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这篇文章,发现自己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虽然术业有专攻,但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有些东西真的要深深的潜入了解个究竟,探究深层次的东西……
作为一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人,要么跟着前人退去,要么迎头跟上!
======原文
人对历史的记忆是模糊的,即使是曾经熟悉的昨天,也总会在不断流逝的岁月中被我们淡忘。然而,人又生活在自己和一个时代的历史之中,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一开始就为他的一生确立了一个永难摆脱的精神定向。当我们想到,一个人成长的历史境遇以及此境遇在他的精神世界的折射左右了他的未来的选择和终生的价值观念时,我们就感到,代际之间的文化认同体系既是异质的,也是疏离的。老年人会本能地对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怀疑和拒斥,因为这颠覆了他的历史。
因此根据成长的时代环境的不同,有了50年代人、60年代人、70年代人、80年代人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不无夸张、渲染的成分,每一代人的成长虽然都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但由于生存处境的不同、社会角色的殊异,由此而建构起来的精神结构是不同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这样的一个文化体系,而一定有许多不能进入这个时代的失踪者。然而从抽象的文化共性和心理特征上讲,它大抵上是靠得住的。每一代人都有一个被放大了的集体性符号,这个符号通过歌曲、影视、时尚、娱乐,以及其他诸如政治信仰、文化消费的共性而体现出来。这就是矗立在一个时代的荒野里的“文化上层建筑”。这个“建筑”的地基,就是一代人大致相同的“存在境遇”。它就恍如给一代人进行了不知不觉的“格式化”,并用一定的符号而对这一代人进行“编码”。自然,精神结构大致相同的一代人,就被定格在一个交织着共同的希望、理想、梦幻、冲动的时代环境之中,并不断地向未来的合理性开放。
现代化的历程是一种加速度的历史性延伸。而后现代的喧嚣则使时代的不断变幻加剧。碎片、旋转、时尚、光怪陆离的梦幻在媒体的炒作中使一代人迅速登场,又迅速逝去。60年代人已经过去了,它的宏大叙事已经走向了历史性的终结。70年代人在前几年的喧嚣中曾经风头出尽,它的文化诉求曾引领了时代的风尚并力求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然而短短几年间,似乎横空出世般的80年代人就已经迎头赶上,他们的闪亮登场使70年代人不得不黯然退场。老去就意味着死亡。在商业社会的集体性符号的消费中,任何与众不同的代际特征的涂抹一旦被消费便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消解。70年代人只是长期被压抑的商业社会的欲望诉求的一次释放,当这种释放获得了合理性的承认并在商业社会的逻辑中迎来社会变迁的深化时,它就必须让位于更能与这个社会的特征契合的群体的出场。如果说中国版的“新人类”与一个物质化的时代曾经构成了同质同构的关系的话,那么,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化、虚拟化、符号化、消费化、平面化的时代中,没有哪一代人比80年代人更能契合它所培植出的社会欲望。
80年代人不是从黑暗和虚无中走来。他们大的24岁,小的还未成年。在都市光怪陆离的“后现代主义”大街上、在时尚的杂志封面中、在网吧里、在绿草如茵的校园里、在闪烁着缤纷色彩的舞台里啸聚,一呼百应。他们中有的人已经离开了校园,或迷惘,或焦渴,或被动地投入了这个社会。而能表现这个群体特征的更多人则聚集在大学校园里。他们编织梦想,然而在商业社会的浮躁和压力中,在越来越高昂的学费和严酷的就业形势中,他们的浪漫和青春的张扬已经渗入了曾经的60年代人、80年代人所没有的焦虑。这是早熟的一代。如果说60年代人、70年代人在大学校园更多的能悠闲地保持一分单纯的理想主义和宁静心情的话,那么,这样的风景在80年代人中已经没有多少踪迹。社会变迁和物质化的生活方式使一套曾经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而冷冰冰的商业逻辑与异化的物质化存在状态抽空了他们与历史深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价值依据。因而,没有什么能比由这个时代所演绎的、由他们所创造、参与、认同的文化生活方式更能感动他们。没有谁比他们更能敏感地切入这个时代,通过过早的社会化而预先地踏入了时代的轨迹。
代际之间的区别便是成长的背景。如果说60年代人是理想主义的一代,70年代人是信仰破灭的一代,那么80年代人则是现实主义的一代。他们没有父辈人上山下乡的痛切感受,也没有信仰的幻灭所导致的精神苦闷和无所适从。一句话,他们的内心挣扎更多不是历史的折磨而是现实的精神焦虑。他们也没有70年代人夹在理想与现实、信仰与“反信仰”之间的断裂的那种悲剧。勿宁说,从一开始,他们与这个物质化的时代就是天然地契合的。不是生理年龄使他们出场,而是时代环境使他们存在。
