的老人中，你大概是真正的老北京吧？
王：我祖父那一代从福州来到北京，到我是第三代。
李：那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芳嘉园的小院是你们家什么时候买的？
王：生我的时候，父亲买芳嘉园这所房子。修好后，我已出生。八九岁时，我父亲到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我得了猩红热，初愈不宜远行，母亲为了我留在上海。我十岁从南方回到北京，然后二十多年一直没动。
父亲驻墨西哥两年，回国后的职称为“待命公使”，随时有可能出使。考虑到要带我们出国，就把我送到干面胡同的外国学校念书。那是一家美侨学校。这样，我从小就学了英语，讲得很流利，用英文演讲没有问题，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外国长大的。
李：你父亲又出去过吗？
王：父亲后来到北洋政府，孙宝琦执政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就没有再出国。
李：听说你母亲娘家也是望族。
王：母亲一家有钱。外公在南浔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做蚕丝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开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那还是十九世纪末。
李：你们王家在福州影响大吗？
王：高祖王庆云在《清史稿》中有传。他编撰过一本书，《石渠余纪》，讲清初至道光时期的财政，是研究清史必读之书。太平天国时期，他负责理财，还担任过陕西总督。祖上于明代到了福建，是福州的大家族之一，当时有名的家族是沈、郑、林、王等。
祖父的哥哥、我的伯祖王仁堪是丁丑科状元（光绪三年，1877年），任镇江知府，是有名的清官。他曾上条陈劝阻慈禧修颐和园。调任苏州知府，一年即去世。父亲的弟弟王允恭参加同盟会，与黄兴一起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在驻苏联使馆担任过武官。后来死在南京。
李：看来你没有继承你们家从政的传统。
王：（笑）父亲不让我进官场，认为没有意思蝗缪б幻偶际酢?
李：你小时候家里对你管得严吗？
王：父亲他让我学医。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玩了。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但写不好，名著也读得少，比起同学来要差，我不用功呗！但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医学预科念了两年，功课多门都不及格，本来应该是三年后进协和医院，结果被刷了出来。燕京大学规定，如有两门不及格就退学，但其他课如有分就可以继续念。这样，第三年又转文学院，当时同学有后来的《文心雕龙》专家杨明照，史学家王钟翰等。老师有郭绍虞、容庚、邓之诚、王力、陆侃如等。
李：都说你是大玩家，金鱼、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古董，太多了。人说玩物丧志，但你没有丧志，还成了大学问家。
王：1939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获得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念书。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说：“你留学的事让我否了。你好自为之。”我回家后告诉父母，他们说洪先生很正确，要是我们也会如此。
1980年，是解放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当时文物局在美国办展览。到波士顿，我见到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我说要见洪先生。费夫人开车送我去。当时我还没有多少成果，只带了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给洪先生看。他很高兴，又讲起当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学的事。他还哈哈大笑，说：我没说错吧，只要努力还会有成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李：他说得的确不错。《画论》写完了吗？
王：《画论》是一生中最难写的一个题目，涉及哲学、历史、艺术许多学科。研究院毕业时只写到宋代。离开学校后，父亲鼓励我把书写完。1941、1942年两年，靠父亲养着把全稿写完。后来又害怕说是唯心主义，至今未出版。
李：现在应该会有机会出版了。
王：1943年《画论》完成后，父亲让我找工作。我不是进步学生，就绕道河南、陕西到了西南。我到南方去，行程一两个月。我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是梅贻琦，他留我当中国文学助教。我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先生与我父亲是小学同学，他在故宫接待外宾时，还请我父亲来任翻译。马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马衡给我一个秘书职位。南迁的文物，分别放在乐山、安顺、峨眉山的山洞里。我提出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我就不愿意当这秘书。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李：没想到傅斯年有这种偏见，你还被拒绝过。在这之前你和梁思成熟吗？
