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范
作者：阿鼠
1997年12月，我和同事到外地拍摄一部关于梁祝传说的专题片，此行四人，我、摄像小冯、司机老叶，还有临时请来扛设备的老范。
设备很多，监视器、三脚架、照明灯、电池、导线......七零八落，份量都不轻。老范楼上楼下跑了几趟，一一装车完毕。“很麻利、很专业”，正如推荐老范的那位同事所说。
车子驶上高速，第一目的地是宁波。
我和老范坐后座。
老范手里握着一个塑料水壶，里面泡了浓酽的红茶，整个水壶泛着稠密的红棕色。
因为彼此陌生，我主动和他攀谈起来，我说你怎么喝这么浓的茶。
老范答，浓的好浓的好，我胃不好，要喝红茶，越浓越好。他说起话来眉开眼笑，一副自来熟的神气。
我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找话说，趁机打量他。
老范大约四五十岁，瘦瘦黑黑，戴顶鸭舌帽，大眼珠外凸，说话的时候不时眨巴几下显得无辜又狡猾，鹰钩大鼻下蓄着厚厚的八字胡，看起来象街边烤羊肉串的新疆人。
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自己是地道的杭州人，从小就住在M巷。
M巷61号，他说。
我一听便乐了，促狭道：哦？那你岂不是62的邻居？
杭州话的62与盒子同音，盒子就是傻瓜的意思。
老范一派天真，兴高采烈地说：对啊！我经常跟人说，我是范62——饭盒儿。
我忍不住大笑。
和老范谈话很轻松，有些人心无芥蒂，很容易相处，老范正是这样。
聊了一阵，老范忽然说，你是不是很内向？
我诧异道：怎么被你看出来了？——我自以为表现得满外向了。
老范抹了把下巴，嘿嘿一笑。
老甲鱼，我暗笑。
杭州流行把人精称作甲鱼，形容一个人老于世故，便称“老甲鱼”、“裙边拖地”，褒贬不定。
老范就是一个人精，这是他给我的最初印象。
言谈间，我得知老范原本在工厂上班，工厂效益不好，他便出来帮各种摄制组做临时工，渐渐在圈内混出了点小名气，隔三岔五总有活儿找他，他也乐得以这种方式逍遥度日。
当时，谢晋的电影《鸦片战争》上映不久，还是一个热门话题。老范颇为自得地告诉我，他在里面跑龙套，给女主角端茶壶的就是他。我努力回忆了一下，依稀还记得这个镜头，很为他高兴，说有机会一定再仔细看看。老范继续感慨，在谢晋的摄制组里待遇很不错，光是剔光头就有不少补助，说到这里，神情很是幸福。我笑问，你给我们干活拿多少钱？老范又是嘿嘿地笑而不答。老范的报酬是另外支付的，不在我的节目预算之内。后来回到台里，我向领导夸赞老范活儿干得好，领导瞪着眼睛说：应该的，一天一百块呢。我着实吃了一惊。
在宁波的拍摄很顺利，老范干活有条不紊，十分稳妥。起初我总担心丢电池之类的小东西，每到拍完一个段落便反复叮嘱老范清点器材，几次下来，我发现老范在这方面比我细心得多，这使我出发时紧绷的神经总算松弛下来。
那时市台还没有完全合并，我们所在的还是相对独立的有线电视台。全国的有线电视台当时就象一个形散神不散的统一组织，彼此之间合作紧密，经常互通有无。在宁波的拍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与宁波有线电视台联系，希望能得到一些图像资料，总编室的同行帮我们办完公事，不由分说请我们去“缸鸭狗”吃饭。
