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阳光

地中海·反叛·爱——加缪逝世40周年记





地中海·反叛·爱


　　——阅读阿尔贝·加缪





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自我追求与自我寻找答案；我不相信在那光阴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人类荒谬的某个脆弱的成员。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威廉·福克纳





阿尔贝·加缪离开人间已整整六十个年头了。1960年1月4日，他乘坐的汽车撞在公路边的大树上，一颗思索的心就此停止了跳动。他的笔记上记载着他全部的创作计划，他将在另一个世界完成他的后一半思想跋涉。荒诞哲学、反叛哲学、地中海思想，加缪留给世人的财富是巨大的。世纪之交，再读他的哲性文学，追思加缪走过的路，我想，应是对这位早逝的大文学家最好的纪念。





萧瑟人生：荒诞的存在


“在我度过的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这股气息所到之处，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黎明时，囹圄中的默而索内心活动到了这里，他终于体味到了生存的实质——生又如何，死又如何？过去没有真实，将来也不会有真实。这样的生活，加缪称之为——“荒诞”。


阿尔贝·加缪，法兰西的文学天才，地中海的儿子。同哲理性的创作甫一结缘，他便选择了“理解荒诞”这条哲人的不归路。1940年，《局外人》问世，加缪在主人公默而索的身上勾勒出了他自己的思想轮廓——他与荒诞深深地结了缘。“局外人”默而索的情感表达方式与一般人不同，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流一滴眼泪，在女友示爱的表情前无动于衷，甚至在被告席上还若无其事地琢磨检察官和律师的论辩水平。他被人视为“异类”、“冷血动物”，以至于在他莫名其妙地杀人后，法官和检察官急欲除之而后快。默而索忠厚的女友因提供了不利于他的证据而痛哭流涕，谁曾想默而索竟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对死刑判决的上诉，这是一个何等难以理喻的人？加缪对默而索凄凉的结局总结道：“在我们这个社会，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流泪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可能。”在他看来，荒诞确是对这个粗暴地、把每个个体纳入其既定轨道的社会的最佳注脚。默而索无疑是荒诞之神脚下的一份祭品，他身边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起，为“生活在别处”的人掘好坟墓。


就在临刑前的那个黎明，默而索忽然激动了起来：“我过去是幸福的，我将来也是幸福的！”“事实上大家都是幸运的！”他终于流泪了，或许是平生第一次——但泪水是凝固的，因为他泣不由衷。年复一年，他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社会公则”的同化。他不撒谎，从不强颜欢笑，更不愿洒一滴虚假的眼泪，当他抗拒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了荒诞：他幸福地流泪了——他对荒诞让步了。无形之中，眼泪稀释了他对死神的下意识恐惧。而人们自然是幸运的，他们不知道荒诞早已攫取了他们生命的精髓，甚至死神都是为荒诞张目的帮闲。在最后时刻走进监狱帮助默而索“忏悔”的教父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


谁也不曾想到，这样一个人的爱与很是不能因为没有常人所能理解的欢笑和泪水而被鲁莽抹煞的。默而索是个有追求的人，他追求绝对，为了一份绝对的真实他放弃了求生的机会，然而他的执著不悔却无法让人理解。在法庭上，法官按惯例要求默而索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进行深深忏悔，但他回答说，在这方面他感到更多的是厌倦而不是后悔，这话使默而索难逃死罪。他能不知这其中的利害吗？可纵然是命悬一线他也不愿表现出半点做作。他把做人的纯粹演绎到了极至。


默而索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之徒。他深知自己在他人眼里的形象，他知道，他的仁爱、沉着、诚信、缄默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压抑空气中是何其苍白无力！对此他豁达地抱以平淡的眼神和心境。他的至爱是自然，只有当他在地中海的碧波中纵情徜徉的时候，他的激情才能得以释放。加缪在为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局外人》写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我认为，默而索并不是一个穷途潦倒的人，他是穷人，不加矫饰的人。他酷爱不留阴影的阳光。他远不是没有感情的人，他内心深处到处充满深情，那种追求绝对和真理的深情在激励着他……”是的，地中海给予他神圣的滋养，赋予他真爱的意志。可悲的是，芸芸众生对他冷眼相待，只有地中海在倾听他叙说悲哀。他对冷漠的人间全无留恋。


