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联合国改革，为什么要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05年3月21日向第59届联大提交了题为《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发展、安全和人权而奋斗》的联合国改革报告，呼吁各国一揽子接受报告中关于发展、安全、人权和联合国机构改革等方面的改革建议。报告强调，联合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安理会的改革，并敦促各国考虑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提出的有关安理会扩大的两个方案。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改革问题被提上日程，其中，安理会的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重中之重。1993年，第48届联大决定成立安理会改革专门工作组。1997年1月，安南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后，开始着手对联合国进行改革。3月，第51届联大主席拉扎利以安理会改革工作组主席身份提出安理会改革一揽子方案，建议安理会增加５个不享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两个发达国家，亚、非、拉各一席)和４个非常任理事国(亚、非、拉、东欧地区各一席)。同年7月，安南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向第５１届联大提交了全面改革方案。方案主要包括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削减财政支出和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内容。
几年来，每一届联大会议都对安理会的改革问题进行讨论，但因为安理会扩大规模、增加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等问题涉及各方利益，导致各成员国对改革方案分歧很大，难以取得广泛共识。
2003年11月，安南任命研究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专门就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及联合国改革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2004年12月，该小组提出了有关安理会扩大的两个方案。一是增加6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以及3个经选举产生的非常任理事国，其中非洲和亚太地区各有2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欧洲和美洲各增加１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二是增加8个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的半常任理事国和1个非常任理事国，非洲、亚太、欧洲和美洲将分别获得两个半常任理事国席位。
印度、巴西、德国和日本已开始联合角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4个国家去年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他们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相互支持竞争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另外，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都争取以非洲代表身份进入安理会。今年2月，15个非洲国家的外长在举行会议时一致同意，在未来的联合国机构改革中，非洲国家应获得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印度尼西亚也在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支持安理会进行适当和必要的改革，并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参加了有关讨论。中国一再表示，改革的目的应是使安理会更好地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中国主张安理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改变当前安理会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数量不平衡的状况，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支持安理会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透明度，同时确保安理会的工作效率和权威；强调各方应进行深入讨论，循序渐进，逐步寻求一致。
另外，有关为什么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4年12月16日强调，联合国必须从政策和机构两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加强现有的集体安全机制，团结各国有效应对当今世界面对的传统和非传统威胁。
安南指出，人类正面临许多新旧威胁，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种族灭绝、疾病、贫穷、环境恶化和有组织犯罪等。正如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提交的报告所言，这些威胁相互有联系，没有国界，只有采取集体行动，齐心协力，才能有效防范，确保全球安全。 加强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对联合国进行改革。联合国各成员国应就联合国改革达成协议，并将其付诸实施。适应21世纪需要的联合国将可以团结各国，共同防范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及生化武器扩散，并更关注发展。
其次，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大分歧，因此，何时进展也就成了未知数
联合国4月10日电 第59届联大8日结束了就安南秘书长提交的联合国改革报告举行的首次公开辩论。在为期3天的辩论会上，来自66个国家的代表对安南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初步阐述了看法。各方对安南有关发展、安全、人权和安理会扩大等方面的改革建议存在严重分歧，分歧为今后数月的联合国改革磋商投下了阴影，也使改革进程能否在9月之前取得进展成为未知数。
改革重点应强调发展
安南在3月21日提交的改革报告中主张革新联合国理念，建立新的集体安全观，对发展、安全和人权问题给予同等重视。但是，对于这份报告是否均衡反映各方关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看法迥异。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以及英国、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频频使用“支持”、“欢迎”和“赞赏”等溢美之词，对改革方案给予了高度评价。