80年代人出生的时代是中国开始从历史的黑暗中走出,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建构一种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逻辑的时代。80年代初,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被打破,但由于多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惯性,这种一体化的被打破只是凸显了社会的分层。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旧的正统意识形态虽然还在继续它的惯性,但也留下了一种异质性的空间,使各种思想得以被引进并不可遏制地生长。从而,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和“新启蒙”,实际上构成了在这个时代出生的人的先天性文化土壤,我们甚至可以说80年代人就是从这个文化土壤里破土而出的。在80年代,与文化热、“新启蒙”遥相呼应的是城乡的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社会弥漫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乐观主义之中。当父辈们在漫长的苦难中终于能收听到收音机时,这个仍然与父辈隔膜、就像是一个异质性的遥远的存在物已经植入了这些刚出生不久的80年代人的最初的无意识记忆。70年代人这时已经告别苦难的童年而使这些“现代化”的玩意所内含的精神指令成为以后他们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呼啸奔突的严厉前提,然而比之80年代人,他们的童年与少年、青年的断裂却是无法掩盖的。“一无所有”并不仅仅是60年代人的命运。
当历史翻过80年代理想主义的一页而进入90年代,许多曾经熟悉的东西已经销声匿迹。而许多曾经躲躲闪闪的东西已经走向神圣。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从此它变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的物质主义、商业逻辑、个人主义、残酷竞争从此具有了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合理性,并被纳入整个社会的存在结构之中。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得以高速增长,沿海地区的工厂星罗棋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少数的大都市,则已出现了只有在西方的后工业时代的都市里才出现的后现代奇观。商品极大的丰富,并出现剩余。各种形形色色的娱乐疯长,借助于现代化的传媒手段,迅速主宰了人们的灵魂。时尚不断地旋转变幻,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兴奋地投入这种被制造出来的狂欢。90年代后期,电脑、网络成为新宠,到21世纪初开始在城市普及,从而几乎历史性地改变了人们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物质化和虚拟性的狂欢中,一个个“物质女孩”,一个个网络商业、爱情、滥情的神话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不公也越发加剧,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正一年一年地朝社会崩溃的那个边缘迈进。社会分层越发明显,并迅速出现了深刻的社会断裂。如果说改革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么,权力参与的市场运作还意味着资本和权力对公共资产的掠夺和瓜分。由于改革前对农村的掠夺,以及90年代对城镇化、工业化的优先考虑,曾经被抽干了发展的血液的农村在工业化新的一轮盘剥中已经耗尽了发展的动力,农村普遍地衰败。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有企业也普遍地陷入了困境,下岗而衣食无着的工人越来越多。与工人、农民的极度贫困对应,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精英阶层却越来越暴富,社会不公已经登峰造极。就像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构筑出一种掠夺的奇异模式一样,90年代末开始的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也在表象上植入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再没有什么能比将教育当成一种产业对80年代人的影响更为深刻的了。它冷酷地宣告了60年代人、70年代中前期的人所曾经共享的“国家培养――毕业后为祖国作贡献”的教育模式的终结。从此,一切都是金钱关系:学校――以及由学校所代表的国家――的教育成了赚钱的商业化活动,而学生花巨资买到教育只是一种商业上的投资,彼此之间遵循着冷酷的商业关系。当这种“贵族教育”建立在80年代人普遍的不自立和家庭不富裕的基础上时,它所遭到的心理抵触是不言而喻的。