什么是荒诞？荒诞是人对美好的怀念与世上非理性因素之间存在的一道鸿沟。置身于荒诞之中的人难以意识到它，经常地，只有在一个人面对挫折，甚至面对死神的微笑是才会去思索存在的理由和内容，这时，荒诞感产生了。加缪在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中记述了希腊神话中的巨人西绪福斯的故事：诸神为了惩罚有通奸嫌疑的西绪福斯，让他不停地推石头上山，而巨石则因自身重量一次次滚下山去，就这样循环不断。然而这个担着罪名的大汉却从徒劳的工作中觅得了快意：“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加缪沉重地说：“这一张饱经磨难的近似石头般坚硬的面孔已经自己化成了石头……他比他搬动的石头还要坚硬！”“荒谬人生”或许正是因为这份执著的痴情才显得如此充实可爱。西绪福斯发现快乐的时候，他与荒诞合二而一了。坚毅的人终于意识到了荒诞，也就此同荒诞议和。


默而索得不到西绪福斯的命运。他意识到荒诞的那个黎明，是他生命中所能看到的最后一线光亮。神甫慈爱地说：“我的儿子，我是您的父亲。只是您不能明白，因为您的心是糊涂的。”不料，一贯沉默的默而索突然间勃然大怒，他揪住了神甫长袍的领子：“他（神甫）的任何确信无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他甚至连活着不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就在这一刻，他明白了什么是荒诞：“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


默而索是带着幸福感走向刑场的：“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默而索的幸福让人心碎，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第一次觉察到人间的“友爱”。这意味着什么？是对荒诞的屈服，或是对自我的超越？


默而索的不幸，在于他觉醒于生命之花枯萎之时，他没有未来供他重新开始。加缪用第一人称写作《局外人》，把一束无动于衷的目光射向每一个人的心底，也把一个人生的严肃课题叩问人们的灵魂：“面对荒诞，人何去何从？”











人的命运：反叛的岁月


若不是加缪，或许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法属阿尔及利亚靠近地中海的一个的小城——奥兰，加缪在这座毫无特点的城市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四十年代的某一年，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遭到了鼠疫的袭击，奥兰人的平淡生活从此被打破了，死亡人数日渐增多，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唯恐清晨一觉醒来，蓦然发现自己的两胯之间淋巴结成串地肿胀，就像自己的某位邻居或朋友那样。“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光飞逝”，这是封闭的疫城里人们的心情表白。




加缪如同许多出身低微的作家一样，总是愿意把目光投向平凡的人和事。1947年，他的又一部代表作《鼠疫》出版，故事中的一群凡人承载了人世间所应有的伟大。面对威胁到整个城市居民生命的鼠疫杆菌的侵袭，故事的叙述者里厄医生深深感到一种逐渐弥漫开去的麻木不仁的感觉也悄悄侵蚀着他的心灵，所幸的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挺直了腰。他“欲怀着与他的同胞共有的信念——爱、痛苦和流亡，加入到他们中间去。”塔鲁在他的笔记中描述了里厄的形象：“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近乎长方形的脸，深褐色的眼睛，目光正直……”


塔鲁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在恐怖笼罩全城的时候表现出出奇的冷静，他以有条不紊的笔记的方式悄悄记载下小城的动态，然而他却是一个半年前刚刚定居奥兰的人。塔鲁描绘了他家对面的整日以冲着楼下打架的猫尔狗儿吐唾沫为乐的老头的故事——他因鼠疫使这些小生灵几近绝迹而郁郁不乐；还有里厄的常年病人——老哮喘病患者，他整天把鹰嘴豆在小锅里数来数去消磨时间。鼠疫猖獗的时候，效率低下的政府实施防疫措施不力，于是塔鲁决定着手组织志愿卫生防疫队。当里厄医生问他，是什么道德观念促使他投身这一危险的工作时，塔鲁只说了两个字：“理解”。


