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近日，知名青年经济学家赵晓先生受邀来到笔者所在的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一个题为“中国经济分析”的选修课，赵先生风趣幽默的语言和自身深厚的学养给我们带来了一次奇妙的旅行。正如赵先生所言，开设这门课是为了“让大家对中国经济建立起信心”，但是，通过对理论的学习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恰恰相反——我们忧心忡忡，现实的种种让我们无法唱出形势一片大好的高调，借完成结课作业的机会，我们写下了这样一篇文字，谈不上探讨，更不敢说商榷，只能是如实地记录我们在此次旅行的一些体会而已。理论积累的缺乏给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我们只能针对现实提出问题，期待有识者的解答。
中国经济——市场的？计划的？
不久前美国商务部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理由之一是中国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姑且不论此理由是否有需要商榷之处，但是不难看到的是中国离市场经济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微观企业的软约束和投资饥渴仍然明显，国有银行仍占据七成以上的信贷市场份额，各级政府依然掌控大量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利。面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最有效的仍然是行政手段。目前国内的商品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全国的劳动力市场基本建立，但是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与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没有形成。另外，国内制造业基本放开竞争，但资源及服务业迟迟没有，权利控制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增量改革战略使国有资产依然占资产总量的绝大部分，而且在重要部门占据绝对垄断的地位。据此，有评论指出中国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未变。
以GDP增长为社会进步的第一标准——GDP增长是否意味着一切？
不能否认的是近二十年来中国GDP增长速度之大，然而GDP增长是否意味着一切呢？我们对此深表怀疑。显而易见的是，自建国后中国的GDP增长了十几倍，但资源消耗却增长了四十多倍，长期以来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国内的投资效率十分低下，增量资本的产出率已经降至每5%至7%的投资才能拉动1%GDP增长的地步，其危害不言而喻。
同时应当看到GDP增长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经济增长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而这种所谓先富起来的，既包括通过政策支持和个人努力的民营企业家们，更包括在体制内通过特殊关系而富裕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特权阶层，多数普通公民仅仅是生活状态的改善，根本不能说什么“富起来”，同时还应看到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并无改善——相比改革初期的情况——甚至更糟糕。
财富分配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学界对此也表示了相当的关注，他们有的打起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钦定理论，有的祭起了“仇富心理”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的大旗，得益于自身景况的改善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则或请出了柏林、或引出了罗尔斯，也有的知识分子则鼓吹这是市场经济的残酷。然而不知道这些喋喋不休的所谓知识分子们，听到国家前副总理万里的孙女万宝宝（学名万瀛女）在CD的发布会上大谈幼时在中南海看到自己的母亲和长辈穿着CD时装的感受时，看到北京国贸中标价6位数的一条普通长裙时，甚至身处某些所谓高级私人会所高谈阔论时，是否能够看到中国最底层的公民的生活状况，是否能够扪心自问，自己的良知究竟在哪里？
另有少数学人则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他们据此提出了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
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性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是我国经济的最好时期，但是我国社会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公众愈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
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最多，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党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
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
第四，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社会变得愈来愈不公正；
第五，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人类不安全）愈来愈明显，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等。只要人们感到不安全，他们就会不满意，当人类不安全问题不能解决，当人们不能通过参与和正常渠道表达来解决时，就会采用其也非正常的手段，直接引起社会不稳定。
但是，在目前重大社会问题信息不完全、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在掌握了真实信息的情况下，”欺上瞒下“十分盛行，从电视上所看到的是”一派歌舞升平“，极大地掩盖了经济繁荣下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大量舆论认为他们的研究“危言耸听”、“言过其实”。
基础设施建设——GDP增长的永动机？
中国近几年来在国际经济环境低迷的情况下保持了GDP的强劲增长，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几大基础性设施建设的推动。
较为典型的是在官方媒体上获得热烈赞颂而在某些专业或受官方控制较少的媒体上受到普遍质疑的三峡工程。