卢森堡代表认为，安南报告涵盖了国际社会关注的所有重大问题，提出的建议“大胆、也能实现”。欧盟国家对安南提议设立“人权理事会”以及提倡“保护责任”（即“人道干预”）理念表示支持。美国代表表示，美国对安南有关创建“民主基金”以促进世界各地民主趋势的建议表示赞赏，并称这体现了美国总统布什的想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安南报告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报告过于取悦发达国家，没有给予发展问题足够的重视。不结盟运动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和“７７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牙买加的代表都认为，安南报告没有考虑到占联合国会员国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乌拉圭代表说，尽管安南报告为促进发展提出了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及加快全球贸易谈判等建议，但总的来说有关发展的建议虚多实少，而报告也未对监督发达国家履行承诺制定任何机制。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指出，联合国改革应最大限度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关切。改革的重点应是扭转联合国长期以来“重安全、轻发展”的现象，真正加大联合国对发展问题的投入，以有效落实千年发展目标。
担忧安全、人权新理念损害主权
发展中国家还对安南报告在安全和人权领域提出的一些新理念表示忧虑，认为这些理念有可能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这些理念包括“先发制人”自卫权、“防御性”使用武力和“保护责任”（即“人道干预”）等。
安南在报告中将各国就动用武力达成共识列为建立新安全观的重要步骤。报告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各国有权在受到攻击时自卫，自卫权包括对“迫在眉睫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行动。报告还称，根据宪章，安理会可以授权对“非迫在眉睫”的威胁“防御性”使用武力，但安理会应就此制定原则予以规范，以防止单边行动和在威胁面前无所作为。
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俄罗斯等国的代表在发言中指出，承认“先发制人”和“防御性”动武理念有修改或重新解释《联合国宪章》有关自卫权的第51条的嫌疑。承认“先发制人”有可能助长单边主义，而为安理会授权动武制定的标准，则可能被强国用作打击弱国的借口。他们认为，宪章第51条已为主权国家动用武力作了规范，无需修改或重新解释。
安南在报告中提倡的“保护责任”理念也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批评。俄罗斯代表在发言中说，安南报告称“保护责任”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准则”，但国际准则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俄罗斯并未看到“保护责任”概念得到了如此程度的支持。巴基斯坦代表则指出，“保护责任”将使联合国踏上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道路。何时及何地进行“保护”的决定权操在大国而不是弱小国家手中。
此外，中国、乌干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还对安南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升格为“人权理事会”的建议提出了保留意见。这些国家的代表认为，设立“人权理事会”无助于改变人权委员会被政治化的状况。
改革不应急于求成
安南一直将今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作为启动联合国改革的历史性机会。因此，他在报告中强烈希望各国能在9月之前接受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并就安理会改革这一关键问题作出决定。但是，除少数国家对安南的这一愿望表示支持外，中国、美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都反对为改革进程、尤其是安理会改革人为设定时限。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说，改革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对各方尚存分歧的重大问题要采取谨慎态度，一时难有共识可继续磋商，避免强求在今年首脑会议期间作出决定。他特别强调，中国不赞成为安理会改革人为设定时限，更不赞成强行表决缺乏共识的不成熟方案。对于安理会改革这样的重大问题，中方主张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分歧。
美国代表也表示安理会改革应在达成广泛共识、不设定时限的基础上进行。美国还反对将改革定为联合国首脑会议的中心任务，认为首脑会议关注的焦点应是《千年宣言》的落实。对于联合国改革，美国认为一揽子接受安南的改革方案是不现实的，应先易后难，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联合国改革进程。俄罗斯、巴基斯坦、乌拉圭、韩国等国家也表达了与中、美相似的立场。
对安南报告的迥异看法表明了不同国家对联合国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存在重大分歧。可以预见，在联大接下来按发展、安全、人权和机构改革4大议题进行的分组讨论中，发展中国家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发达国家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与此同时，如日、德等国继续推动联大强行表决安理会改革方案，各方有关安理会改革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大。根据目前的态势，报告所设想的在9月之前就联合国改革方案达成共识的前景显然并不乐观。
最后，看看中国对联合国改革的态度。
今年9月，世界各国元首将齐聚联合国，讨论联合国改革大计。中国是4月份安理会轮值主席，4月上旬，第59届联大开始讨论安南秘书长在《更大的自由》报告中提出的改革方案。对于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中国政府持什么态度？中国常驻联合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又是如何表态的呢？