鼠疫摧毁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情谊，无时无刻的猜疑和提防成了人们的习惯，然而塔鲁同里厄却由陌路人结成了战友。里厄对塔鲁说：“鼠疫像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但话虽如此，里厄也不得不承认，鼠疫对他——一名自幼即渴望治病救人的医生——而言，意味着“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一座丑陋的城市，一群浑浑噩噩的市民，一个运作呆滞的政府机构，加上一场空前的灾难，绝境之中，平凡的、理智的、又一心想成为圣人的塔鲁拉起了一支志愿者的队伍。“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唯一非做不可的事”，加缪说出的实话颇令人心冷，然而笔锋一转他又动情地写道：“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


笼罩在瘟疫阴影下的奥兰城越发地丑陋了，居住在城郊的贫民最有理由成为瘟神的祭品，他们过的群居生活帮助鼠疫飞速地蔓延，成批的尸体被抛进简陋的墓穴，甚至连一个最简单的仪式都没有。渐渐的，城里的人们也开始不顾一切地穷奢极欲，大量地消耗奢侈品，各种为有闲阶级开办的娱乐赌博场所疯狂地营业，一派世界末日前夕的颓败景象。塔鲁这样刻画人们的心理：“他们认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到他们身上，可能准备就在他们庆幸未被传染上的时候，突然来临。”


在论著《反叛者》中，加缪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文字：“反叛者是什么人？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如果说他拒绝，它并不弃绝：这也是一个从投入行动起就说‘是’的人”。他心目中的反叛者，正视现实，同时又挑战自我。说“是”是求得真实，说“不”则是为了超越。加缪推崇反叛，意识到荒诞，反叛就将成为必然。


在同里厄谈心时，塔鲁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他说起他童年时曾经目睹过的一次对死刑犯人的审讯，他自幼敬仰的父亲作为检察官将可怜的犯人推上了绝路；他说起他在匈牙利目睹的一个枪决犯人的场景，“这个您知道吗？在这么近的距离，士兵们把子弹集中打在他的心脏区，就会打出一个可以把拳头伸进去的口子！”塔鲁得出的结论是：“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准则。”加缪展示給我们的，就是如此一番痛苦的自省，这在他看来是反叛必经的过程。他认为，反叛并不仅仅必然地产生于受压迫者，他也可能产生于受压迫的景象，在这种景象中，他人是受害者，而反叛则要求“我”与他人发生同化。此外，“別人好像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而我却一想起就喉咙梗塞。”所以，“虽然我跟们在一起，但我还是孤独一人”。


反叛者終究是孤独的，纵然是同为志愿者防疫队员的格朗和朗贝尔也不能洞悉塔鲁的内心世界，这个颇有侠义精神的中年人始终最信赖同鼠疫进行最直接斗争的里厄医生，他的自我剖析顽强而坚定的令人激动不已：“长期以来我感到无比羞愧，因为我曾经是个杀人凶手，即使是间接的，同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仍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就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别人更善良的人今天也不由自主地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生活的逻辑的。我也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一些人的死亡。是的，我一直感到羞愧，我懂得了，我们大家当时都生活在鼠疫之中，于是我就失去了内心的安宁……我只知道，为了使自己不再是一个鼠疫患者，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有希望得到安宁，或者，在得不到安宁的情况下，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如果说这还不能拯救他们的话，至少也能尽量少使他们受害，甚至有时还能为他们做一点好事。”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刽子手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双手在为自己奋力地辩解，有成群的闲人面对着厮杀的血腥兴奋地感受着刺激，谁能想象一个清白的灵魂也要忏悔！然而加缪勇敢地指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苦役、罪恶和灾难。但是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在世界上激发它们，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自身与其他人身上击败它们。巴莱士曾说过的、今天还这么说起的反叛即不逆来顺受的意志就属于这种斗争原则。反叛是形式之母，是真正生命的源泉，它使我们永远屹立在历史的不定型的、愤怒的运动之中”（《正午的思想》），并且把这样的思想灌注在塔鲁身上。塔鲁的反叛也正是从他自身开始的。一片平庸的土地上，一扇反叛的窗就这样倔强地打开了，从那里飘出的，是宗教式的温暖的情怀。塔鲁认为，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他必须以坚强的意志做到永远不分心，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以免将疾病再传染给其他人，“杀人者”所能做的，只有用行动来赎罪，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获得“安宁”。塔鲁对里厄说：“这场鼠疫没有使我学到任何东西，要不，就是它教会了我应该跟您在一起同它作斗争……从现在起，我知道，我对这世界本身来说，已毫无价值。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我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罪的杀人者。”