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个性特征、价值系统是特定时代环境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投射。任何一种成长的时代背景都会内化入人的心里,沉淀到无意识深处而使时代精神和时代的文化逻辑成为自己存在的一部分。当60年代人再一次听崔健的《一无所有》、当70年代人再一次听黑豹的《无地自容》时,他们就已经返回了过去。这些曾经让他们激动、疯狂的歌曲虽然能穿越时空得以保存,但仍然是与当下脱离而是与过去连在一起的,也只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它们才有意义。人与他的成长的时代,不可思议地融为一体。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幸运地出生在80年代,没有苦难的记忆也没有经历过理想与现实的断裂的80年代人,与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具有更深的同构性。这是他们的时代。这个时代背景既培育出他们所共享的一种亚文化碎片,又使他们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特征。
理想主义总是天真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赋予他的存在以意义的实体。而现实主义则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抽身而退,只关注个人主义性质的人本身,并通过整个社会弥漫的商业逻辑而斩断了与这个抽象实体的联系。因而,在许多人看来,80年代人似乎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私的心理和对责任感的冷漠无情。这当然有些武断,不过一种物质主义和商业逻辑浇灌下的成长异质于精神信仰力量培育的人格结构,却是确定无疑的。80年代人是独身子女的第一代,他们从小就是“小皇帝”、“小公主”,整个家庭的轴心都围绕他们而旋转。他们是希望,是未来,就像是精心培育的温室里的鲜花,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狂风暴雨。在80年代先天的文化土壤中,乐观向上的父辈的存在状态使他们一开始便通过家庭的中介而远离了苦难的幽灵。在90年代经济发展导致的生活改善中,父母的溺爱使他们成为喝可乐、酸奶长大的一代。而用饮料喂养的一代也是心理脆弱、唯我主义特征较明显的一代。在一个孩子的心灵里,父母就是世界,他从这个世界开始获得判断世界对于他的意义的最初心理印迹。因而,父母对他的溺爱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重要的。随着他的逐渐成长,他的世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父母的世界。但如果他的成长的受挫不能使他修正与世界的关系,那么这种把自己看得最重要、而整个世界必须服从自己的意志的最初的无意识心理必然通过后天的社会实践建构起一种唯我主义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两个极端:要么在受挫中培育自私和冷酷的心理,要么走向受挫中走向精神崩溃。而大多数人则在物质化的成长中正常地转型。他将父母的溺爱移情到商业社会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娱乐和为应付踏上社会后的生存与发展的学习之中,从而与商业社会本身建立了一种可以说是原初性的同构关系。
物质主义的逻辑建构于一次性消费的基础上,因此它对于新奇异的事物是非常敏感的。长期浸泡在这种氛围中的80年代人因此而具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从而也使他们一开始就比60、70年代人更具有宽容精神,因为多元化的物质状态是变动不居的。但从一个人的精神结构上讲,恰恰也是这种不断地向外界开放而丧失一个精神中心的可塑性导致了人格结构本身的不稳定。因此,他们必然很欣赏前卫,不断地追逐时尚,以掩盖因人格结构不稳定和不成熟所带来的精神焦虑。也恰恰是因为不能从父辈的生活那儿获得意义,并且自己也从未能稳固地建立一个精神的中心,叛逆便成了80年代人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依据。而与此同时,虽然他们中有的还呆在校园里,尚未能全身进入这个在90年代已经断裂的贫富悬珠的社会,但残酷的竞争、社会的不公、普通人的生存的艰难也在他们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许多人普遍的安全感的缺乏必然也殃及到他们。这个社会诚信的缺失,以及意识形态的谎言与现实的对比给他们以深深的刺激。他们的脚下不是道德和价值的土壤,而是一片精神的废墟。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他们必然变得极为敏感、焦虑、怀疑、唯我独尊、富于竞争性,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更想出人头地。
是“酷”、“哇噻”、“韩寒”、“春树”这些商业符号使80年代人从历史的地表中冒了出来。然而,在商业化背后,还存在大学校园中的80年代人所建构出的与历史的厚度和现实的深度相融合的思想和理性。在思想与商业的内在逻辑中,80年代人特有的亚文化碎片随风飞舞,使这样的一个集体性的符号完成了确认自我的长征。弥漫在商业社会和校园文化的80年代人的叛逆、张扬、宽容、竞争、前卫的亚文化碎片无疑与主流文化保持着一种冲突的异质性,但这些亚文化碎片只有使80年代人的唯我主义被修正,才能克服对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的冷漠无情而成为个人独立的一个前提。而当商业化的逻辑与高昂的学费、竞争的残酷、就业的压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时,危机感导致的精神焦虑已经掩盖了大学校园里理想主义死亡之后的爱情消费。与商业社会的同构性并行不悖的是知识结构的完善和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它们在一个冷漠无情的社会里为80年代人未来的机会设置了一个从智力结构到精神结构都必须得到变异的严厉前提。因此,未来如果属于80年代人,那么他们一开始便已经经受了灵魂的洗礼。
