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下午3时，启烽在监狱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苦旅。
除凤霞已经失踪外，启烽是全班第二个被死神拥抱的同学。第一个是安坤，1992年死于谋杀。因安坤当时是公安干警，身份特殊，谋杀时佩枪又被劫走，被公安部列为一级督办案件。十多年过去后，专案组虽然还在挂着，却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案件毫无进展。
如果说安坤的死，有其自身性格和社会治安方面的原因，则启烽的死，一些执法部门的冷酷和教条难辞其咎。
启烽的突然死亡，对其亲属打击很大。为了讨个说法，其妹罗丽到省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不同意将遗体火化。启烽的遗体，便还在殡仪馆摆着。
2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当时我正走在街上，人声噪杂，电话里的声音沙哑，我竟听不出是谁来。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回拨过去，才知道给我打电话的人是启烽。他说目前遇到困难，希望我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借点钱给他渡过难关。细问之下他才告诉我，他淋巴上长有个拳头大的肿瘤，需要手术切除，大约要五、六千元的费用。他要我先设法筹点钱给他，等他出狱后慢慢还我。
启烽未出事前，我们就很少联系，入狱后更是没有音信往来。前年虽和几个同学到监狱探视过他，并给他捐助了些生活费用，但却没有给他留下联系电话。而他却能在狱中查到我的电话号码，倒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五、六千元的款项，虽不是什么大数，单凭我一人却也负担不起。前年下半年沦为房奴后，每月的房贷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加上赴美的行期基本敲定，经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段时间我都在为钱的事发愁呢。但出于同学之义，启烽的困难我不能不管。他在最困难、最无奈的时候能想到我，足以说明他对我的期盼和信任。得到一个落魄之人的信任不容易，我还真不能辜负了他。
把启烽的情况告诉身边的几个同学，他们均觉得单凭几个人筹款有些困难。他们的经济情况，与我不相上下，都是属于收入偏少的工薪阶层，手头并不宽裕，除了吃穿用度、养儿育女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钱款。加上大家对借钱给启烽将来能不能如数归还也心存疑虑，即使可以归还，只怕也是遥遥无期。个中关节，彼此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心中都是透亮着的，我自然不好勉强。于是有人提议由我牵头，组织理事会向全班同学募捐，不足部分再另外设法解决。
大学毕业后，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失去联系。能不能和各地的同学联系上，联系上后有没有人响应，我们均没有把握。为此，我们设定了捐款金额不少于200元的底线。令我感动的事，捐助倡议发出去后，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积极响应。在我赴美之前，全班已经有34名同学为启烽捐款，之后又有4名同学陆续把捐款寄来。迄今为止，共有38名同学为启烽捐款，总计金额18000元，是启烽最初希望资助金额的3倍。我想，同学们除了对启烽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怜悯外，还有对我这个老班长的信任。
2月中旬，我约了同学到监狱探视启烽，告诉了我们为他筹备捐款的情况，并鼓励他调整情绪，放松精神，积极和病魔作斗争。启烽到州医院诊断治疗期间，我们代表全班同学再次探视了他。然而，启烽的病情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患的竟是绝症。经骨髓穿刺化验，启烽患的竟是白血病。淋巴上的肿瘤，系患白血病后免疫功能低下，由牙龈发炎引起。
确诊后，罗丽即向监狱方面申请办理取保就医手续。因其在省公安厅有熟人，且愿意帮她到省监狱管理局疏通，以为取保就医手续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办下来，清醒颇为乐观。罗丽经与广州方面的有关专家联系，认为启烽的病情尚可挽救，但要尽快送去。因启烽病体虚弱，乘飞机或坐火车到广州都不可能。按照当时的设想，先将启烽带到贵阳医学院进行细胞隔离手术，待体力恢复后，再转至广州医治。在州医院治疗期间，启烽每天的医药费用就高达2000多元，要到贵阳和广州治疗，同学们的这些捐款自然远远不够。经启烽同意，其家人准备把住房卖掉，先筹款治病再说。
