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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考研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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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墓志铭和通行证(by传播者) [2005-8-18]
daydayup 发表在 百家争鸣
| （上篇）当代中国传播学十大错误思潮之批判
1，传播学帝国主义
这种思潮最坏，即认为传播学可以整合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甚至一部分自然科学。无庸置疑，这一思潮的倡导者是施拉姆。其在中国最恶劣的影响就是导致一部分人鄙视新闻，以为自己学了点传播学就不得了了，张口闭口“吞并”新闻学。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新闻学将“吞并”新闻学，如人大的郑保卫教授。谁吞并谁吵了也有几年，依然没有定论，到了今天，各大论坛依然吵得乐此不彼。“传播吞并新闻者”认为传播学范围广，涉及到公关、广告等许多领域，新闻传播只是其中的一种；而“新闻吞并传播者（不是吞并我）”却认为传播学是为新闻学服务的，其效果理论、受众理论成为新闻学理论的一部分。
在笔者看来，这种讨论根本就不是在一个层面上进行的，因此，再吵上十年八年，他们也无法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新闻学绝对不是传播学的分支。
2，传播学自卑心理
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研一、研二的传播学学子身上，经过一两年的“祛魅”，他们才恍然意识到传播学本无学，而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学知识的匮乏，使得他们的研究如履薄冰、寸步难行。从而在其他学科的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再加上整个社会对传播学的不了解（相对新闻学），久之，自卑的心理就养成了，认为前途暗淡。
3，传播学历史决定论
相对于“传播无学”论者，这部分人对传播学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传播学刚刚诞生、传入中国也就20年多，前途是光明的。而这种盲目乐观是毫无学理依据的，只是建立在一相情愿的祝福上。正如50年前无数地球人相信“gc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一样。
4，传播学二元对立论
这是拉扎斯菲尔德干的一件坏事，它在反省和阿多诺决裂后，写了一篇文章，称自己是“行政管理学派”，阿多诺是“批判学派”。此后，逐渐地，学术界长期认为传播学分为“传统学派”、“批判学派”两部分。如吴文虎教授在批驳郑保卫教授的新闻吞并论时说：我们的保卫同志只看到了传播学里有经验学派，没看到还有一个批判学派，新闻学能吞得下吗？不会胀死吗？（语出民国92年初南京大学举行的《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研讨会上笔者的笔记，原话并非如此，但大意是这样。）
这里稍微展开一下，笔者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传播学批判学派”，狭义的批判学派特指“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学派只是涉及到一些批判传媒的思想而已，他们并不是着眼于传媒，而是在批判社会制度、体制时必然会涉及到传媒。说得再八卦一点，拉扎斯菲尔德同志虽然对传播学贡献不小，但其人却不大会处事，它的一生都是在不停的失去朋友，唯一一个玩了14年的铁哥们是默顿。马丁·杰伊在《辨证的想象》（中译本为《法兰克福学派史》）引用了一段史料，大概是说：当时德国逃亡到美国的学者很多，一些著名的学者，如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在大学里找到一份教职问题并不太大，而一些不太著名的学者和一些在读博士生就比较困难了。（拉扎斯菲尔德当时还没有成名）。阿多诺、拉扎斯菲尔德同属于欧洲学者，但为什么后来一个成了批判学派的旗手、一个成了五大先驱，个中原因是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的。其实细心的人很容易想到，拉扎斯菲尔德相对于其他主流学者，还是提出了不少批判理论的，最典型的莫过于“麻醉功能”。
在回过头看，笔者坚决地反对把“传统”和“批判”机械地割裂开来，二者都是传播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什么拉斯韦尔可以作为政治学家、霍夫兰作为实验心理学家获得传播学家的称誉，而马克·波斯特作为历史学家、哈贝马斯作为社会学家的同时，就不能再加上一个传播学家的头衔呢？而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融合后，美国学者也开始汲取批判学派的思想火花，欧洲学者也开始广泛使用实证方法。两个学派走向融合的标志是文化研究学派的大卫·莫利在受众观看环境和阐释能力的研究中，引入了民族志研究法（也称田野观察法）。
5，传播学“盖浇饭化”
此类弊病也是当今学术界一大可“目睹”的“怪现状”，随便走进一家大一点的书店，诸如《XX传播学》、《传播XX学》琳琅满目。最常见的莫过于“传媒经济学”一说了，不具体地针对哪一本书了，在笔者看来，目前还没有一本象样的“传媒经济学”（也许这本身就是一门伪学科），大多是牵强之作。最多就是在“战略管理”前面加上“媒介”二字，或是“经济学”前面加上“传媒”二字，这样还不过瘾，在所谓的“传媒经济学”前面还要再加上“大众”二字。书是写出来了，每本掂在手上都像砖头一样重，其实呢，也就是盖浇饭而已，饭是饭、菜是菜，甚至像某些小饭馆一样，菜还是冷的。