王：我哥哥在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一个宿舍住。他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教过书。梁思成的姐姐是我母亲好友，我和梁先生的妹妹、外甥都很熟。梁先生收留我参加营造学社，呆了两年。从1943年到1944年。
李：营造学社主要从事建筑考古，这与你的研究有关系吗？
王：还是有关系。当时李庄集中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营造学社都在那里。我到了李庄，研究古代建筑，也就与之有了关系。梁思成当时在李庄和重庆之间来回跑，抗战后期，他曾油印了一本小册子，把中国应该保护的文物列出来，送交政府和盟军在重庆的指挥部，里面还有他认为应该避免轰炸的日本文物地点。我自己还保留了这本小册子。
2000年9月24日下午
李：从苗子、郁风他们那里听到不少你的故事。说你对五十年代在故宫受到的打击感到最窝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王：1952年开展反贪污、反浪费之类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我在故宫工作。结果我被关押到东岳庙。搞逼供信，穷追猛打，疲劳轰炸。
李：是什么罪名？
王：我经手的文物回收多，功劳反倒成了罪过，还怀疑我。
李：到底怎么逼供信？
王：有一个李连镗，喜欢收集小丝绣，譬如绣像，经版，都是锦缎的。还有各种荷包，当时这些东西很便宜。在故宫他买时也给我看过。故宫逼他没办法了，他只好交代是偷来的。我那时对党充满崇高敬意，心想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他们胡说，我就应该纠正。你看我天真到这种程度！看姓李的这样说，我就向组织汇报，说李的那些东西都是买的，不是偷的，因为故宫藏品中没有这种东西，而且在他买后都给我看过。结果还说我是破坏运动，单独开大会批判，甚至还摆出要枪毙我的阵势。
李：真是荒唐得很。这种事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有，还以为是编的。你被关了多久？
王：在东岳庙我被关押了四个月，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上铐子。在那里我被关了十个月。朱家溍被关了一年半。
李：查出你什么问题没有？
王：根本没有。他们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铺查了，没有找到我的问题，家里的东西全抄走，后来才退还。我终于被放了，因为我确实清白无辜。但至今没有任何结论和说法。
李：放出来回故宫了？
王：没有。放回来后，到文物局去报到，不要我，说是要我到劳动局自谋生路，故宫不能回了。这简直是我的奇耻大辱！不仅仅是我，朱家溍也要自谋生路，离开了故宫。
这次变故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情绪也受到最大的影响。1948年我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美国考察，我在国外时几所大学请我去当副教授，我没有考虑，还动员一个堂弟学习文物保护。他学习的是化学，我动员他也回来搞文物保护。我满腔热忱为故宫工作，可是“三反五反”却给我这样的打击，那么不讲情理。从此，我自己干自己的。想想从抗战胜利后，我在故宫，不搞研究，而去修库房，做柜子，设计制订登记办法，整理卡片和资料分类等基础工作，一心想搞成一个现代的博物馆，没有半点私心，但结果是这个下场，很丧气，万念俱灰。正好我在关押期间患了肋膜炎，就在家养病。后来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不识五线谱和工尺谱，他就要我负责办古代音乐史陈列，编古代音乐书目，研究陈旸《乐书》，古琴文献等。就这样我开始了古代音乐的研究。吴景超任院长后才把朱家请回故宫。吴曾多次要我回故宫，一直找到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等。但音乐研究所不肯放，我也有情绪，没有回去。吴聘我任故宫顾问。后来反右我划了右派，故宫自然不再调我回去了。
李：古琴也是那时开始收藏的？
王：对。我过去就爱小文物、标本、参考品，但有研究价值的东西，被释放回来后，我反而买得更多了。当然，受经济能力的限制，只买小的，破烂家具等。值钱的文物我当然买不起。1957年，大鸣大放，我提意见，意见是没有证据，不该关我十个月。结果又成了右派，出去劳动，没有不歧视的。到1962年我摘帽子那天调我归队，回文物单位工作。于是，我离开十年后又回到文物局，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回故宫。我不去，便去了文物研究所。我要出一本书，《明代鸽经》鸽子图与文字对照，考证，是填补空白的书，我是认认真真去做。请朱桂老（朱启钤老先生）写序，先印了一本油印本，中华书局要给我出版，我向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请示，他不同意在中华书局出版，说这书属于我们文物局范畴。这一拖就拖到了八十年代才出。
李：你还真是“大器晚成”！三十年代开始做研究，到八十年代才开始出书。但每出一本都引起反响，被认为是填补空白的专著。
王：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写与民俗有关的事项，包括过去玩的东西。我不喜欢一小段一小段地写，要写，我要深入其境才写，才有意思。我有生活。