经历了六十年风雨的联合国，今年决心革故鼎新，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改革联合国，使之提高效率，与时俱进，应该说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心愿。但是，在这个共识之下，联合国改革何去何从，191个会员国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上，一些会员国之间更是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联合国电台记者发自纽约的报道说：“在亚洲地区，日本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表达了兴趣之后，中国的态度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4月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以安理会轮值主席的身份举行记者会,本来计划是介绍安理会当月的工作安排，但记者们的提问，很多都集中在中国对日本入常的态度上，这充分显示了国际舆论对此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王光亚大使说，安理会的改革，应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应以全体成员国达成共识为基础。有记者问：达成共识仅仅是的一种希望呢，还是必要的前提，王光亚不假思索给予明确回答：“我认为达成共识是必要的。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出现分裂不利于联合国。”
在被问到日本算不算发展中国家时，王光亚笑了笑回答说，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不是发展中国家。有记者追问说，那是不是等于日本已经出局了呢？王光亚对此给予了一个令人回味的回答：“我刚才说的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所以我并没有说不是发展中国家就要出局。”
如果说，王光亚在这次记者会上的答复，还只能算是中国政府的非正式表态的话，此后两天，也就是4月6日，他在第59届联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就正式阐明了中国政府立场，指出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的重要性。
王大使说：“安理会扩大涉及各方切身利益，有争议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充分考虑到所有地区组、国家的利益和关切，讲求民主、深入讨论、耐心磋商、稳步推进。唯有协商一致达成的方案才能真正有利于增强安理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才能赢得全体会员国的广泛信任和支持。”
安南秘书长委托高级别名人小组拟出了两套安理会的改革方案。王光亚指出，名人小组的建议，仅仅是设想而已，安理会的改革应该广开言路，不必局限于这两个方案。王大使说：“各方围绕名人小组提出的两个方案展开讨论，显然存在较大分歧。中方认为，名人小组的两个方案都是原则设想，有关讨论不应局限于名人小组两方案，要集思广益，同等重视其它改革方案和想法。”
说到联合国改革，一般认为今年9月在联合国举行的世界首脑峰会，将敲定联合国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也将在这次峰会上得到解决。但王光亚提醒各国代表注意，安理会改革没有时间表，不能急功近利，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维护联合国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中方不赞成为安理会改革设定时限，更不赞成以强行表决的方式处理尚缺乏广泛共识的不成熟方案。”
众所周知，联大对很多重大问题的投票，特别是在直接涉及到一些会员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很少有获得100％共识的。那么，在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上，中国为什么要坚持以达成共识为前提呢？王光亚对此向联大做了如下解释：“安理会改革只是联合国改革的一部分,其它领域的改革也同等重要。我们不希望看到，关于安理会改革的讨论和争议冲淡甚至损害对其它问题、特别是发展问题的磋商。更不希望看到联合国因此陷于重大分裂，从而影响到首脑会成果文件的起草和磋商。”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05年3月21日向第59届联大提交了题为《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发展、安全和人权而奋斗》的联合国改革报告，呼吁各国一揽子接受报告中关于发展、安全、人权和联合国机构改革等方面的改革建议。报告强调，联合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安理会的改革，并敦促各国考虑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提出的有关安理会扩大的两个方案。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改革问题被提上日程，其中，安理会的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重中之重。1993年，第48届联大决定成立安理会改革专门工作组。1997年1月，安南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后，开始着手对联合国进行改革。3月，第51届联大主席拉扎利以安理会改革工作组主席身份提出安理会改革一揽子方案，建议安理会增加５个不享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两个发达国家，亚、非、拉各一席)和４个非常任理事国(亚、非、拉、东欧地区各一席)。同年7月，安南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向第５１届联大提交了全面改革方案。方案主要包括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削减财政支出和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内容。
几年来，每一届联大会议都对安理会的改革问题进行讨论，但因为安理会扩大规模、增加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等问题涉及各方利益，导致各成员国对改革方案分歧很大，难以取得广泛共识。
2003年11月，安南任命研究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专门就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及联合国改革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2004年12月，该小组提出了有关安理会扩大的两个方案。一是增加6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以及3个经选举产生的非常任理事国，其中非洲和亚太地区各有2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欧洲和美洲各增加１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二是增加8个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的半常任理事国和1个非常任理事国，非洲、亚太、欧洲和美洲将分别获得两个半常任理事国席位。