有评论指出“世界范围内的‘后大坝时代’早已开始，而我们的‘大坝跃进’运动却如日中天”。较多的专业学者分别从环境保护、社会问题、国防安全以及水利工程等方面对三峡工程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三峡工程仍然在来自官方的一片凯歌和官方以外的一片叹惋之中上马了。
同样的基础建设工程数不胜数，包括了国家范围内的“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等工程，也包括了地方上马的“虎跳峡水电站”等工程。在一片大兴土木之中，我们只能看到官方舆论对此不遗余力的讴歌赞扬，却鲜有专业的理性分析。
然而，此等基础设施建设究竟是理性的经济决策还是体制内利益集团的博弈产物，我们觉得值得深思。
抛开其他问题不谈，不难看出仅在此项工程中有多少获利的利益集团。其中包括了追求政绩的官僚集团、包括了体制内的垄断性基建集团、包括了垄断性电力集团，也包括了为之奔走鼓吹的官方知识分子集团。
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我们认为此种基础设施建设与建国早期的计划体制下的建设有着较大的差别，较少的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情结而更多的是追求利益的原始冲动。中国的GDP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中的强势上扬究竟意味着什么？如同打激素一般的经济是否是一种健康的经济？谁将为盲目建设造成的苦果买单？
宏观调控——既得利益集团的清场令？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宏观调控热潮中，有几个特点：第一，此次宏观调控主要集中在几个“局部过热”的行业，如：水泥、钢铁、电力等重化工业领域。而这些领域，无一不是生产原料的上游行业，也是我国各地纷纷提出的，要重点建设的重化工行业。
另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此次宏观调控主要的针对的对象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无论是银行收紧放贷力度，还是政府加强控制审批项目。无一不是针对民营企业，很难想象，中国大型的国有企业会受此次调控的影响。凭其特殊的股东，在审批上是没有问题的，再凭其特殊股东，向银行要个几亿也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没有特殊股东的民营企业显然就很有问题了。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民营企业可以突围而上，向生产原材料的上游进军，无论是刘永行进军中国铝业的雄心壮志，还是戴国芳的铁本帝国梦，张志祥的宁波建龙项目都无一不在此次的宏观调控中粉碎。虽说铁本、建龙违规在前，但事后的华润五矿机械公司介入铁本重组，杭钢集团控股宁波建龙，与中国铝业集团试图参股东方希望集团的河南氧化铝项目等消息不免有点耐人寻味。显然，利用环保与避免重复投资为由，限制民营企业对上述行业的进入，确保国家对这些“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宏观调控只是上述行业中各大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而玩弄的一个手段罢了。
宏观调控的前景——行政还是市场？
该怎么来评价此次的宏观调控呢？是前进，还是倒退，或者说只是原地踏步？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时值中国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
在此次宏观调控中，中国政府采用行政与市场相结合的调控手段。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中国政府此次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几个出现局部过热的行业，而这些行业都属资金密集型产业。所以，中国政府在此次的调控中首先严令银行收紧放贷，通过切断资金来源来限制新投资项目的上马。另一招就是传统的惯用的通过行政管制手段来停止审批新项目。
就目前看来，政府宏观调控主要起作用的手段还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而这种投资项目的管制行为，严格上不属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属于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宏观调控政策虽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应该是企业、银行的事。而投资项目的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该做的事情。政府的宏观调控管的应该是投资总量，手段应该是财政、货币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控制着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能管制投资项目的上马，当然也能让投资项目下马。同时，中央政府把投资项目管制权下发，既让地方政府管上项目，自然也能迫使地方政府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
宏观与微观不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职能不分来源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经济无所不管。当今中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应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施。宏观调控属于财政部与中央银行，而市场监管则应属于其他政府部门的职能范畴。
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归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政府治理不仅仅涉及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区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有利于合理地横向划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它是政府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许有一天，当宏观调控不再通过政府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真正成熟的时候。
新圈地运动——房地产的神话？还是泡沫？
