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回来不要喊累，你知道你妈和你姐的逛街功夫有多大！”老张不甘心让我出去，他就怕我花钱，我一听，马上转过头，到鞋柜里找了一双球鞋穿上，然后对他冷哼一声算是回答，又在他脸上亲一下，得意洋洋的拂袖而去。
清晨的太阳明晃晃的照着大地，热气从地面转个圈又传上来，将所有的东西都笼罩在酷热里面，这个片区，到处都有早点摊招揽顾客，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人民汗流浃背的在炉子边摊鸡蛋饼、炸油条招呼着肥瘦不等的顾客，赚这可怜的三五块钱，个个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一个黑瘦的摊主向我摇摇手，我赶快摇摇头，对他抱歉的笑笑。
我在太平洋百货的大门口和她们碰了面，清楚穿着紧身的黑白条纹T恤，黑色的九分裤，橘色的腰包系在屁股后面，戴着一副银光闪闪的太阳眼睛，和老妈有说有笑的，来来往往的人都回过头看她两眼。
“妈，我说她越来越像女干部，你看她穿的是什么？大热天穿双球鞋干什么？跑步啊？”一见面，清楚就开始取笑我，我想她是在报复我。
“女干部都像我这样，工作也不要做了。”我回嘴，再说我也穿的不难看，白色的圆领T恤，淡蓝色的七分裤，如何就像女干部？
“好了好了，一见面就吵，热死了！”老妈出来调停。
一个太平洋就兜了三个小时，清楚也不知道要买多少衣服，正好打折，夏季衣服三折五折，清楚如鱼得水的在里面滔，就好像加拿大没有卖衣服的一样。
“加拿大就是没有什么好衣服，全是made in china。”她说，我坐在一边，看着她换下这件套那件，替她参考替她拿包，嘴巴都说酸了，老妈坐在另一边吃话梅，不时的问：“好了没有？。”
中午饭，清楚要吃寿司，老妈要吃匹萨，问我，我吞吞吐吐的说要吃牛肉面，她们一起瞪我一眼，问我：“你在兰州还没吃够？”最终还是去吃寿司，我不知道这种紫菜饭团有什么好吃，淡而无味，清楚和老妈喝着大麦茶聊着天，很享受的样子，我坐在她们两个对面发呆，看着那边桌子上的一个女孩子，白皙的皮肤，旁如无人的吞云吐雾，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沿边打着几个洞，洞里穿着几条银链子，淅淅嗦嗦的在眉毛前晃动。
“妈，你看看她，一点精神也没有，这就是亚健康状态。”清楚吃饱了没事干，又拿我开刀，我懒得理她，装聋作哑，眼睛凝视着那个女孩。
“咦——？这不是我们家二小姐以前的样子嘛？手上身上不知道要戴多少东西！装腔作势！”清楚顺着我的视线望过去，不屑的说。
“我什么时候抽过烟？”我问她。
“好了，好了，清楚，你给小越买给小阳买，怎么不给蔡有文（David）买？”老妈打断我们。
清楚愣了一下，说：“他不需要——”，然后又像下定决心似的说：“我们已经分居大半年了。”
“分居？什么意思？清楚你不会像外国人一样学习分居要离婚吧？”老妈有点紧张了。
“为什么不可以？这种情况在哪里很多的，单亲母亲，政府帮你抚养小孩。”清楚轻描淡写的说。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和蔡有文分开？你干什么了你？”老妈多明智，偏偏问清楚出了什么事。
“我们感情不合，就是这样。”清楚不愿多说，撑着头研究醋碟，头偏过去。
气氛很僵，我的瞌睡虫也吓跑了，但还是装聋作哑。
“我管不了你，随便你，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要来找我——！”过了好一会，老妈冷冷的说。
这是老妈的口头禅，一遇到她生我们的气，就是这句话。清楚从不把这句话当回事，有什么事还是要去找老妈；我可当回事，我有什么事从来不找老妈，等着她来找我兴师问罪。
从寿司店出来，老妈一会说她累，一会说太热，总之就是生气了要回家，清楚也不坚持，让她先回家，老妈头也不回的撑着阳伞就走了，我和清楚默默的站着，手里拎着大包小包。
“姐——，怎么办！”我又像小时候一样很依赖的问她。
“有什么怎么办的？她迟早要知道。我不可能因为妈妈不高兴就迁就她——。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哎——？避风塘还有吗？”清楚说，没有任何难过的表情。
“姐，你为什么要和David分手？”我给清楚倒了一杯茶。
“你今年几岁了？”清楚文不对题的问我。
“过完年就29岁了，虚岁就是30岁。”我奇怪的回答，她又不是不知道。
“对呀！我出国的时候就和你现在一样大，30岁的人，这种年龄到一个新地方从头开始是不是太晚了，也是不是太尴尬了？这个年纪的女人，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道德观等等等等，已经发育成熟了，你再重新发育一次，可不可能？只有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和原来的产生冲突，这样，自己就会陷在矛盾和痛苦里。”
“可是，你们都是有准备的呀！不然，姐夫也不会那么冒失的离开英特尔。”