李：你说过你做研究重视材料。怎么去找？
王：有些材料不是想找就可以找到的，是平时积累的。你看葫芦是中国的特例，外国没有。我和外国植物学家谈过，他不相信生物的果子会在模子里长大，还有花纹图案。其实清代宫廷里大量种植，是中国的特创。一直到六十年代，我就很发愁，没人种葫芦了。你想，那时候，连养鸡、种菜都不允许，谁还种葫芦？下一代就不知道了。我生怕这门工艺绝种。六十年代我写一篇文章给《文物》杂志，题目叫《说匏器》，编辑部不敢用，退稿。
李：为什么？
王：怕挨批。我把这篇文章一直留到1979年，故宫的院刊复刊，我才拿去发表在第一期。从此，匏器重生！现在到处都有种的，成为一种重要的工艺品。
李：“文革”期间你的景况怎么样？
王：四清、文革，什么事也做不了。一直受歧视。“文革”中我去干校前肺病犯了，有空洞，工宣队一定要我去。结果在那儿养好了，也算命大。我在那里放牛，种地，种菜，下湖，种水稻，一共有三年半。1973年回京。我看得开，同时我坚决要养好身体，因为有许多积累的材料还未写出来。干校时，我写过一首小诗，名之曰：菜花精神。诗曰：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这是我的座右铭。
第一次拜访王世襄，是在八年之前，为写作黄苗子、郁风的传记而去采访他。他们是邻居，一起居住了将近二十年，有着深厚的友谊。第一次谈话中，他讲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深刻。在问起他的爱好和学术研究时，他这样说：“我这个人，热爱文化爱到了极点。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关注文化。一个时代，需要一些文化人。”
“热爱文化，爱到了极点！”说得真好。
许多年来，人们常常强调精神、思想的战斗性，文化情怀则总是作为陪衬角色退隐在幕后。有时为了突出斗争性、革命性等，甚至贬斥个人的文化情趣和爱好，传统文化中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俗、工艺等，更是被贬斥为低级趣味或者没落情感。结果，导致精神生活过度政治化并极度扭曲，社会生活、文化情怀则明显“贫血”。其实，即便如鲁迅这样的伟大战士，他的文化情怀与他的精神力量也是相辅相成的。抄碑帖、收藏漂亮纸笺、热衷装帧设计和印刷美观的鲁迅，与横眉冷对的鲁迅，本是有机的结合。
在众多文化老人中，王世襄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另类”。他在京城有“大玩家”的美称，就是这个玩家最终成了收藏家、学问家。我写过一本王先生的画传，当时一直为书名难定而踌躇。“听鸽哨悠悠”，太轻飘；“一个文化另类”，虽时髦却概括不全；最后无奈之下定名为“找一片自己的天地”。现在来看，即便这个书名也显得空泛而无个性。
在这个秋天，突然想到了他最初对我说的这句话——“我热爱文化爱到了极点！”这本是一个多么好的题目，我当初为何没有想到？
于是，我把与他在北京他的寓所的谈话记录整理出一部分，经他审定后发表以飨读者。我选定这句话做文章的标题。在老人的娓娓细谈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位历尽磨难痴心不改的文人，如何以他独有的方式将传统与现代相互衔接，并在这一过程中将一个文人的生命价值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2000年4月26日
李：在我认识的老人中，你大概是真正的老北京吧？
王：我祖父那一代从福州来到北京，到我是第三代。
李：那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芳嘉园的小院是你们家什么时候买的？
王：生我的时候，父亲买芳嘉园这所房子。修好后，我已出生。八九岁时，我父亲到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我得了猩红热，初愈不宜远行，母亲为了我留在上海。我十岁从南方回到北京，然后二十多年一直没动。
父亲驻墨西哥两年，回国后的职称为“待命公使”，随时有可能出使。考虑到要带我们出国，就把我送到干面胡同的外国学校念书。那是一家美侨学校。这样，我从小就学了英语，讲得很流利，用英文演讲没有问题，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外国长大的。
李：你父亲又出去过吗？
王：父亲后来到北洋政府，孙宝琦执政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就没有再出国。
李：听说你母亲娘家也是望族。
王：母亲一家有钱。外公在南浔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做蚕丝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开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那还是十九世纪末。
李：你们王家在福州影响大吗？
王：高祖王庆云在《清史稿》中有传。他编撰过一本书，《石渠余纪》，讲清初至道光时期的财政，是研究清史必读之书。太平天国时期，他负责理财，还担任过陕西总督。祖上于明代到了福建，是福州的大家族之一，当时有名的家族是沈、郑、林、王等。
祖父的哥哥、我的伯祖王仁堪是丁丑科状元（光绪三年，1877年），任镇江知府，是有名的清官。他曾上条陈劝阻慈禧修颐和园。调任苏州知府，一年即去世。父亲的弟弟王允恭参加同盟会，与黄兴一起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在驻苏联使馆担任过武官。后来死在南京。
李：看来你没有继承你们家从政的传统。
王：（笑）父亲不让我进官场，认为没有意思蝗缪б幻偶际酢?
