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南瓜

图片如下：

晚上看到1点钟，还差50页，今天继续看，总感觉残酷的让人发冷
但最开头有点失望，也许是我水平有限，呵呵。

以下是网上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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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兄弟》是我最好的长篇

曾经创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的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在1995年之后除了发表随笔外，一直没有长篇小说问世，尽管如此，他一再重版的旧作依然深受文学读者的喜爱。今年，余华终于打破了沉寂，即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自己的新作长篇小说《兄弟》的上半部，据悉，整部小说长达40万字，是余华迄今为止最长的作品。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对新作非常满意，并称这部小说中有一半的内容发生在今天的时代，在叙事方法上更是实现了自我的突破，“正面强攻”，学习了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法。

　　这部作品我自己很满意

　　新京报：《兄弟》是你10年来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有人说你写了很多东西不敢拿出来发表，非要拿出高水准的作品来。是不是《兄弟》达到了你自己的期待？

　　余华：这些年我写了很多随笔，中间在写一个很大的长篇，但写得不顺，就一直没有写完。去年4月从美国回来之后没有了继续写的欲望。我就打算恢复一下写小说的能力，写一个10万字左右的小长篇。在写《兄弟》的过程中，我突然感觉到我应该写什么了。我觉得自己不但恢复了写小说的能力，而且发现了新的能力。在不合适的时候写一部不合适的书感觉很累。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写了一部合适的书，有一日千里的状态。

　　假如有读者拿《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这三部长篇来比较的话，《兄弟》的上部应该一点都不弱。如果再看了下部，会觉得它比前几部更加丰厚。对这部作品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我个人认为我写下了以前没有写过的东西。至于读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那结果现在是不可预知的。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认为《兄弟》是你所有长篇小说中最好的小说，是吗？

　　余华：是，它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是在失控的状态下写出来的。《许三观卖血记》最早是想写一个短篇，结果收不住了，变成了一部长篇，这部也是收不住了，由10万字变成了40多万字。不同的是《许三观卖血记》是舒缓的，像民歌一样，而这部是跌宕起伏的。

　　我觉得《现实一种》中我学会了让眼睛睁开，用物质的描写去表达心理。《许三观卖血记》我解决了用对话表达人物的问题。这部小说回避了自己前面小说里的灵巧的叙述方式，采用正面强攻的叙述，有点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那种强度叙述。叙述强度增加以后，篇幅就长了。我以前的小说写不太长，就是因为叙述的强度不够。

　　这是一部强度叙述的小说

　　新京报：我理解你的意思，我记得一年多前我们谈论过狄更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他们的小说都是笨重的、笨拙的，越成熟的作品越朴素越笨拙。

　　余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强度叙述的小说推向了顶峰，至今无人能及，我也是一生难以企及，但是我有能力让自己叙述的强度不断增加，《兄弟》是我第一次这么有意识地去做。比如，宋凡平从仓库逃回来，看见两个孩子，拖着一只脱臼的胳膊洗澡、换衣服，到李兰回来，以前估计300字就写完了，现在大概用了7万字的篇幅，全面深入地展示了很多细节，是一部“强度叙述”的小说(这个是我发明的词)。现在的写法不是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写的，不是靠才华就能写出来的，它是靠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写出来的。一个细节可以写几千字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前不会这么写，也不敢这么写，因为推不动。

　　新京报：我看过《兄弟》的上部以后觉得你在这部小说中，前半部分中以前作品的痕迹比较多，叙述偏于轻巧，后半部分就进入了你说的正面强攻的方式，用了比较写实的手法，前后风格有明显的不同。

　　余华：小说写得比较写实，很有现场感，尤其是后半部分。这部小说里我还第一次直接描写了时代特征，无论是文革时代特征，还是当下的时代特征都进行了描写。以前时代的特征都是作为小说的背景出现的，从没有直接地描写。所以，与前面三部长篇小说相比，它的现实性和历史感也更为清晰。

