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ENT ALL THESE YEARS·

艽野尘梦

　　91年春夏交季的时候我回到北京。这是至89年到西藏以后第一次回北京。回北京是为了两件事，一是跟前妻协议离婚，买卖不成仁义在，好说好散。二是怀揣着一个革命理想，拍一部关于西藏的电影。

在拉萨时，一位学者介绍了一本清末一个驻藏军官的亲历回忆录《艽野尘梦》。学者只说了一个大概就已经叫我激动不已。我迫不及待想回北京找这本书，梦想着把它变成电影。

回到北京没地住，一个叫曲肖武的朋友收留了我。曲肖武是北医大的博士研究生，我们无意中认识，一见如故，他在东单正好有一套空房。是他帮助我一起到北京图书馆查到了《艽野尘梦》。一看果然飞沙走石，波澜壮阔。

清末进藏军队管代陈渠真，带兵从康区进藏，作为汉族军队，他们早于十八军走过这条线路。陈渠真进藏时见过朝庭封疆大吏赵尔丰。那时，赵老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他银发髯髯浑身披挂，坐在马上宛若天神。可惜后来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害，死得非常之惨烈。

陈渠真孤胆过江，到西藏后跟康巴土司的女儿结为夫妻。这位藏族姑娘一表人材，能骑善射，一身的好功夫。这两人可谓郎才女貌。他们俩人的结合改变了汉人对藏族蛮荒之地的印象与偏见。结婚后，陈渠真带着新婚夫人继续进藏。

到了圣城拉萨没多久的时间，清王朝开始变故，各地纷纷反清闹独立。西藏也借着这个机会反抗清政府，清军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要灭清，支持各地独立；另一派保皇。

平定西藏叛乱，陈渠真是个战绩卓著的大将，而此时，他夹在两派中间左右为难无路可走。无可奈何，他带领少数清兵在不可能翻越唐古拉山的冬季，冒险翻越唐古拉。一路之上，狼群追遂，土匪抢劫，九死一生。幸好他的妻子有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她扶佑夫君战胜一切艰难，奇迹般地翻过了唐古拉山到达青海。到达青海时，他们忠实的随从一一亡故，只有他们夫妻挣扎着活了下来。可是刚一安定下来，他的妻子好象完成了她的使命似的，突然撒手而去。

陈渠真痛不欲生，顿入空门。事隔多年，家人知道了他的消息，将他接回了湘西。当陈渠真慢慢地恢复平静之后，写出了这本回忆录。

在我看来，这是经典的好莱坞模式，爱情、战争，自然、文化，不同民族的交往，曲折的经历，大的时代背景的变故，人在种种矛盾之中交织………既便是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是回肠荡气，超凡脱俗。

那时的我，多少还有那么点小自以是的狂妄，觉得下点功夫搞成一部电影并不难。说句玩笑话，回北京真是大有：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意思。

召来的朋友都是哥们儿。

八十年代我在北京组织了八大院校大学生艺术团，闹过一阵实验戏剧，着着实实地火了一把。我们演戏、搞画展，还准备办报，当然这一切梦想最后都破灭了，大学生艺术团被视为非法组织。

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我用中国戏剧类型化、程式化的手法重新阐释了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这个戏探讨的是金钱的本质，“发黄的闪光的金子，只要有了一点点，就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黑的变成白的，老的变成嫩的，皱皮黄脸的老妪可以变成新娘……”。我让整个舞台充满着一种概念的、概括的、神秘的超现实气氛。演员都刮了秃头，画了脸谱，做着非常夸张的形体动作，剧中人物的个性全部抽掉，变成一个个类型化的群体符号，服装、舞美设计都是超现实的，其实就是玩了一个大装置。

我还把老舍的《茶馆》改成了一个很前卫的、跳越的、魔幻的戏剧。后来我又把一本上课时闲极无聊随手翻看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舅舅的梦》改成了一个无场次自由空间的戏剧，也是在舞台上大玩拉圾、装置，有爵士鼓伴奏，有钢琴乐队，有戏曲的锣鼓和音乐……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先锋戏剧所有的创作原点，早已在我们的校园实验戏剧中开始了实践。