近年来大量资金压在圈地上，已经批租的土地中还有近三分之一没有开发，特别是一些地区不顾经济实力和引资能力，大规模圈地，盲目搞开发区、物流园区和大学城建设，致使大量土地闲置。2003年土地开发面积与购置的比例降至56%，房地产业圈地成风。截止至2004年6月，除内蒙古外，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达6741个，规划用地37500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面积。从各地上报的2004年土地供应计划建议看，仅需省级以上审批的建设项目用地规模就超过了全年用地计划指标。而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介入，使得情况进一部复杂化。由地方国资委或房产部门控股的窗口企业，凭其特殊身份，在地方的支持下低价竞得大量土地，在房地产市场看好的情况下圈而不用，以期在全国宏观调控后的土地供给的“零供给”期间积奇而沽，以换取更大的利益。地方政府在房产市场的巨大利益面前，不惜一切代价与市场进行博弈，既是运动员既是裁判员的特殊身份令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在这场瓜分地产暴利的盛宴中所向披靡。近年来上海房价的持续上涨，似乎很能说明这一点。然而，针对上涨，上海市政府新近出台了所谓的“房市新政”，我们对其真正作用深表怀疑。可以看到的是，此次所谓新政甫一施行，政府的限制政策一出台，市场中的各方就有了对策。比如银行缩紧住房贷款的政策，我们认为实际上非但不能调节房市过高的现状，反而将门槛提高，将小户、散户划在圈外，而资金充裕的高级炒家却能在楼市里继续牟利，结果必然是“饿死小户，撑死大户”。
城市化的热潮——通往现代化之路？
不久前，深圳市政府自豪的宣布，深圳最后一个乡改为区，宣告着深圳已经告别农村时代，正式进入现代化。顿时，深圳成为全国上下的各大城市学习的目标，各大城市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现代化时间表。深圳市是只是我国城市化热潮中的一个缩影，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海潮。对此，中国的经济学界赞声不绝，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利器，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隐藏在繁华的城市灯光下的主流经济学界不愿提起的黑色问题。城市化究竟是迈向现代化的可喜进步还是某些利益集团的长袖擅舞，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发表的题为《为发展中国家获取食品及营养保证》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考量城市化的角度。
城市化可能诱发城市贫民的增加。报告显示：20年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将接近70亿，比目前增加近20亿，其中多数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地区。到了2020年，非洲和亚洲的人口当中，将有一半左右居住在城市地区。这一趋势已经在拉丁美洲出现，有四分之三的拉美人口居住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报告认为：“分地区来看，南半球，也就是拉丁美洲、亚洲以及非洲的城镇越来越多地成为贫穷、环境恶化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现象集中的地区。”虽然城市有良好的医疗保健和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等有利条件，其实城里的穷人也照样享受不到这些服务。报告指出：“在城市的边缘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贫民区。就连市政府也没有能力为这些地区铺设上、下水道，修建学校和提供医疗设施。”另外还有就业问题。缺乏技术、不良的健康状况以及有限的资金通常使穷人只能得到报告所说的“没有保障的、短期的或临时性”工作。
城市工业化带来环境的恶化。伴随城市贫困的，通常是低劣的水质、食品和住房，以及有限的教育和极其危险而又工资低廉的工作。报告指出：“我们研究那些与低劣的水质、住房和卫生条件同时出现的传染病。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随着释放出多种化学物质的、非常肮脏的工业化而来的。单汽车增加这一个因素，就会把一个干净的城市推向一个危害健康的、充满化学和生物风险的环境。”
城市化易引起耕地的萎缩。在市内和城市周围，住房用地、工业用地、基础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之间也会有很大的竞争。报告指出，很多肥沃的农田很可能会在这种竞争中丧失掉。同时，投资人购买城市郊区土地，也存在先闲置及日后高价出售的问题。
城市化将抬高食品的价格。报告表明：20年后，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每年要为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提供食品而进口更多的粮食将会耗费国家和民间许多财富，而且发展中国家间的这种“粮食抢购战”将会进一步抬高国际市场的食品价格。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少城市化速度快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食品价格已经比农村高出了30％。
“我国正在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靠发展重化工业能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吗？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上，吴敬琏与樊纲再次对重化工业问题展开争论。吴敬琏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的重化工业仍是走旧型工业化道路，依靠资源大量投入支撑外延式增长，无助于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而樊纲则强调重化工业也得做，这将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发展的均衡。
在两人的争论中，主要集中在效率，就业，与发展中。相比之下，笔者更愿意接受吴敬琏的观点，吴敬琏提出了一个结构优化的问题。重工业化主导的发展战略不利于结构优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前苏联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发展重化工业不是万能。目前，行业的利润重以转移至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事实也证明了在一个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国家里，只靠重化工业不能提高一个国家的国家竞争力能力。以汽车为例，汽车是重化工业之王，由1300多种材料组装而成的汽车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化工业链。所以通常以一个国家的汽车工业来衡量一国的工业水平。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以完成由重工业向金融服务业转型的美国却比目前的世界工业强国日本更早的走出了衰退。而同样具有强大重化工业的韩国也依然在金融危机后一蹶不振。