“是呀！有准备，想想看，你姐夫同济一毕业，不到两年就考进英特尔，一进就是四年，他以为自己很不错了，有外企经验，外语好，技术好，跑到那边去，大半年没找到工作，人家根本看不起中国人，坐吃山空——，那段日子啊！到现在我都不想去回想，山穷水尽的——”。我知道清楚说的那段日子，他们刚到多伦多，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据说只能放一张床，她一直很少给我写mail，很多事情我不知道。
“那段日子一直是我在外面打工赚钱养家的，一小时8个加币，流水线上做，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没受过苦，在那里天天累死累活的回家，你姐夫倒好，天天在家睡大觉，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性格变的古怪偏激，一会儿要吵着回上海，一会儿又叹气，我说要回去你回去好了，他又不肯了，觉得丢人，我真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如果说话，我们就吵的不可开交，我们可以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月一句话也不说，当他动手打我第一个耳光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完了，我不是打不得，可是——，真的，那时，我真的想不通我怎么会嫁给这种男人！”清楚的回忆充满了痛苦，眼圈红红的。
我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多么骄傲的蔡有文，多么温和的蔡有文，多么儒雅的蔡有文，多么疼爱清楚的蔡有文，多么让我另眼相看的蔡有文，在那样一个异国他乡，两个孤苦伶仃的人，在环境的考验下反目成仇，他居然能够动手打她？
“可是，后来你们不是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了吗？”我抬起头问她。
“是的——，后来是好了，他找到工作了，我也找到了，可是经过了那么一段互相攻击的日子，我发现我们的感情多么禁不起考验，两个人都有了戒备心，小心翼翼的过日子，都不肯相信自己曾经是那样的穷凶极恶，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在上海的那种悠闲从容，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觉了。”
“你应当知道，我之所以嫁给蔡有文，就是因为第一他有房子，这一点在上海是很重要的，第二他对我好，对我百依百顺，还有就是他的工作不错，说起来也是国际大公司。在上海的时候，这几点他都满足了我，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负担，过的相当好，爸爸妈妈也从外地回来了，我也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会在上海，可是到了那边，这些都没有了，是他心高，要出国，结果却是他第一个后悔！男人脆弱起来真是不堪一击呀！说老实话，从心底里说，对你姐夫我还是喜欢的，他毕竟曾经对我那么好，而且到今天他还是那么有样子，站出去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干干净净的，身上没有一点世俗气。”清楚恢复了一些，语速放慢了。
我当然知道，所有的往事像开火车一样在我脑中轰隆隆的过去，又轰隆隆的回来。
上大学的时候，蔡有文的英语非常好，老师让他说一段情景描述，他说他见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在灯光下梳妆，黑色的头发像瀑布一样自肩上流下，他描述的就是清楚。
瓢泼大雨，蔡有文骑着单车给清楚送谭咏磷演唱会的门票，他知道她喜欢。
我们一起去玩，蔡有文不知如何惹恼了清楚，清楚将他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出去，他又一件一件拣回来。
每次蔡有文出国公干，都给清楚带礼物，冰箱里世界各地的口红清楚怎么都用不完，清楚怀孕的时候，他专门请假陪她到香港散心。
……
他对她的好已经到了一个男人可以的最大程度，那时的我常想，清楚如何就让他这样的离不开呢？她不见得温柔体贴，更不见得贤惠能干，他就偏偏吃她这一套，那时的我是这样的反感又喜欢这个自小没有生活在一起的姐姐，我反感她对所有人的嚣张，又喜欢她对我的爱护，当我长大“回”到上海时，也就我俩相依为命。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大床上，我津津有味的听着她对我说着那些男人女人的事情，以及她作为叙述者旁观者所拥有的价值观，幼稚的我似懂非懂，其实并不知道她的许多话已经在我心里落了根，以至于许多年后我在各个公司工作时不自觉流露出的举动让同事不再相信我是西北人。