印度、巴西、德国和日本已开始联合角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4个国家去年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他们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相互支持竞争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另外，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都争取以非洲代表身份进入安理会。今年2月，15个非洲国家的外长在举行会议时一致同意，在未来的联合国机构改革中，非洲国家应获得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印度尼西亚也在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支持安理会进行适当和必要的改革，并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参加了有关讨论。中国一再表示，改革的目的应是使安理会更好地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中国主张安理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改变当前安理会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数量不平衡的状况，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支持安理会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透明度，同时确保安理会的工作效率和权威；强调各方应进行深入讨论，循序渐进，逐步寻求一致。
另外，有关为什么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4年12月16日强调，联合国必须从政策和机构两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加强现有的集体安全机制，团结各国有效应对当今世界面对的传统和非传统威胁。
安南指出，人类正面临许多新旧威胁，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种族灭绝、疾病、贫穷、环境恶化和有组织犯罪等。正如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提交的报告所言，这些威胁相互有联系，没有国界，只有采取集体行动，齐心协力，才能有效防范，确保全球安全。 加强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对联合国进行改革。联合国各成员国应就联合国改革达成协议，并将其付诸实施。适应21世纪需要的联合国将可以团结各国，共同防范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及生化武器扩散，并更关注发展。
其次，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大分歧，因此，何时进展也就成了未知数
联合国4月10日电 第59届联大8日结束了就安南秘书长提交的联合国改革报告举行的首次公开辩论。在为期3天的辩论会上，来自66个国家的代表对安南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初步阐述了看法。各方对安南有关发展、安全、人权和安理会扩大等方面的改革建议存在严重分歧，分歧为今后数月的联合国改革磋商投下了阴影，也使改革进程能否在9月之前取得进展成为未知数。
改革重点应强调发展
安南在3月21日提交的改革报告中主张革新联合国理念，建立新的集体安全观，对发展、安全和人权问题给予同等重视。但是，对于这份报告是否均衡反映各方关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看法迥异。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以及英国、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频频使用“支持”、“欢迎”和“赞赏”等溢美之词，对改革方案给予了高度评价。
卢森堡代表认为，安南报告涵盖了国际社会关注的所有重大问题，提出的建议“大胆、也能实现”。欧盟国家对安南提议设立“人权理事会”以及提倡“保护责任”（即“人道干预”）理念表示支持。美国代表表示，美国对安南有关创建“民主基金”以促进世界各地民主趋势的建议表示赞赏，并称这体现了美国总统布什的想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安南报告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报告过于取悦发达国家，没有给予发展问题足够的重视。不结盟运动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和“７７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牙买加的代表都认为，安南报告没有考虑到占联合国会员国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乌拉圭代表说，尽管安南报告为促进发展提出了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及加快全球贸易谈判等建议，但总的来说有关发展的建议虚多实少，而报告也未对监督发达国家履行承诺制定任何机制。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指出，联合国改革应最大限度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关切。改革的重点应是扭转联合国长期以来“重安全、轻发展”的现象，真正加大联合国对发展问题的投入，以有效落实千年发展目标。
担忧安全、人权新理念损害主权
发展中国家还对安南报告在安全和人权领域提出的一些新理念表示忧虑，认为这些理念有可能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这些理念包括“先发制人”自卫权、“防御性”使用武力和“保护责任”（即“人道干预”）等。
安南在报告中将各国就动用武力达成共识列为建立新安全观的重要步骤。报告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各国有权在受到攻击时自卫，自卫权包括对“迫在眉睫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行动。报告还称，根据宪章，安理会可以授权对“非迫在眉睫”的威胁“防御性”使用武力，但安理会应就此制定原则予以规范，以防止单边行动和在威胁面前无所作为。
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俄罗斯等国的代表在发言中指出，承认“先发制人”和“防御性”动武理念有修改或重新解释《联合国宪章》有关自卫权的第51条的嫌疑。承认“先发制人”有可能助长单边主义，而为安理会授权动武制定的标准，则可能被强国用作打击弱国的借口。他们认为，宪章第51条已为主权国家动用武力作了规范，无需修改或重新解释。
安南在报告中提倡的“保护责任”理念也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批评。俄罗斯代表在发言中说，安南报告称“保护责任”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准则”，但国际准则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俄罗斯并未看到“保护责任”概念得到了如此程度的支持。巴基斯坦代表则指出，“保护责任”将使联合国踏上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道路。何时及何地进行“保护”的决定权操在大国而不是弱小国家手中。
此外，中国、乌干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还对安南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升格为“人权理事会”的建议提出了保留意见。这些国家的代表认为，设立“人权理事会”无助于改变人权委员会被政治化的状况。
改革不应急于求成