　　这也是叙述强度增加以后必须依赖的两个要素：现实和历史。我以前空中楼阁似的小说不需要叙述的强度，所以，它们也不需要现实和历史。

　　新京报：我觉得你以前的叙述方法，在过去的创作中完成得非常完美，为什么非要给新作品寻求叙述方法的变化，你不觉得这是很大的冒险吗？

　　余华：我第一次看《罪与罚》就感叹我要是能那样写小说就牛了，但我知道我写不了，可是狄更斯、巴尔扎克那样稍微温和一点的层层推进的方法，经过多年的锤炼我是有可能完成的。另外，我说过作家达到了某个高度后，面对叙述突出的不再是才华，而是性格决定他选择的方法，有的人性格就是勇往直前，而有的人就会选择讨巧的方法。选择了正面强攻的叙述方法以后，我感觉自己是勇往直前的，面对叙述是不退缩，不绕开，也坚决不用聪明的办法去处理。《兄弟》连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也是这样处理的，因为不这样写就感觉不舒服。

　　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奇的时代

　　新京报：东西的新长篇《后悔录》、毕飞宇的最新长篇小说都是文革题材，你也是关注到文革这段历史？

　　余华：我以前的很多作品都出现过关于文革的段落，不过都是作为背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文革，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我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有挥之不去的记忆，而且历久弥新；第二是有关文革这样一段历史的叙述，不管多少才华横溢的叙述者在这上面栽了跟头，而且仍然会有人叙述下去。这部小说我的兴趣不是在单纯的文革故事里，这只是小说的上部，下部将会进入当下。中国在近50年，经历了文革和当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西方一个人活400岁才可能看到这样两个极端的时代。

　　想想今天的中国，再回忆一下文革时的中国，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却发生在同样的人身上，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极端，却由同一代人连结起来，对写作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写作的激情来自于此。

　　新京报：我们将会在你这部小说的下半部中看到你落笔当下生活，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写作当代题材。

　　余华：包括我在内很多作家都愿意写比较远的故事，因为特别好捕捉到它的传奇性。但是《兄弟》写到下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只要写出了今天的现实，也就写下了持久的传奇。当下社会丰富多彩，而且离奇古怪，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充满了传奇性。所以，在上下部中我都努力去写了时代特征，我觉得时代特征跟我小说中的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相得益彰。

　　李兰去世时最不放心的就是李光头，她认为宋钢这么正直的人，才能活出派头来，像李光头这种人以后会坐牢的，没想到后来的时代天翻地覆，李光头如鱼得水。

　　一部暴力和温馨并存的小说

　　新京报：除了叙述风格的变化，我觉得小说第一部的前半部分写的荒诞的东西多，比如，李光头去偷窥，看到了5个不同的屁股，被抓住游街，而他的父亲也是因为偷窥掉进厕所里淹死的。而后半部分是比较温馨的，直接描写了李兰和宋凡平美好的夫妻感情，在观察世界的视角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余华：我认为生活永远都充满了荒诞感。至于你谈到的这种不同，它不是前后的，而是贯穿整个小说的，看过小说的评论家也谈到，这部小说在叙述刘镇少年欺侮和戏弄李光头兄弟时，在表现宋凡平等人被批斗以及惨死的过程时，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我在80年代末期一些作品的暴力化特征，冷静，尖锐，惨烈；而在叙述李兰面对丈夫死亡之后的一系列表现，以及李光头和宋钢之间的兄弟情谊等则呈现出《活着》之后所恪守的温情化特征，亲切，温馨，坚韧。是这两种不同叙事策略的相互整合和统一，悲剧性和喜剧性同时在写。

　　新京报：这部小说前后叙述风格的反差，会不会造成小说的整体风格不够统一？

　　余华：我写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是熟悉我以前作品的读者会有一些遗憾，因为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

　　我写《活着》的时候批评很多，有的评论家甚至说：“我不是不喜欢这部小说，但它不是一部先锋小说。”我当时说：“没有一个作家会为文体写作。”熟悉我作品的读者可能并不希望我改变，但我希望读者能适应10年之后的余华。

　　新京报：我觉得你的小说的很多细节的特征并没有发生变化，比如对一个动作的沉迷，这部小说你反复写到了一个有趣的动作扫荡腿。

　　余华：这个动作从宋凡平结婚那天开始一直有，反复出现，甚至在下部仍然会出现。扫荡腿在我小时候是最时髦的动作，打架中能使出这一招的人都是最厉害的。让我和过去完全隔断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题材和过去的不一样了，就选择现在的写法。

