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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写作就是救自己zz [2005-8-18]
daydayup 发表在 百家争鸣
| 郭敬明风波
见证了一大批“80后”成长历程的《萌芽》主编赵长天曾提到，如今“80后”已被划分成两个阵营，即为市场写作的“偶像派”和文学意味浓厚的“实力派”。
在他们内部，这样的分野相当清晰。对于以郭敬明为代表的受到市场追捧的流行写作，“80后”中的一部分人颇有微辞 。
在去年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蒋峰曾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媒体究竟对我们了解多少？“80年代只是我们出生的年代，我们这群人中的严肃写作并不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而所谓的那些特征仅仅被畅销却并不优秀的作品集中表现了，媒体很不负责任地概括了我们的写作。”
小饭也表示，他不反对郭敬明靠写书赚钱，但以这样的书来概括“80后”的整体写作特征，是对全体“80后”的侮辱。
唐一斌持相同的观点：“由于商业上的成功，像《幻城》这样的作品，被当成了‘80后’的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把严肃的写作和商业写作归为一类很不妥当。仅仅因为《幻城》这类作品商业意义上的成功而将郭敬明视为‘80后’写作的代表人物，是对‘80后’写作群体整体形象的毁坏。”
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我们曾见到过这样的表述：“也许是因为郭敬明受邀却未出席，不少‘80后’写手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他。”
此次论坛，郭敬明在受邀之列。但他迟到了。
赵长天先是对记者，后来又在大会上为郭敬明解释：他不是“耍大牌”，只是他签约了经纪人公司，行程要听公司的安排，身不由己。原定8月2日到，但航班又取消了，3日才能到。
人还没到，他的名字就频频被人提起。陈村在和年轻人对话时，专门说了一句：今天最受媒体关注、迟迟没来的郭敬明，以后大家记得的未必是他。
对话中问到一个“80后”作家的小说的印数，答曰只有区区几千本，不像郭敬明，于是气氛有些尴尬。余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腔调大声说：“这不重要！”他举出马尔克斯的例子，《百年孤独》刚出版时，几年下来也就卖了5000本。“很多现在卖10万本的，过几年就没了；现在卖1000本的，过多少年会卖100万本。”
叶兆言坦言，写作是件“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今天你们看文坛上这几个，那也是在淘汰了多少人以后才剩下的。”
唐一斌紧接着说，诚然文坛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但问题是现在成功的都是些写得不好的，像《幻城》，根本跟文学没什么关系。在他看来，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格非的《褐色鸟群》，以他的阅读，“80后”中的某些作品，其实不比这个差，“余华老师和格非老师要是在当代，也许就是那个万骨枯的倒霉蛋”。
说到流行写作和严肃文学，一个“80后”作家表示：“就像金庸笔下的剑宗和气宗，10年之内，气宗一定打不过剑宗，20年后双方可以打成平手，30年后，剑宗难望气宗之项背。”最后几个字，她说得一字一顿。
8月3日下午的大会前，几个“80后”相互打听：“那人来了吗？我还想看吵架呢。”讨论过程中，有青年作家大声说：“郭敬明呢，站起来嘛。”于是不少人纷纷颇有兴趣地左顾右盼，小声议论着“郭敬明来了吗”。
此后，这个问题成为众人心中一根绷紧的弦。每次会场的门被推开，许多目光都会被牵引过去，然而每次都不是郭敬明，有两次甚至引起了众人戏谑的笑声。
人们的注意力渐渐分散，大会开成了各自分头议论的小会，目光也不再朝着门的方向聚集。这时，门被半推开，《萌芽》的一个编辑领着个子相当矮小的郭敬明闪身进来。郭敬明很快坐到靠门角落的椅子上，过了一会儿移到前面张悦然和苏德的旁边，聊着什么。注意到他的人似乎不多。会尚未结束，不知何时，他又悄悄离开了。
事后，方方在谈及这些年轻人时，觉得他们都不错，“包括那个郭敬明，其实也挺可爱的，自己来晚了，还不好意思进会场，要别人领着才敢进。”
“80后”的倾诉
3年前，上海的一群“80后”经常聚会，餐馆里，满满一桌人，大家不聊那些鸡零狗碎的事，只讨论文学，他们甚至筹划要办一份文学刊物。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人渐渐少了。到了今年3月，最后一次聚会是在一家咖啡馆，只有4个人，其中有小饭、周嘉宁和苏德。结束后，小饭给其他3人发了一条短信，宣布，办文学刊物的理想破灭。