席间，有一道甲鱼。待这只甲鱼被瓜分完毕，老范下巴点着瓷盆里漂浮的甲鱼壳冲我使劲眨眼。我不解其意。老范拿筷子指着甲鱼壳上的脊柱说，这里面的骨稀（脊髓）营养很好的，你拿去吃。当着那么多人，我几乎要羞死，连说，你吃吧你吃吧，说着脸就红了。老范不愿占便宜，继续推让，于是那甲鱼壳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谁也不好意思碰它，最后还是老范不忍心浪费，老实不客气地埋头消灭。
后来的几天，我们辗转于上虞、绍兴等地，在那些留有梁祝遗迹的地方继续采访拍摄。
当车子在空旷的道路上飞驰，望着窗外萧索的冬日景象，我遗憾道：这样的风景和梁祝故事真不相配，春天出来拍就好了，现在没有蝴蝶。正说着，一个黑色物体在眼前飞掠而过，紧接着就听前座的老范一声惊呼。我定睛一看，老范半个脑袋探出车窗，稀疏的头发软疲塌塌地贴着头皮。原来他闻言去看风景却被刮走了帽子。
司机老叶赶紧停车，老范跑了很远才捡回帽子。他上车的时候，大家都已笑倒。老范不好意思地说，这顶帽子万万不能丢。掸了掸灰，他一本正经地把帽子戴上。戴帽子的老范和不戴帽子的老范判若两人，前者神气活现，后者萎靡不振。我说：老范，你不会在家也戴着帽子吧？老范说：当然，能不脱就不脱，我老婆如果叫我脱帽子，我要发脾气的。老范象个诗人一样思维一跳，以抒情的语调说道：我老婆很晓得我脾气的，我晚上回到家里肯定有夜老酒准备好的，要么一盘黄鳝，要么……
这家伙不知是在想念夜老酒还是想念老婆。
如同所有老杭州一样，老范能说会道、滑稽多智，一路上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乐趣。
几天之后，拍摄计划圆满完成，我们归心似箭地赶回杭州，正值夜幕初降，城市灯火辉煌，马路上车急人喧，一派俗气、一派热闹，真是熟悉又亲切。大家的兴致都很高，老范以越剧里梁祝之间的称呼，称我为赵兄，称小冯为冯兄，称老叶为叶兄，这个新发明得到了踊跃响应。称兄道弟地吃过晚饭，我们这个简单的摄制组便就地解散。
1998年春节前夕我到景宁山区拍片，于是有了和老范的第二次合作。
这回摄制组也是四个人，我、摄像小朱、老范以及老范的儿子小范。
老范的儿子当时正在师范中专上毕业班，小伙子出落得一表人材，与老范简直没有多少相象之处。
小范在学校喜欢摆弄电教室的摄像机，老范希望儿子将来从事影视方面的工作，因此特地带儿子出来见习。小范聪明伶俐，言谈举止又大方得体，很快赢得了我和摄像小朱的好感，我们对老范说：真是好福气，有这么好的儿子。老范笑眯眯地看着儿子，眼神慈祥得令人感动。
到达景宁县府所在地鹤溪镇的时候，已是深夜，小朱按计划与拍摄对象坐上县政府的车做跟拍，我们几个则上了部破烂中巴。中巴车象一个塞得满满腾腾的鸡笼，我们一人分到一个巴掌大的小板凳，在发动机箱旁挤作一团。
我和小范一路猜谜语打发时间，老范则在一旁唧唧哝哝对处境极为不满。我劝他：算了，忍一会儿就过去了，心想：这家伙怎么娇贵起来了。随后才知道，原来老范是心疼儿子，只听他频频关照：聪聪，吃力不吃力？小范满不在乎地摇头。老范一脸不忍，却是无可奈何。
第二天，我们进山拍摄，当天夜里下起了鹅毛大雪。
次日大雪初晴，景色绝美，山区特有的双层结构木楼、漫山遍野的青松翠竹、远处云雾缥缈的山峰都在大雪掩映下闪耀晶莹奇特的光芒。我和摄像小朱爬高上低地尽情捕捉镜头，这下可苦了老范父子。老范提着一箱电池，小范扛着三脚架，两人在雪地里负重而行，步履艰难。老范的舐犊情深在这时达到痛心疾首的程度：聪聪，要小心啊！聪聪，慢慢来，当心！小朱忍不住道：老范，你太宠儿子了。老范不以为然：出来前，他娘交代我的，一定不好出事情的！后来我在剪辑片子的时候想在同期声里找点自然音响，却总是听到老范反复唠叨：聪聪……