我常常想起葡萄牙文学家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的一段名言：“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与正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他们的纠正，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塔鲁为这段话做了最完美的诠释，他是真正的反叛者。他并不热爱这座城市，但他更憎恨邪恶势力的肆虐。爱，对这位沉静、缄默的市民而言，是痛苦自省的必然延伸，也只有这种无声的爱，才能使得塔鲁获得他毕生追求的那份安宁。社会已是非理性的，理性的人在反叛；社会已不相信爱，反叛者还在爱。


里厄说：“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其实，塔鲁又何尝不在向这一目标奋斗！他最终没能成为“圣人”，他在鼠疫全面撤退的前夕倒下了，里厄发现他同时患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鼠疫。第二天的中午，里厄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张毫无生气的、永远失去了微笑的面具。他眼看着战友渐渐地淹没在鼠疫的大海里，而他却束手无策地留在海岸上，“他再一次感到自己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来对付这场灾难”，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不知道塔鲁最后是否找到了安宁！


战斗结束了，“鼠疫”其实是法西斯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象征，而我却宁愿将它仅仅视作一场瘟疫。对一个反叛者来说，一场瘟疫足以代表世界的荒诞，足以激发他以百倍的勇气去应战，纵然将付出生命的代价。反叛者的命运终是如此。“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而失去的，则可能是时间、精力、爱情、生命……事实上，正如加缪自己所说，人一旦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谬，他就已经在自觉地进行反叛了，而塔鲁从自己背负的罪孽出发，将反叛进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相信，安宁是属于他的。


就在两人畅谈的那个晚上，就在疫魔的眼皮底下，医生和塔鲁来到了城边的防波堤上。紧张的工作之余，唯有这一晚他们获得了解脱。荡漾的月光之间，飞溅的碧浪驱散了躯体和心灵的疲惫。加缪的心目中，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中海才是反叛者的故乡。





寻根者：爱的延续


当地中海的阳光再一次普照大地的时候，阿尔贝·加缪已悄然隐至法国普罗旺斯省的卢马林村。他沉默的性格决不能适应同萨特唇枪舌剑的论战，而同时，在腹中酝酿已达二十余年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正如翻滚的熔岩一般喷薄欲出。激烈的反叛之后，加缪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下一段心路是要转入反思。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在模糊的远方向他挥手，向他缓步走来，那便是他——雅克·高麦利早逝的父亲。


雅克·高麦利是加缪真实的自况。“遗忘就是他这样的人最终的天国，也是无根生活的结局”。战争年代，有多少幼小的生命象雅克一样，错误地降生在异国他乡陌生的土地上，这里没有他们的过错，但它们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了要在残缺的家庭中度过自己的童年。雅克的父亲在儿子一岁时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被一枚弹片夺去了生命，雅克从小就与两个没有文化的女人——严厉的外祖母和懦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他的头脑里，不存在国家、民族的概念。母亲在贫穷而劳碌的生活中，丈夫的音容笑貌早已失去了回忆的价值。她无法承担雅克失去的另一半关爱。那个遥远的、抽象的、却又是真正属于雅克的家园，被传统的、刻板的家庭远远地隔在了海的那边。谁是“第一个人”？加缪未曾指明，而雅克的命运已经说明了一切。


