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rie's Blog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媒体炒得很热闹。对于从1840年来，总被外洋漂过来的利炮坚舰欺负的中国人，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今天，怀念老祖宗扬帆出海的伟绩，寄托某种想象，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在对郑和功业的缅怀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总爱把他和70年后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改变了整个世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郑和呢，除了给皇帝带回来一些类似长颈鹿那样的吉祥物、留下一些荒诞和史实杂糅的传说外，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有人以惋惜的态度表达这样一种情绪：本来我们华夏民族有过开万顷波涛、拓展生存空间的机会，可惜擦肩而过。

如西欧人那样，沿着哥伦布的足迹，开拓海外殖民地，我以为并不值得艳羡。但是，以史论史，郑和等人“错过”殖民海外的机会是肯定的。并非技术上达不到，当时郑和带领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哥伦布首航时，只有三只小帆船。而是明朝那种内敛的、保守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郑和下西洋只能是七次劳民伤财却无实际经济收益的“面子工程”。

对郑和下西洋，大多数史官并不重视，无非把其看成扬威于海外的出使而已，其意义还远不如张骞凿通西域。对明朝史实记录极其详细的《明通鉴》，对此事也只带了一笔：

“（永乐三年，公历1045）六月，己卯。遣中官（宫中宦官）郑和使西洋诸国。

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且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乃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将士卒三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者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

自侯显使西域后，中官奉使外蕃，后先相望，而和与显尤著云。”

寥寥数笔，就点出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朱棣篡了侄子的皇位上，龙椅上坐得不踏实，派心腹去寻找。此其一。“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让人来朝贡。此其二。这是纯政治目的，花费这么多的钱，有没有收益？这种算法只能用于经济活动中，而政治工程是不讲代价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不要看郑和七下西洋花钱很多，我们要学会算政治账。

那时候的政治账是什么呢？就是大明朝的面子。大明朝即使和外蕃做买卖，是一种现在看来可笑的“朝贡贸易”，大明朝只赔不赚，目的就是要人家承认自己是名义上的老大。《明通鉴》的作者还以春秋笔法刺了一下郑和，暗示明代太监干政始于郑和等人。

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郑和及其船队没有属于自己的航海目的，他们走得再远，出使的外蕃再多，也只是完成皇帝交给的政治任务而已，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经济目的。我以为大明从郑和下西洋的“开放”到后来的海禁，转型得那样迅速。原因是大明根本就不想要求海外的财富，只要外蕃象征性臣服自己，自己赔本都行，亿兆华夏臣民供养一个皇室足够了。因此哪怕郑和发现了新大陆，当时的大明也不会建立海外殖民地，因为它是个心态封闭的帝国。心态封闭。

哥伦布远航的目的则不一样，他们完全是为了财富。当时的欧洲，从贵族到平民，都在传说东方印度、中国的富庶。哥伦布的扬帆出海，直接的动力就是财富，这种动力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吻合的。和郑和——这个皇帝的私人奴仆相比，哥伦布是个有点海盗气质的冒险家，西班牙女王只是他的庇护者和赞助人而已。他并非奉使去完成某种特定的政治任务，而是类似一个承包商，从大老板那里转包工程后，自己想办法争取最大的盈利。和郑和相比，哥伦布更具有个人意志，他不像个长官，更像个有自主权的公司总经理。而郑和船队的远航，完全是帝国行政触角的伸展。

攫取财富和疆土，那是包括国王、百姓、流浪汉都感兴趣的买卖，这样的买卖有激励机制，人们愿意冒死去做。哥伦布的远航才能掀起了欧洲人的淘金热。而朝廷扬威于海外的政府工程，只是为皇帝和朝廷的面子添彩，对大多数人毫无好处，难怪刘大夏一怒烧掉了郑和的航海日志。——这没有给大明带来经济效益的远航不是劳民伤财是什么？这样政府一手包办的面子工程，注定是人亡政息，换个皇帝郑和的命运就大不一样。

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没法简单地类比，如果硬要比较的话，我的结论是，哥伦布因为发现新大陆生前异常荣耀，死后的名字和新大陆永远联系在一起。而郑和，费尽心力下西洋，却没有一片海真正属于过他。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决定一个民族航向的不是技术而是文化和制度，所以我们现在自豪于600年前中国人高超的航海技术没有意义。



