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scky：相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资料来自《中国教师报》2005年6月1日 星期三 第116期，网址：http://www.chinateacher.com.cn/
杜威教育奖授予教师朋友拉维奇
新闻 2005-06-06 21:14:44
□ 李 茂 编译
2005年5月，纽约市教师联合会（UFT）将当年的约翰·杜威教育卓越奖（John Dewey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授予了著名教育历史学家黛安·拉维奇。
“约翰·杜威教育卓越奖”是UFT每年颁发的著名奖项，获奖者都是为美国教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大法官索古德·马歇尔、美国社会主义党前主席诺曼·托马斯以及有“教育总统”之称的比尔·克林顿等。
黛安·拉维奇是纽约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客座研究员、克莱特基础教育工作组成员。
“除我们之外，支持教师的声音为数甚少，而黛安便在其中。”UFT的主席兰迪·温哥顿说，“她视教师为专业从业者，视教师工会为真正教育改革的合作者而非绊脚石，其态度之坚定无人能及。”
黛安·拉维奇曾是老布什的教育部长助理，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任职于全国评估管理委员会。拉维奇共出版了8本专著，包括《语言警察》、《落后》、《一路跌撞的改革运动》、《学校大战：纽约的故事（1805-1973）》。她还主编了14本书，为学术性期刊和大众媒体撰写了近400篇文章和评论，是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博格的教育工作的公开批评者。
拉维奇还是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1995至2005年担任该学会布朗教育政策中心的主席，并负责编辑每年的《布鲁金斯教育政策文集》。
拉维奇还是艾伯特·夏克研究所、新美国基金会、托马斯·B·福特汉姆基金会、共同利益基金会、詹姆斯·B·亨特领袖学会以及美国科学院教育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拉维奇与全美教师联合会的两位前主席艾伯特·夏克、桑德拉·费德曼成为朋友以来，她便与全美教师联合会以及纽约市的教师联合会保持着友好关系。
“我们并不总是与她意见一致，但她是教师的真朋友。”UFT的主席兰迪·温哥顿说。
拉维奇出生于休斯顿，早年就读当地公立学校。她于1960年从韦尔斯利学院大学毕业，并于197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在5月14日教师联合会的春季年会上，拉维奇接受了杜威教育奖的颁奖并发表了题为《你们必须再次求助于你们的工会》的演讲。UFT主席兰迪·温哥顿做了题为《错失良机（lost Opportunities）》的演讲。
拉维奇语录：
新闻 2005-06-06 21:14:09
自满是那些希望改革美国教育的人的最大障碍。
知道“怎么做”的人总会有活干。知道“为什么”的人总会成为前者的老板。
要成功确保几乎每个人都到学校上学，你必须找到如何教育呆在学校里的每个人的办法。
大多数人都坚信儿时的学校还不错，且感觉他们现在也还不错。但我们教育体制的动态发展已使教育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
从贫民窟到大学的梯子就在那里，供那些足够强壮的人攀爬，学校是一种恩惠，也是走出贫困的一条路。
拉维奇获奖演说：保卫教师工会
新闻 2005-06-06 21:13:37
一、不要惧怕挑战权威，即便是杜威本人。
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