最热闹的是88年我组织的行为艺术――包扎长城。天刚蒙蒙亮，浩浩荡荡的队伍打着旗帜，坐着大卡车到了长城。我们用几千米的白布把长城包扎了一段。这次行为艺术大家不约而同的主题都是“包扎”。我们的民族不管是文化还是历史都是伤痕累累，都需要包扎。当时我写了一首摇滚歌词：“裹着你的屁股露着你的嘴，裹着你的胳膊露出你的腿，鼻青脸肿几千年，踉踉跄跄万里路。”好几十个艺术家都参予了表演，大家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这次行为艺术是迄今为止中国在公共空间里最大规模的行为艺术。

当时我已经拍了两年纪录片，片名叫《大地震》。我试图通过文化界的思想震荡折射我们的民族和社会的变革，现在看起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些老鼠和夜猫虎，我们的出现充分地预示了地震的前兆。

一声招唤，哥们儿都来了。

一个是胖敦敦大脑袋瞪着两只眼睛的张宏光。宏光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在学校的时候就才华横溢是个不得了的人物。我在八十年代搞的实验戏剧，音乐都是他的原创。对此他哥哥著名作曲家张千一赞叹不已。后来，他当然地成了京城大腕，91年就是文化款爷了。

一个是中央戏曲学院戏文戏的蒋樾。此人一介儒雅书生，经常是旧旧的、油光铮亮的棉衣军，配上厚厚的围脖，象五四青年，又象抗美援朝炊事班班长。

一个是中央美院版画系的毕建锋。老毕比我低几届，从84年就开始跟我排戏。老毕在我导的《茶馆》里演王利发。还在《舅舅的梦》里演一个贵族青年，虽说不是专业演员，但身手不凡，满舞台的哑剧、杂技搞得眼花缭乱。老毕总是瞪着两只充满了疑惑和惊异的大眼睛，大长头发飘在后背，走道是罗圈腿，以显示他是足球明星“毕”拉多那，我经常笑他，你夹紧点，小心狗溜过去。

还有一个是何飞。何飞是这帮哥们儿中最儒雅的一个，他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毕业生。他参与了我们所有戏剧的舞美设计。

我在弟兄们中俨然以老大自居。说起来很惭愧，我上大学太晚，24岁时才考上中央美院，毕业时已经28岁。在沈阳连考四年鲁迅美术学院都没考上，因为行为不端，一直被拒之于大门之外。不过他们看得还算准，知道我是个爱折腾的人。

我在家又是行大，自然地，大家都叫我“老大”。

哥们儿在一起，大家自然地一番畅谈，我们怀念八十年代的浪漫。

我一直认为本世纪中国只有二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具有美感。二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是那么不得了，产生了大腕文人无数，胡适、毛泽东、李大钊、鲁迅……，上海滩、石库门、亭子间的才子佳人英雄豪杰更是不胜枚举。那是一个诞生了多少民族脊梁的年代，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脊梁骨基本都断了。

八十年代又一次不得了，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这时候是萨特、尼采、弗洛依德……经院哲学、现代派，大家都在思辩，兴奋得小脸通红。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最闪光的篇章。

　　在曲博士的小屋里，大家光着脊梁，屁股底下坐着成箱成箱的啤酒。经常喝到天亮，聊到天亮。

屋子对面有个精神病人，他能俯看到我们。他也光着膀子，从楼上用他那人艺多年培养出来的混厚的嗓子朗诵：飞毛腿导弹，萨达姆……从红军到抗战到萨达姆，整天地广播关于战争的消息。说完之后，一阵哈 哈大笑，消失而去。我们也对着他一阵地哈哈大笑。后来我们发现，这家伙简直是预言家，没过多久，美国轰炸了伊拉克。

有一天，我们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天也亮了。宏光说，弟兄们走吧，我请你们去吃早茶！早上干嘛要喝茶呢？不明白。一帮人跟着宏光屁股后面去了。那时王府井只有一、二家刚刚模仿沿海一带早茶的店。我们一吃目瞪口呆。社会主义物质已经极大丰富起来，早点居然这么奢侈。过去，我们每天一碗豆浆一根油条，或者两个火烧来碗馄吞就不得了了。