李：你小时候家里对你管得严吗？
王：父亲他让我学医。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玩了。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但写不好，名著也读得少，比起同学来要差，我不用功呗！但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医学预科念了两年，功课多门都不及格，本来应该是三年后进协和医院，结果被刷了出来。燕京大学规定，如有两门不及格就退学，但其他课如有分就可以继续念。这样，第三年又转文学院，当时同学有后来的《文心雕龙》专家杨明照，史学家王钟翰等。老师有郭绍虞、容庚、邓之诚、王力、陆侃如等。
李：都说你是大玩家，金鱼、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古董，太多了。人说玩物丧志，但你没有丧志，还成了大学问家。
王：1939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获得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念书。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说：“你留学的事让我否了。你好自为之。”我回家后告诉父母，他们说洪先生很正确，要是我们也会如此。
1980年，是解放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当时文物局在美国办展览。到波士顿，我见到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我说要见洪先生。费夫人开车送我去。当时我还没有多少成果，只带了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给洪先生看。他很高兴，又讲起当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学的事。他还哈哈大笑，说：我没说错吧，只要努力还会有成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李：他说得的确不错。《画论》写完了吗？
王：《画论》是一生中最难写的一个题目，涉及哲学、历史、艺术许多学科。研究院毕业时只写到宋代。离开学校后，父亲鼓励我把书写完。1941、1942年两年，靠父亲养着把全稿写完。后来又害怕说是唯心主义，至今未出版。
李：现在应该会有机会出版了。
王：1943年《画论》完成后，父亲让我找工作。我不是进步学生，就绕道河南、陕西到了西南。我到南方去，行程一两个月。我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是梅贻琦，他留我当中国文学助教。我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先生与我父亲是小学同学，他在故宫接待外宾时，还请我父亲来任翻译。马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马衡给我一个秘书职位。南迁的文物，分别放在乐山、安顺、峨眉山的山洞里。我提出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我就不愿意当这秘书。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李：没想到傅斯年有这种偏见，你还被拒绝过。在这之前你和梁思成熟吗？
王：我哥哥在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一个宿舍住。他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教过书。梁思成的姐姐是我母亲好友，我和梁先生的妹妹、外甥都很熟。梁先生收留我参加营造学社，呆了两年。从1943年到1944年。
李：营造学社主要从事建筑考古，这与你的研究有关系吗？
王：还是有关系。当时李庄集中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营造学社都在那里。我到了李庄，研究古代建筑，也就与之有了关系。梁思成当时在李庄和重庆之间来回跑，抗战后期，他曾油印了一本小册子，把中国应该保护的文物列出来，送交政府和盟军在重庆的指挥部，里面还有他认为应该避免轰炸的日本文物地点。我自己还保留了这本小册子。
2000年9月24日下午
李：从苗子、郁风他们那里听到不少你的故事。说你对五十年代在故宫受到的打击感到最窝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王：1952年开展反贪污、反浪费之类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我在故宫工作。结果我被关押到东岳庙。搞逼供信，穷追猛打，疲劳轰炸。
李：是什么罪名？
王：我经手的文物回收多，功劳反倒成了罪过，还怀疑我。
李：到底怎么逼供信？
