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建海
如果把我国“新诗”的发展历程比作一列赋予了使命的火车，从胡适站始发，一路驶来，历史地留下了或大或小的站点：冰心、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艾青、余光中、席慕容、顾城、江堤、汪国真… … ，如今列车已驶到了鹏鸣站，可这站的大小，还要看其停留时间的长短，上下车人数的多少。
我国的旧体诗与新体诗是以“五．四”为界的。新体诗又叫新诗，说是诗，其实早己失却了传统的平仄韵脚，律也似乎时现时隐，自由倒发展的尽情极致，显掺了民歌、谣辞、打油等的成分，那就干脆正其名为诗歌了。当然，诗与诗歌是相对的，毛泽东的诗按旧体诗严格的平仄韵脚来讲，显然掺着“诗歌”的成分。
我看过一些诗，也略知一点诗的历史。可从未评过诗，但偏偏写过一半首诗，当然全凭了具体的人事、感触和激情。如《 陨落的巨星——痛悼路遥》：仰望那明亮的星/心中向往至高的天空/既然苍穷赋予了您卓越的风韵/为何大地带给你绝蹇的生命//茕茕立于您辞世的初冬/任不是雨季雨的洗礼/去涨发这干涸的魂灵/凝重深沉的音容/留下徘侧不朽的威仪/绽放无数不祥的白花/戴在憔悴的心胸
这不是卖弄，而只是借此说，我的“诗歌”多少带有“民族”的味道，而鹏鸣的诗远远的超出了传统诗的框线，早已畅游在诗歌的海洋中了，尤属于诗歌中的通俗诗歌，当然通俗并不等于肤浅，只是风格不同罢了。这就有助于人们认识、体味、感悟他的文心笔胆、性情哲思了。《东方的绝唱》：东方最美的绝唱，诗人作家的梦想/华丽语言堆砌的名望/洁白的思想，迷惑人心的向往/尽善尽美的歌唱//单纯的星光和无邪的月亮/你们是否还在天空上曾记得中秋节的傍晚/你们穿着悠荡的衣装//东方最美的绝唱，威力把宇寰震响/缤纷的文字多么闪亮/吸住它们吧，那些即将遗忘的诗行/你这具有引力的磁场……
我曾梦想过当一名诗人，去尽情地呕歌生活中离不了，也天地不有的厕所，那一泻而下的感觉实乃人生的一大享受。每当我激情高涨身处其间，泻下的却总是尿水和粪便，而不是精子。我由此讨教过一位智者，他说：“你选错了对象，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那种渴望的高潮。”我认知了，我成不了那种诗人，因为不善随时随地的歌唱。
我不赞成别人把鹏鸣称作“伟大”，这样他老要踞着脚尖与伟大比肩，根基就不稳了。但有人反对称鹏鸣“著名”，以我看称其“著名”未尝不可。著名显然在知名之上，知名是因了媒体强势而盛的，有没有成就、功绩者均可“知名”。可著名就不同了，其至少是以国家为单位或世界更大的范围内，在某一或多个领域有卓越建树作为基础，而被世人熟知或家喻户晓的。我亲耳所闻有人拿鹏鸣的人格做文章，这“文章”中潜藏着帮派、个人的恩怨和私利，从中也衡量出鹏鸣的人格最起码还没有到了遣责其人格的地步，倒是他人品上光彩的一面，促进了普渡与独游又重新和谐地归于我的心志。我还要说得是人格与著名无关，其与伟大紧密相连。没有人苛求“革命现实主义”的文人们都是铮铮铁骨，但也不置于是个软骨头，郭沫若向政治屈服及派生的行为，实不是文人的榜样，他虽与伟大相远，但其在“专业”上的建权却仍不失为“著名”。
文坛有人以量上超，有人以质上胜，鹏鸣的著名尤在于其诗歌的量与质及其影响的广泛，均有过人之处。评论家、学者对其作品的论述、品评和推介，可以用繁花似锦、美不胜收来概括。如果笔者此时再锦上添花，确属冗笔，实不比雪中送炭来得入目、澄明，但我又怀疑是否是“雪中送炭”呢？
文学的“史诗”，是有世界和国度之别的，在中国《红楼梦》 可称小说的“史诗”；鲁迅的杂文可谓杂文的“史诗”。而诗呢？在世界范围内《荷马史诗》 是名副其实的史诗，在中国可分两个高潮― 屈原的诗和李白的诗或应说唐诗的杰作是诗的“史诗”，也就说，“史诗”意味着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其唯一性，即不可替代性是不言而喻的。