“回来不要喊累，你知道你妈和你姐的逛街功夫有多大！”老张不甘心让我出去，他就怕我花钱，我一听，马上转过头，到鞋柜里找了一双球鞋穿上，然后对他冷哼一声算是回答，又在他脸上亲一下，得意洋洋的拂袖而去。
清晨的太阳明晃晃的照着大地，热气从地面转个圈又传上来，将所有的东西都笼罩在酷热里面，这个片区，到处都有早点摊招揽顾客，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人民汗流浃背的在炉子边摊鸡蛋饼、炸油条招呼着肥瘦不等的顾客，赚这可怜的三五块钱，个个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一个黑瘦的摊主向我摇摇手，我赶快摇摇头，对他抱歉的笑笑。
我在太平洋百货的大门口和她们碰了面，清楚穿着紧身的黑白条纹T恤，黑色的九分裤，橘色的腰包系在屁股后面，戴着一副银光闪闪的太阳眼睛，和老妈有说有笑的，来来往往的人都回过头看她两眼。
“妈，我说她越来越像女干部，你看她穿的是什么？大热天穿双球鞋干什么？跑步啊？”一见面，清楚就开始取笑我，我想她是在报复我。
“女干部都像我这样，工作也不要做了。”我回嘴，再说我也穿的不难看，白色的圆领T恤，淡蓝色的七分裤，如何就像女干部？
“好了好了，一见面就吵，热死了！”老妈出来调停。
一个太平洋就兜了三个小时，清楚也不知道要买多少衣服，正好打折，夏季衣服三折五折，清楚如鱼得水的在里面滔，就好像加拿大没有卖衣服的一样。
“加拿大就是没有什么好衣服，全是made in china。”她说，我坐在一边，看着她换下这件套那件，替她参考替她拿包，嘴巴都说酸了，老妈坐在另一边吃话梅，不时的问：“好了没有？。”
中午饭，清楚要吃寿司，老妈要吃匹萨，问我，我吞吞吐吐的说要吃牛肉面，她们一起瞪我一眼，问我：“你在兰州还没吃够？”最终还是去吃寿司，我不知道这种紫菜饭团有什么好吃，淡而无味，清楚和老妈喝着大麦茶聊着天，很享受的样子，我坐在她们两个对面发呆，看着那边桌子上的一个女孩子，白皙的皮肤，旁如无人的吞云吐雾，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沿边打着几个洞，洞里穿着几条银链子，淅淅嗦嗦的在眉毛前晃动。
“妈，你看看她，一点精神也没有，这就是亚健康状态。”清楚吃饱了没事干，又拿我开刀，我懒得理她，装聋作哑，眼睛凝视着那个女孩。
“咦——？这不是我们家二小姐以前的样子嘛？手上身上不知道要戴多少东西！装腔作势！”清楚顺着我的视线望过去，不屑的说。
“我什么时候抽过烟？”我问她。
“好了，好了，清楚，你给小越买给小阳买，怎么不给蔡有文（David）买？”老妈打断我们。
清楚愣了一下，说：“他不需要——”，然后又像下定决心似的说：“我们已经分居大半年了。”
“分居？什么意思？清楚你不会像外国人一样学习分居要离婚吧？”老妈有点紧张了。
“为什么不可以？这种情况在哪里很多的，单亲母亲，政府帮你抚养小孩。”清楚轻描淡写的说。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和蔡有文分开？你干什么了你？”老妈多明智，偏偏问清楚出了什么事。
“我们感情不合，就是这样。”清楚不愿多说，撑着头研究醋碟，头偏过去。
气氛很僵，我的瞌睡虫也吓跑了，但还是装聋作哑。
“我管不了你，随便你，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要来找我——！”过了好一会，老妈冷冷的说。
这是老妈的口头禅，一遇到她生我们的气，就是这句话。清楚从不把这句话当回事，有什么事还是要去找老妈；我可当回事，我有什么事从来不找老妈，等着她来找我兴师问罪。
从寿司店出来，老妈一会说她累，一会说太热，总之就是生气了要回家，清楚也不坚持，让她先回家，老妈头也不回的撑着阳伞就走了，我和清楚默默的站着，手里拎着大包小包。
“姐——，怎么办！”我又像小时候一样很依赖的问她。
“有什么怎么办的？她迟早要知道。我不可能因为妈妈不高兴就迁就她——。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哎——？避风塘还有吗？”清楚说，没有任何难过的表情。
“姐，你为什么要和David分手？”我给清楚倒了一杯茶。
“你今年几岁了？”清楚文不对题的问我。
“过完年就29岁了，虚岁就是30岁。”我奇怪的回答，她又不是不知道。
“对呀！我出国的时候就和你现在一样大，30岁的人，这种年龄到一个新地方从头开始是不是太晚了，也是不是太尴尬了？这个年纪的女人，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道德观等等等等，已经发育成熟了，你再重新发育一次，可不可能？只有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和原来的产生冲突，这样，自己就会陷在矛盾和痛苦里。”
“可是，你们都是有准备的呀！不然，姐夫也不会那么冒失的离开英特尔。”
