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学院各部门招新，作为编辑部上一届刚退下来的副部，还是友情演出去帮忙面试了，今年的新生和去年差不多，没什么好说的。
面试的过程与其说简单，还不如说简陋。但没办法，现在几乎已经是来者不拒、必收了，新生里的重头新闻系中文系都去了分校，本校的广告设计、广告策划等偏又都是个性张扬傲慢的一群，与人文里一贯的谦虚含蓄实在背道而驰，要他们静下来做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东西也挺勉强，幸好今年社会工作系的在本部，多少让我们感到一些安慰。但要和我们当初对比，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竞争入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我们求他们进来，谁都好，连干活的人手都不够还谈什么质量？
面试的流程是先自我介绍，再下来跟我们单独谈话。去年我们就是这样操作的，不能再低的标准我看着已觉得难过。但正如上面说的，你来面试我们已经感激流涕了，只要你口头表达没有太大的缺陷，我们怎敢拒绝呢？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实在不甘心不说。想当年，我们要进编辑部，先备一篇文章去面试，到了试室先自我介绍，谈谈你对这个部门的认识和对文学的了解，然后下去和师姐二对一面谈。初试完了以后回去，给三天的时间你写两篇文章来，一篇是你对上一期院刊某文章的评论，一篇自由发挥。把这两篇都交上去以后就等她们通知你第二次面试，这次要用半个到一个小时跟你一对一面谈，对你的阅读喜好、程度作个全面了解，最后当场告诉你能否进去。可以说，整个过程都是既严谨又一丝不苟的，跟我谈话的师姐也是很有思想的人，这让我愉快，也更希望能进去跟她们共事。
前部长魏琛，这位比我瘦小内敛的师姐，我最敬佩的人，可惜我继承不了她。我想，她对我的期望并不是我的错觉。私下里我们曾交谈多次，听了她对我们这一届部员的分析，还有她的办刊和对文学的理念——我们有同一的理念，这件事曾让我多高兴对我多重要，因此也从没想自己后来反而会被这陷入多大的困境。那时候我看着她怎么对院刊系刊把关，怎么适度地表达自己，几乎滴水不漏地考虑到各种情况、反应，还有对此我们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就怎么做，事后或者相关的东西怎么处理。一切几乎都是她手把手教的，当时我还嫌她与部员沟通不够，也太死板，以后自己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但不想并没有以后。
我实在应该感谢她的，感谢她的照顾与几乎不保留的教导，甚至连自己约了在杂志当编辑的长辈谈话，也叫上我让听听实际操作是怎样的。刚进编辑部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平时星期六星期天有空可以去找她。我猜她也是想找能理解她，也合她性情的人交朋友。但最后我还是没有去过，因为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步调。
竞选前她特地来找我，问我是不是真的愿意去争这个部长，是不是无论结果怎样都会留下来，认真地协助工作的展开？我知道她紧张《青果》，《青果》到她手上确实做出了一种高度，她不希望它陨落、或者被什么冲垮。而且我也觉得这里面潜藏的一种品质应该坚持，她希望我能守住这条底线，不要让“随便”动不动就打着伪“创新”、伪“时代感”的幌子入侵我们的刊格，就像你要办《花溪》可以，但不要把《收获》办成《花溪》。
当时我答应了，因为我以为我可以。但随着竞选的失败，真的做了下来，我才知道自己不行，孤军作战太可怕了。到最后我竟想，都无所谓了，反正就算能坚持一年，那再下一年呢？再再下一年呢？还不一样？倒不如现在就由它去吧。部里从来不争吵，面上大家都和和气气地讨论。分成的三派各自也总是柔韧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最后端看人数多少倒向哪一边。我的理念，在部分人里保守得可笑，在部分人里即使想支持，现实也不允许——有思想的人有能力的写手毕业流失，我们，我们这群人，跟本就担不起大旗，所以最后总变成爱莫能助。所以最后连我也觉得自己沦陷了。
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特别是当官的，当干部的，哪里都是。实习时带我的记者就说，你真要这样最起码也不能得罪人，还要不卑不亢。但我发现在信念丢失以后，我能做的只有闲云野鹤。
而今天，什么都好，曾有过的都该丢开了，算是还个谢幕礼给自己吧。
