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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当益壮 （一份对甘惜分老先生的采访记录） [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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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竟然如此相似：去年初春白杨爆芽，我们第一次采访了新闻学界老前辈甘惜分老先生，对他的治学精神深怀敬意。他当时即兴赠与我们诗词："问君哪得思如涌，俯耳听潮自有声。"今年又逢白杨爆芽，我们再次登门采访了"米寿"之年的甘惜分老先生，他依然是略显清瘦却又神采奕奕，我们依然感受着他握手时的劲力和热烈，他依然赠与我们诗词："甘为真理下跪，不向谬论低头"。环顾室内，几盆鲜花争相吐艳，春天的生机依然映衬着甘惜分老先生高山流水般的文思。
"笔杆子"是历史推动力
记者：学过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早期，是靠"两杆子"起家的。这"两杆子"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也就是文武两条战线。您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拿着"笔杆子"日夜苦战，寻求真理。您能谈谈"笔杆子"的历史背景和经验教训吗？
甘惜分：笔杆子是指办报刊，搞宣传，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这个笔杆子运动是所有共产党的共性，即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创办《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是这样。列宁创办《火星报》也是这样。中国的孙中山创办《民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创办《新青年》、《湘江评论》、《觉悟》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最艰难条件下，坚定地出版革命报刊这种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夺取一个城市，首先要迅速地派人进城抢先出版报刊。占领制高点，登高一呼，群山响应。
拿枪杆子的觉悟比拿笔杆子的觉悟稍晚一点。那是在反革命武装对中国共产党举起屠刀实行大屠杀之后，中共才觉悟到武装斗争之重要。如果不掌握武装，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那么，革命力量就没有立足之地。这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出发得出的正确决策。革命武装力量要能存在下去，又必需创建一块或几块革命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养活自己的军队，从事长期艰苦的斗争。这一点觉悟是中共用自己许多同志的鲜血换来的真经。
一国之内有两个政权、两支独立军队，中国早已有之。农民武装起义随后建立政权，取了国号。这不是天有二日吗？这就是中国特色！
蒋介石以一国之内不能有两支独立军队、两个独立政权为由逼迫我们交出军队，交出政权。有些中间派人士也觉得蒋介石言之有理，附和其说，甚至劝告中共交出武装，交出政权，换来民主自由。这些先生不认识中国的特点，他们不懂得，丧失革命武装就丧失了一切，就会任人宰割。到后来，这些先生们终于认识了这一真理，表示拥护中共主张。
由此看见，这"两杆子"的理论是来之不易的。"两杆子"中首先有笔杆子，这是一切革命，也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在内，都是相同的。法国十八世纪的一大批启蒙思想家手持笔杆子，著书立说，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冲击封建腐朽势力，打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大门。
要革命必须先掌握笔杆子，我们称之为"兵马未动，舆论先行"。但是，掌握笔杆子的人必须是思想界的先进分子，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共产党懂得这一套，反革命也懂。林彪、江青之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控制了全国的媒体，媒体都变成了他们的传声喇叭。稍有不从，便被撤职批斗。
1973年，邓小平东山再起恢复工作时，大力整顿被搅乱了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秩序，手头就是没有一家媒体来为改革整顿呐喊助威。他曾经想办一个刊物《思想战线》，还未出版就被扼杀。"四人帮"控制全国媒体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
记者：如果当时有一家媒体合法存在，敢于和"四人帮"唱对台戏，那该是一种多好的情形啊！建国之后我们在新闻事业发展中还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
甘惜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来自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媒体，其中包括中间派媒体到北平大会师，汇成一股人民新闻大军。这种情况对我们建国以后的新闻事业是非常有利的，这两支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马各有所长，如果能够平等合作，发挥所长，也许会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邓小平曾经具体阐述了新闻编辑出版的性质和任务。他指出："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说报刊宣传由于辐射范围广泛而具有特别的效力："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
然而，1950年代中后期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使得大批新闻工作者纷纷落马，其中来自国统区的新闻工作者损失更是惨重。这是我国新闻工作中的重大失误，新闻事业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我们现在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不要忘记这一历史背景——老解放区的新闻史，以及其他地区的新闻史，他们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一笔财富。