传播学边缘化研究没什么不好，这正说明了我国传播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段，21世纪出版的传播学著作恐怕比21世纪之前所有的加起来还要多吧。但所谓的“欣欣向荣”就是“盖浇饭”吗？希望有一天，有人可以写出一本虽不算可口“鸡蛋拌饭”出来，至少，鸡蛋与饭还是混在一起的。
6，传播学的“学术工业”
学术工业这一概念由“文化工业”发展而来。学术成为产品，而不是“板凳十年冷”的蛰伏，它有一系列的操作程序：1，向国家申请课题和经费；2，找一班子职位比较低的年轻老师或研究生收集资料；3，分工合作，一人写个几章；4，以这班人中名气最大或职位最高的人署名“主编”。
学术工业的书籍一定有以下几个特点的两个以上：1，从收集资料到编写到出版，周期迅速，通常半年，甚至更短就可以搞定；2，一定和作者的另外一本书有大量的章节是重复的；3，引用资料其多无比；4，当被批评质量不高时，总是以“截稿日期”限制为借口；5，被抄袭被揭露时，总是以“不符合学术规范”为借口（也就是说，不是抄袭，是忘了加注释）。6，一般来说，书是不会有人买的，但作为考研的指定书，则可以使得无数人的血汗钱被榨。
7，传播学“第三性学”
此类现象多出自于一些新闻学家，真实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时效性等等无数个“性”最后统一于“党性”。传播学成为继有“第二性学”之美誉的新闻学后的“第三性学”。在笔者看来这些无数的“性”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假、大、空。
1995年，杭州大学的黄旦教授写了一本《新闻传播学》，第一次用传播学的视阈来审视新闻学理论，这一创新非常妙，笔者至今依然认为这是最好的国内一本“新闻学基础理论”。但书出版以后，就又出现了无数本《新闻学概论》，模仿之拙劣，“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如“接收——意义转换——接受”三阶段理论，又如“知”的三角形模式图，从来不指明出处。倒是性学的部分写得不厌其烦，一些就是四五十页，还冠冕堂皇地引入传播学理论。
笔者考证，新闻学家们在80年代引进传播学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和“宣传”争夺话语权；可惜，20年后，所谓的效果理论就成了宣传要讲究艺术，把关理论就成了“钳制”、“扼杀”的理论基础。
8，传播学本土化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
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有无数有趣的传播思想和独特的传播形式。比如“说客传播”、“烽火传播”、“房中术”、“缘”等；就连彼德斯在《“向天空诉求”——交流思想史》（又译《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的中译本序中也高度评价了孔子的“撒播”观。
即便如此，笔者依然坚持认为，谈“本土化”为时过早，所谓本土化是在研究中自然而然发生，而不是生硬地说“我要本土化”就本土化了。未来20年内，我国传播学界的主要任务还是向美国、欧洲、甚至日本学习。在国外早就“再见，施拉姆”了，国内还依然把其奉为泰斗，还依然把“5W”奉若神明，还谈何中国化？本土化绝对不是撇开西方单独搞一套，而是对话、接轨——也许连谈“对话”也为时过早。
一味地标榜“本土化”，就很可能导致一种不虚心的自大心理。举个例子，某教授是本土化的坚决倡导者，在其的传播学书里也有专章讲这个问题。有一小节还单独把“因材施教”搬出来，说：中国的孔子很早就开始注重受众的差异性了。差一点还没说“孔子的受众思想领先西方两千多年！”这样的中国化、不化也罢。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别的不说，谈中国化之前，先要对中华文化有个清醒的认识吧，别的不说，《史记》《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真经》《南华真经》要熟读吧？而可悲的是，开国武皇帝试图以它个人的思想取代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文化的人为断层，试问当代年轻的传播学子们，又有多少人可以准确地说出什么叫“天人合一”、什么叫“温柔敦厚”、什么叫“三从四德”、“十三经”是哪些、廿四史又是哪些？·····
9，传播学“学术追星族”现象
这类现象也是随着近年来传播学翻译工作的繁荣而产生的，一阵阵地麦克卢汉热、鲍德里亚热、福柯热等不一而足；而问及这些思想家的脑袋瓜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他们是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就是在写论文时引用、引用、再引用。引来引去就那么几套书，华夏两套、南大出版社一套、中央编译一套、中国社科一套···引到最后就出现“葛兰西、格拉姆西”的笑话。
扯远一些，翻翻近年来国人的传播学教材，几乎没有不开辟专章谈麦克卢汉的，但谈来谈去，依然是“三论”+“技术决定论批判”。笔者在这里可以很负责的说，真正研究过麦克卢汉的人是凤毛麟角，张咏华算一个、何道宽算一个、陈卫星算一个，还有第四个吗？但是，却没有人不知道麦克卢汉，但最多又指知道三论+地球村，其实，“麦克卢汉主义”法语、英语里都有专门的词，仅仅就三论吗？有多少人在知道麦克卢汉还精深地研究过消费社会，还提出过“声觉空间”、“无形无象的人”、“光透射/光照射”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连珠妙语呢？