鹏鸣的诗不是史诗性的，郭沫若、毛泽东也不是。到目前为止，当代文学还没有出现史诗性的巨著。不要以为写了一部大块头的作品，较深地反映了地缘性文化色彩的东西，就以“史诗”自居；也不要动辄就与某某世界名著和杰出的作家相提并论；也不要因了别人的一些评论而怀恨于心，用敌我矛盾来影射、比喻。萨达姆的“毒气”、“横气”的说辞，只是蜻蜓点水式的一面，说到底他是这个世界顽固的、腐朽的、无罪的、惨无人道、人性、人权的独裁者的代名词。这也使我联想到，拉登这个彻头彻尾的暴徒、暴君。当我周围的人为战争中的阿富汗儿童的处境鸣不平，而说美国不是的时候，其是否想过，在那样政权统治下的国度，谁能保证那些儿童不会变成第二、第三个拉登，世界由此而难有宁日。鹏鸣的一些诗歌正透着与斯似乎相似的批判思维，譬如《饥饿的心愿》： 我到处流浪乞讨食饭/用那可怜的乞丐眼/肚子痛的绞肠，我搂抱着头昏目眩/所有的景物在我的休克里失去色颜//醒来的时候 天仍倾斜地仍倒翻/我胆怯地在雪地上摸向不知的遥远/恨自己生来为何不是一只大雁/飞翔在太空 猎见所有的高山平原//我冻僵的双手再也无法伸展/在这荒凉的可怕的沙滩/无一点力气了 声音渐渐地枯暗/眼球像铁铛的车轴失去了滚转/但我还有好多好多的心愿/不能告诉 不能实现/在这迷失了方向 死寂了人烟的沉船/盼望有一只狼 或一只老虎将我吞咽……
有时我竟极端地想，文学是不应有系统理论的，这样那些平庸的评论者就不会变成聪明的评论家。文学归究起来是一种极其个性化的艺术，失去了个性，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鹏鸣就是鹏鸣，不是拜伦，也不是泰戈尔。他不失诗人的阳刚，也不避阴柔；秉承正义，不惧邪恶；珍重友情，不怕绝情…… ，他情感、知识的丰富，内心的旷达、深邃，全付诸了我就是鹏鸣。笔力所及悲凉凄婉、痛苦沉重、雷霆万均、春雨秋风、花前月下、高山流水…… 从鹏鸣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苦难、痛苦、激愤、控诉、思考、反叛、追求、热望… … 这看似个人情感的渲泻，经引深而上升到对社会、时代、民族的关注和呐喊，从而由诗中的小我，见社会的大我。这些与那些赞美专制、歪曲生活的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使其文学良知和艺术价值得到了凸显，更增加了其作品的生命力。
有人或许会说，鹏鸣的诗过于直白和信游，少了诗的意境、幽深。鹏鸣正是把文学语言与民间话语巧妙地融合起来，显得别样的精练、生动和亲合，这正符合当今求异主义文学的盛行。中国文学一直在走一条单一的路，猛然到了社会转型期，面对一个多极的世界文学和因为多极化而带来的多元文化的结构和形式；文人们突然感到这不正是我们长久以来企盼、呼唤、争取并为之奋斗的“百家之言”吗？但同时又缺少心理上、理论上及艺术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措手不及就只好先以传统的“标准”来对待艺术的纷呈了。就像表现的清晰谁能说是浅显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众多文学体裁中，诗是最不生活化，离生活最远的文体，而鹏鸣的“直白和信游”恰恰使我们感到诗就在我们的现实中，这也是鹏鸣对新诗的一大促进和贡献。在诗歌越来越被人们淡忘的今天，中国诗人中有谁能像鹏鸣那样，吸引如此多的人来关注诗歌，评介他的诗，甚或世界一隅的读者和专业人士也把诗的目光投向东方。这是诗人的能力所致，也是诗的能量所达，谁又能说，这不是对中国的新诗做出的又一贡献呢？
任何流派或风格的兴起都必然是以新的角度和形式对生活、对艺术的一次新的理解，必须是对时代、人民心理的某种反映。从社会学来说，社会广泛的价值，离不开个人的个性价值。在那些政治文学崩塌之后，大量诗歌的艺术价值所剩无几，鹏鸣的诗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共鸣，这就是极好的证明。文学作品不是仅凭个别权威的声音大小、强弱和呼声高低来作裁决，这样只是一家之言。
中国人，尤其是文人爱走极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的作家从先前革命一统的文学，即失掉文学精神，一下子转到了以物质利益为上帝的层面上。如今求异主义盛行的文坛，有种怪现象，有多少种弄钱的路子，就有多少种“文学”的式样，“文学”已到无孔不入、无钱不收的地步。由此看来，我们开放的时代培育的是开放的心态，并没有达到思想的真正的解放。