吴敬琏认为应将发展服务业优先列入中国经济政策的日程表，因为单纯的发展重化工业并不能带动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这对能否减少今后中国经济波动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回顾历史，美国、日本、韩国等都曾出现过重化工业发展急刹车的现象。重化工业的发展不能自然地带动服务业大规模发展的原因是：重化工业的发展并不能帮助具备服务业大规模发展所需的核心竞争力要素。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并不慢，关键是服务企业很难实现规模化经营。服务企业规模化经营需要的专业人才、软件信息技术、流程管理，是基于生产线管理的重化工业根本无力提供的。所以，一旦重化工业发展在中国急刹车，而重化工业的发展又还未为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基础的话，中国经济就可能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
技术模仿如何实现宪政转轨——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在著名的林杨之争中，林毅夫在回应杨小凯而作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中，仅就所谓的“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 却并未回答单纯技术模仿如何实现宪政转轨，对如何渐变做出清晰、理性的描述。仅仅致力于让我们相信技术模仿最终有可能实现宪政转轨。这种乌托邦式的猜想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杨小凯与林毅夫的争论，即对发展中国国家而言，究竟是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制度学习还是技术引进上。再看深一点，可以发现双方争论的最主要的要点在于制度是内生还是外生的。
林毅夫认为，按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在市场机制已在中国的社会体系内部初步生成的今天，市场秩序的内在力量，会自发涵衍出自己的“自愈”机制。这就是他所强调的制度内生论。技术总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一定的技术优势需要特定的制度支持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反过来,特定的制度安排又决定着技术的供给和技术作用的发挥。在均衡中,技术与制度、制度的各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相互决定着的。这些理论看似并无甚不妥。但是我们认为林先生在此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在林文中我们看不到林先生是如何定义宪政的，但是可以看出他对宪政的理解有偏差。很显然，如果将一个仅仅是有宪法——哪怕宪法被统治者束之高阁（正如林文中举出的台湾的例子）——的政府体制定义为宪政，是很不妥当的。而林文中所谓的“宪政体制改革，不仅是立一部宪法，必须要执行者愿意执行、老百姓愿意遵守，法才是有效的。”则更是暴露了他在宪政问题上缺乏基本的常识性的了解。除此之外，不难推论，宪政未必是一个最优的发展经济的政治体制，也许在短期内没有实现宪政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表现上将大大优于某些宪政国家，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放长，不难发现没有实现宪政的国家的增长终究是昙花一现，无非是这朵昙花可能开五年也可能开五十年而已。同时，不难发现，即使宪政国家也要面对经济危机的风险，但是在应对风险时，宪政国家更能找到一条理性的正确的解决危机的道路。此外我们应该看到，宪政的实质是让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管理，从而规范国家的权力，避免少数人对国家权利的滥用以及对发展成果的攫取。
倘若以效率为理由，忽略社会大多数人的基本价值，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的是，看似高效的改革带来了极大的社会隐患并且激化了社会矛盾，倘若考虑上解决社会矛盾的的成本，则此种改革也并不见得是高效的。
在林文中谈到的所谓市场秩序的“自愈”机制，我们认为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国并非是从无到有地在生成一个制度，而是从有到新地将原有制度改革为一个全新的制度，无须讳言的是，在原有制度当中有着一批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的进程当中仍然扮演着一个显赫的角色，我们很难相信这些集团会自动让渡利益，相反，可以观察到的现实却是这些集团和政府进一步紧密结合，通过特权进一步攫取利益。就算市场秩序的“自愈”机制成立，那么我们是否一定要像拉美一样，等到既得利益集团完全失控，国家经历过一场大变动之后再等待秩序的“自愈”呢？
宪政没有纳入理性的视界之内，而是置于希望的未来，是极度危险的。林先生的争鸣的意图在于宪政抛出理性的视界的地平线之下。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为民众监视着，被置于地平线之下的由宪政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极有可能被监守自盗。不将宪政建设交由理性监理，而必然交给历史的偶然和暴力，因为只有历史危机产生的偶然性和暴力革命才有可能被动推进。但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如果不能通过反应和选择建立良好的政府，而人类的政治体制注定永远要依赖于偶然事件和暴力，那将是人类的不幸。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劣势？
一个几乎为所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的观点是，我国应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溶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而参照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我国最突出的比较优势，甚至可以说是绝对优势的，就是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且廉价，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最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根据劳动力资本说，劳动力资本受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共同影响。在劳动力数量方面，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待业人口，拥有一支2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但在质量上，则应清醒的看到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而且，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大量欠债上的基础上的。