在这种氛围里我一通地大侃，加上啤酒的化学作用，哥们儿几个豪情万丈。结果是宏光掏出了八万元人民币巨款，他说：你们哥儿几个拍片吧！令我们所有的人大为感慨，大为激动了一把（当时我估计他也不过只有十万块钱）。

蒋樾决定放弃调到北影厂的大好前景。老毕辞掉了电影公司的工作。何飞比较腼腆，他说，我永远做你们的后卫。我们一看，何飞这么细皮嫩肉的，确实是经不了风雨摧残。他那时在展览公司搞设计，又有点小钱，以往弟兄们没饭吃的时候肯定都是找他。也好，留一条后路！我们同意何飞留在北京作为后应。宏光跃跃欲试几回，最后感觉自己肚皮太大需要减肥而作罢。

曲肖武作为师爷给我们以精神指导。肖武满腹经伦，学贯中西，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记忆力惊人的好，头脑超常聪明。我们聊起西路军的时候，他会具体到某次大战役的小战役在哪个村打的，地理位置什么样，指挥官是谁……他可以细到恨不得连长是谁都知道。关于国共的事就更不用提了，他就是共军的后代。

八万块钱离我们的电影梦还非常遥远，于是我们决定：先拍纪录片，一边拍片一边熟悉场地，了解民情、民俗，为故事片作准备。

　　一经决定，哥儿几个就出发了。何飞一直把我们送到康区。我们再从康区进藏，基本沿着陈渠真进藏的路线走。

我们选了两个选题，一是喇嘛藏戏团，一是活佛。在拍藏戏团的时候，我们仔细地调查过历史上发生的大白之争事件。

甘孜有个大金寺，它是黄教三大寺的子寺。大金寺的势力非常强大，喇嘛向来有恃无恐，连官家的车马路过都要下马。甘孜白利乡的小活佛在大金寺里受到的欺负。白利乡一位威望很高且性子极烈的女土司，路见不平找寺庙说理，。实际这时候土司制度已经废除，但当地老百姓依然尊重土司的后代。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大白之争。大白之争的背后实际是寺产之争。两边开仗之后，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达赖想乘中原战乱恢复他大西藏的梦想，西藏政府乘机派了两个管代（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越过金沙江，从德格打过来支持大金寺，妄图把康区收复。后来又有土匪介入，几方一场混战，情况非常复杂。甘孜的县太爷平时草菅人命，一旦打起仗来，却大义凛然临危不惧，战死沙场。最后是老蒋派了蒙藏委员会的一位大员入康区调停，才算平息了战乱。这次战争中不少康巴人宁为汉人不降藏，背景离乡，造成了悲壮的民族迁徙。

这个故事让我们激动。拍片之余我们常去察看地形，分析情况。只要回北京，我们就钻图书馆查资料。可惜这些笔记和复印资料都在飘流的 岁月中遗失了。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我们的精神却非常好。我收养了两个小狼崽子，弟兄们都把他们当亲侄儿一样地看待。我们大家不仅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狼也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培养长大成人，继承革命，繁衍后代，随时准备拍摄“艽野尘梦”！因为我们要拍的电影里有狼群，上哪 儿找狼群去？把这俩小狼崽培养成人以后，估计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会比较好交流，能听我们指挥了。不由自主地我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了狼的后代身上。我们回成都，狼也跟我们回，每天都要喂他们几斤 猪蹄。用蒋导的话说，宁可我们饿着，也绝不让下一代饿着。

那时候我们没条件每天吃肉，这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中的青年是何等的难受啊。西藏一个叫王爷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管制片。每天吃多少肉喝多少酒都归他限制。有一次我在机房剪片子，王爷去给我买了两瓶啤酒两个类似北方烧饼一样叫作“锅亏”的东西回来了。几个弟兄们一看，问他：王爷，肉呢，老大得吃肉啊！王爷很冷静地说了一句：“锅亏”里不是有肉吗？！