　　新京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有福贵、许三观这样非常清晰的人物，但是在《兄弟》中似乎中心人物不是那么突出，对李光头、宋钢、李兰、宋凡平都有一定的笔墨。

　　余华：李光头和宋钢两个兄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也是小说叫《兄弟》的原因。兄弟两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命运发生了传奇性的变化。尤其是在下部中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再像童年那么单纯。

　　李光头是我从来没有写过的人物，他是一个混世魔王，这一点来自于他成长的环境；有时候又充满了人性中美好的情感，这一点来自于他的家庭，李兰和宋凡平的忠诚和爱也影响了他。我觉得他比许三观要丰富得多，你现在看到的童年、少年那一段就已经很独特了，那时候他已经体现出了做生意的天才，懂得用偷窥的秘密换海鲜面吃。

　　我形容李光头是一个能把人气死，把人笑死，把人给难过死的人，他是既无耻又有尊严的活着的人。这个人物作家是写不出来的，只有现实中才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个人物只能通过四十多万字的叙述才能够表达出来，简短的话实在是难以表达。

　　我触碰了以前没有碰过的主题

　　新京报：在小说中，你写到了李兰后来的丈夫，即李光头的继父宋凡平这样一个角色，他对李兰、李光头、宋钢都充满关心和爱，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出非同一般高尚的人格，这是在你以往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的角色。

　　余华：宋凡平是一个完美的人。像狄更斯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都会有一些完美的人，这应该也是某些作家的理想吧。在我以前的作品中的确没有这样的形象，我觉得那是因为以前小说的外部环境都没有这部那么恐怖，当外部是一个很阳光的环境的时候写这样的人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写的“文革”是一段恐怖的历史，我写了它令人恐惧、令人压抑的特征。外部环境这么恶劣，如果再把宋凡平写成一个很狡诈的人，把李兰写成一个很自私的人，我自己都写不下去了。

　　新京报：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在这部小说中，你加强了人性之美在作品中的分量。

　　余华：在这部小说里，我触碰了以前没有碰过的主题———关于人的尊严的问题。用福克纳的话说就是“人类昔日的荣耀”，即人的尊严和同情心。这一点是我自己很得意的。李兰的两个丈夫，一个让她抬不起头来，另一个却让她充满了骄傲。其实，在那个时代宋凡平是以地主的身份死去的，应该也是让她抬不起头来的，但因为宋凡平给了她爱，李兰是一种骄傲的姿态，做人的基本尊严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

　　读这个小说需要好的精神状态

　　新京报：以前有人评价你写《现实一种》这类小说时说，你的“血管里流动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但在这部小说中，残酷只是配角，家庭的温暖和亲人之间的爱、人性的善良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余华：《兄弟》中也写到了很多残酷的东西，也写了暴力，人物的命运甚至比《活着》还强烈。为什么一家人的感情会留给你那么强烈的印象，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外部环境比《活着》更加恶劣。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外国出版的时候，有个美国记者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说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存在家庭的责任，而不存在社会责任？我记得我的回答是，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长期以来个人在社会上是没有自己的空间的，只有在家庭中才有空间。中国的社会纽带不是社会的连结，而是家庭与家庭的连结。文革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记得我小时候，家庭是一个世界，而外面的世界我感觉不到。

　　新京报：你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是不是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余华：没有，就像我以前说的，任何一个人物的原型起码有1000个以上。

　　新京报：40万字的小说似乎没有以波澜壮阔的情节来推动，依旧是你过去小说的手法、靠细节来推动，读者会不会觉得有点闷？

　　余华：我并不觉得这个小说闷，起码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写的时候是极度兴奋，当然，这种兴奋有笑有哭。小说中的人物像李光头、童铁匠非常生动。有一个叫余拔牙的人物，因为我当过牙医就用我自己的姓调侃了一下。

　　这部小说中还有很多很生动的语言，我自己非常喜欢，比如，“你搞电线杆，你是把他们当成阶级女敌人，还是阶级姐妹？如果是阶级女敌人，你搞他们，你是在批斗她们。如果你搞的是阶级姐妹，你要是登记结婚，否则就是强奸得坐牢枪毙。”不过，读这个小说需要好的精神状态，因为它是一部比较沉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