由于接待人有事先行下山，我们的采访碰到了难题，山里只有孩子能说普通话，大人全部是一口诘诎聱牙的土语，几乎无法交流，我们只能把采访提纲写下来交给被采访人看，然后请他对着摄像机回答问题，说的是什么，我们根本听不懂。
晚上采访结束后，我得看磁带回放，把那些听不懂的时段一一记录下来，以便下山后请人翻译。我坐在堂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老范执意在一旁作陪，说山里可能会有狼。我笑：狼来了你也不顶用啊。老范郑重其事：多个人总好的。我只得由他。等我把记录做完，看到老范歪着脑袋靠在门边，已经呼呼大睡。
完成拍摄工作启程回杭州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小雨，小朱怕淋坏了摄像机，让老范去买把雨伞。老范买了伞回来，说雨伞很贵，小杂货店卖伞又不给发票，小朱不相信雨伞有那么贵，老范便懊恼了，沉下脸来不说话。我打圆场：回去找张的士票报销了吧。没想到千里迢迢地回到台里，老范还在为这件事生气。整理完毕器材，大家散伙时，老范气咻咻地对小朱说：以后不要叫我买东西！要买你自己去！老范和小朱合作关系很多，他居然不顾饭票，为一把雨伞摆出宁折不屈的架势来，这让我顿生敬意。
近来几年，我做离心运动一般飞速远离了过去的生活，从前的那些人那些事竟然淡漠得恍若隔世，不知为什么，关于老范的记忆却能如此清晰。
曾几何时，我在广电大楼里碰到老范，他肩扛手提着一些器材，问我：赵兄，什么时候再出去拍片啊？我答：有机会一定找你。来不及多作寒暄，他便被人催促着匆匆离开了，于是我笑笑，向他挥手告别。
——就这样，生命驶过一个又一个站台，我总是在不断地挥别。
作者：阿鼠
1997年12月，我和同事到外地拍摄一部关于梁祝传说的专题片，此行四人，我、摄像小冯、司机老叶，还有临时请来扛设备的老范。
设备很多，监视器、三脚架、照明灯、电池、导线......七零八落，份量都不轻。老范楼上楼下跑了几趟，一一装车完毕。“很麻利、很专业”，正如推荐老范的那位同事所说。
车子驶上高速，第一目的地是宁波。
我和老范坐后座。
老范手里握着一个塑料水壶，里面泡了浓酽的红茶，整个水壶泛着稠密的红棕色。
因为彼此陌生，我主动和他攀谈起来，我说你怎么喝这么浓的茶。
老范答，浓的好浓的好，我胃不好，要喝红茶，越浓越好。他说起话来眉开眼笑，一副自来熟的神气。
我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找话说，趁机打量他。
老范大约四五十岁，瘦瘦黑黑，戴顶鸭舌帽，大眼珠外凸，说话的时候不时眨巴几下显得无辜又狡猾，鹰钩大鼻下蓄着厚厚的八字胡，看起来象街边烤羊肉串的新疆人。
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自己是地道的杭州人，从小就住在M巷。
M巷61号，他说。
我一听便乐了，促狭道：哦？那你岂不是62的邻居？
杭州话的62与盒子同音，盒子就是傻瓜的意思。
老范一派天真，兴高采烈地说：对啊！我经常跟人说，我是范62——饭盒儿。
我忍不住大笑。
和老范谈话很轻松，有些人心无芥蒂，很容易相处，老范正是这样。
聊了一阵，老范忽然说，你是不是很内向？
我诧异道：怎么被你看出来了？——我自以为表现得满外向了。
老范抹了把下巴，嘿嘿一笑。
老甲鱼，我暗笑。
杭州流行把人精称作甲鱼，形容一个人老于世故，便称“老甲鱼”、“裙边拖地”，褒贬不定。
老范就是一个人精，这是他给我的最初印象。