向来，我有这么一种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变，应先从文学开始。有时当国家、政党的意志与民族意志相悖时，前者的利益应服从于后者的利益，因为前者首先关注的是集团、眼前的利益，而后者永远是民众、长远的利益，正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民族不灭，皇帝、领袖世代更替。
鹏鸣没有走极端，因为他有纯与融的两面，纯时，他是声讨、控诉、鄙视现实假恶丑的奇才；融时，他是驾驭权势、艺术的高人，又是融入市场的高手。本是绊脚的石头，往往在他的运作下成为登级的阶石。正是这纯与融的两面，才是鹏鸣没有走极端的致胜法宝。不过鹏鸣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他有着美好、善良的情感和品质，有时却不由自主地嘲弄它。他对假恶丑又痛恨、又迎合，他对达官显贵又依附、又背叛。鹏鸣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不朽的诗篇：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只有与权势大款打得火热，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只有被埋没。
说到此，不是说鹏鸣的诗歌无可挑剔，他近年来的一些诗作就多关注社会形式上的改变，或者叫物的有限改变；而缺少更深入对社会本质问题的探求、追问，赞扬的基调使人感到有些盲目和肤浅。这恐怕是鹏鸣创作又一个高潮来临前的调整。而他在社会转型期这一期间对新诗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可以确立他在中国当代诗坛的重要位置。
在这列负载着民族使命的火车到达鹏鸣站还未起程之时，由衷地愿其停留的时间再长一点，上下车的人会更多地从中受益，这是鹏鸣站带给世人的标识和意义。
如果把我国“新诗”的发展历程比作一列赋予了使命的火车，从胡适站始发，一路驶来，历史地留下了或大或小的站点：冰心、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艾青、余光中、席慕容、顾城、江堤、汪国真… … ，如今列车已驶到了鹏鸣站，可这站的大小，还要看其停留时间的长短，上下车人数的多少。
我国的旧体诗与新体诗是以“五．四”为界的。新体诗又叫新诗，说是诗，其实早己失却了传统的平仄韵脚，律也似乎时现时隐，自由倒发展的尽情极致，显掺了民歌、谣辞、打油等的成分，那就干脆正其名为诗歌了。当然，诗与诗歌是相对的，毛泽东的诗按旧体诗严格的平仄韵脚来讲，显然掺着“诗歌”的成分。
我看过一些诗，也略知一点诗的历史。可从未评过诗，但偏偏写过一半首诗，当然全凭了具体的人事、感触和激情。如《 陨落的巨星——痛悼路遥》：仰望那明亮的星/心中向往至高的天空/既然苍穷赋予了您卓越的风韵/为何大地带给你绝蹇的生命//茕茕立于您辞世的初冬/任不是雨季雨的洗礼/去涨发这干涸的魂灵/凝重深沉的音容/留下徘侧不朽的威仪/绽放无数不祥的白花/戴在憔悴的心胸
这不是卖弄，而只是借此说，我的“诗歌”多少带有“民族”的味道，而鹏鸣的诗远远的超出了传统诗的框线，早已畅游在诗歌的海洋中了，尤属于诗歌中的通俗诗歌，当然通俗并不等于肤浅，只是风格不同罢了。这就有助于人们认识、体味、感悟他的文心笔胆、性情哲思了。《东方的绝唱》：东方最美的绝唱，诗人作家的梦想/华丽语言堆砌的名望/洁白的思想，迷惑人心的向往/尽善尽美的歌唱//单纯的星光和无邪的月亮/你们是否还在天空上曾记得中秋节的傍晚/你们穿着悠荡的衣装//东方最美的绝唱，威力把宇寰震响/缤纷的文字多么闪亮/吸住它们吧，那些即将遗忘的诗行/你这具有引力的磁场……
我曾梦想过当一名诗人，去尽情地呕歌生活中离不了，也天地不有的厕所，那一泻而下的感觉实乃人生的一大享受。每当我激情高涨身处其间，泻下的却总是尿水和粪便，而不是精子。我由此讨教过一位智者，他说：“你选错了对象，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那种渴望的高潮。”我认知了，我成不了那种诗人，因为不善随时随地的歌唱。