附：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除了教训，还有什么？

丁松泉 世纪中国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或许有一定的价值，可以提高中国人的海洋意识，更可以促使国人深刻反思历史中的教训。历史作为过去与现在的永无休止的对话，可能再过几百年，后人仍可以就郑和下西洋进行“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但在今年这场对话中，我们除了感觉到学术界与媒体的双重炒作外，特别感觉其中的对话已经明显地背离了今日中国所特别需要的反思与启蒙，而将对话引入了歧途：以郑和下西洋的“和平性”批判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与殖民主义，并认为郑和的道路显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另一种选择”或“另一种可能”。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永远不会过时，但把郑和下西洋提高到这样的高度，甚至认为这是世界文明的另一种可能，显示着一种新的不同于西方的世界秩序，因而有些过度的自我肯定，本人颇不以为然。如果因为今日看到了中国国力的上升而联想到了新的国际秩序问题，那么其中还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解决。

郑和下西洋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值得纪念的历史壮举，这是中国人对海洋、对海外世界的一次重要的探索，是与外部世界的一次重要的、有一定历史影响的接触与交流，郑和对待其他民族的行为方式也确实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掠夺与屠杀，显示其比较文明的一面，因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的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就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确实如许多学者所言，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是，就现在与过去进行对话而言，我们需要对这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站在今天的角度与过去进行对话，从中寻求历史中的真理或者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郑和下西洋耗费了明王朝很大的财力，最后受到朝臣的反对而无法继续下去了，此后的中国失去了向海洋探索与发展的兴趣、勇气，中国开始走封闭与内敛的道路。这种单纯显示王朝国威的举动除非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否则就需要考虑它自身的收益问题。郑和船队既没有西方后来采取的殖民主义方式，也没有考虑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可以说，在明朝皇帝与郑和的考虑中，还没有经济与贸易的考虑，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性刺激。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谈到英国与西班牙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与命运时，指出英国在专利制度等方面的优势。明朝既没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没有建立相关的制度，去激励郑和队员或者国民去分享、扩展郑和下西洋可以带来的成果，例如将新发现的无人岛屿进行分封。郑和的发现没有被用来扩展自己的财富，而只考虑政治威望。这是中国朝贡制度的特点，它在维持与周边的关系方面有其特定的价值，但在更大的范围和更远的距离背景下，其有效性与距离成反比。政治威望没有多少实际的收获，而经济的消耗却十分巨大。没有经济的考虑，没有制度的激励，郑和下西洋就不会有什么更多实质性的成果，它自身也难以为继。中国外交一直到毛泽东时代还保持着那种只重视政治威望、意识形态而不重视经济利益的毛病。没有经济利益考虑的任何海洋行为，都不会有实质性成果，也不可能持久。同时，郑和下西洋也没有比较清晰的国家战略，没有能够向整个社会提供新的观念，提出国家发展的战略。

关于国际秩序，我们也不能把郑和下西洋说成什么“另一种选择”。首先是由于前述的原因，它不能持久、因而无法建构什么国际秩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秩序不是由郑和下西洋造就的。郑和与其他国家有一些接触，甚至也吸引一些人到明朝朝贡，但总体而言，没有建构起比较稳定的关系。即使按照这种方式建构起一种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的秩序，它最多也只是朝贡体系的延伸与扩展。我们可以批判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批判西方对待其他民族的残酷性，批判西方建立起来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是，如果郑和的秩序只是朝贡体系的扩大和延伸，我们也就不必自我吹嘘。朝贡体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体系，虽然中国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剥削与掠夺，但也是存在对周边民族的欺压，其他国家必须臣服。

在一定条件下，同样会发生战争。西方有殖民主义的历史，有其野蛮与残忍的历史，但是，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将科技带到全世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至于将自由、民主、人权以及自由贸易的观念带到全世界，这里就不需要强调。吊诡的是，在西方文明的中心，逐步孕育出国家主权的观念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及主权平等的观念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国际秩序的基石。在这种文明下，还孕育出《维也纳公约》、《日内瓦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等国际秩序的规则。而今，人权、环境保护等对主权至上观念和规则又进行了新的超越，更加文明，更加人道。虽然国际政治的现实远不是那么理想，但也不能够否认西方文明与秩序的价值。反观郑和下西洋，既没有建构新的秩序，而且，即使建构了，也并不是像一些作者所吹嘘的那样似乎高于西方，似乎西方是文明消灭，而郑和是文明对话，那只是其一，而不是全部。未来的国际秩序需要超越东西方各自的观念，将西方文明中的一些秩序观念与中国“和而不同”的理想结合起来。

郑和下西洋很有意义，但在我看来，作为现在与过去对话的郑和下西洋，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其历史的教训，这些教训促使我们反思，反思的过程可以是一个启蒙的过程。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可能需要客观一些，作为中国人，也需要谦虚一些。我们的祖宗比你阔，或者比你阔得早，但结果呢？在我看来，我们还是需要沿着梁启超的路径，结合时代的新课题去反思，这是一条启蒙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