言谈间，我得知老范原本在工厂上班，工厂效益不好，他便出来帮各种摄制组做临时工，渐渐在圈内混出了点小名气，隔三岔五总有活儿找他，他也乐得以这种方式逍遥度日。
当时，谢晋的电影《鸦片战争》上映不久，还是一个热门话题。老范颇为自得地告诉我，他在里面跑龙套，给女主角端茶壶的就是他。我努力回忆了一下，依稀还记得这个镜头，很为他高兴，说有机会一定再仔细看看。老范继续感慨，在谢晋的摄制组里待遇很不错，光是剔光头就有不少补助，说到这里，神情很是幸福。我笑问，你给我们干活拿多少钱？老范又是嘿嘿地笑而不答。老范的报酬是另外支付的，不在我的节目预算之内。后来回到台里，我向领导夸赞老范活儿干得好，领导瞪着眼睛说：应该的，一天一百块呢。我着实吃了一惊。
在宁波的拍摄很顺利，老范干活有条不紊，十分稳妥。起初我总担心丢电池之类的小东西，每到拍完一个段落便反复叮嘱老范清点器材，几次下来，我发现老范在这方面比我细心得多，这使我出发时紧绷的神经总算松弛下来。
那时市台还没有完全合并，我们所在的还是相对独立的有线电视台。全国的有线电视台当时就象一个形散神不散的统一组织，彼此之间合作紧密，经常互通有无。在宁波的拍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与宁波有线电视台联系，希望能得到一些图像资料，总编室的同行帮我们办完公事，不由分说请我们去“缸鸭狗”吃饭。
席间，有一道甲鱼。待这只甲鱼被瓜分完毕，老范下巴点着瓷盆里漂浮的甲鱼壳冲我使劲眨眼。我不解其意。老范拿筷子指着甲鱼壳上的脊柱说，这里面的骨稀（脊髓）营养很好的，你拿去吃。当着那么多人，我几乎要羞死，连说，你吃吧你吃吧，说着脸就红了。老范不愿占便宜，继续推让，于是那甲鱼壳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谁也不好意思碰它，最后还是老范不忍心浪费，老实不客气地埋头消灭。
后来的几天，我们辗转于上虞、绍兴等地，在那些留有梁祝遗迹的地方继续采访拍摄。
当车子在空旷的道路上飞驰，望着窗外萧索的冬日景象，我遗憾道：这样的风景和梁祝故事真不相配，春天出来拍就好了，现在没有蝴蝶。正说着，一个黑色物体在眼前飞掠而过，紧接着就听前座的老范一声惊呼。我定睛一看，老范半个脑袋探出车窗，稀疏的头发软疲塌塌地贴着头皮。原来他闻言去看风景却被刮走了帽子。
司机老叶赶紧停车，老范跑了很远才捡回帽子。他上车的时候，大家都已笑倒。老范不好意思地说，这顶帽子万万不能丢。掸了掸灰，他一本正经地把帽子戴上。戴帽子的老范和不戴帽子的老范判若两人，前者神气活现，后者萎靡不振。我说：老范，你不会在家也戴着帽子吧？老范说：当然，能不脱就不脱，我老婆如果叫我脱帽子，我要发脾气的。老范象个诗人一样思维一跳，以抒情的语调说道：我老婆很晓得我脾气的，我晚上回到家里肯定有夜老酒准备好的，要么一盘黄鳝，要么……
这家伙不知是在想念夜老酒还是想念老婆。
如同所有老杭州一样，老范能说会道、滑稽多智，一路上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乐趣。
几天之后，拍摄计划圆满完成，我们归心似箭地赶回杭州，正值夜幕初降，城市灯火辉煌，马路上车急人喧，一派俗气、一派热闹，真是熟悉又亲切。大家的兴致都很高，老范以越剧里梁祝之间的称呼，称我为赵兄，称小冯为冯兄，称老叶为叶兄，这个新发明得到了踊跃响应。称兄道弟地吃过晚饭，我们这个简单的摄制组便就地解散。
1998年春节前夕我到景宁山区拍片，于是有了和老范的第二次合作。