王爷在西藏电视台援藏八年到期之后欣然加入了我们这支流浪的队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在荒原上飘荡，我们精力旺盛，我们的情感丰富，我们的夜特别的长……

夜里太多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谈女人，谈爱情，但也免不了谈理想。我们可以为了一个女人的脚后跟爱上一个女人，可以为女人鼻子到嘴唇那美丽的一段而神魂颠倒。

蒋导总情不自禁地说，过这种日子真愉快。我们逗他，你要在北影厂呆着，搞不好成大导了。他说，副导其实不过就是一些星探。有点近水楼台的便利，可以先于导演摸摸女演员上下前后左右的情况。不过一旦选中了，女演员马上就得傍上导演了。副导这时候只能是偷偷眉目传情，说得难听一点，过着一种蹭×操的日子。一看女演员家的灯光，暗号照旧，赶紧地溜进去。蒋导这么一演义，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老毕有收藏癖，他的家象个古玩店，各种各样前清的鼻烟壶，梳妆台，各种各样的玩具手枪、刀，挂了一墙。到了西藏毛病不改，喇嘛的帽子戴在头上犹如雨伞，康巴汉子的大刀一米多长挂在腰间，还不忘背上两把喇嘛吹的号，老太太摇的转经筒、大姑娘戴的绿松石，就象一个货郎担。而且老毕还爱穿红披绿，打扮得花哩胡哨，我跟他开玩笑：你怎么跟个山鸡似的！

三年光景我们朝夕相处。打着一个杏黄旗：兄弟影业公司。我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注册，但已经觉得自己江湖上有一号了，我们很为自己是中国第一代独立制片人自豪。到处自称我们是独子（制）。

现在看来那种独立简直扯蛋，怎么可能独立呢？要么在中国化缘寻找投资人，我们不过做个枪手，撑死了是个小手工作坊。要么就给帝国主义卖命投其所好，拍点什么地下的东西，收集点秘密捐款之类。而我们这些人行得堂堂正正，向来的大老爷们儿，谁也不愿做汉奸之类的事。不愿以简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获取一张通往自由世界的门票。怎么办呢，只好碰运气。

不过运气还算好。宏光顶不住之后，碰上广州的儒雅文化商人吴少秋。我们在成都的诗人赵野随便地引见下相识。少秋年轻时候也是诗人，大家一起吃了顿火锅便一见如故。他老兄当场慷慨解囊掏了几万现金。少秋之举又使我们的理想苟延残喘了好长一阵。

可惜我们的理想太超前，那时候文化纪录片在国内，毫无市场可言。在国际，我们无论从设备、技术还是意识上，想拿出象样的文化商品，距离还是太大。除了豪情万丈之外，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尚且处于学步阶段，而且只有一、两部片子，象小商小贩似的。

还有一点现在想起来应该总结的是，由于我长期习惯做老大，弟兄们都信服我，我也养成了一种唯我独尊的毛病。加上过分的理想化，现实距离离理想越远，我的内心就越焦燥，而这种焦燥又时常表现为一种过于的挑剔。一方面，我身上具有传统江湖的美德有个大哥的样，另一方面自然就比较农民太不现代，太不民主。那时候，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呼呼拉拉一群人，到任何人家一床上坐好几个，我们把荒原的流浪生活延续到了北京。有钱租房，没钱住朋友家，每天背着睡袋，走到哪儿自带行李。我们在何飞那儿住过，在曲肖武那儿住过。

有一度我们在金台路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客厅里还铺了地毯，那感觉真幸福！“随时可以看片了，我们有遥控了！”老二很是得意。大家一说话就是老大、老二怎么怎么的，小三、小五怎么怎么的……开电梯的老头总在琢磨，他们的老四到哪儿去了呢？是不是进去了？有一天实在忍不住老头终于开口问：你们的老四到哪儿去了？

有了三居室可以带家属了。那时候我们的爱情都那么五彩斑澜，走马灯一样。今天他俩失恋了，另一哥们儿去安慰，安慰安慰搞不好暖胃（爱昧）了。这么群居群宿下去，非搞得大家都有血缘关系不可。我们这种乌托邦的公社生活有点走到了头。