我不赞成别人把鹏鸣称作“伟大”，这样他老要踞着脚尖与伟大比肩，根基就不稳了。但有人反对称鹏鸣“著名”，以我看称其“著名”未尝不可。著名显然在知名之上，知名是因了媒体强势而盛的，有没有成就、功绩者均可“知名”。可著名就不同了，其至少是以国家为单位或世界更大的范围内，在某一或多个领域有卓越建树作为基础，而被世人熟知或家喻户晓的。我亲耳所闻有人拿鹏鸣的人格做文章，这“文章”中潜藏着帮派、个人的恩怨和私利，从中也衡量出鹏鸣的人格最起码还没有到了遣责其人格的地步，倒是他人品上光彩的一面，促进了普渡与独游又重新和谐地归于我的心志。我还要说得是人格与著名无关，其与伟大紧密相连。没有人苛求“革命现实主义”的文人们都是铮铮铁骨，但也不置于是个软骨头，郭沫若向政治屈服及派生的行为，实不是文人的榜样，他虽与伟大相远，但其在“专业”上的建权却仍不失为“著名”。
文坛有人以量上超，有人以质上胜，鹏鸣的著名尤在于其诗歌的量与质及其影响的广泛，均有过人之处。评论家、学者对其作品的论述、品评和推介，可以用繁花似锦、美不胜收来概括。如果笔者此时再锦上添花，确属冗笔，实不比雪中送炭来得入目、澄明，但我又怀疑是否是“雪中送炭”呢？
文学的“史诗”，是有世界和国度之别的，在中国《红楼梦》 可称小说的“史诗”；鲁迅的杂文可谓杂文的“史诗”。而诗呢？在世界范围内《荷马史诗》 是名副其实的史诗，在中国可分两个高潮― 屈原的诗和李白的诗或应说唐诗的杰作是诗的“史诗”，也就说，“史诗”意味着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其唯一性，即不可替代性是不言而喻的。
鹏鸣的诗不是史诗性的，郭沫若、毛泽东也不是。到目前为止，当代文学还没有出现史诗性的巨著。不要以为写了一部大块头的作品，较深地反映了地缘性文化色彩的东西，就以“史诗”自居；也不要动辄就与某某世界名著和杰出的作家相提并论；也不要因了别人的一些评论而怀恨于心，用敌我矛盾来影射、比喻。萨达姆的“毒气”、“横气”的说辞，只是蜻蜓点水式的一面，说到底他是这个世界顽固的、腐朽的、无罪的、惨无人道、人性、人权的独裁者的代名词。这也使我联想到，拉登这个彻头彻尾的暴徒、暴君。当我周围的人为战争中的阿富汗儿童的处境鸣不平，而说美国不是的时候，其是否想过，在那样政权统治下的国度，谁能保证那些儿童不会变成第二、第三个拉登，世界由此而难有宁日。鹏鸣的一些诗歌正透着与斯似乎相似的批判思维，譬如《饥饿的心愿》： 我到处流浪乞讨食饭/用那可怜的乞丐眼/肚子痛的绞肠，我搂抱着头昏目眩/所有的景物在我的休克里失去色颜//醒来的时候 天仍倾斜地仍倒翻/我胆怯地在雪地上摸向不知的遥远/恨自己生来为何不是一只大雁/飞翔在太空 猎见所有的高山平原//我冻僵的双手再也无法伸展/在这荒凉的可怕的沙滩/无一点力气了 声音渐渐地枯暗/眼球像铁铛的车轴失去了滚转/但我还有好多好多的心愿/不能告诉 不能实现/在这迷失了方向 死寂了人烟的沉船/盼望有一只狼 或一只老虎将我吞咽……
有时我竟极端地想，文学是不应有系统理论的，这样那些平庸的评论者就不会变成聪明的评论家。文学归究起来是一种极其个性化的艺术，失去了个性，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鹏鸣就是鹏鸣，不是拜伦，也不是泰戈尔。他不失诗人的阳刚，也不避阴柔；秉承正义，不惧邪恶；珍重友情，不怕绝情…… ，他情感、知识的丰富，内心的旷达、深邃，全付诸了我就是鹏鸣。笔力所及悲凉凄婉、痛苦沉重、雷霆万均、春雨秋风、花前月下、高山流水…… 从鹏鸣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苦难、痛苦、激愤、控诉、思考、反叛、追求、热望… … 这看似个人情感的渲泻，经引深而上升到对社会、时代、民族的关注和呐喊，从而由诗中的小我，见社会的大我。这些与那些赞美专制、歪曲生活的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使其文学良知和艺术价值得到了凸显，更增加了其作品的生命力。