如果说“学术追星族”这个此不恰当的话，那么“叶公好龙”也许更合适。
10，传播学“非计划生育”
这类现象，严格地说，不属于学术研究的错误思潮范畴，但和学术研究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有二：
1）各类高校盲目设立传播学系。师资跟得上吗？硬件条件跟得上吗？有明确的培养计划吗？综合性大学没有传播系的开设一下倒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工学院、教育学院又怎么看待呢？虽然要辨证地看问题，越来越多的传播系开设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笔者坚持认为弊大于利·
2）研究生盲目扩招。武汉大学去年官方数字录取180、今年190。武大的新闻传播在中国固然有其一席之地，但招生人数的天文数字与教学条件可以想配套吗？笔者对武大不了解，不多说了。另一方面，无数的人向往考传播学的研究生，可惜的是，他们连传播学是什么也没搞清楚。糊里糊涂地背了几本书，考上是考上了，考上了又能怎么样呢！再就是读研的动机并非是为了做出点名堂，而是本科专业是冷门找不到工作、工作不如意辞职了、传播不用考数学等等。是否是传播学研究生并不是衡量一个人水平的唯一标准！如果考上了研究生，就以为前途无忧了、可以松一口气了，那它就大错特错了，等待着的将是无穷的后悔。
[结语]
笔者在批判十种传播学研究的思潮的基础上，针对他们的不足，并忘掉拉斯韦尔，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学体系观，自己的研究范式；如果说《上篇》是传播学的“墓志铭”的话，那么，《下篇》就是传播学的“通行证”。择日上传！
xyx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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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1-01 12:57 26 楼 | 编辑 | 删除 | 图片上传
据我所知，北广今年招的新闻传播学博士不是１２０人，而是６７人。语言学、电影学、通信系统、广播电视艺术学６８人。６７人中，新闻学专业７人、传播学专业２４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２１人。其他的人分布于按教育部规定单独设立的专业，如广告学、传媒经济学、国际新闻学专业。这些专业人大、复旦都开设了。当然，这仍是一次大跃进。不过，这是青春期的表现，可以理解。比如，复旦在刚获得传播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时也是一顿狂招，武大现在正春风得意，创了招研的纪录。
传播学现在表面风光，内在危机四伏。研究者不明白传播学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传播学变成一个庞大无比的框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没有具体研究对象的学科可以说还不成其为学科。所以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称自己为传播学者。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的人只要写有一两篇带有“传播”二字的论文都可以去凑数申报传播学的硕士或博士点。（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不主张其他学者来研究传播学）其实，传播学提供的只是理论与思想，它涉及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风光的大众传媒研究只是其中的一小块。而且现在在国内它也被已经独立的广告学、传媒经济学、广播电视学抽空殆尽。同时，传播学基础理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国际传播理论在我国几乎是空白。所以，传播学研究天生就是落于寂寞的纯理论研究。照目前这种做法，它不出现危机才怪呢！
icem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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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27 00:22 53 楼 | 编辑 | 删除 | 图片上传
传播学在中国还是很幼稚的一个学科，但今天似乎已经很风光了。读传播学硕士博士学生的数量愈来愈大。其实说心里话，我们到底学到了传播学的什么东西？半路出家的老师带着半路出家的学生，胡乱炮制一堆文字，这就是我们传播学研究生干的事。目前国内真正在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上做出成绩的人又有谁?想到这些，不觉茫然！所以楼主“在批判十种传播学研究的思潮的基础上，针对他们的不足，并忘掉拉斯韦尔，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学体系观，自己的研究范式”，其宏愿不小，其结果也难。不过还是要祝福你，谁知道你不会是中国传播学界的希望呢。呵呵。期待你的下篇。有点小时候看章回小说的感觉哈。
iguana(小糊涂) ：上述十种思潮和现象（有一些的确称不上思潮的）
有些深得我意，作者的批判态度也值得赞赏
但是如前所言，有些的确还够不上“思潮”二字
也不都在一个层面上，冠以“思潮”，倒真的有扣大帽之嫌疑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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