记者：对任何事物，应当有一个根本的规定性。报纸是什么呢？您认为报纸应该怎样定性？
甘惜分：毛泽东在1957年曾写过一句话"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候，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句话从毛泽东笔下写出是正常的。他从年轻时代一直到去世，面临着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斗争。他创办过许多报刊，都是服务于阶级斗争需要。所以他用了这一总结性的语言，概括了报纸的定性。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说，报纸版面上除了阶级斗争，别无其它。1960年代有些人把"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报纸的定义，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做了某种歪曲，进一步把这一定性绝对化了，片面化了。
打开现在的媒体，除了一部分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新闻与评论之外，还有大量与阶级斗争无关的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斗争、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验，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都不与阶级斗争有关。
人们可曾注意到：人与人之间很多时间是处于阶级和解状态。在毛泽东时代我是从来不敢说出这句话的，经常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但事实总是事实，我们讲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既有阶级斗争，也有阶级和解，求同存异，放下争论，争取合作，这是常有的事情。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阶级关系有所不同，不可用战时的思想观点照搬到和平时期。
记者：听了您的分析，我深感，给报纸和一切媒体定性，看起来不能用一句话，一句话概括不了事物本身丰富的内容。是这样吗？
甘惜分：是的。报纸作为印刷品只是几张纸，它反映了世界每天各个领域的无穷变化，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新闻。一个很不聪明的人，如果他每天多看几种有代表性的报纸，日子长了，他肯定会逐渐聪明起来，成为饱学之士。再加上多看看书，把世界日常变化串联起来，加以分析、比较、研究，此人一定前途无量。
那么，媒体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媒体是传递最新信息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是沟通人们思想的工具，是对社会进行舆论监督、舆论对话的工具，是商业广告的工具，是供人消遣娱乐的工具。总之，目前我们处于信息时代，媒体是沟通信息的工具，它包括了以上所有的东西。
记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有这样一句话："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据我所知，您是当时的在场者，您现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
甘惜分：这次讲话的时间是1948年4月，现已记不清楚毛泽东是否说过这样果断的话。毛选是建国初期一群秀才编辑的，每篇文稿都经过毛亲自审核同意。因此这几句话可以认为是毛认同的。
毛选第四卷的发行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我看到这本书时，翻到我曾经亲身参与的那次谈话记录，发现已不同于当初的原样，对上面提到的那段话，反复咀嚼，总觉得不太完备。毛泽东论述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只讲了一个方面，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这一方面。他忽略了另一方面，即反映人民意志这一面。我想应加上一句：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反映人民的舆论，把来自人民的意志集中起来，形成一支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社会前进。
我的这点想法当时只能隐藏在心中，不能公开批评毛泽东。到了"文革"结束，1979年中国社科院召开建国三十周年讨论会，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对人民的忽视。想不到过了十年之后，1988年在太原的一次新闻讨论会上，我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党政领导部门再也不要轻视人民情绪了，并加强新闻人民性的研究。我发言之后的第二天，竟受到四五位同志的反驳，他们认为毛主席一贯重视人民意志，提倡群众路线。我只觉得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还如此抱残守缺，竟不顾"文革"时代及其以前十年间党中央领导人不顾人民的实际愿望，干了多少蠢事！死了多少农村劳动力。我们的报纸和所有媒体反映了多少？说了几句真话？我们的媒体只顾自上而下传达，何曾反映真实情况？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掩盖昔日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比毛泽东高明，他在1948年对华北记者团说，记者能把人民的要求愿望、情绪、呼声反映出来，马列主义的记者就上了路了。
记者：是啊！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心中想，笔下写，都要一心为人民，而不只想着金钱、亲情，更不应该一心向上爬，拉帮结派，专门整人。媒体究竟怎样"为人民服务"？
甘惜分：说起来很可笑，我们不是喊叫了几十年"为人民服务"吗？不是每年都要召开无数次大小会议来研究如何"为人民服务"吗？看起来我们不少工作不符合人民利益。包括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有时热情朝天，其实际效果却相反。倒是有几位党外人士如梁漱溟、马寅初等，以及党内的勇敢人士像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邓子恢等等，他们以死力谏，心装人民，最后却被当权者残酷迫害。我们的记者、我们的媒体对人民了解多少？有些记者可能了解一些，但不敢大声呐喊。我们的新闻学可以说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可是我们的记者、编辑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点？
