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年代：我们犯贱，装嫩，发嗲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是崇尚“潇洒主义”的“顽劣主义”，为了掩饰内心的痛苦，人们纷纷以“潇洒”自居，推崇游戏化的生活理念，90年代后期是“酷主义”
横行的时代。而到了20世纪“零年代”，一种我称之为“三字经”的日常美学已经“问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就是“贱”“嫩”和“嗲”，与之相应的时尚行为
就是“犯贱”“装嫩”“发嗲”。它们以犯贱为核心，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灵魂的“三位一体”。
嗲，来自英语的dear，原意为“亲爱的”，如今以成全民共享的关键词。大多数人认为发嗲是上海女人的专利，还有人认为琼瑶小说中的女人最能发嗲，或者F4是发
嗲男人的代表，其实都不尽然。最会装嫩的是小资，而最会发嗲的却是文人，只要回顾一下现在的诗歌史就会发现，发嗲的文人还是占了文学的上风。
经过80年代的一批发嗲的文人的努力，“新撒娇派”早已占领了中国文坛，代表了当下文坛一代嗲风。向历史文朝发嗲，不仅可以迎合民众的帝国情节，也能够满足
一下文人的“自我作践”心态。针对殖民地上海的摩登怀旧，也是历史发嗲的一种时髦类型。
与扮酷相对的是“蔻”（英文CUTE的音译，译为可爱）其词大意为稚嫩，甜蜜，奶油和矫情。“装嫩者”或“蔻一代”是21岁的年龄，12岁的心智的快乐宝贝，其表
情语调，动作乃至头脑都卡通化趋势。美少女和乖乖仔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甚至在悉尼地铁里你都会碰见如此扮相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蓄着孩童式的短发或小
辫，身上穿着肚兜式的娃娃装，书包上挂着凯蒂猫。上海的女大学生甚至装嫩到用奶瓶饮水：就连他们的推出的摇滚乐队都从铿锵金属味化为甜腻的果冻。尽管眼下
时装扮嫩已有所收敛，但精神装嫩仍在风起云涌。
“贱主义”无非是80年代“潇洒主义”在“零年代”里的延续和发展。如果说酷的面具中还有着某种流氓英雄的高贵色彩，那么到了“贱主义”就只剩下江湖无赖的
卑贱气味，它表明犬儒主义越过“潇洒”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征服。这种“贱主义者”称之为“贱客”，它最初来自于香港搞笑影星周星驰的无里头电影。在那
些影片中，面对强大的对手，主人公通常会突如其来的跪地求饶，在逆来顺受的屈辱和自虐中展开玩世不恭和自我解嘲的游戏。
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境遇里，面对无助、委屈、尴尬和情神遭受蹂躏的时刻，“自我轻贱”就成了“做人”的基本策略。某时尚杂志甚至以“人贱人爱”为话题，宣
称贱是一种“闪亮的人格”企图把这种江湖的流氓的“贱主义”改造成一种普遍的时尚理念。
全中国的孩子们都曾在2002年迎接来自韩国的流氓兔。这只兔子到是生动的刻画了中国流氓主义的面容：以自轻自贱的无赖方式面对人生的挑战。这个卡通玩具造型
一脸坏笑的面对这个丧失了信仰与痛苦的时代。它的表情预示着一种全民化的危机：当全体儿童都在喜笑颜开的迎接流氓兔时，犬儒主义的低幼化已经启动。“时尚
潮流”掩盖了这场文化蜕变的本性。
摘自《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花城出版社－－朱大可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是崇尚“潇洒主义”的“顽劣主义”，为了掩饰内心的痛苦，人们纷纷以“潇洒”自居，推崇游戏化的生活理念，90年代后期是“酷主义”
横行的时代。而到了20世纪“零年代”，一种我称之为“三字经”的日常美学已经“问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就是“贱”“嫩”和“嗲”，与之相应的时尚行为
就是“犯贱”“装嫩”“发嗲”。它们以犯贱为核心，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灵魂的“三位一体”。
嗲，来自英语的dear，原意为“亲爱的”，如今以成全民共享的关键词。大多数人认为发嗲是上海女人的专利，还有人认为琼瑶小说中的女人最能发嗲，或者F4是发
嗲男人的代表，其实都不尽然。最会装嫩的是小资，而最会发嗲的却是文人，只要回顾一下现在的诗歌史就会发现，发嗲的文人还是占了文学的上风。
经过80年代的一批发嗲的文人的努力，“新撒娇派”早已占领了中国文坛，代表了当下文坛一代嗲风。向历史文朝发嗲，不仅可以迎合民众的帝国情节，也能够满足
一下文人的“自我作践”心态。针对殖民地上海的摩登怀旧，也是历史发嗲的一种时髦类型。
与扮酷相对的是“蔻”（英文CUTE的音译，译为可爱）其词大意为稚嫩，甜蜜，奶油和矫情。“装嫩者”或“蔻一代”是21岁的年龄，12岁的心智的快乐宝贝，其表
情语调，动作乃至头脑都卡通化趋势。美少女和乖乖仔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甚至在悉尼地铁里你都会碰见如此扮相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蓄着孩童式的短发或小
辫，身上穿着肚兜式的娃娃装，书包上挂着凯蒂猫。上海的女大学生甚至装嫩到用奶瓶饮水：就连他们的推出的摇滚乐队都从铿锵金属味化为甜腻的果冻。尽管眼下
时装扮嫩已有所收敛，但精神装嫩仍在风起云涌。
“贱主义”无非是80年代“潇洒主义”在“零年代”里的延续和发展。如果说酷的面具中还有着某种流氓英雄的高贵色彩，那么到了“贱主义”就只剩下江湖无赖的
卑贱气味，它表明犬儒主义越过“潇洒”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征服。这种“贱主义者”称之为“贱客”，它最初来自于香港搞笑影星周星驰的无里头电影。在那
些影片中，面对强大的对手，主人公通常会突如其来的跪地求饶，在逆来顺受的屈辱和自虐中展开玩世不恭和自我解嘲的游戏。
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境遇里，面对无助、委屈、尴尬和情神遭受蹂躏的时刻，“自我轻贱”就成了“做人”的基本策略。某时尚杂志甚至以“人贱人爱”为话题，宣
称贱是一种“闪亮的人格”企图把这种江湖的流氓的“贱主义”改造成一种普遍的时尚理念。
全中国的孩子们都曾在2002年迎接来自韩国的流氓兔。这只兔子到是生动的刻画了中国流氓主义的面容：以自轻自贱的无赖方式面对人生的挑战。这个卡通玩具造型
一脸坏笑的面对这个丧失了信仰与痛苦的时代。它的表情预示着一种全民化的危机：当全体儿童都在喜笑颜开的迎接流氓兔时，犬儒主义的低幼化已经启动。“时尚
潮流”掩盖了这场文化蜕变的本性。
摘自《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花城出版社－－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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