我还要感谢杜威，他是教师联合会（UFT）的鼻祖。我在研究杜威著作时从他身上学到的是，你应该自己思考，独立于任何阵营，乐于换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不要惧怕挑战权威，即便是杜威本人。一些人认为批评杜威是错误的，但杜威并不这么认为。对于不同的意见、争论和讨论，他是欢迎的。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流行把教师联合会当作穷击猛攻的对象。媒体、商界与政界的权势人物断言，改革学校教育的最佳途径就是解散教师工会。在他们看来，如果学生考试分数低了，这是由（教师工会与政府签订的）合同造成的。如果一个不称职的教师被聘用并被给予了终身教职，原因也出在合同，而非聘任的过程。媒体的主笔们诅咒工会，并妖魔化你们的主席兰迪·温哥顿。他们想撕毁合同，摧毁教师的法律保护，让教师工会集体俯首称臣。
他们对教师说，你们用不着工会，相信我们吧。我们是聪明的商界领袖。我们知道如何修整学校。我们会让它们像企业那样运转，事无巨细地让每一个步骤和程序都实现标准化。
杜威不认为批评他是错的，想必杜威的中国学生——陶行知也同样欢迎批评。但现在为什么听不到批评他的声音？
中国教师也首当其冲地成为批评对象，不过不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
二、多年来，教师工会证明是为教师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养老福利以及工作条件的最坚定的组织。
在这样的氛围下，看来我有必要谈一谈我们这个工会成立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它现在仍然至关重要。
先从终身教职来说吧。它并不是教师工会发明的。终身教职是19世纪那些收入很低、一个班学生达到七八十人甚至更多、工作条件恶劣的教师能获得的为数甚少的奖励性待遇之一。19世纪晚期的纽约市还没有教师工会，但却事实有一个严格的终身教职制度。地方教育委员会控制了教师的聘任，要获得学校里的一份工作，唯一途径就是认识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某个人。一旦被正式聘任为教师，她就获得了该校的终身教职，但她只能呆在那所学校。事实上，她能在同一所学校一直工作到退休——没有退休金或健康福利——或直到去世那天。
这种终身教职制度的问题在于它缺乏流动性。如果教师换学校，即便在同一个学区，她会失去原先任教学校的终身教职，在新的学校她只能从最末的排位开始干起。但假设这位教师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出格的事，那么，只要她愿意就保证会有活干，随着年长的教师退休或去世，她的资历也随之增长。
教师的工资是很微薄的，但这是对女性开放的少数专业性职业之一，且大多数教师都是女性。工资的等级划分是明显具有歧视性的。高中教师的收入比小学教师高，男教师的收入比女教师高。
我想回顾一下在为教师争取公平与公正的运动中几个被遗忘的英雄。
第一位是玛丽·墨菲。1891年，她开始在布鲁克林的学校教书。10年后，即1901年，她结婚了。这下她犯错了。她一结婚，教育委员会就给她定罪为行为严重不端，并解雇了她。那时的教师是不能结婚的。墨菲起诉了教育委员会。在（市的）法庭上她输了，但后来上诉州法院却赢了。州法院判定结婚不属“行为不端”，命令教育委员会恢复其职位。
其次是“区际女教师协会”。 她们在1906年发起了一个取消男女教师工资差别的运动，喊出的口号是“同工同酬”。州议会通过了同工同酬的法案，但却被州长否决了。他们最终在1912年获得了同工同酬待遇。
然后是布里奇特·佩茜托，一位在布朗克斯任教18年的老教师。她享受了结婚不丢工作的新权利，但后来她怀孕了。教育委员会解雇了她，罪名是“因怀孕缺勤而严重失职”。不仅如此，教育委员会还命令学督调查城里其他学校是否还有教师怀孕。学督对教师们进行目测，发现了14位，她们随即被停课。布里奇特·佩茜托把这个政策带上了州法院。最终，州的教育专员让她恢复了职位，且拿到了欠薪。
教师联合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16年的纽约市教师工会。它的宗旨是为教师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与教师面临的“压迫性管理”作斗争，维护教师的权利。那时候，代表学校系统工作人员的教师组织还有60多个。
多年来，教师工会证明是为教师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养老福利以及工作条件的最坚定的组织。这个成立于1916年的工会成为了如今的教师联合会（UFT），代表着全市所有的教师。
公平与公正不是给予的，是争取来的。好在教育系统之上，还有法律。
三、世界上有哪个机构不倾听改革贯彻者的呼声并与之合作而成功推行了改革？