记者：您说的这些使我想起您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报纸是人民的朋友和向导"。我反复琢磨："向导"是何意？
甘惜分：有朋友不同意用"向导"这个词，认为报道消息和发表评论，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向导"就有点教训人的意味，不妥。我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为了影响读者的思想而创办的，世界上不存在不带任何思想倾向的报纸。办报纸的人总是某一阶级或者某一利益集团中的先进分子，他办报纸总是为了要使自己的思想影响千百万读者的头脑。
无论是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一概如此。这种"思想影响"就是"向导"。报纸编辑部的人员也应该是这样一种角色，其中的先进分子很自觉地担负着这样一种角色。我们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阶级办报，尤其要明了自己的职责。我们要以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的思想去影响人民，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向导者。这不是说我们队伍的成员个个都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我们之中有些人也许还不如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以我们还要学习，要不断地边干边学，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引导读者。
记者：新闻界有些人缺乏思想深度，看问题表面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有偏见，这也是现在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必要性，编辑记者怎样在实践中加强学习呢？
甘惜分：我的这些话也许有的同志认为太保守了。不！我的思想还相当超前。马克思的崇高理想最终必将实现，历史会做出最后的裁决。
说到学习，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周恩来总理。他的一生告诫我们要学到老，工作到老，改造到老。改造，包括自我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监督改造。这其中包括了报纸以及所有媒体对社会的监督作用。我们的记者编辑们也许从个人说有待于自我改造，但我们的报纸就其整体来说应站在时代前列，对社会进行监督，进行改造，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克服他们的消极因素，鼓舞人民天天向上，而不是思想消沉向下，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我们的媒体最可怕的是迎合落后群众的趣味，刊载一些庸俗文字和图片。这种东西拥有很多读者，是迎合，而不是向导。
记者：我国现行新闻体制基本上是沿袭农村老解放区的办报体制，党领导一切，党报独占舆论阵地。您作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甘惜分：我们不要忘记，那是在战争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的法西斯军队包围着我们，强敌压境，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集中力量，统一意志，共同对敌，稍有疏忽，就可能招来灾难。所以我们这些人对于当时的言论控制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拥护的。
今天人们感到当时的政策是太"左"，但五十年前的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问题是今天，是全国统一、和平建设的时代。人民要求和平幸福、自由平等、民主开放的生活，我们如不适应新的时代，如不减少新闻的控制，我们就将总是处于被动，总被人家批评为独裁统治，批评我们忽视人权。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民间报纸的问题。建国初期，我们还容许党报之外的民间报纸存在，上海有文汇报、新民晚报，北京有光明日报。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这些报纸名字依旧，实际上都变成了共产党党报，民间报纸荡然无存。
记者：人们常问：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还有大量民间报纸，还容许共产党党报《新华日报》存在。可现在呢？
甘惜分：是的。在抗日战争以前的上海，报刊特别繁荣发展，即使遭到停刊处分，过几天改个名字又继续出版。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钻敌人这个空子，在上海出版了大量报刊书籍，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为什么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却不让民间报刊出土呢？
也许我们这样回答：解放前，我们钻敌人的空子，那是革命者钻反革命的空子，难道我们能够允许反革命分子钻革命政府的空子吗？如果有关方面真是这样回答问题，那将招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将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把我们看作敌人了吗？毛泽东不是讲过新中国的社会大量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吗？人民办报，反映人民舆论，就是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之一。
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人民自己办民间报纸，以反映人民的舆论。当然，任何媒体的创办，都是要经过法律手续，不是任意可以创建的。也就是说，新闻言论自由还是有控制的。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新闻事业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报刊、电视、广播基本上都控制在大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的新闻报道和言论也带有阶级倾向。
记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实行略有控制的民间媒体呢？