3月4日，我们代表全班同学同学把筹到的捐款交给了罗丽。随后，我嘱咐在家的同学继续关注启烽的病情和捐款情况，即随团前往美国。回来后，还没来得及理清思绪，待要过问启烽治疗的情况时，竟收到他在监狱病死的消息。细问方知，省监狱管理局一直没有把启烽取保就医的手续批下来。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启烽一直被关在监狱，没有得到起码的治疗。由于病情延误，并不断恶化，启烽终于凄凉地死在了监狱。启烽辞世时，身边一个亲人送终都没有。启烽的家人获悉噩耗，自是悲痛莫名，他们要向有关方面讨个说法，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启烽个子不高，平时也不怎么言笑。他写字总是一丝不苟，绝不像我这般潦草。启烽是在大学入的党，并担任我们班的支部书记，还是系支部和学生会的什么委员。或许是入党时过于年轻，又时刻想着保持党员形象，大学时代的启烽，为人未免有些刻板，一如他的字体一般。我当时虽然担任班长，和启烽的关系却有些芥蒂。在校期间，我不仅是学院的优秀团员和优秀班干，学习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茅，自身条件不可谓不好。然而我提交的入党申请，在启烽主持的支部会上却没有被通过。当时我并不怎么懂政治，内心也不把入党当作什么大不了的事，恼就恼在班上一些稍微有些姿色的女同学，都被启烽介绍入了党，偏偏把我拒之门外。因此，心里对启烽颇有微词，对其行为更是不屑。大学毕业前后，便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疏远他。在我带工作组到麻江驻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以前，与启烽一直没有联系和来往。
启烽大学毕业后比我幸运，凭其在校期间积极要求进步这块招牌，一毕业就进了县委组织部。当他到发改局出任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时（当时该局缺局长），我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并被委派到他治下的一个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为村民修建沼气池的事，我带工作组的同志到发改局找启烽帮忙，他免费给我们提供了10吨水泥，总算尽了同学之谊。
听说启烽是在发改局主持工作期间出的事。那时，凯麻高速公路正在修建，大部分建设项目在麻江。作为发改局长，启烽当时可谓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凯麻高速公路修成后，麻江县倒下了一批干部，启烽就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启烽究竟受贿多少，按他的性格和为人，充其量也就是个从犯，但他居然被判了13年徒刑。传说对他量刑有些偏重，而且不该由他承担的罪责，他也主动承担了下来，好像是为了保某个人物。当然，这都是小道消息，不足为据。
正是因为有了在麻江支持我开展帮扶工作的交情和同学故旧之谊，启烽在落魄之时，终于想起向我这个当年的老班长求助。得益于同学们的支持，我有幸不曾让启烽失望。然而，同学们的关心支持，毕竟还是挽救不了启烽的性命。这是启烽的悲哀，也是当代司法制度的悲哀。
除凤霞已经失踪外，启烽是全班第二个被死神拥抱的同学。第一个是安坤，1992年死于谋杀。因安坤当时是公安干警，身份特殊，谋杀时佩枪又被劫走，被公安部列为一级督办案件。十多年过去后，专案组虽然还在挂着，却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案件毫无进展。
如果说安坤的死，有其自身性格和社会治安方面的原因，则启烽的死，一些执法部门的冷酷和教条难辞其咎。
启烽的突然死亡，对其亲属打击很大。为了讨个说法，其妹罗丽到省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不同意将遗体火化。启烽的遗体，便还在殡仪馆摆着。
2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当时我正走在街上，人声噪杂，电话里的声音沙哑，我竟听不出是谁来。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回拨过去，才知道给我打电话的人是启烽。他说目前遇到困难，希望我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借点钱给他渡过难关。细问之下他才告诉我，他淋巴上长有个拳头大的肿瘤，需要手术切除，大约要五、六千元的费用。他要我先设法筹点钱给他，等他出狱后慢慢还我。
启烽未出事前，我们就很少联系，入狱后更是没有音信往来。前年虽和几个同学到监狱探视过他，并给他捐助了些生活费用，但却没有给他留下联系电话。而他却能在狱中查到我的电话号码，倒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五、六千元的款项，虽不是什么大数，单凭我一人却也负担不起。前年下半年沦为房奴后，每月的房贷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加上赴美的行期基本敲定，经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段时间我都在为钱的事发愁呢。但出于同学之义，启烽的困难我不能不管。他在最困难、最无奈的时候能想到我，足以说明他对我的期盼和信任。得到一个落魄之人的信任不容易，我还真不能辜负了他。
把启烽的情况告诉身边的几个同学，他们均觉得单凭几个人筹款有些困难。他们的经济情况，与我不相上下，都是属于收入偏少的工薪阶层，手头并不宽裕，除了吃穿用度、养儿育女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钱款。加上大家对借钱给启烽将来能不能如数归还也心存疑虑，即使可以归还，只怕也是遥遥无期。个中关节，彼此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心中都是透亮着的，我自然不好勉强。于是有人提议由我牵头，组织理事会向全班同学募捐，不足部分再另外设法解决。