时过境迁，该组织现在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在我看来，该组织的重要性与1916年比起来丝毫未减。
纽约市的中小学如今正处在革命性的变革中。每天都有影响着数万名教师和100多万名儿童命运的决定出台。负责指挥中小学教育系统的人——市长和教育长官——拥有的权力之大，集权程度之高，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与过去任何时候不同的是，如今没有约束学校系统领导者的制衡力量。
领导们坚信他们能够不与学校系统内的工作人员协商便能实现学校系统的改革。世界上有哪个机构不倾听改革贯彻者的呼声并与之合作而成功推行了改革？
让我们花些时间想想布隆博格（市长）的教育改革的本质。
布隆博格在竞选时有3个许诺：
第一，他将实施一个“回到基础”的课程。
第二，他将取消双语教学。
第三，通过现代化的管理，不多花一分钱实现学校系统的改革。
市长先生后来聘用约耳·克莱恩为教育长官，尽管克莱恩先生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到市长推行他的“儿童优先”计划时，他在竞选时的所有承诺都不见了。
首先，没有人会认为他宣布实施的课程是一个“回到基础”的课程。其中的识字教学课程闻所未闻，也没有经过任何检验。所用的数学课程因忽略基本技能在很多城市和州都引发了争议。
其次，他对官僚体制进行了重组，指望能省些钱，把钱用到课堂里。但结果却是冒出来一大批高薪职位：LIS、 RIS、ROC……当然还有教育局花高薪养着的毕业于常春藤名校的那些助理、副助理们。这些新职位的薪水大多远远超过了教师的工资，甚至超过了经验丰富的校长的薪水。
第三，市长宣布他将创办一所训练校长的领袖学园。该学园并非如你期望的那样成功。市长和教育长官从私营部门募集了7500万美元经费，供3年之用，相当于每年2500万。在第一年，学园产出了77名毕业生，如今在做校长的只有大约64％。基于这个比例，该学园的培训计划可谓是有史以来世上最昂贵的。此外，我们将来还不知道那64％的人能否坚持下去，是否做好了迎接学校管理的挑战的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长的改革计划变得越来越复杂，新的点子层出不穷，数不胜数。某天，教育长官宣布他计划取消所有初级中学；又一天，针对学习不合格者的随班升级制（social promotion）将在小学三年级取消；第二年，我们又了解到教育局要在五年级取消随班升级制；后来，教育长官决定批准一大批特许学校；又一天，他决定拆散规模较大的高中，创办一大批小规模高中。
谁也不知道一早起来又会有什么改革计划和创新举措出台，但你敢确信的是，改革不可能通过狂发新闻稿、在媒体频频露脸，或早早地宣布成功而实现。
这个行政机关擅长自我表扬，但却没有能力解决真正的问题，只会回避问题：当《纽约时报》在头版推出爆炸性新闻对特殊教育出现的严重问题进行曝光时，教育局发言人的回应竟是否认存在任何问题，并坚持认为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企图在数月之内匆匆创办上百所小规模学校，但却导致大规模高中人满为患，教育局却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很快便会解决；哈莱姆区（黑人住宅区）和贝德福德·斯图佛逊区在实施新识字课程1年后，学生的阅读分数下降幅度达两位数，教育局仍然认为这不是问题。
他们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过程中的工作”，这其实是“给我们时间吧，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委婉语。
美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基本方向是“回到基础”，我们的“基础”是否足够牢靠以至于可以避而不谈？
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教育管理也是这样吗？
四、它有的是一个标准化的教学法，而绝非标准化的课程。
我们的学校管理部门是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如企业一般吗？缺乏透明度，责任不明晰，这样的教育局怎会如企业一般？当克莱恩长官延聘助手时，他说他必须用顶级高薪请他们。这是工商界通行的做法，是不是？那好，如果长官先生打算聘请最优秀的人做教师或留住教师中最优秀者，如果他想请最优秀的人做校长，那么，他就应该愿意付给教师和校长顶级高薪。这就叫有经济头脑。