甘惜分：今天用"民间报纸"这个词，觉得很别扭。我们共产党党报本来就是民间报纸。第一，1949年以前，我们共产党在全国来说就是在野党，我们的报纸属于民间报纸，不是官报。第二，我们的报纸始终如一代表人民利益，是人民代言人。但是1949年以后，我们党在全国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党是全国的执政党，我们的党报是执政党的报纸。尽管我们天天说我们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但逐渐有了不少"官"气，同广大人民之间逐渐加深了距离，群众不大喜欢看它了。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报，我们的各级党报基本上成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帮报"。"文革"十年，我为我们报纸受到人民敌视感到痛心疾首。"文革"结束后，我在课堂上讲了一句话："我们要警惕党报成了官报的危险"。
这"警惕"二字，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我的痛切的担忧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的报纸基本上已经成了"官方报纸"了。这使我感到悲哀。十多年前党中央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要员曾经公开站出来反对人民性，只要党性，说党性已经包括人民性了。我认为，这个理论问题虽然比较复杂，还可讨论，但贬低人民性已经十分可怕了。党报既然已经官报化了，广大群众为了反映人民呼声，要求出版民间媒体的呼声更加迫切了。前几年，有一家大报纪念创刊五十周年，社论中声称本报五十年来一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广大读者暗笑：这家报纸在"文革"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那时的报纸到底为谁服务？
记者：要说到民间媒体，就不能不提《大公报》。它对您有何启示？
甘惜分：现在的老知识分子、老革命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看到《大公报》曾批评过共产党，与中共报纸有过文字交锋，就对该报有过这样一种印象：这是一家拥蒋反共的报纸。我曾经把解放前的《大公报》排名为半官方报纸。它不同于中央日报之类的反动报纸，但它不是进步报纸，更谈不上是革命报纸。我这个看法引起了老大公报人的不满，认为我是"左倾"观点。他们把大公报定位为典型的民间报纸。我进一步探索：大公报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它更多的是经常批评国民党当局，它内部有不少共产党员。毛泽东在1945年到重庆谈判时，曾特地访问了大公报社。他有一句名言：只有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作人看待，不称共产党为"共匪"，而称我们的军队为"共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新生，至今仍在香港出版，是香港的左派报纸。
记者：有数字显示：《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这三家左派报纸的发行总量居然占不到全香港报纸发行量的1%！
甘惜分：我由此联系到中间派或中间势力这个观念。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是极其复杂的，但无论怎样发展变化，中间派总是占大多数，左派和右派只占少数。我们争取中间派的努力始终占据着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我们不能要求中间派同我们完全一样，否则他们就不是中间派了。正因为他们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处于中间地位，才促使我们必须争取他们。民间报纸也要分左、中、右，不是铁板一块，中间势力报纸较多。大公报介于国共两党之间，正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不可把它看作反动报纸，也不能称其为半官方报纸。我后来写文章向《大公报》的同志们道歉。
现在各阶级情况发生变化，人民政治文化水平发生变化，党的政策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大公报式的报纸应当保留几家，其编采业务不应有外来干预，应保持其独立性。现在的中国是多么需要有一张大公报那样的报纸啊！站在人民立场上为人民说点话，作为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监督，同人民日报唱点对台戏也无伤大雅。
记者：您这样说，会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呢？
甘惜分：自由，同民主、平等、幸福、富强等字眼一样都是人类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到十七、八世纪以后，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口号，成为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用以痛击专制独裁的封建制度，创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才有了近现代的繁荣昌盛。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就是借取这股"西风"来压倒专政的"东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以及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自由旗帜奋勇向前引路，这才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现在的共产党人就应当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不应只把自由作为少数领导人的特权。
在当今中国，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吗？这个问题大可推敲。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批评那些口称大众化的文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彻底才能谓之"化"。你写的文章，大众看不懂，能称为"大众化"吗？我们也要看到，今日之中国，人民享有的自由权利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恐怕只能说，自由还少得很。既然少得很，何能谓之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更说不上，资产阶级早已消灭了，"化"从何来？恐怕只能有个别人"向往"西方资产阶级那样的自由化，而不能把所有盼望思想言论自由的人都归入"资产阶级自由化"。