一代人一旦从现在进入未来,那么他们将创造历史。社会结构的改变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但拥有与现在、未来相匹配的知识、素质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代人却能使之变异。时代向所有人开放,但更具有与之呼应的一代人的特征。因此,80年代人对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校园里游荡的80年代人只是用观念给这个时代制造出一种亚文化的噪音,那么他们踏上社会后必然使这种亚文化的指令渗透入整个社会结构的机体。而这种对社会结构的冲击实际上是一个讲究速度、竞争、多元、自由的时代对老一代人的旧观念的冲击――他们的存在必然会通过他们与之对应的商业化的逻辑而使老一代人不适于这个时代要求的旧观念遭到无情的抛弃。没有谁比他们更拥有商业化社会的背景,而这就是未来的机会。在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竞争性的存在氛围中,他们的亚文化碎片将会对主流文化进行重新的“编码”,从而使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渐地渗透入具有他们这一代的代际特征的社会文化逻辑。这种社会文化逻辑与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支配下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文化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未来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讲究自由和个性的社会文化观念,或一个道德沦丧、深陷在物欲之中不能自拨的社会都会有他们的一份。但这样,他们便不再是被媒体解读的“他者”而已经摇身一变成了这个社会的灵魂。但也许等不到那一天,当90年代人在媒体的炒作中又闪亮登场的时候,他们所曾经拥有的亚文化碎片和心理特征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从梦里走来,又复归记忆。
作为一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人,要么跟着前人退去,要么迎头跟上!
======原文
人对历史的记忆是模糊的,即使是曾经熟悉的昨天,也总会在不断流逝的岁月中被我们淡忘。然而,人又生活在自己和一个时代的历史之中,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一开始就为他的一生确立了一个永难摆脱的精神定向。当我们想到,一个人成长的历史境遇以及此境遇在他的精神世界的折射左右了他的未来的选择和终生的价值观念时,我们就感到,代际之间的文化认同体系既是异质的,也是疏离的。老年人会本能地对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怀疑和拒斥,因为这颠覆了他的历史。
因此根据成长的时代环境的不同,有了50年代人、60年代人、70年代人、80年代人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不无夸张、渲染的成分,每一代人的成长虽然都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但由于生存处境的不同、社会角色的殊异,由此而建构起来的精神结构是不同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这样的一个文化体系,而一定有许多不能进入这个时代的失踪者。然而从抽象的文化共性和心理特征上讲,它大抵上是靠得住的。每一代人都有一个被放大了的集体性符号,这个符号通过歌曲、影视、时尚、娱乐,以及其他诸如政治信仰、文化消费的共性而体现出来。这就是矗立在一个时代的荒野里的“文化上层建筑”。这个“建筑”的地基,就是一代人大致相同的“存在境遇”。它就恍如给一代人进行了不知不觉的“格式化”,并用一定的符号而对这一代人进行“编码”。自然,精神结构大致相同的一代人,就被定格在一个交织着共同的希望、理想、梦幻、冲动的时代环境之中,并不断地向未来的合理性开放。
现代化的历程是一种加速度的历史性延伸。而后现代的喧嚣则使时代的不断变幻加剧。碎片、旋转、时尚、光怪陆离的梦幻在媒体的炒作中使一代人迅速登场,又迅速逝去。60年代人已经过去了,它的宏大叙事已经走向了历史性的终结。70年代人在前几年的喧嚣中曾经风头出尽,它的文化诉求曾引领了时代的风尚并力求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然而短短几年间,似乎横空出世般的80年代人就已经迎头赶上,他们的闪亮登场使70年代人不得不黯然退场。老去就意味着死亡。在商业社会的集体性符号的消费中,任何与众不同的代际特征的涂抹一旦被消费便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消解。70年代人只是长期被压抑的商业社会的欲望诉求的一次释放,当这种释放获得了合理性的承认并在商业社会的逻辑中迎来社会变迁的深化时,它就必须让位于更能与这个社会的特征契合的群体的出场。如果说中国版的“新人类”与一个物质化的时代曾经构成了同质同构的关系的话,那么,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化、虚拟化、符号化、消费化、平面化的时代中,没有哪一代人比80年代人更能契合它所培植出的社会欲望。