克莱恩长官自夸纽约市有标准化课程，但我却不敢说确有其事。大多数学校有一个指令性课程，但有49所学校使用的阅读课程不同于纽约市教育局指定的课程，因为《一个也不落后》要求学校采用的课程必须“以研究为基础”，该课程达不到这个要求。同时，还有235所学校获准不受指令性课程的限制。此外，还有大量旨在纠正指令性课程弊端的识字和数学辅助课程存在。这能说有一个统一课程吗？我认为没有。
真正的秘密在于根本就没有课程。有的只是指令性的建构主义的、小组讨论式的教学法，每个人都必须遵照执行，否则便会受惩罚。
碰巧我坚信统一课程的价值，它能使对各个年级学生的学习要求具有连续性、一致性和明晰性。科学、历史、英语或数学的统一课程给我们描述了应该教“什么”，但它并没有告诉教师“如何”教。
纽约市教育局恰恰反着干。忽视教什么，但却要求教师亦步亦趋地遵照唯一正确之教学法。它有的是一个标准化的教学法，而绝非标准化的课程。
抱歉，我确实不认为存在唯一的最佳教学方法。建构主义方法也许只对部分教师适合，但并非适用于每个人。布隆博格市长和克莱恩长官——一个是企业高级经理，一个是律师——怎会有如此之勇气告诉8万名教师只有一种教学方法？
学校规模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学校中有优异者，小学校中也有优异者；大学校中有差校，小学校中也有差校。纽约市教育局从哪里得到这个思想，认为只有小规模学校才有所值。
不幸的是，克莱恩长官走马上任时就认定纽约市的公立学校是一个“失败的”系统。基于这个认识，他和他的团队制定了一个拆散该系统的路线。他们不停地捣鼓出一个又一个的改革措施，不顾这些措施会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什么后果。他们认为，只要是“变”，就会“变”得更好。他们对“变”情有独钟。将之称为一了百了战略或制度性改革。
没有一个公共机构他们必须对之汇报，也没有一个公共论坛令他们为其决定解释、辩护，他们在实施其想法的过程中缺乏精心计划与严谨评估，注定毛病百出。
我们是不是也正在要求教师执行唯一正确之教学法呢？
改总比不改好，这样的创新精神看来不仅仅我们才有。
五、民主的本质是让受决定影响的人参与到决策中。
事实证明，民主制度中有一个基本特征，它要求群策群力、公众评议、公开听证、公开讨论。它就是防止我们社会犯下严重错误的权力制衡。
在今后的岁月，教师联合会仍将是公共领域中保护教师权利、抵制粗暴政策、大胆为好教育鼓与呼的唯一重要的制衡力量。学校系统内的教师与校长害怕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不允许公然反抗当前的改革或质疑纽约市教育局的决定。
约翰·杜威告诉我们，提出问题是有益的，在执行计划或政策之前对之进行讨论是有益的。他说，民主的本质是让受决定影响的人参与到决策中。讨论本身是民主行动的核心。
如今，纽约市的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教师联合会。它是专制式管理的唯一对抗力量。如今它是唯一一个为教师、家长以及其他有不同观点的人站出来说话的机构。
随着教育局对其变化无常的举措的推行，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的未来日子将会比较艰难。
在很多方面，今日与1916年工会成立时比起来大不相同。在此，我们将体会到从过去学习，或从历史中学习的价值。
在1916年，该工会的组建旨在为教师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更好的工作条件，对抗“压迫性管理”。这些目标的重要性在今日丝毫未减。
在1916年，教师们遭遇到企图将机器化大生产式的效率制度强加给他们的领导。教师仅仅被当做生产机器上的齿轮。
现在的教师们遇到企图将一个企业式管理制度强加给他们，步步紧盯、指令俗套的领导。
多年来，教育哲学家一直在讨论教学是一门艺术还是一个工种。纽约市教育局的当权者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说都不是。他们认定教学是工厂里生产线上的一个活儿，教师的作用仅仅是执行他们的命令。
回望1916年，历史的教训清晰如故：教师需要他们的工会。所以，我还加一句，公众也需要。
随即面临的挑战是保护你们作为专业从业者和自由男女的思考与行动的权利。为此，你们必须再次求助于你们的工会。