记者：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把全体人民的思想绝对地统一起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您认为呢？
甘惜分：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个问题。即使在过去战争年代，党的威望很高，也不可能说把每个人思想全部统一了。何况现在？改革开放了，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都提高了，与外界接触更多了，不能不产生更加多样化的思想形态。我认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几个大城市出现几家民间报纸，有意树立一个对立面，多听不同的声音，好的采纳之，不好的拒绝之，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既然承认中国存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不容许存在民间报纸，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呢？我们既然提倡百家争鸣，为什么不容许有几家报纸争鸣呢？我们既然奉行辩证法哲学，为什么不容许新闻工作有一个对立面呢？
出版民间报纸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报纸的新闻和言论，党和政府可以不承担责任。现在党报的言论，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党报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和政府的态度。当然，在领导部门看来，报纸言论多元化了，害怕失控。所以民间报纸要慎用人才，不能出大格，要顾全大局，这个大局就是三条原则：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世界和平的利益为重。这就是一根底线，不能出这个框框。在这个框架内有广阔的活动空间，报纸办活了，人民高兴。
中国最害怕民间报纸是那些享有各种特权的腐败官僚，舆论监督会使他们的丑行暴露，所以他们最害怕民间报纸的出现。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从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而是从维护他们的利益出发。
记者：在一个国家里，只发出一种声音好？还是多种声音并存好？
甘惜分：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但一碰到实际问题就不容易回答了。
自然界是多种声音，多种色彩的。艺术是有多种色彩、音乐是有高低旋律的。单调，就不是自然界，也成不了艺术。人类社会也是同样，无论什么都要求统一，都要一致，那是不行的，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国家要统一，不能分裂，所以台独行不通。从政治上、历史上看问题，只能统一，绝无其他。但是从思想上，理论上，语言上，文化上，决不能强求统一。要强求统一，最后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们在政治上要实行"一国两制"，思想上要实行多种声音。
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有唯物论，自然也有唯心论。新闻工作主要是反映人的活动的，人有多么复杂，就要承认新闻工作有多么复杂，生活本身要求多元化。
毛泽东说：中国的"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看起来他赞成舆论不一律，但实际上他是主张"舆论一律"的。他不允许胡风一派文艺思想的存在。不但在全国，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不容许他认为的异己思想的存在，即使在党中央那个小范围内，他也不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他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的老战友们一个个都打倒了，世界上只剩下他自己"正确"！党内最大的坏人像高岗、林彪，还有"四人帮"，他们才是吹牛拍马的野心家，毛泽东却对他们宠信备至。结果毛泽东打倒了他自己——他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威望大大降落了。他自己早说过：事情做绝了，就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
记者：还是实行多元化好，专制制度不好。经济多元化，思想上也要多元化，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多元化不是提倡"乱"，我们要求稳定，追求稳定中的多元论。
甘惜分：各种媒体多一点不同的声音，这样好处多，坏处也可能有一点，但不会有大坏处。只要我们一心建国，人民会拥护党，拥护政府，心情是舒畅的。揭露了那些腐败的官僚，人们更向政府欢呼。
我前几天看了"凤凰"卫视建台八周年纪念活动，回顾这几年"凤凰"走过的路，我们不难看出，"凤凰"比大陆的所有媒体自由得多，但它不违反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违反国家的根本利益。大陆的媒体为什么就不能增加一点自由度呢？
记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它的报纸和所有新闻媒体从理论上说是属于人民的，它应当受到人民的监督。通过它又监督全党全国的重大事件，中共要高度警惕自己在执政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免造成重大损失。您如何评价建国后新闻监督状况？
甘惜分：1950年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在4月19日公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是一份非常大胆也非常重要的决定。现在年轻新闻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可能不知道或者忘记了，《决定》说：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重要方法。
中共中央这个决定还指出了建设性批评和破坏性批评的区别，批评稿件由编辑部独立负责，只要求事实准确，不送被批评者审核，被批评者必须在同一报刊上公开表明态度等严肃规定。