80年代人不是从黑暗和虚无中走来。他们大的24岁,小的还未成年。在都市光怪陆离的“后现代主义”大街上、在时尚的杂志封面中、在网吧里、在绿草如茵的校园里、在闪烁着缤纷色彩的舞台里啸聚,一呼百应。他们中有的人已经离开了校园,或迷惘,或焦渴,或被动地投入了这个社会。而能表现这个群体特征的更多人则聚集在大学校园里。他们编织梦想,然而在商业社会的浮躁和压力中,在越来越高昂的学费和严酷的就业形势中,他们的浪漫和青春的张扬已经渗入了曾经的60年代人、80年代人所没有的焦虑。这是早熟的一代。如果说60年代人、70年代人在大学校园更多的能悠闲地保持一分单纯的理想主义和宁静心情的话,那么,这样的风景在80年代人中已经没有多少踪迹。社会变迁和物质化的生活方式使一套曾经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而冷冰冰的商业逻辑与异化的物质化存在状态抽空了他们与历史深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价值依据。因而,没有什么能比由这个时代所演绎的、由他们所创造、参与、认同的文化生活方式更能感动他们。没有谁比他们更能敏感地切入这个时代,通过过早的社会化而预先地踏入了时代的轨迹。
代际之间的区别便是成长的背景。如果说60年代人是理想主义的一代,70年代人是信仰破灭的一代,那么80年代人则是现实主义的一代。他们没有父辈人上山下乡的痛切感受,也没有信仰的幻灭所导致的精神苦闷和无所适从。一句话,他们的内心挣扎更多不是历史的折磨而是现实的精神焦虑。他们也没有70年代人夹在理想与现实、信仰与“反信仰”之间的断裂的那种悲剧。勿宁说,从一开始,他们与这个物质化的时代就是天然地契合的。不是生理年龄使他们出场,而是时代环境使他们存在。
80年代人出生的时代是中国开始从历史的黑暗中走出,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建构一种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逻辑的时代。80年代初,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被打破,但由于多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惯性,这种一体化的被打破只是凸显了社会的分层。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旧的正统意识形态虽然还在继续它的惯性,但也留下了一种异质性的空间,使各种思想得以被引进并不可遏制地生长。从而,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和“新启蒙”,实际上构成了在这个时代出生的人的先天性文化土壤,我们甚至可以说80年代人就是从这个文化土壤里破土而出的。在80年代,与文化热、“新启蒙”遥相呼应的是城乡的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社会弥漫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乐观主义之中。当父辈们在漫长的苦难中终于能收听到收音机时,这个仍然与父辈隔膜、就像是一个异质性的遥远的存在物已经植入了这些刚出生不久的80年代人的最初的无意识记忆。70年代人这时已经告别苦难的童年而使这些“现代化”的玩意所内含的精神指令成为以后他们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呼啸奔突的严厉前提,然而比之80年代人,他们的童年与少年、青年的断裂却是无法掩盖的。“一无所有”并不仅仅是60年代人的命运。
当历史翻过80年代理想主义的一页而进入90年代,许多曾经熟悉的东西已经销声匿迹。而许多曾经躲躲闪闪的东西已经走向神圣。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从此它变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的物质主义、商业逻辑、个人主义、残酷竞争从此具有了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合理性,并被纳入整个社会的存在结构之中。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得以高速增长,沿海地区的工厂星罗棋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少数的大都市,则已出现了只有在西方的后工业时代的都市里才出现的后现代奇观。商品极大的丰富,并出现剩余。各种形形色色的娱乐疯长,借助于现代化的传媒手段,迅速主宰了人们的灵魂。时尚不断地旋转变幻,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兴奋地投入这种被制造出来的狂欢。