加缪在1935年5月写的《记事》的开场白是：“我想说的是：人们可能对某种已消失的贫困仍有留恋之情（并无任何浪漫色彩）。在贫贱中生活多年，这就足以凝成某种情感。在这种特殊处境中，儿子对母亲的古怪感情构成了他的全部情感。”加缪在《第一个人》中叙述自己的幼年生活时，他的母亲复生了。她的表情总是木然的，“整整一生，她都表现出这同一中谦抑顺从且又冷淡的神态和她看人时的这种目光”，她从未责骂过甚至从未碰过她的孩子，但出于对她的母亲的敬畏，也只能在雅克挨打时默默地在一旁坐着，“让这种事一次次发生”。她“过着一天又一天艰难而又漫长的日子，由于希望不断地破灭，这种生活也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怨言的生活，无知、顽固，最终屈服于所有的苦痛，所有那些与别人一样的苦痛，从无抱怨”。


她也爱生活，像动物一样地爱着生活，这种生活使她心甘情愿地忍受劳累和平庸。若干年后，当漂泊在外数十载的雅克回到家中时，他仍然发现自己眷恋的母亲“似乎还被一种焦虑所左右，时不时地朝街上望望，用她那忧郁不安的美丽眼睛偷偷摸摸地望……”


雅克的朋友马朗说：“有一些生命，它们使这个世界合理化，通过自身存在来图生存。”我把它理解为反叛的起点。就是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雅克也未曾料到，这样漫长的一段生活经历将一个无根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引向了反叛之路。他对周围熟悉的环境渐渐产生了怀疑：一个学期末外祖母对他说：“这个夏天你要去工作了，为家里挣点钱，你不能像这样啥事也不做。”为此她教雅克谎报自己的年龄去一家店铺做雇工，整整做了两年。在雅克的眼里，“这种办公室里的工作是既无中生有，又一无所获。买进、卖出，一切都围绕着这些庸庸碌碌、不值一提的事情转”。就在这间办公室里，雅克“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庸俗，并且为失去阳光而万般忧伤”。贫穷人家的少年就是这样第一次认识了荒谬。他思想的种子开始萌发了。


是啊，外婆有理由打他，因为她是当家人；母亲有理由默然，因为她不善言辞也性格羞怯；雅克有责任去工作，为了支撑这个家庭。那么，雅克又有什么理由去向生活和命运争夺自己自由自在的孩童生涯呢？雅克时时反思着他的撒谎行为，为了失去理应属于假期的欢乐、为了过这种匆匆忙忙而暗淡无光的工作日生活而撒谎，这使他悲痛欲绝。“穷苦的生活自有其美妙之处，他是如此充分而又贪婪地享受着这些无穷无尽的宝藏，可是为了赚钱他又不得不舍弃这一切，而钱却无法换回它们的千分之一……”荒谬感充塞了雅克的头脑，他不由自主地发现，他的违心的所为就是如此一种十足的自戕，啮咬着他纯真的心灵，直至这个无根的孩子同他的长辈们一样植下自己的根去。


让孩子的心枯萎是一种罪恶。拯救雅克的依然是卧榻之侧的那片蔚蓝。艰辛度日之余，萨布莱特海滩如磁石般吸引着孩子的心，几十年如一日灿烂的阳光关怀着孩子的成长。逼仄的生活使雅克本能地排斥人间烟火，而忘我地亲近自然。一样的略略发黑、但纯净细密的沙，一样的蓝宝石般晶莹的水，也一样是默而索、里厄医生和塔鲁浸海水浴的地方。“他们主宰着生活，主宰着大海，收下世界所能给予的最奢侈的东西，无度地加以挥霍，就像一群阔老爷，有着无可比拟的财富 ”，直至忘却了时间。


雅克承载了太多的他这个年龄的人不应承担的负荷，幸而有地中海向他敞开母亲的胸怀。她对雅克而言，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的安乐窝，就在孩子纵情逐梦的同时，地中海成了无根的他心灵的归宿。夏天是地中海的主要季节，也是雅克收获精神的日子。眼望着海那边的家园而遥不可及，孩子的心一面被温润的海水轻轻抚平硬伤，一面则任凭炽烈的阳光驱散他心底的冷漠。从学前时代、上小学直到中学，地中海填补着他先天不足的精神生活，激励着他去爱人、爱世上万物。假期打工，雅克觅得了一个在港口的工作，他的办公室正对着滨海大道，这令他感到宽慰，三个月下来，他甚至喜欢上了那些在甲板上忙碌一生的“粗人”。