可以看出，在建国初期，我国执政党和政府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的侵蚀，是怎样忧心如焚，善谋补救。但是几十年来，我们回头看看建国初期这些中央文件，应该感到惭愧，现在批评很少，很不得力，偶有批评，也是阻力重重。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日报》用小品文形式不指名道姓而是隐隐约约地批评某些现象，后来也行不通了。报纸上基本上没有了批评，有也少得可怜。只打几只苍蝇蚊子，而领导机关中的腐败日益严重。
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表了一个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这给报纸批评加了几道捆绑索，动弹不得。我们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既然无所畏惧，还怕批评吗？批评如果不对，不可以反批评吗？不让批评是由于内心脆弱，说是"无所畏惧"，其实是有所畏惧，畏惧谁呢？畏惧人民！
记者：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那就更不能批评上级党委了。大贪污犯、大盗窃犯、大腐败案，常常是大官，谁对他们进行监督呢？报纸这样一个全社会最有力的监督工具，还能监督谁呢？
甘惜分：我们的报纸往往乐于报喜不报忧，未经批准，报纸不得独立揭露一些事件，即使一切属实，也不准见报。这是提高了报纸的威望，还是减弱了报纸的威望，甚至有损于执政党的威望呢？
现在一些报纸还有一种情况，一个领导干部不到被判刑、被枪毙的地步，他们的问题在报纸上往往看不到。如果报纸平常有如实批评干部，包括批评领导干部的权利，那些被批评者有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责任，那么他们也许不至于被诛杀。报纸批评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监督力量，把这种批评合法化，可以挽救很多错误。要使干部人人明白：有个无形的社会力量在监督他们，要有所警惕而少犯错误和有错就改，这才是对干部的真正爱护。不准报纸批评领导干部，这对报纸和干部而言，都是一种自杀政策！
记者：您认为毛泽东对党的新闻事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甘惜分：我认为，毛泽东新闻活动的精华是在他的实践方面，尤其是他亲自执笔写的那些政论时评，有许多是非常杰出的新闻精品。
毛泽东政论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气魄宏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如长江黄河，一泻千里。这种文章气势，是和他的政治性格不可分的。有其人才有其文，读他的政论，大有"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的气概。毛泽东的浪漫主义诗风造就了他的浪漫主义文风，睥睨一切，无所畏惧，一脚踢开闸门，文思如江河奔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他在湖南长沙从创办《湘江评论》起，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就有这种气概。后来，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风格逐渐形成。等到了陕北，坐镇延安，每日苦读古今百家之言，穷研中外报刊之论，越发激发了他的文字气势，所写的政论庄严而又幽默。像《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质问国民党》等等，都是名震一时之作，调侃揶揄，发人深思。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一面指挥全军休整军力，准备渡江；一面又拿起生花妙笔，把蒋介石和平阴谋的遮羞布撕得粉碎，文章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引发全国人民对即将败亡的蒋介石一片哄笑。这些文章如：《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等，现在过了五、六十年，读起来仍觉得虎虎生风，回肠荡气。
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气急败坏地责怪蒋介石颟顸无能，为了推托自己扶蒋反共失职的责任，于是发表了一套《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白皮书》，并把未来中国之希望寄托于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身上，希望他们起来抛弃蒋介石政权而建立亲美反共之中国政府。这时毛泽东手持如椽大笔，狂写五篇煌煌政论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些政论文均见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洋洋洒洒，气吞山河，以席卷之势，把美国政府"白皮书"批判得体无完肤，并规劝中国右翼势力切勿心存幻想，错误地投到美国人的怀抱中。
记者：政论，就是毛泽东留给中国新闻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走向他自己的反面。建国后毛的政论文章应该理性地看待，要吸取哪些深刻教训？
甘惜分：毛泽东的政论在1949年走到他自己的最高峰。从1950年之后，毛泽东不去狠抓经济建设，反而热衷于文学艺术领域的批判和党内不同意见的批判，从《武训传》到俞平伯再到胡风，毛泽东亲自上阵，口诛笔伐，句句惊人，语语骇俗，硬把胡风及其朋友二千多人上纲为反革命集团。这些文章都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张报纸并非法院，它怎能作如此审判？一张报纸判决了一群人的政治生命，真是人间奇闻！
毛泽东的政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越发向极"左"发展，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的那些奇文，大都是经过毛泽东审核，有些文章是他亲笔修改的。像《五一六通知》和江青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更是打倒一切，祸乱全党全国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毛泽东审核过的政论，可见毛泽东晚年混淆敌我，是非颠倒到了何种地步！
建国以后的毛泽东政论只有1958年金门炮战时期他写作的那几篇国防部长文告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文章，严肃与诙谐并举，炮声与统战齐鸣，是千古绝唱。毛泽东一生搞阶级斗争，长于对敌斗争，拙于对内和谐，以至于应该对内和谐的时候采取对敌斗争的方式。总的说来，毛泽东创造了二十世纪特有的一种犀利的文风，这种文风是必须继承下来的。我们现在的报纸再也看不到毛泽东式的社论和时评了，报纸的社论无非是解释中央文件而已。