大量的生产安全欠债、劳动保障欠债、公共卫生欠债等扭曲了劳动力资源的正常价格。以这种方式换来的劳动力真的是“廉价”的吗？不要说按照国际流行的劳工标准，即使按照中国现行的劳工法律，给予这些“廉价劳动力”以正常劳工待遇后，所付出的成本是惊人的。这势必将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而在劳动力素质没有提高的基础上，没有了“廉价”优势的低素质劳动力资源还有竞争力可言吗？还会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吗？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的生产模式呼之欲出。新的生产模式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佳能革命”为什么只选择日本的生产基地做试点呢？就是因为日本的劳动力素质要比中国、越南等海外生产基地的劳动力素质要高很多。新的“佳能模式”所代替了源自工业革命时期的流水线作业模式。“佳能模式”要求高素质的劳动力——具备高水平的综合知识的、具有高度自主能动性的劳动力。新的的生产方式已经不需要只会“拧螺丝”的“机器人了”。但很明显的，中国目前的劳动力结构中绝大多数是只会“拧螺丝”的“机器人”。
近几年来，在国际市场上，“劳动壁垒”，一个新型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正在逐渐兴起。深受我国廉价产品冲击的各发达国家，纷纷对我国的劳工待遇问题——中国最大的成本比较优势的根源——口诛笔伐。欧盟正在考虑是否通过商务部的一项动议，对所有进入欧盟的中国产品须严格检查其提供者的生产劳工标准，并拒绝劳工标准不达标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中国已加入WTO，势必要遵循WTO的游戏规则。近期中国企业流行通过“社会责任认证”（如SA8000）就是这个趋势的表现。欠缺的生产欠债的，是迟早都要还的。我们不能忘却了最根本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为了一个数字概念的GDP增长率？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高的回报率？还是为了让劳动者有一份不能体现其自身价值，不能保证个人健康和尊严的工作？更重要的劳动力不仅是生产的投入要素，更重要的，它还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主体。劳动力的低报酬意味着人们的消费水平低，一来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规模；二来无法满足劳动力自我发展的需要，使得劳动者质量不能获得提高的机会。从而使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得不到提高，更不利于留住人才，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
显然，如中国再不提高劳工标准、提高劳动力素质、优化劳动力结构，中国一直引以自豪的庞大“廉价”劳动力资源将从比较优势演变成比较劣势。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良善知识分子还是厚黑教主？
由于众所周知的现实因素，经济学成为国内近20年来的最大的显学，而与之共生的所谓“启蒙经济学家”则成为了这一场浪潮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弄潮儿。
然而，通过对现实的考察，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具有高度理性良知，将引导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还是新的强势集团基本形成而应生的代言人？经济学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垄断，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对经济学的垄断已经日趋明显。已有论者指出，经济学正在成为神学，经济学家正在成为神甫。
可以看到的现状是，一部分经济学家对行政权利越来越依赖，领着国家的公帑，做着不痛不痒的所谓学问，去讲课做学问不提自己的学术成果反而先把自己的公职和级别亮出来——显然这么一亮看起来很有戏台上山大王耍上两把板斧抖抖威风的意思——正如南开大学的卫志明教授指出的“现在有些人一身二职，名曰双肩挑，官大一级学问长一级，吃葡萄的时候没吐出几颗葡萄皮，不吃葡萄了倒吐个不停，读书的时候没出什么东西，没时间读书了倒果实累累、名气见长”“学者们凑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谈，比如交流一下做什么书了，上什么点了，人事变迁，宦海沉浮等等，就是不喜欢谈学术问题，有些学术研讨会基本上成了个社交活动，给那些有经费、有级别、有话筒（发言权）、有时间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演出的舞台，许多经济专家很喜欢对经济领域的实际问题发表高见，多数水平却在大报经济版记者的水平之下，说事析理以情感好恶为依据，而非以成本收益作取舍，成为了著名理论家，连部像样的著作或论文都拿不出来，原来名气都靠增加演出场次，桂冠全赖记者加冕，这些人很是知道扬长避短，利用自己行万里路的特长来对付别人读万卷书的优势，大讲海内外见闻，临了还要教训你不要死读书要关注实际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工具不适合分析中国的实际，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要比了解水土不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重要的多等等，还有部分喜欢谈点理论的专家，整天像小燕子一样，飞到东，飞到西，在所谓的学术会议上听到点只言片语，便认为掌握了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到处讲，用开会代替研究，酒桌代替书桌，沙发代替板凳，参观代替读书，生活质量倒也因此而大为提高，至于那些以不变应万变，到哪里发言都是那几句老话的专家们，就更等而下之，不足为道了”。由于主题的限制，我们不想过多地去谈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接受国家公帑，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国家并没有其他集团能够向知识分子提供维持生计和进行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句，如此一来，是否为“乏走狗”姑且不论，总难免摆脱“帮忙”或者“帮闲”的嫌疑吧？
另外一方面，一部分经济学家也正在以各种形式接受着来自企业的资助，甚至以某些形式直接参与到企业管理和运营当中来。此前以有关于此问题的大论争，在此不再赘述。值得关注的是，在那场论争当中纷纷跳出来为自己辩白希望洗脱干系的经济学家人数之多、在经济学界扮演的角色层次之高，都是让人吃惊的。