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权力制衡？
杜威教育奖授予教师朋友拉维奇
新闻 2005-06-06 21:14:44
□ 李 茂 编译
2005年5月，纽约市教师联合会（UFT）将当年的约翰·杜威教育卓越奖（John Dewey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授予了著名教育历史学家黛安·拉维奇。
“约翰·杜威教育卓越奖”是UFT每年颁发的著名奖项，获奖者都是为美国教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大法官索古德·马歇尔、美国社会主义党前主席诺曼·托马斯以及有“教育总统”之称的比尔·克林顿等。
黛安·拉维奇是纽约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客座研究员、克莱特基础教育工作组成员。
“除我们之外，支持教师的声音为数甚少，而黛安便在其中。”UFT的主席兰迪·温哥顿说，“她视教师为专业从业者，视教师工会为真正教育改革的合作者而非绊脚石，其态度之坚定无人能及。”
黛安·拉维奇曾是老布什的教育部长助理，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任职于全国评估管理委员会。拉维奇共出版了8本专著，包括《语言警察》、《落后》、《一路跌撞的改革运动》、《学校大战：纽约的故事（1805-1973）》。她还主编了14本书，为学术性期刊和大众媒体撰写了近400篇文章和评论，是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博格的教育工作的公开批评者。
拉维奇还是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1995至2005年担任该学会布朗教育政策中心的主席，并负责编辑每年的《布鲁金斯教育政策文集》。
拉维奇还是艾伯特·夏克研究所、新美国基金会、托马斯·B·福特汉姆基金会、共同利益基金会、詹姆斯·B·亨特领袖学会以及美国科学院教育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拉维奇与全美教师联合会的两位前主席艾伯特·夏克、桑德拉·费德曼成为朋友以来，她便与全美教师联合会以及纽约市的教师联合会保持着友好关系。
“我们并不总是与她意见一致，但她是教师的真朋友。”UFT的主席兰迪·温哥顿说。
拉维奇出生于休斯顿，早年就读当地公立学校。她于1960年从韦尔斯利学院大学毕业，并于197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在5月14日教师联合会的春季年会上，拉维奇接受了杜威教育奖的颁奖并发表了题为《你们必须再次求助于你们的工会》的演讲。UFT主席兰迪·温哥顿做了题为《错失良机（lost Opportunities）》的演讲。
拉维奇语录：
新闻 2005-06-06 21:14:09
自满是那些希望改革美国教育的人的最大障碍。
知道“怎么做”的人总会有活干。知道“为什么”的人总会成为前者的老板。
要成功确保几乎每个人都到学校上学，你必须找到如何教育呆在学校里的每个人的办法。
大多数人都坚信儿时的学校还不错，且感觉他们现在也还不错。但我们教育体制的动态发展已使教育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
从贫民窟到大学的梯子就在那里，供那些足够强壮的人攀爬，学校是一种恩惠，也是走出贫困的一条路。
拉维奇获奖演说：保卫教师工会
新闻 2005-06-06 21:13:37
一、不要惧怕挑战权威，即便是杜威本人。
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
我还要感谢杜威，他是教师联合会（UFT）的鼻祖。我在研究杜威著作时从他身上学到的是，你应该自己思考，独立于任何阵营，乐于换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不要惧怕挑战权威，即便是杜威本人。一些人认为批评杜威是错误的，但杜威并不这么认为。对于不同的意见、争论和讨论，他是欢迎的。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流行把教师联合会当作穷击猛攻的对象。媒体、商界与政界的权势人物断言，改革学校教育的最佳途径就是解散教师工会。在他们看来，如果学生考试分数低了，这是由（教师工会与政府签订的）合同造成的。如果一个不称职的教师被聘用并被给予了终身教职，原因也出在合同，而非聘任的过程。媒体的主笔们诅咒工会，并妖魔化你们的主席兰迪·温哥顿。他们想撕毁合同，摧毁教师的法律保护，让教师工会集体俯首称臣。