有人或许会说，鹏鸣的诗过于直白和信游，少了诗的意境、幽深。鹏鸣正是把文学语言与民间话语巧妙地融合起来，显得别样的精练、生动和亲合，这正符合当今求异主义文学的盛行。中国文学一直在走一条单一的路，猛然到了社会转型期，面对一个多极的世界文学和因为多极化而带来的多元文化的结构和形式；文人们突然感到这不正是我们长久以来企盼、呼唤、争取并为之奋斗的“百家之言”吗？但同时又缺少心理上、理论上及艺术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措手不及就只好先以传统的“标准”来对待艺术的纷呈了。就像表现的清晰谁能说是浅显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众多文学体裁中，诗是最不生活化，离生活最远的文体，而鹏鸣的“直白和信游”恰恰使我们感到诗就在我们的现实中，这也是鹏鸣对新诗的一大促进和贡献。在诗歌越来越被人们淡忘的今天，中国诗人中有谁能像鹏鸣那样，吸引如此多的人来关注诗歌，评介他的诗，甚或世界一隅的读者和专业人士也把诗的目光投向东方。这是诗人的能力所致，也是诗的能量所达，谁又能说，这不是对中国的新诗做出的又一贡献呢？
任何流派或风格的兴起都必然是以新的角度和形式对生活、对艺术的一次新的理解，必须是对时代、人民心理的某种反映。从社会学来说，社会广泛的价值，离不开个人的个性价值。在那些政治文学崩塌之后，大量诗歌的艺术价值所剩无几，鹏鸣的诗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共鸣，这就是极好的证明。文学作品不是仅凭个别权威的声音大小、强弱和呼声高低来作裁决，这样只是一家之言。
中国人，尤其是文人爱走极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的作家从先前革命一统的文学，即失掉文学精神，一下子转到了以物质利益为上帝的层面上。如今求异主义盛行的文坛，有种怪现象，有多少种弄钱的路子，就有多少种“文学”的式样，“文学”已到无孔不入、无钱不收的地步。由此看来，我们开放的时代培育的是开放的心态，并没有达到思想的真正的解放。
向来，我有这么一种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变，应先从文学开始。有时当国家、政党的意志与民族意志相悖时，前者的利益应服从于后者的利益，因为前者首先关注的是集团、眼前的利益，而后者永远是民众、长远的利益，正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民族不灭，皇帝、领袖世代更替。
鹏鸣没有走极端，因为他有纯与融的两面，纯时，他是声讨、控诉、鄙视现实假恶丑的奇才；融时，他是驾驭权势、艺术的高人，又是融入市场的高手。本是绊脚的石头，往往在他的运作下成为登级的阶石。正是这纯与融的两面，才是鹏鸣没有走极端的致胜法宝。不过鹏鸣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他有着美好、善良的情感和品质，有时却不由自主地嘲弄它。他对假恶丑又痛恨、又迎合，他对达官显贵又依附、又背叛。鹏鸣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不朽的诗篇：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只有与权势大款打得火热，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只有被埋没。
说到此，不是说鹏鸣的诗歌无可挑剔，他近年来的一些诗作就多关注社会形式上的改变，或者叫物的有限改变；而缺少更深入对社会本质问题的探求、追问，赞扬的基调使人感到有些盲目和肤浅。这恐怕是鹏鸣创作又一个高潮来临前的调整。而他在社会转型期这一期间对新诗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可以确立他在中国当代诗坛的重要位置。
在这列负载着民族使命的火车到达鹏鸣站还未起程之时，由衷地愿其停留的时间再长一点，上下车的人会更多地从中受益，这是鹏鸣站带给世人的标识和意义。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