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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方 脸谱: 随便说说 日期: 2004-11-03 08:24 回复作者 修改本文
标题: 李方地理之二十八:大国战略中的地理因素:中国
内容: 中国
中国有很长的历史,然而在战略地理这个话题上追溯太远缺乏意义。康熙大帝在昭莫多用大炮轰破葛尔丹的驼城之后,来自草原的威胁永远消失了。而在此前,游牧人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并且所有的战略考虑都呈现某种纬度特征:全盛时期的王朝试图囊括游牧地带;成平时期守住农耕区北界,也就是气候带上半湿润与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基本与长城的走向吻合;衰落时期如果能够守住秦岭淮河一线,也就是亚热带与北温带的分界线,基本可以保证半壁江山;如果被迫退守长江,可以认定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命题的最后一次被证明,是国共内战。国民党倾力组织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就是要把战线稳定在淮河一带,这样才好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地理上经历了一个不断边缘化的过程。这种边缘化不仅仅反映了世界地理的客观事实,更由于国力变化所造成。早期来华传教士所呈献的世界地图,为取悦天朝的自大心理,故意把中国放在正中央。我国今天所有的地图都继承了这个做法。然而,在这样的地图上,整个右半边都被空空荡荡的太平洋所占据,难道是合理的画法吗?更有甚者,由于这种画法,非洲和美洲大陆分别被置于地图两侧,被迫做更大的变形处理,难道这是合理的吗?我想,更合理的画法应该是像西方人那样,把大西洋置于地图的正中央,以最大限度地表现大陆的“权重”――这样,中国和东亚就边缘化了。
中国经历了两次地理上的边缘化。第一次是鸦片战争,中国从天朝大国沦为全球视野内的区域性大国;第二次是甲午战争,中国的东亚中心位置被日本所取代,甚至不再被视为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两次边缘化,分别带给中国人不同的基于自身地理特征的战略思考。
第一次边缘化,促使国人思考自己的战略安全重心何在。它集中体现在19世纪70年代的海防和疆防之争,也就是国本究竟是在东南沿海还是西北内陆的问题。我无力评价海防派在大部分年代里占上风的优劣得失,但疆防派短暂的得势,的确对保障中国日后战略安全起到了极大作用。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和新疆离心势力,使中国得到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和战略纵深。同时,事实证明,海防派拒敌国门之外的努力完全失败了。
第二次边缘化,也就是中国失去东亚中心的地位,迫使国人思考如何在国土内部实现有效抵抗。以国民政府而言,起先奉行的似乎是一种从北向南逐渐增强抵抗力度的战略,也就是中国传统上的纬度战略。在这种战略思路里边,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国民政府的心理底线在哪里。但北京明显不是,事实上如果不是淞沪会战爆发,卢沟桥事变未必不可能达成妥协。蒋介石错误地试图把上海的西方列强利益当作人质进行一场豪赌,导致精锐丧失殆尽,不得不把战略思路从南北方向转向东西方向,从南京到武汉最后到重庆,以空间换时间。
由此可以看出,就经济利益而言,中国的战略重心在东部;就自身安全利益而言,战略中心则转移到西部。东部一马平川无险可恃,西部则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统领云贵川的四川盆地、统领西北的关中平原――成为抵抗外敌的最后希望之所在。
毛泽东基本上继承了这个思路。当中国感受到苏联的极大压力时,大搞三线建设,就是为了最后像蒋介石那样撤退到西部做准备。可笑的是当时国外许多以未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家不能理解这种战略思路,他们喜欢构想中国人沿着纬度节节抵抗的抗战情节,并且居然认为这种抵抗有希望成功,或者至少最后可以把战线稳定在某一纬度。
今天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本质上也是上述思路的延续。但是,由于不存在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因此缺乏内在趋动力,只能是喊的比做的多。未来比较现实的是对台战争,但目前基本判断那将是一场有限战争:第一,大陆本身不太可能变成战场;第二,一旦战场有可能向大陆转移,个人认为中央政府将寻求停战妥协。虽然现在调门高,但毕竟将是一场目标事先限定的有限战争,不会到全民动员那个档次,更不可能考虑放弃东部的问题。况且以今天情势来看,世界上也实在没有哪一个国家蠢到乐于亲自出手控制大陆东部。因此,实际上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命题已经失去其现实语境,或者说只是一个历史经验论的战略狂想而已。
历史上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并且因此形成某种文化沙文主义,最终演变成东亚朝贡体系。随着在地理意义上一步步边缘化,这种朝贡体系渐渐转向地缘战略思维。即便在清朝衰落的年代,为维护自身安全计,它仍然努力在越南和朝鲜分别与法国人和日本人作战。毛泽东中国更继承了这个思路,在相同的地方与美国人对抗。只要条件允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中国仍然不能容忍别人染指上述地区。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既然中国将这些地区设定为自己的战略利益范围,则这个范围内的国家理所当然会对中国存有戒心。因此,中国很难的总体上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
当然,这种战略利益只是中国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把它放在宏观国际战略的框架内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与西方主流思路并不相符。目前地缘政治仍是考量全球战略问题的基本思路,该理论的经典版本,就是把世界划分为海洋强国、大陆强权、“破碎的大陆边缘地带”三种形态。中国自然不是海洋强国,它的地理位置也无法构成标准的大陆强权,理论上应该属于大陆边缘地带,只是不够“破碎”而已。这里所谓的“破碎”,乃是指政治不稳定,中东伊斯兰社会是最恰当的对应物。大致朝鲜、越南等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筹。按照标准理论,“破碎的大陆边缘地带”必须由海洋强国控制或者施加决定性影响。因此,若中国在这方面过度追求自己的战略利益,与海洋强国的冲突势不可免。历史经验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何况,对于这种战略利益的价值判断,历来国内也未必没有争论。而且在今天,地缘战略安全的概念有被全球化所覆盖的趋势。作为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个变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似可解释中国的地缘战略追求,但是同样,亨廷顿的理论也已经被其他概念所覆盖,例如美国政府根本不承认它与伊斯兰文明本身存在什么芥蒂,它把概念转移到反恐战争上面。
在地缘战略的标准语境里边,台湾问题并非我们单纯强调的主权之争,本质上它是一个海上交通线由谁控制的问题。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有能力控制台湾并且关闭台湾海峡,将对美国日本的利益构成怎样的挑战。这还只是立足于大陆及周边近海的考虑。如果放宽视野,拿下台湾,中国便可以突破所谓东亚岛链的封锁,从而很现实地把它的影响力辐射到太平洋地区,那将是一次质的跃升。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北起阿拉斯加南至马来群岛的整条东亚岛链中,台湾刚好处于中央部位,其战略意义之重大,无论怎样形容也是不过分的。
正是因此,统一台湾才成为我们压倒性的问题。至于维持现状,那是为了在无法马上变现的情况下,保证手里可以握有一份期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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