慢慢地，小家庭出现了。先是老二英雄气短结了婚。老二结婚搞得我很压抑，老二媳妇跟我的女朋友是表姐妹，如果我不结婚，显得我就是坏蛋了，就真是给人家的爸爸妈妈说中了。他们说，老二结婚就是因为给他的媳妇买了点吃的，老大更不象话，连吃的都没买，讲了两个故事，就把我们的姑娘骗走了。

接着老毕结了婚，然后我也结了婚。弟兄们一看，压力越来越大，大家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于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分手的现实。

正好赶上我们得到海边一位富商“白马”公司老总的赏识，要买断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乘机抛出弄了一笔银子，哥儿几个每人分几万块，众弟兄作了鸟兽散。八十年代美丽的光环，终于在九十年代严酷的现实面前消散了。

值得记忆的青春，充满了冒险与期待的生活，犹如兄弟家人一样的争吵与亲热，在今后的人生岁月中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我们从嘻皮一个一个地雅皮起来，用我们的话说，我们都先后作了共军的喉舌，慢慢地适应了主旋律的调门，而且还老调翻唱。弟兄们一个个都成了圈内的腕。

先是老毕和蒋樾去了《东方时空》，他们做了《生活空间》最早的几期“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把地下影片直接让老百姓对镜头说话的方式和对普通人的人道关怀带进了主流媒体。他们确定了这个栏目的平民风格。

为什么那时候我们的地下影片对老百姓作了大量的采访，让他们对着镜头说话呢，就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说话的机会。

我也跟美院的老朋友尹吉男一道去了中央电视台的《美术星空》，我们在政策充许的范围内着重介绍当代艺术，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添油加醋。弟兄们拍过的片子都得了国内、外的大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我们的加入，虽然有限但是有效地促使了国家媒体的某些转变。

我先有了房子。有房子的时候无非就是想有个放东西的地方，拿到房子钥匙我是背着睡袋来的，好几个月我都是在自己的房子睡在睡袋里。躺在院里看着天上的浮云，天怎么那么兰，云怎么这么白，恍忽之中就象到了草原。

其他的朋友一个个地也买了房买了车，有了老婆。我那座空荡荡的房子先有了一张双人床，紧接着有了小崽子多了张单人床。后来又有了两个从西藏带来的小崽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床越来越多，院子里种的树也越来越多 ，眼看着外表的状态越来越象是一个家。但我对自己越来越有一种隐秘的不满。我觉得我跟包工队二道贩子没什么区别。我不过是个小公司，不过就是个乙方，承揽甲方给我们的工程，尽量让活干得漂亮别返工。我得忍受甲方的脸色，我得等待他们对我的挑剔，我不知道我的弟兄们是不是和我一样。

我们终于长大了，终于学会了合作，学会了尽一份知识分子的义务，学会了忍让和妥协，我们几乎学会了该学会的一切。我甚至懂得了好莱坞也不过就是个主旋律。

我们还时常聚会，但聚会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在一起喝酒，但喝的酒越来越少。当朋友们长久不能聚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到了一种孤独。虽然我们家永远地门庭若市，永远地向全国各地的好汉们敞开。但是，我依然孤独，我怀念那样的青春，怀念那样的手足之情，我不由得感慨青春不在。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我们经历了受精的过程成了卵，然后变成了虫。大学时代我们最爱唱的是广告歌：“我们是害虫”，我们到处蠕动，到处吃各种各样的鲜花和蔬菜。后来我们变成了蛹，安家有了房子，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化作蝶呢？

回首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曾经有过的关于电影的梦想似乎是一种宿命。“艽野尘梦”，荒野之中野花小草浮生一梦，这与我们是如此的近似，在做电影梦的同时，我们自己演绎了一部青春片。

我终生都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活，那一切在我们的身体内留下了类似基因的积淀，这种积淀会繁衍到我们的后代或者影响我们周围的朋友们，比如义气，比如豪爽，比如浪谩，比如尊严，比如人格。

我深深地怀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声的夜晚，那一切是我们人生中的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