“是呀！有准备，想想看，你姐夫同济一毕业，不到两年就考进英特尔，一进就是四年，他以为自己很不错了，有外企经验，外语好，技术好，跑到那边去，大半年没找到工作，人家根本看不起中国人，坐吃山空——，那段日子啊！到现在我都不想去回想，山穷水尽的——”。我知道清楚说的那段日子，他们刚到多伦多，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据说只能放一张床，她一直很少给我写mail，很多事情我不知道。
“那段日子一直是我在外面打工赚钱养家的，一小时8个加币，流水线上做，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没受过苦，在那里天天累死累活的回家，你姐夫倒好，天天在家睡大觉，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性格变的古怪偏激，一会儿要吵着回上海，一会儿又叹气，我说要回去你回去好了，他又不肯了，觉得丢人，我真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如果说话，我们就吵的不可开交，我们可以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月一句话也不说，当他动手打我第一个耳光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完了，我不是打不得，可是——，真的，那时，我真的想不通我怎么会嫁给这种男人！”清楚的回忆充满了痛苦，眼圈红红的。
我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多么骄傲的蔡有文，多么温和的蔡有文，多么儒雅的蔡有文，多么疼爱清楚的蔡有文，多么让我另眼相看的蔡有文，在那样一个异国他乡，两个孤苦伶仃的人，在环境的考验下反目成仇，他居然能够动手打她？
“可是，后来你们不是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了吗？”我抬起头问她。
“是的——，后来是好了，他找到工作了，我也找到了，可是经过了那么一段互相攻击的日子，我发现我们的感情多么禁不起考验，两个人都有了戒备心，小心翼翼的过日子，都不肯相信自己曾经是那样的穷凶极恶，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在上海的那种悠闲从容，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觉了。”
“你应当知道，我之所以嫁给蔡有文，就是因为第一他有房子，这一点在上海是很重要的，第二他对我好，对我百依百顺，还有就是他的工作不错，说起来也是国际大公司。在上海的时候，这几点他都满足了我，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负担，过的相当好，爸爸妈妈也从外地回来了，我也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会在上海，可是到了那边，这些都没有了，是他心高，要出国，结果却是他第一个后悔！男人脆弱起来真是不堪一击呀！说老实话，从心底里说，对你姐夫我还是喜欢的，他毕竟曾经对我那么好，而且到今天他还是那么有样子，站出去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干干净净的，身上没有一点世俗气。”清楚恢复了一些，语速放慢了。
我当然知道，所有的往事像开火车一样在我脑中轰隆隆的过去，又轰隆隆的回来。
上大学的时候，蔡有文的英语非常好，老师让他说一段情景描述，他说他见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在灯光下梳妆，黑色的头发像瀑布一样自肩上流下，他描述的就是清楚。
瓢泼大雨，蔡有文骑着单车给清楚送谭咏磷演唱会的门票，他知道她喜欢。
我们一起去玩，蔡有文不知如何惹恼了清楚，清楚将他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出去，他又一件一件拣回来。
每次蔡有文出国公干，都给清楚带礼物，冰箱里世界各地的口红清楚怎么都用不完，清楚怀孕的时候，他专门请假陪她到香港散心。
……
他对她的好已经到了一个男人可以的最大程度，那时的我常想，清楚如何就让他这样的离不开呢？她不见得温柔体贴，更不见得贤惠能干，他就偏偏吃她这一套，那时的我是这样的反感又喜欢这个自小没有生活在一起的姐姐，我反感她对所有人的嚣张，又喜欢她对我的爱护，当我长大“回”到上海时，也就我俩相依为命。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大床上，我津津有味的听着她对我说着那些男人女人的事情，以及她作为叙述者旁观者所拥有的价值观，幼稚的我似懂非懂，其实并不知道她的许多话已经在我心里落了根，以至于许多年后我在各个公司工作时不自觉流露出的举动让同事不再相信我是西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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