周嘉宁在会上讲起这件事，越来越伤感，最后她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会将一个把文学当作最大梦想的人内心的激情磨灭掉？”
几乎是同一群人，当年在网上注册了一个论坛，取名“黑锅”。他们在这里谈论他们心目中的“文学”。版主唐一斌每天坚持从名单中把那些支持畅销小说的发帖者清理出去，他甚至宣布，这个论坛不能超过多少多少人，否则就称不上真正的文学论坛。
张悦然回忆起这些事，觉得“这样固然有些狭隘，但我们充满了激情”。
然而到了后来，发的帖子都变成了生活上的问题，帮我找房啊、谁的电话啊……再后来，大家都不去了，版主也不清理了，留言变成了“周嘉宁姐姐，我好崇拜你，能告诉我你的MSN号吗”一类的。
张悦然说：“今天这样的聚会很好，起码可以作为当年的一种纪念。”
苏德和周嘉宁今年1月得到上海市作协的电话通知，让她们去填表，参加作协。那是一个雨天，两人相约去了，填了表，交了50块钱，领了一套作协的书。苏德突然觉得，作协和小时候的感觉已完全不同了，原来从门口路过都会觉得很神圣，但这次她竟觉得很失落，完全失望。
对面的方方插了一句：“作协和任何地方一样，和官场一样。”
张悦然安慰苏德，说自己在北京也开过一些会，渐渐已经习惯了：“如果说进入文坛的话，也好，那就是发现这些前辈作家也是肉做的，饭桌上，他们会讨论谁又升主编了……”张悦然以为，想像中的作家，应该是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其实不是的”。
私下，一个“80后”作家告诉记者，那天吃饭和前辈作家坐在一起，听见他们聊的那些话，让他觉得很失望。“就是很官僚的那种，谁又当作协主席了，还有哪个主席生病了，副主席就去报告了这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很八卦啦！”
他说，有时候甚至不是失望，而是觉得恐惧。“20年后，我们这拨再在一起吃饭，会说些什么，会说这样子的话吗？”
这些“80后”以前都参加过各种文学会议，但多数时候是开完会大家就走人。和他们所崇拜的前辈作家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吃住在一起，对他们中大多数来说还是头一次。
所以，失望者有之，但更多的是：让某些人觉得很失望的那些话，其实也蛮好的。不管它再令人失望，总比一个什么也没发生过的会议要好。
“写作就是救自己”
余华非常笃定地告诫这些晚辈，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生活经历，而是心理经历，一个不敏感的人活几十年，甚至不如一个好作家活一年。他自己当年也曾被人质疑，说他20岁出头，一直在一个小镇上生活，给人拔牙，经历这么少，肯定写不长。
他的这番话触动了还在读大二的女生小Y。
小Y的母亲去年被查出患了肝癌。母亲死那天，小Y去看她，不知道为什么，两人像仇人一样，互相对视，不说一句话。她刚烫了头发，不想母亲看见，于是梳起来。后来头发掉下来，母亲看见了，“我记得她是一种那样的眼神，然后就死掉了。”
小Y不断地干笑，说了好几次“然后我干了件很蠢的事”。
母亲的尸体血管爆裂，像布满蜘蛛网。小Y没有哭，她不愿意别人看见母亲这个丑陋的样子，于是给她穿衣服，这同时也是为了“体验生活”。同样为了“体验生活”，她去看母亲的尸体被火化。火化分两步，第一次烧掉肌肉组织，把骨头拨出来，再烧一次。她看见母亲的头骨，还有前臂骨，就那样伸着，“那会儿，我不觉得她是我母亲。”
她想起来，自己以前老是喜欢写“我的母亲死去了”，母亲说过她，认为这不吉利，所以她突然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把母亲诅咒死了。
这些对小Y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影响，她总觉得自己会死得比母亲更悲惨。她的写作也受到极大的阻碍，她想写一篇东西，写一个家庭成员的死亡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影响，却根本无法动笔，因为，“在生活的宏大的力量面前，我们的写作是很可笑的”。
她说：“如果早知道你们说生活经历没有那么重要，我不会去干这些蠢事！”
后来，父亲要再婚，母亲家族的人和父亲争吵。她来参加这次论坛，是从一个混乱的家族逃出来的。她想请教余华这样的前辈作家，自己该不该继续写下去；她想和同样从事写作的张悦然、周嘉宁、苏德们交流，她觉得她们应该能理解自己。
她在会上觉得不舒服，不想说话，因为，“在你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后，你发现大家竟然还在这里讨论什么文学的虚构”。
小Y的讲述让听众沉默了片刻。余华说，好作家首先要学会把自己的故事当成别人的故事，冷静地进行叙述；然后，当他看见或听到别人的故事时，才能把它写成你自己的故事，这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你必须要过这一关，你必须一直写下去。绝对！写作是什么？写作就是救自己！”余华告诉她。（记者 徐百柯）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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