这回摄制组也是四个人，我、摄像小朱、老范以及老范的儿子小范。
老范的儿子当时正在师范中专上毕业班，小伙子出落得一表人材，与老范简直没有多少相象之处。
小范在学校喜欢摆弄电教室的摄像机，老范希望儿子将来从事影视方面的工作，因此特地带儿子出来见习。小范聪明伶俐，言谈举止又大方得体，很快赢得了我和摄像小朱的好感，我们对老范说：真是好福气，有这么好的儿子。老范笑眯眯地看着儿子，眼神慈祥得令人感动。
到达景宁县府所在地鹤溪镇的时候，已是深夜，小朱按计划与拍摄对象坐上县政府的车做跟拍，我们几个则上了部破烂中巴。中巴车象一个塞得满满腾腾的鸡笼，我们一人分到一个巴掌大的小板凳，在发动机箱旁挤作一团。
我和小范一路猜谜语打发时间，老范则在一旁唧唧哝哝对处境极为不满。我劝他：算了，忍一会儿就过去了，心想：这家伙怎么娇贵起来了。随后才知道，原来老范是心疼儿子，只听他频频关照：聪聪，吃力不吃力？小范满不在乎地摇头。老范一脸不忍，却是无可奈何。
第二天，我们进山拍摄，当天夜里下起了鹅毛大雪。
次日大雪初晴，景色绝美，山区特有的双层结构木楼、漫山遍野的青松翠竹、远处云雾缥缈的山峰都在大雪掩映下闪耀晶莹奇特的光芒。我和摄像小朱爬高上低地尽情捕捉镜头，这下可苦了老范父子。老范提着一箱电池，小范扛着三脚架，两人在雪地里负重而行，步履艰难。老范的舐犊情深在这时达到痛心疾首的程度：聪聪，要小心啊！聪聪，慢慢来，当心！小朱忍不住道：老范，你太宠儿子了。老范不以为然：出来前，他娘交代我的，一定不好出事情的！后来我在剪辑片子的时候想在同期声里找点自然音响，却总是听到老范反复唠叨：聪聪……
由于接待人有事先行下山，我们的采访碰到了难题，山里只有孩子能说普通话，大人全部是一口诘诎聱牙的土语，几乎无法交流，我们只能把采访提纲写下来交给被采访人看，然后请他对着摄像机回答问题，说的是什么，我们根本听不懂。
晚上采访结束后，我得看磁带回放，把那些听不懂的时段一一记录下来，以便下山后请人翻译。我坐在堂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老范执意在一旁作陪，说山里可能会有狼。我笑：狼来了你也不顶用啊。老范郑重其事：多个人总好的。我只得由他。等我把记录做完，看到老范歪着脑袋靠在门边，已经呼呼大睡。
完成拍摄工作启程回杭州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小雨，小朱怕淋坏了摄像机，让老范去买把雨伞。老范买了伞回来，说雨伞很贵，小杂货店卖伞又不给发票，小朱不相信雨伞有那么贵，老范便懊恼了，沉下脸来不说话。我打圆场：回去找张的士票报销了吧。没想到千里迢迢地回到台里，老范还在为这件事生气。整理完毕器材，大家散伙时，老范气咻咻地对小朱说：以后不要叫我买东西！要买你自己去！老范和小朱合作关系很多，他居然不顾饭票，为一把雨伞摆出宁折不屈的架势来，这让我顿生敬意。
近来几年，我做离心运动一般飞速远离了过去的生活，从前的那些人那些事竟然淡漠得恍若隔世，不知为什么，关于老范的记忆却能如此清晰。
曾几何时，我在广电大楼里碰到老范，他肩扛手提着一些器材，问我：赵兄，什么时候再出去拍片啊？我答：有机会一定找你。来不及多作寒暄，他便被人催促着匆匆离开了，于是我笑笑，向他挥手告别。
——就这样，生命驶过一个又一个站台，我总是在不断地挥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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