他们对教师说，你们用不着工会，相信我们吧。我们是聪明的商界领袖。我们知道如何修整学校。我们会让它们像企业那样运转，事无巨细地让每一个步骤和程序都实现标准化。
杜威不认为批评他是错的，想必杜威的中国学生——陶行知也同样欢迎批评。但现在为什么听不到批评他的声音？
中国教师也首当其冲地成为批评对象，不过不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
二、多年来，教师工会证明是为教师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养老福利以及工作条件的最坚定的组织。
在这样的氛围下，看来我有必要谈一谈我们这个工会成立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它现在仍然至关重要。
先从终身教职来说吧。它并不是教师工会发明的。终身教职是19世纪那些收入很低、一个班学生达到七八十人甚至更多、工作条件恶劣的教师能获得的为数甚少的奖励性待遇之一。19世纪晚期的纽约市还没有教师工会，但却事实有一个严格的终身教职制度。地方教育委员会控制了教师的聘任，要获得学校里的一份工作，唯一途径就是认识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某个人。一旦被正式聘任为教师，她就获得了该校的终身教职，但她只能呆在那所学校。事实上，她能在同一所学校一直工作到退休——没有退休金或健康福利——或直到去世那天。
这种终身教职制度的问题在于它缺乏流动性。如果教师换学校，即便在同一个学区，她会失去原先任教学校的终身教职，在新的学校她只能从最末的排位开始干起。但假设这位教师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出格的事，那么，只要她愿意就保证会有活干，随着年长的教师退休或去世，她的资历也随之增长。
教师的工资是很微薄的，但这是对女性开放的少数专业性职业之一，且大多数教师都是女性。工资的等级划分是明显具有歧视性的。高中教师的收入比小学教师高，男教师的收入比女教师高。
我想回顾一下在为教师争取公平与公正的运动中几个被遗忘的英雄。
第一位是玛丽·墨菲。1891年，她开始在布鲁克林的学校教书。10年后，即1901年，她结婚了。这下她犯错了。她一结婚，教育委员会就给她定罪为行为严重不端，并解雇了她。那时的教师是不能结婚的。墨菲起诉了教育委员会。在（市的）法庭上她输了，但后来上诉州法院却赢了。州法院判定结婚不属“行为不端”，命令教育委员会恢复其职位。
其次是“区际女教师协会”。 她们在1906年发起了一个取消男女教师工资差别的运动，喊出的口号是“同工同酬”。州议会通过了同工同酬的法案，但却被州长否决了。他们最终在1912年获得了同工同酬待遇。
然后是布里奇特·佩茜托，一位在布朗克斯任教18年的老教师。她享受了结婚不丢工作的新权利，但后来她怀孕了。教育委员会解雇了她，罪名是“因怀孕缺勤而严重失职”。不仅如此，教育委员会还命令学督调查城里其他学校是否还有教师怀孕。学督对教师们进行目测，发现了14位，她们随即被停课。布里奇特·佩茜托把这个政策带上了州法院。最终，州的教育专员让她恢复了职位，且拿到了欠薪。
教师联合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16年的纽约市教师工会。它的宗旨是为教师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与教师面临的“压迫性管理”作斗争，维护教师的权利。那时候，代表学校系统工作人员的教师组织还有60多个。
多年来，教师工会证明是为教师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养老福利以及工作条件的最坚定的组织。这个成立于1916年的工会成为了如今的教师联合会（UFT），代表着全市所有的教师。
公平与公正不是给予的，是争取来的。好在教育系统之上，还有法律。
三、世界上有哪个机构不倾听改革贯彻者的呼声并与之合作而成功推行了改革？
时过境迁，该组织现在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在我看来，该组织的重要性与1916年比起来丝毫未减。