大学毕业后，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失去联系。能不能和各地的同学联系上，联系上后有没有人响应，我们均没有把握。为此，我们设定了捐款金额不少于200元的底线。令我感动的事，捐助倡议发出去后，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积极响应。在我赴美之前，全班已经有34名同学为启烽捐款，之后又有4名同学陆续把捐款寄来。迄今为止，共有38名同学为启烽捐款，总计金额18000元，是启烽最初希望资助金额的3倍。我想，同学们除了对启烽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怜悯外，还有对我这个老班长的信任。
2月中旬，我约了同学到监狱探视启烽，告诉了我们为他筹备捐款的情况，并鼓励他调整情绪，放松精神，积极和病魔作斗争。启烽到州医院诊断治疗期间，我们代表全班同学再次探视了他。然而，启烽的病情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患的竟是绝症。经骨髓穿刺化验，启烽患的竟是白血病。淋巴上的肿瘤，系患白血病后免疫功能低下，由牙龈发炎引起。
确诊后，罗丽即向监狱方面申请办理取保就医手续。因其在省公安厅有熟人，且愿意帮她到省监狱管理局疏通，以为取保就医手续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办下来，清醒颇为乐观。罗丽经与广州方面的有关专家联系，认为启烽的病情尚可挽救，但要尽快送去。因启烽病体虚弱，乘飞机或坐火车到广州都不可能。按照当时的设想，先将启烽带到贵阳医学院进行细胞隔离手术，待体力恢复后，再转至广州医治。在州医院治疗期间，启烽每天的医药费用就高达2000多元，要到贵阳和广州治疗，同学们的这些捐款自然远远不够。经启烽同意，其家人准备把住房卖掉，先筹款治病再说。
3月4日，我们代表全班同学同学把筹到的捐款交给了罗丽。随后，我嘱咐在家的同学继续关注启烽的病情和捐款情况，即随团前往美国。回来后，还没来得及理清思绪，待要过问启烽治疗的情况时，竟收到他在监狱病死的消息。细问方知，省监狱管理局一直没有把启烽取保就医的手续批下来。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启烽一直被关在监狱，没有得到起码的治疗。由于病情延误，并不断恶化，启烽终于凄凉地死在了监狱。启烽辞世时，身边一个亲人送终都没有。启烽的家人获悉噩耗，自是悲痛莫名，他们要向有关方面讨个说法，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启烽个子不高，平时也不怎么言笑。他写字总是一丝不苟，绝不像我这般潦草。启烽是在大学入的党，并担任我们班的支部书记，还是系支部和学生会的什么委员。或许是入党时过于年轻，又时刻想着保持党员形象，大学时代的启烽，为人未免有些刻板，一如他的字体一般。我当时虽然担任班长，和启烽的关系却有些芥蒂。在校期间，我不仅是学院的优秀团员和优秀班干，学习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茅，自身条件不可谓不好。然而我提交的入党申请，在启烽主持的支部会上却没有被通过。当时我并不怎么懂政治，内心也不把入党当作什么大不了的事，恼就恼在班上一些稍微有些姿色的女同学，都被启烽介绍入了党，偏偏把我拒之门外。因此，心里对启烽颇有微词，对其行为更是不屑。大学毕业前后，便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疏远他。在我带工作组到麻江驻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以前，与启烽一直没有联系和来往。
启烽大学毕业后比我幸运，凭其在校期间积极要求进步这块招牌，一毕业就进了县委组织部。当他到发改局出任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时（当时该局缺局长），我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并被委派到他治下的一个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为村民修建沼气池的事，我带工作组的同志到发改局找启烽帮忙，他免费给我们提供了10吨水泥，总算尽了同学之谊。
听说启烽是在发改局主持工作期间出的事。那时，凯麻高速公路正在修建，大部分建设项目在麻江。作为发改局长，启烽当时可谓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凯麻高速公路修成后，麻江县倒下了一批干部，启烽就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启烽究竟受贿多少，按他的性格和为人，充其量也就是个从犯，但他居然被判了13年徒刑。传说对他量刑有些偏重，而且不该由他承担的罪责，他也主动承担了下来，好像是为了保某个人物。当然，这都是小道消息，不足为据。
正是因为有了在麻江支持我开展帮扶工作的交情和同学故旧之谊，启烽在落魄之时，终于想起向我这个当年的老班长求助。得益于同学们的支持，我有幸不曾让启烽失望。然而，同学们的关心支持，毕竟还是挽救不了启烽的性命。这是启烽的悲哀，也是当代司法制度的悲哀。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