记者：只要是办报人或者新闻系学生，都知道"政治家办报"这句话，它有哪些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甘惜分：毛泽东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口号："政治家办报"。这个提法是对的。
办报的人应当是政治家，不是革命的政治家，就是反革命的政治家，或是中间派的政治家。不搞政治的人，不怀有政治目的的人，是不会想到要办报纸的。
只有在政治角逐之中，有说不尽的话，有重要的思想要告知广大读者的人，才会从事办报。恐怕只有很少的人，是为了赚钱才办报。因为办报这个行业，是极少能赚钱的，很可能会赔个精光。
有些报业大王之所以赚钱，那是因为他依靠广告或者以其他企业来支持这张报纸。即使赔钱也让这张报纸存在下去，以便作为自己的喉舌，为自己宣传呐喊。
所以政治家办报与为赚钱办报并不冲突，但根本上说，是为了政治办报。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的年轻记者编辑可能并不完全清醒，很有可能他们之中有些人认为他的责任只是写几条新闻或者编发几条新闻而已。因此他们在采访调查中和编辑文稿中很少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很少从全局考虑问题，不善于在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采访中不露声色地、巧妙地表达自己报纸的立场。
至于报纸总编辑，更不用说他应当是随时随地瞭望四面八方、注意观察什么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应当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并且恰如其分地阐述这些问题，不让这些问题和思想从自己的笔下悄悄溜掉，而且还要带领报社编辑部所有人员和他一样，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记者：这就涉及到毛泽东为什么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不是政治家办报，而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了。您能作一番回顾和深入剖析吗？
甘惜分：1957年春，毛泽东要发动一次反击右派的运动已经很明显了，早在1956年欧洲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毛预感到那边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浪潮会影响到中国来，中国必须有所准备。为此，他搞了两个方面的运动，一个是发动全党的整风运动，欢迎各方面对当局提意见；一个是他亲自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以及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报告。讲话录音在各地各部门内部播放，发动百家争鸣。于是形成一股批评中共的热潮，这些话平时不敢说，这时却一拥而上，有人出于好意，有人也错误地发泄不满。这些政治步骤现在的研究者有人认为毛的最初本意是希望各界帮助党整风，想不到引出了许多反党的意见。另一些人认为毛早就有意引蛇出洞，以便把毒蛇一网打尽。这两种意见以后一种意见为多。因为在后来毛本人公布的文件中也讲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话。
在这种环境中，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何以处置？实在是个新问题。人民日报历来是代表党中央宣传党的政策，总编辑邓拓是党的老新闻工作者，他认为中央机关报在这种风口浪尖必须慎之又慎。所以他对中央的指示和毛的讲话并不大事张扬。也许他已看出中央将有大动作，但在中央明确指示之前，他不敢像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
想不到邓拓激怒了毛泽东，1957年4月，毛召见了邓拓和报社几位编委，当面狠批了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要人民日报起来向邓拓造反。
事情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了，至今回忆，更认识到邓拓既不是书生，更不是"死人"，而是真正的政治家办报。他在那种政治气氛迷离模糊之际，他已预感暴风雨即将到来，他不敢轻举妄动，稍有不慎，必将后患无穷。如果人民日报也同光明日报、文汇报一样狂呼大叫，其后果可能是另一样了，邓拓可能同储安平、徐铸成一样下场。邓拓毕竟在党内生活多年，深谙一张党中央机关报的职责，他宁可被批评为保守、中庸，也不可冒进遭祸。邓拓老成持重，最后仍然没有保护了自己。党中央另派了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邓拓只当了社长，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过了一年，邓拓辞去了人民日报的工作，到了北京市委。但他最终没有逃脱专政极权的折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被迫自杀身亡。
"政治家办报"这个提法本身无疑是正确的。邓拓本人就是党培养出来的政治家，所以他不但办好了《晋察冀日报》，并且比党中央更早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他之所以不幸早逝，不在于他不是政治家，而在于他不像张春桥、姚文元之流那样阿谀奉承，专门整人，这就注定了他的悲惨命运。
记者：如果说"文革"时期的媒体都被林彪、"四人帮"控制，成了造假工具，可是为什么今天还存在虚假新闻？
甘惜分：报纸上有假新闻，其总根源是私有制，夸张自己或隐瞒真情，都是为了私利。不到私有制消灭之日，假新闻也消灭不了。报刊上新闻的不真实现象大概有两种相反的情况：一种是添枝加叶，甚至生编硬造；另一种恰好相反，是隐瞒真情，欺骗上级和读者。前者是加法，后者是减法。无论是加法或减法，都是对事实的背离。
加法，最明显的莫过于"大跃进"运动。从各方面进行数字的比赛，增产、增产、再增产，增产到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或者简直拿政治经济开玩笑。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基层工作人员欺骗领导人和报纸，报纸也同样欺骗领导人和读者。奇怪的是领导人却把这一切相互欺骗的数字游戏当作了事实，再去欺骗外国人。那时的报纸差不多每天都套红发表各地农业大丰收的"大放卫星"，在中外新闻史上都开创首例。
减法，这种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不是比上述"加法"为少，而是比它要多得多。"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对马恩来说是当之无愧。因为他们二位是没有执掌任何权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无所隐瞒，也不需要隐瞒。对于我们执政党来说，问题在于：发生在社会上的、人民眼睛鼻子下面的真实事件，我们的媒体是否能如实报道呢？