纽约市的中小学如今正处在革命性的变革中。每天都有影响着数万名教师和100多万名儿童命运的决定出台。负责指挥中小学教育系统的人——市长和教育长官——拥有的权力之大，集权程度之高，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与过去任何时候不同的是，如今没有约束学校系统领导者的制衡力量。
领导们坚信他们能够不与学校系统内的工作人员协商便能实现学校系统的改革。世界上有哪个机构不倾听改革贯彻者的呼声并与之合作而成功推行了改革？
让我们花些时间想想布隆博格（市长）的教育改革的本质。
布隆博格在竞选时有3个许诺：
第一，他将实施一个“回到基础”的课程。
第二，他将取消双语教学。
第三，通过现代化的管理，不多花一分钱实现学校系统的改革。
市长先生后来聘用约耳·克莱恩为教育长官，尽管克莱恩先生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到市长推行他的“儿童优先”计划时，他在竞选时的所有承诺都不见了。
首先，没有人会认为他宣布实施的课程是一个“回到基础”的课程。其中的识字教学课程闻所未闻，也没有经过任何检验。所用的数学课程因忽略基本技能在很多城市和州都引发了争议。
其次，他对官僚体制进行了重组，指望能省些钱，把钱用到课堂里。但结果却是冒出来一大批高薪职位：LIS、 RIS、ROC……当然还有教育局花高薪养着的毕业于常春藤名校的那些助理、副助理们。这些新职位的薪水大多远远超过了教师的工资，甚至超过了经验丰富的校长的薪水。
第三，市长宣布他将创办一所训练校长的领袖学园。该学园并非如你期望的那样成功。市长和教育长官从私营部门募集了7500万美元经费，供3年之用，相当于每年2500万。在第一年，学园产出了77名毕业生，如今在做校长的只有大约64％。基于这个比例，该学园的培训计划可谓是有史以来世上最昂贵的。此外，我们将来还不知道那64％的人能否坚持下去，是否做好了迎接学校管理的挑战的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长的改革计划变得越来越复杂，新的点子层出不穷，数不胜数。某天，教育长官宣布他计划取消所有初级中学；又一天，针对学习不合格者的随班升级制（social promotion）将在小学三年级取消；第二年，我们又了解到教育局要在五年级取消随班升级制；后来，教育长官决定批准一大批特许学校；又一天，他决定拆散规模较大的高中，创办一大批小规模高中。
谁也不知道一早起来又会有什么改革计划和创新举措出台，但你敢确信的是，改革不可能通过狂发新闻稿、在媒体频频露脸，或早早地宣布成功而实现。
这个行政机关擅长自我表扬，但却没有能力解决真正的问题，只会回避问题：当《纽约时报》在头版推出爆炸性新闻对特殊教育出现的严重问题进行曝光时，教育局发言人的回应竟是否认存在任何问题，并坚持认为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企图在数月之内匆匆创办上百所小规模学校，但却导致大规模高中人满为患，教育局却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很快便会解决；哈莱姆区（黑人住宅区）和贝德福德·斯图佛逊区在实施新识字课程1年后，学生的阅读分数下降幅度达两位数，教育局仍然认为这不是问题。
他们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过程中的工作”，这其实是“给我们时间吧，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委婉语。
美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基本方向是“回到基础”，我们的“基础”是否足够牢靠以至于可以避而不谈？
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教育管理也是这样吗？
四、它有的是一个标准化的教学法，而绝非标准化的课程。
我们的学校管理部门是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如企业一般吗？缺乏透明度，责任不明晰，这样的教育局怎会如企业一般？当克莱恩长官延聘助手时，他说他必须用顶级高薪请他们。这是工商界通行的做法，是不是？那好，如果长官先生打算聘请最优秀的人做教师或留住教师中最优秀者，如果他想请最优秀的人做校长，那么，他就应该愿意付给教师和校长顶级高薪。这就叫有经济头脑。