面试的过程与其说简单，还不如说简陋。但没办法，现在几乎已经是来者不拒、必收了，新生里的重头新闻系中文系都去了分校，本校的广告设计、广告策划等偏又都是个性张扬傲慢的一群，与人文里一贯的谦虚含蓄实在背道而驰，要他们静下来做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东西也挺勉强，幸好今年社会工作系的在本部，多少让我们感到一些安慰。但要和我们当初对比，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竞争入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我们求他们进来，谁都好，连干活的人手都不够还谈什么质量？
面试的流程是先自我介绍，再下来跟我们单独谈话。去年我们就是这样操作的，不能再低的标准我看着已觉得难过。但正如上面说的，你来面试我们已经感激流涕了，只要你口头表达没有太大的缺陷，我们怎敢拒绝呢？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实在不甘心不说。想当年，我们要进编辑部，先备一篇文章去面试，到了试室先自我介绍，谈谈你对这个部门的认识和对文学的了解，然后下去和师姐二对一面谈。初试完了以后回去，给三天的时间你写两篇文章来，一篇是你对上一期院刊某文章的评论，一篇自由发挥。把这两篇都交上去以后就等她们通知你第二次面试，这次要用半个到一个小时跟你一对一面谈，对你的阅读喜好、程度作个全面了解，最后当场告诉你能否进去。可以说，整个过程都是既严谨又一丝不苟的，跟我谈话的师姐也是很有思想的人，这让我愉快，也更希望能进去跟她们共事。
前部长魏琛，这位比我瘦小内敛的师姐，我最敬佩的人，可惜我继承不了她。我想，她对我的期望并不是我的错觉。私下里我们曾交谈多次，听了她对我们这一届部员的分析，还有她的办刊和对文学的理念——我们有同一的理念，这件事曾让我多高兴对我多重要，因此也从没想自己后来反而会被这陷入多大的困境。那时候我看着她怎么对院刊系刊把关，怎么适度地表达自己，几乎滴水不漏地考虑到各种情况、反应，还有对此我们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就怎么做，事后或者相关的东西怎么处理。一切几乎都是她手把手教的，当时我还嫌她与部员沟通不够，也太死板，以后自己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但不想并没有以后。
我实在应该感谢她的，感谢她的照顾与几乎不保留的教导，甚至连自己约了在杂志当编辑的长辈谈话，也叫上我让听听实际操作是怎样的。刚进编辑部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平时星期六星期天有空可以去找她。我猜她也是想找能理解她，也合她性情的人交朋友。但最后我还是没有去过，因为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步调。
竞选前她特地来找我，问我是不是真的愿意去争这个部长，是不是无论结果怎样都会留下来，认真地协助工作的展开？我知道她紧张《青果》，《青果》到她手上确实做出了一种高度，她不希望它陨落、或者被什么冲垮。而且我也觉得这里面潜藏的一种品质应该坚持，她希望我能守住这条底线，不要让“随便”动不动就打着伪“创新”、伪“时代感”的幌子入侵我们的刊格，就像你要办《花溪》可以，但不要把《收获》办成《花溪》。
当时我答应了，因为我以为我可以。但随着竞选的失败，真的做了下来，我才知道自己不行，孤军作战太可怕了。到最后我竟想，都无所谓了，反正就算能坚持一年，那再下一年呢？再再下一年呢？还不一样？倒不如现在就由它去吧。部里从来不争吵，面上大家都和和气气地讨论。分成的三派各自也总是柔韧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最后端看人数多少倒向哪一边。我的理念，在部分人里保守得可笑，在部分人里即使想支持，现实也不允许——有思想的人有能力的写手毕业流失，我们，我们这群人，跟本就担不起大旗，所以最后总变成爱莫能助。所以最后连我也觉得自己沦陷了。
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特别是当官的，当干部的，哪里都是。实习时带我的记者就说，你真要这样最起码也不能得罪人，还要不卑不亢。但我发现在信念丢失以后，我能做的只有闲云野鹤。
而今天，什么都好，曾有过的都该丢开了，算是还个谢幕礼给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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