王：有一个李连镗，喜欢收集小丝绣，譬如绣像，经版，都是锦缎的。还有各种荷包，当时这些东西很便宜。在故宫他买时也给我看过。故宫逼他没办法了，他只好交代是偷来的。我那时对党充满崇高敬意，心想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他们胡说，我就应该纠正。你看我天真到这种程度！看姓李的这样说，我就向组织汇报，说李的那些东西都是买的，不是偷的，因为故宫藏品中没有这种东西，而且在他买后都给我看过。结果还说我是破坏运动，单独开大会批判，甚至还摆出要枪毙我的阵势。
李：真是荒唐得很。这种事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有，还以为是编的。你被关了多久？
王：在东岳庙我被关押了四个月，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上铐子。在那里我被关了十个月。朱家溍被关了一年半。
李：查出你什么问题没有？
王：根本没有。他们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铺查了，没有找到我的问题，家里的东西全抄走，后来才退还。我终于被放了，因为我确实清白无辜。但至今没有任何结论和说法。
李：放出来回故宫了？
王：没有。放回来后，到文物局去报到，不要我，说是要我到劳动局自谋生路，故宫不能回了。这简直是我的奇耻大辱！不仅仅是我，朱家溍也要自谋生路，离开了故宫。
这次变故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情绪也受到最大的影响。1948年我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美国考察，我在国外时几所大学请我去当副教授，我没有考虑，还动员一个堂弟学习文物保护。他学习的是化学，我动员他也回来搞文物保护。我满腔热忱为故宫工作，可是“三反五反”却给我这样的打击，那么不讲情理。从此，我自己干自己的。想想从抗战胜利后，我在故宫，不搞研究，而去修库房，做柜子，设计制订登记办法，整理卡片和资料分类等基础工作，一心想搞成一个现代的博物馆，没有半点私心，但结果是这个下场，很丧气，万念俱灰。正好我在关押期间患了肋膜炎，就在家养病。后来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不识五线谱和工尺谱，他就要我负责办古代音乐史陈列，编古代音乐书目，研究陈旸《乐书》，古琴文献等。就这样我开始了古代音乐的研究。吴景超任院长后才把朱家请回故宫。吴曾多次要我回故宫，一直找到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等。但音乐研究所不肯放，我也有情绪，没有回去。吴聘我任故宫顾问。后来反右我划了右派，故宫自然不再调我回去了。
李：古琴也是那时开始收藏的？
王：对。我过去就爱小文物、标本、参考品，但有研究价值的东西，被释放回来后，我反而买得更多了。当然，受经济能力的限制，只买小的，破烂家具等。值钱的文物我当然买不起。1957年，大鸣大放，我提意见，意见是没有证据，不该关我十个月。结果又成了右派，出去劳动，没有不歧视的。到1962年我摘帽子那天调我归队，回文物单位工作。于是，我离开十年后又回到文物局，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回故宫。我不去，便去了文物研究所。我要出一本书，《明代鸽经》鸽子图与文字对照，考证，是填补空白的书，我是认认真真去做。请朱桂老（朱启钤老先生）写序，先印了一本油印本，中华书局要给我出版，我向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请示，他不同意在中华书局出版，说这书属于我们文物局范畴。这一拖就拖到了八十年代才出。
李：你还真是“大器晚成”！三十年代开始做研究，到八十年代才开始出书。但每出一本都引起反响，被认为是填补空白的专著。
王：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写与民俗有关的事项，包括过去玩的东西。我不喜欢一小段一小段地写，要写，我要深入其境才写，才有意思。我有生活。
李：你说过你做研究重视材料。怎么去找？
王：有些材料不是想找就可以找到的，是平时积累的。你看葫芦是中国的特例，外国没有。我和外国植物学家谈过，他不相信生物的果子会在模子里长大，还有花纹图案。其实清代宫廷里大量种植，是中国的特创。一直到六十年代，我就很发愁，没人种葫芦了。你想，那时候，连养鸡、种菜都不允许，谁还种葫芦？下一代就不知道了。我生怕这门工艺绝种。六十年代我写一篇文章给《文物》杂志，题目叫《说匏器》，编辑部不敢用，退稿。
李：为什么？
王：怕挨批。我把这篇文章一直留到1979年，故宫的院刊复刊，我才拿去发表在第一期。从此，匏器重生！现在到处都有种的，成为一种重要的工艺品。
李：“文革”期间你的景况怎么样？
王：四清、文革，什么事也做不了。一直受歧视。“文革”中我去干校前肺病犯了，有空洞，工宣队一定要我去。结果在那儿养好了，也算命大。我在那里放牛，种地，种菜，下湖，种水稻，一共有三年半。1973年回京。我看得开，同时我坚决要养好身体，因为有许多积累的材料还未写出来。干校时，我写过一首小诗，名之曰：菜花精神。诗曰：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这是我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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