一边是家庭生活的一潭死水，一边则是爱的热望和理性，雅克在迥异的两重世界中长大成人，深深体味着人的境遇之冷暖变迁，他的童真使他狂热地亲近自然，而对哺育自己的家庭则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确应该保留下那两三个特殊的形象，正是这些形象把他与他们紧紧结合在一起，抹去了他多年来竭力追求的形象，使他最终沦为一个无名无氏、不明不白的人，在过去多少的岁月里，他在家中虽然过的就是这种生活，但却养成了真正的崇高情操。”当雅克意识到了这些，他与童年永诀了。尽管家庭没能给他留下美丽的回忆，他依然自觉地眷恋着它，眷恋着生养他的那片土地。


一边是荒谬的世界，一边是爱的海洋，雅克身处冲突的中心，又是海的情怀教会了他理智与成熟地应对考验。在他成人的时候，他自觉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曾亲眼看见一个精神失常地理发师用剃刀割断了顾客的喉管，他曾目睹蛮横的警察抓捕闹事的醉鬼和路边无辜的行人，他也强烈地感受到：“人们不知他来自何处，也许是从地球泛着红光的中心地带，被吸出了这纵横交错的地表裂缝”。黑暗的殖民地让他爱得迷惘。他期待着，期待着有一天能找回自己的根，揭开困惑着他的荒谬的秘密。这种期待支撑着他度日，永不枯竭，也在他最艰难的时刻，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以同样无尽的慷慨给了他活下去的理由”。


加缪宛如一位年长的哲人在向后人叙述他的成长史，他回忆着一个一个童年的片断，为的是连缀起一幅完整的画卷，以展示一个拥有了自我意识的人，是如何发起冷静的抗争，“通过自身存在来图生存”的；又是如何探寻生的情感，延续一份理性之爱的。《第一个人》中的叙事，已经不见了《局外人》中的那种无言的绝望，也不见了《鼠疫》中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反抗，而更多的是深沉的探索，探索自身的来龙去脉，用“寻根”来寻求彻底的反叛。雅克四十岁的一天，他终于来到了圣布里约——二十九岁的父亲的阵亡地——凭吊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马朗对雅克说：“朝前走吧。你不再需要一位父亲了。你独自长大成人。眼下，你尽可以如你所知的那样去爱他”，但雅克对父亲却一无所知。他还说：“我是热爱生活，充满激情地爱。但同时，它又让我觉得面目可憎，不可捉摸……”一切皆成因于雅克独特的身世。雅克需要这个人，这个人一定会告诉他：他的祖先是谁，他的祖国在哪里，为什么世界是一片荒谬的混沌……只在彼时，生活才更加可爱。


就在圣布里约的墓地，雅克感到了一阵眩晕——“他自以为自己活得很好，他独自长大成人，清楚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活力，用双手支撑着自己直面人生。但是在这阵奇特的眩晕里，这座所有人最终都要建立起来的雕塑，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变得坚硬，人们在此默默的消失，等待着最后的风化碎解，此时它已开裂并且倒坍。它也不再存在，只剩下这颗惶惑的心，抗拒着死亡的威胁，在这世上苟且偷生了四十年，这颗心总是以同样的力量冲击着这堵将它与整个生命的秘密分隔开的墙，想要走得更远，到那儿去弄个明白，在死亡之前，最后为了生存而去弄个明白，哪怕一次，一秒钟，却是从来不曾。”


作家终于没能完成他的主人公的愿望。后人已永远无法看到一部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式的巨著了。然而，在寥远的思想的星空中，地中海活的灵魂依旧在放射着光芒。读着百十来页的残稿，“第一个人”的声音依稀可辨：


“反叛永无止境，爱也要继续。”





威廉·福克纳评价加缪说：“他就是不能忍受永无止尽的寒冷。他就是不愿沿着一条仅仅通向死亡的路走下去。他所走的是唯一的一条可能不光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他遵循的道路通向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加缪的身影已远去，他脚下的路则依然在延伸。希望始终在前方召唤着他，也召唤着每一个追随他的足迹前行的后来者。


地中海为他送行。


地中海为他们送行。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