安南一直将今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作为启动联合国改革的历史性机会。因此，他在报告中强烈希望各国能在9月之前接受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并就安理会改革这一关键问题作出决定。但是，除少数国家对安南的这一愿望表示支持外，中国、美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都反对为改革进程、尤其是安理会改革人为设定时限。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说，改革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对各方尚存分歧的重大问题要采取谨慎态度，一时难有共识可继续磋商，避免强求在今年首脑会议期间作出决定。他特别强调，中国不赞成为安理会改革人为设定时限，更不赞成强行表决缺乏共识的不成熟方案。对于安理会改革这样的重大问题，中方主张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分歧。
美国代表也表示安理会改革应在达成广泛共识、不设定时限的基础上进行。美国还反对将改革定为联合国首脑会议的中心任务，认为首脑会议关注的焦点应是《千年宣言》的落实。对于联合国改革，美国认为一揽子接受安南的改革方案是不现实的，应先易后难，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联合国改革进程。俄罗斯、巴基斯坦、乌拉圭、韩国等国家也表达了与中、美相似的立场。
对安南报告的迥异看法表明了不同国家对联合国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存在重大分歧。可以预见，在联大接下来按发展、安全、人权和机构改革4大议题进行的分组讨论中，发展中国家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发达国家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与此同时，如日、德等国继续推动联大强行表决安理会改革方案，各方有关安理会改革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大。根据目前的态势，报告所设想的在9月之前就联合国改革方案达成共识的前景显然并不乐观。
最后，看看中国对联合国改革的态度。
今年9月，世界各国元首将齐聚联合国，讨论联合国改革大计。中国是4月份安理会轮值主席，4月上旬，第59届联大开始讨论安南秘书长在《更大的自由》报告中提出的改革方案。对于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中国政府持什么态度？中国常驻联合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又是如何表态的呢？
经历了六十年风雨的联合国，今年决心革故鼎新，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改革联合国，使之提高效率，与时俱进，应该说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心愿。但是，在这个共识之下，联合国改革何去何从，191个会员国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上，一些会员国之间更是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联合国电台记者发自纽约的报道说：“在亚洲地区，日本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表达了兴趣之后，中国的态度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4月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以安理会轮值主席的身份举行记者会,本来计划是介绍安理会当月的工作安排，但记者们的提问，很多都集中在中国对日本入常的态度上，这充分显示了国际舆论对此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王光亚大使说，安理会的改革，应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应以全体成员国达成共识为基础。有记者问：达成共识仅仅是的一种希望呢，还是必要的前提，王光亚不假思索给予明确回答：“我认为达成共识是必要的。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出现分裂不利于联合国。”
在被问到日本算不算发展中国家时，王光亚笑了笑回答说，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不是发展中国家。有记者追问说，那是不是等于日本已经出局了呢？王光亚对此给予了一个令人回味的回答：“我刚才说的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所以我并没有说不是发展中国家就要出局。”
如果说，王光亚在这次记者会上的答复，还只能算是中国政府的非正式表态的话，此后两天，也就是4月6日，他在第59届联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就正式阐明了中国政府立场，指出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的重要性。
王大使说：“安理会扩大涉及各方切身利益，有争议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充分考虑到所有地区组、国家的利益和关切，讲求民主、深入讨论、耐心磋商、稳步推进。唯有协商一致达成的方案才能真正有利于增强安理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才能赢得全体会员国的广泛信任和支持。”
安南秘书长委托高级别名人小组拟出了两套安理会的改革方案。王光亚指出，名人小组的建议，仅仅是设想而已，安理会的改革应该广开言路，不必局限于这两个方案。王大使说：“各方围绕名人小组提出的两个方案展开讨论，显然存在较大分歧。中方认为，名人小组的两个方案都是原则设想，有关讨论不应局限于名人小组两方案，要集思广益，同等重视其它改革方案和想法。”
说到联合国改革，一般认为今年9月在联合国举行的世界首脑峰会，将敲定联合国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也将在这次峰会上得到解决。但王光亚提醒各国代表注意，安理会改革没有时间表，不能急功近利，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维护联合国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中方不赞成为安理会改革设定时限，更不赞成以强行表决的方式处理尚缺乏广泛共识的不成熟方案。”
众所周知，联大对很多重大问题的投票，特别是在直接涉及到一些会员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很少有获得100％共识的。那么，在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上，中国为什么要坚持以达成共识为前提呢？王光亚对此向联大做了如下解释：“安理会改革只是联合国改革的一部分,其它领域的改革也同等重要。我们不希望看到，关于安理会改革的讨论和争议冲淡甚至损害对其它问题、特别是发展问题的磋商。更不希望看到联合国因此陷于重大分裂，从而影响到首脑会成果文件的起草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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