克莱恩长官自夸纽约市有标准化课程，但我却不敢说确有其事。大多数学校有一个指令性课程，但有49所学校使用的阅读课程不同于纽约市教育局指定的课程，因为《一个也不落后》要求学校采用的课程必须“以研究为基础”，该课程达不到这个要求。同时，还有235所学校获准不受指令性课程的限制。此外，还有大量旨在纠正指令性课程弊端的识字和数学辅助课程存在。这能说有一个统一课程吗？我认为没有。
真正的秘密在于根本就没有课程。有的只是指令性的建构主义的、小组讨论式的教学法，每个人都必须遵照执行，否则便会受惩罚。
碰巧我坚信统一课程的价值，它能使对各个年级学生的学习要求具有连续性、一致性和明晰性。科学、历史、英语或数学的统一课程给我们描述了应该教“什么”，但它并没有告诉教师“如何”教。
纽约市教育局恰恰反着干。忽视教什么，但却要求教师亦步亦趋地遵照唯一正确之教学法。它有的是一个标准化的教学法，而绝非标准化的课程。
抱歉，我确实不认为存在唯一的最佳教学方法。建构主义方法也许只对部分教师适合，但并非适用于每个人。布隆博格市长和克莱恩长官——一个是企业高级经理，一个是律师——怎会有如此之勇气告诉8万名教师只有一种教学方法？
学校规模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学校中有优异者，小学校中也有优异者；大学校中有差校，小学校中也有差校。纽约市教育局从哪里得到这个思想，认为只有小规模学校才有所值。
不幸的是，克莱恩长官走马上任时就认定纽约市的公立学校是一个“失败的”系统。基于这个认识，他和他的团队制定了一个拆散该系统的路线。他们不停地捣鼓出一个又一个的改革措施，不顾这些措施会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什么后果。他们认为，只要是“变”，就会“变”得更好。他们对“变”情有独钟。将之称为一了百了战略或制度性改革。
没有一个公共机构他们必须对之汇报，也没有一个公共论坛令他们为其决定解释、辩护，他们在实施其想法的过程中缺乏精心计划与严谨评估，注定毛病百出。
我们是不是也正在要求教师执行唯一正确之教学法呢？
改总比不改好，这样的创新精神看来不仅仅我们才有。
五、民主的本质是让受决定影响的人参与到决策中。
事实证明，民主制度中有一个基本特征，它要求群策群力、公众评议、公开听证、公开讨论。它就是防止我们社会犯下严重错误的权力制衡。
在今后的岁月，教师联合会仍将是公共领域中保护教师权利、抵制粗暴政策、大胆为好教育鼓与呼的唯一重要的制衡力量。学校系统内的教师与校长害怕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不允许公然反抗当前的改革或质疑纽约市教育局的决定。
约翰·杜威告诉我们，提出问题是有益的，在执行计划或政策之前对之进行讨论是有益的。他说，民主的本质是让受决定影响的人参与到决策中。讨论本身是民主行动的核心。
如今，纽约市的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教师联合会。它是专制式管理的唯一对抗力量。如今它是唯一一个为教师、家长以及其他有不同观点的人站出来说话的机构。
随着教育局对其变化无常的举措的推行，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的未来日子将会比较艰难。
在很多方面，今日与1916年工会成立时比起来大不相同。在此，我们将体会到从过去学习，或从历史中学习的价值。
在1916年，该工会的组建旨在为教师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更好的工作条件，对抗“压迫性管理”。这些目标的重要性在今日丝毫未减。
在1916年，教师们遭遇到企图将机器化大生产式的效率制度强加给他们的领导。教师仅仅被当做生产机器上的齿轮。
现在的教师们遇到企图将一个企业式管理制度强加给他们，步步紧盯、指令俗套的领导。
多年来，教育哲学家一直在讨论教学是一门艺术还是一个工种。纽约市教育局的当权者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说都不是。他们认定教学是工厂里生产线上的一个活儿，教师的作用仅仅是执行他们的命令。
回望1916年，历史的教训清晰如故：教师需要他们的工会。所以，我还加一句，公众也需要。
随即面临的挑战是保护你们作为专业从业者和自由男女的思考与行动的权利。为此，你们必须再次求助于你们的工会。
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权力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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