90年代后期,电脑、网络成为新宠,到21世纪初开始在城市普及,从而几乎历史性地改变了人们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物质化和虚拟性的狂欢中,一个个“物质女孩”,一个个网络商业、爱情、滥情的神话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不公也越发加剧,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正一年一年地朝社会崩溃的那个边缘迈进。社会分层越发明显,并迅速出现了深刻的社会断裂。如果说改革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么,权力参与的市场运作还意味着资本和权力对公共资产的掠夺和瓜分。由于改革前对农村的掠夺,以及90年代对城镇化、工业化的优先考虑,曾经被抽干了发展的血液的农村在工业化新的一轮盘剥中已经耗尽了发展的动力,农村普遍地衰败。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有企业也普遍地陷入了困境,下岗而衣食无着的工人越来越多。与工人、农民的极度贫困对应,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精英阶层却越来越暴富,社会不公已经登峰造极。就像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构筑出一种掠夺的奇异模式一样,90年代末开始的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也在表象上植入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再没有什么能比将教育当成一种产业对80年代人的影响更为深刻的了。它冷酷地宣告了60年代人、70年代中前期的人所曾经共享的“国家培养――毕业后为祖国作贡献”的教育模式的终结。从此,一切都是金钱关系:学校――以及由学校所代表的国家――的教育成了赚钱的商业化活动,而学生花巨资买到教育只是一种商业上的投资,彼此之间遵循着冷酷的商业关系。当这种“贵族教育”建立在80年代人普遍的不自立和家庭不富裕的基础上时,它所遭到的心理抵触是不言而喻的。
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个性特征、价值系统是特定时代环境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投射。任何一种成长的时代背景都会内化入人的心里,沉淀到无意识深处而使时代精神和时代的文化逻辑成为自己存在的一部分。当60年代人再一次听崔健的《一无所有》、当70年代人再一次听黑豹的《无地自容》时,他们就已经返回了过去。这些曾经让他们激动、疯狂的歌曲虽然能穿越时空得以保存,但仍然是与当下脱离而是与过去连在一起的,也只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它们才有意义。人与他的成长的时代,不可思议地融为一体。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幸运地出生在80年代,没有苦难的记忆也没有经历过理想与现实的断裂的80年代人,与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具有更深的同构性。这是他们的时代。这个时代背景既培育出他们所共享的一种亚文化碎片,又使他们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特征。
理想主义总是天真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赋予他的存在以意义的实体。而现实主义则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抽身而退,只关注个人主义性质的人本身,并通过整个社会弥漫的商业逻辑而斩断了与这个抽象实体的联系。因而,在许多人看来,80年代人似乎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私的心理和对责任感的冷漠无情。这当然有些武断,不过一种物质主义和商业逻辑浇灌下的成长异质于精神信仰力量培育的人格结构,却是确定无疑的。80年代人是独身子女的第一代,他们从小就是“小皇帝”、“小公主”,整个家庭的轴心都围绕他们而旋转。他们是希望,是未来,就像是精心培育的温室里的鲜花,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狂风暴雨。在80年代先天的文化土壤中,乐观向上的父辈的存在状态使他们一开始便通过家庭的中介而远离了苦难的幽灵。在90年代经济发展导致的生活改善中,父母的溺爱使他们成为喝可乐、酸奶长大的一代。而用饮料喂养的一代也是心理脆弱、唯我主义特征较明显的一代。在一个孩子的心灵里,父母就是世界,他从这个世界开始获得判断世界对于他的意义的最初心理印迹。因而,父母对他的溺爱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重要的。随着他的逐渐成长,他的世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父母的世界。但如果他的成长的受挫不能使他修正与世界的关系,那么这种把自己看得最重要、而整个世界必须服从自己的意志的最初的无意识心理必然通过后天的社会实践建构起一种唯我主义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两个极端:要么在受挫中培育自私和冷酷的心理,要么走向受挫中走向精神崩溃。而大多数人则在物质化的成长中正常地转型。他将父母的溺爱移情到商业社会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娱乐和为应付踏上社会后的生存与发展的学习之中,从而与商业社会本身建立了一种可以说是原初性的同构关系。