同时应当看到，两部分经济学家并非是派系分明的，恰恰相反，他们之间扮演着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角色，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正职可能是某个知名学府的教师或者身兼行政人员，但是他同时也是政府某个机关的幕僚甚至是正式的行政人员，此外他还可能是某一知名企业——可能是国有也可能是民营甚至是外资——的独立董事、特邀顾问或者诸如此类的千奇百怪的任职人员。这是否表示某些企业正在通过和政府的隐秘结合或影响政府决策而成为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更有兴趣的是，倘若“屁股决定脑袋”，那么这些一个屁股坐了几把交椅的经济学家们的脑袋在思考着什么？同时当我们发现这些交椅皆为政府和权势者的颁赠而无一来自社会底层甚至社会的大多数，我们不仅要问，他们究竟是在为谁思考？
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家们在鼓吹西方理论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对理论进行的取舍。赵晓先生指出的鼓吹斯密却重《国富论》轻《道德情操论》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公共利益、社会福利、市场失灵以及公有制企业也可能有效率等问题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被回避了。同时以效率取代公平和平等；不惜一切实现私有化；反对政府任何治理，主张自由放任，相信自由竞争万能；以及认为腐败有理，放纵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把腐败作为经济过渡的桥梁等误人之见却广为散播。我们不禁要问，在空洞的经过取舍的理论背后，究竟掩藏着什么？
悲从中来，出路何在？——中国经济改革路在何方？
中国正处在危机中。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
小平先生在改革初期曾说过：当中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时，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失败了。今天，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看的是基尼系数的不断上升，看到地区贫富差距的日趋扩大，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否已处于失败的边缘呢？相对于在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中一蹶不振的俄罗斯经济，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可谓春风得意，持续的高位GDP增长，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全国上下，歌舞升平。但是，与经济改革同时开始的政治改革，却仍处于空喊口号，原地踏步的状态。直至今天，缓慢的政治改革已成为深化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于是，这种“渐”而不进的中国改革，正在让中国重新跌进一个古老的制度陷阱。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旧的特权阶级在市场化、私有化中享有优先索取权。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个潜在的约束条件被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所默许。于是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成了在此制度约束下的推进市场化，私有化的“帕累托改进”。于是，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在中国的各大利益集团中，获利最大的是旧有的特权阶级。当经济改革深化到必须触动确立他们权利基础的政治体制时，碰到阻力是理所当然的。
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如何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市场机制，转化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显然不愿正视这一问题，所以，他们宁愿作为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虔诚信徒，去齐声赞颂着建立市场机制的好处，高呼GDP增长的好处，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似乎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可以不需要公民权利，可以不要需要独立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流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市场的原教旨主义下，正鼓吹在中国建立一个原始的自由竞争市场，再一步一步地经过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竞争，最后吃出一个他们眼中的美好世界。而不愿谈到在这场人吃人的竞争中，谁能笑到最后？是拥有特权的权贵资本集团？还是那些连言论权都被压制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受益群体”？
中国人都不傻，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更是聪明。中国经济改革该往哪走，那些左右着改革走向的利益集团的精英们恐怕比谁都清楚，但是未必都愿意说出来。
结语：改革开放到现在已近２０多年。这２０多年间，中国在市场经济的丛林中跌跌撞撞的蹒跚着前进。
我们很想知道，当年小平先生在决定带领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丛林去寻找中国的腾飞之路时，是否有预见到今天中国正面临的问题。我想是没有的，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显然低估了市场经济丛林的复杂程度。他想不到市场经济这个丛林比世界上最大的亚马逊丛林还要复杂。没有人能知道在丛林中迈出的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更没有人能肯定先天发育不良的中国能不能成功地在这个丛林中找到腾飞的道路。
今天，当我们满身伤痕的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时。我们悲哀的发现，周围只有望不着边际的密密的丛林，我们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丛林的无人区，而那条通往腾飞的道路依然不见踪影……于是，有人想往回走，却发现来时的路早已被历史的车轮轧得面目全非了，回去已是不可能了……只能义无反顾的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谨以此文，纪念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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