物质主义的逻辑建构于一次性消费的基础上,因此它对于新奇异的事物是非常敏感的。长期浸泡在这种氛围中的80年代人因此而具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从而也使他们一开始就比60、70年代人更具有宽容精神,因为多元化的物质状态是变动不居的。但从一个人的精神结构上讲,恰恰也是这种不断地向外界开放而丧失一个精神中心的可塑性导致了人格结构本身的不稳定。因此,他们必然很欣赏前卫,不断地追逐时尚,以掩盖因人格结构不稳定和不成熟所带来的精神焦虑。也恰恰是因为不能从父辈的生活那儿获得意义,并且自己也从未能稳固地建立一个精神的中心,叛逆便成了80年代人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依据。而与此同时,虽然他们中有的还呆在校园里,尚未能全身进入这个在90年代已经断裂的贫富悬珠的社会,但残酷的竞争、社会的不公、普通人的生存的艰难也在他们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许多人普遍的安全感的缺乏必然也殃及到他们。这个社会诚信的缺失,以及意识形态的谎言与现实的对比给他们以深深的刺激。他们的脚下不是道德和价值的土壤,而是一片精神的废墟。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他们必然变得极为敏感、焦虑、怀疑、唯我独尊、富于竞争性,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更想出人头地。
是“酷”、“哇噻”、“韩寒”、“春树”这些商业符号使80年代人从历史的地表中冒了出来。然而,在商业化背后,还存在大学校园中的80年代人所建构出的与历史的厚度和现实的深度相融合的思想和理性。在思想与商业的内在逻辑中,80年代人特有的亚文化碎片随风飞舞,使这样的一个集体性的符号完成了确认自我的长征。弥漫在商业社会和校园文化的80年代人的叛逆、张扬、宽容、竞争、前卫的亚文化碎片无疑与主流文化保持着一种冲突的异质性,但这些亚文化碎片只有使80年代人的唯我主义被修正,才能克服对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的冷漠无情而成为个人独立的一个前提。而当商业化的逻辑与高昂的学费、竞争的残酷、就业的压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时,危机感导致的精神焦虑已经掩盖了大学校园里理想主义死亡之后的爱情消费。与商业社会的同构性并行不悖的是知识结构的完善和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它们在一个冷漠无情的社会里为80年代人未来的机会设置了一个从智力结构到精神结构都必须得到变异的严厉前提。因此,未来如果属于80年代人,那么他们一开始便已经经受了灵魂的洗礼。
一代人一旦从现在进入未来,那么他们将创造历史。社会结构的改变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但拥有与现在、未来相匹配的知识、素质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代人却能使之变异。时代向所有人开放,但更具有与之呼应的一代人的特征。因此,80年代人对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校园里游荡的80年代人只是用观念给这个时代制造出一种亚文化的噪音,那么他们踏上社会后必然使这种亚文化的指令渗透入整个社会结构的机体。而这种对社会结构的冲击实际上是一个讲究速度、竞争、多元、自由的时代对老一代人的旧观念的冲击――他们的存在必然会通过他们与之对应的商业化的逻辑而使老一代人不适于这个时代要求的旧观念遭到无情的抛弃。没有谁比他们更拥有商业化社会的背景,而这就是未来的机会。在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竞争性的存在氛围中,他们的亚文化碎片将会对主流文化进行重新的“编码”,从而使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渐地渗透入具有他们这一代的代际特征的社会文化逻辑。这种社会文化逻辑与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支配下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文化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未来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讲究自由和个性的社会文化观念,或一个道德沦丧、深陷在物欲之中不能自拨的社会都会有他们的一份。但这样,他们便不再是被媒体解读的“他者”而已经摇身一变成了这个社会的灵魂。但也许等不到那一天,当90年代人在媒体的炒作中又闪亮登场的时候,他们所曾经拥有的亚文化碎片和心理特征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从梦里走来,又复归记忆。
转载自“天涯虚拟社区(www.tianya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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