报喜不报忧。本来是伤亡事故，却因为是丑闻，就不得公开报道，有时反而"丧事当作喜事办"，表扬死难者，对事故负责人却只字不提。一旦真相被揭发以后，更加难以收拾。这种新闻现象现在可以说比比皆是，严重侵犯了人们的知情权。要解决这类问题，有待于彻底惩治腐败，官僚主义也是一种腐败。
记者：在有些人眼里，真实报道会揭露他们的丑事，他们称真实报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以此来掩盖丑行。怎样从理论上驳斥他们的无耻行径？
甘惜分：20世纪下半叶，我们超越了民主革命阶段就直接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主革命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现在还必须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新闻报道少受限制就是民主革命任务之一。现在一提新闻自由就有人害怕，逐步放宽新闻控制总可以吧。我们现在经济状况几无保密可言，所有经济统计数字外国人比我们自己还精通。唯独政治屏障半遮半掩，对媒体的控制特严，与当代民主思潮相抵触，也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共产党宣言》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说，没有个人的自由，民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也就是一句空话。恩格斯还说过："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这些话说得多么明确，多么痛切，这和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以人为本"是何等相似！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重视阶级的独立自由，而且重视个人的独立思想的权利。他们二人一生都为自己的写作自由而斗争，怎能把报道真实新闻看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呢？
一个学者需要独立自由
记者：您在1980年出版了《新闻理论基础》，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涉及到新闻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例如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新闻、舆论、新闻事业等。书中涉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像"工具论"、"统一舆论"、"组织舆论"、"新闻自由"等。
甘惜分："文化大革命"以后，后来经过了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大家的思想又慢慢地活跃起来。人大也复校了。1980年是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每个系都要拿出一个东西来，向人大献礼。新闻系呢，当时就决定由新闻理论教研室参加这个任务，让我们拿出一本书。我深知几个人合写一本书的困难。我来独自承担写这本书的任务，保证4个月完成。从4月开始，到7月底，这本《新闻理论基础》写完了。说是四个月，如果没有1960年的那次讨论，没有我在新华社工作十年的经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没有我讲过的新闻理论课，我是在仓促之间写不出来的。为了慎重，作为内部读物、内部教材，没有公开，没有公开出售，但是其实还是卖了不少，后来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开发行，又印制了几次，发行近二十万册，一本新闻理论书，发行这个数字，算是很高了。
记者：1986年，您倡议成立了舆论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您担任所长期间，舆论研究所做了很多有影响的调查研究。能否请您谈谈相关的一些情况？
甘惜分：我自从到了北大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必须办一个报纸。但是当时要办一个报纸多不容易啊。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又回到人大新闻系。我就打了一个报告到教育部，但经费太少，办不起来。
后来我就又想了一个主意，就是办一个舆论研究所，搞民意调查，就是调查人民群众到底在想些什么，想干什么，有什么意见，他们的情绪、愿望、要求呼声到底怎样。他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我打报告交上去了，批准了。我非常高兴，1985年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舆论研究所。它不是新闻学院的研究所，而是人民大学的舆论研究所。但是人民大学不出钱，一切全靠自给自足，全靠新闻学院的教师尽义务，大家参加。我已经是70岁了，我说我不干所长。他们说哪怕你就挂个名让别人来干。我逼上梁山，这一干就不是两年，就一直干了八年，实际上是喻国明、刘夏阳两位同志在经常实干，其他同志有时参加这项工作。
舆论研究所的第一炮，后来喻国明同志编了一本书，叫做《中国民意测验》，这是我们调查写的报告汇编。首先是关于1986年的学潮。大概发了3000多份问卷，基本上都收回来了，人民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后来还做了一些。
1988年春节临近，那年是龙年，我们想知道人们在春节都关心一些什么问题。来不及向全国调查了，就在北京搞。名叫"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开春很快就收回来了，调查的人都是部长、市委书记、教授、学者、著名的演员、运动员等等报刊上常见面的人物。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没有那么迫切了，主要是关心体制改革问题，像报纸说假话，对报纸不够信赖等等。我们还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外国报纸都注意了。这是一个很震动人心的信息。美国有一个"美中友好协会"，主席叫蓝普顿，他通过中国外交学会跟我打招呼，说要到中国来，要见我。我们见面时，我们这边有三个人，我，还有喻国明、范东生。我说了我们研究所的真实情况，他见我们研究所没有几个人，他的兴趣就不大了。本来他以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调查，一定是一个大机构，还准备帮我们寻找投资。那次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们也不依靠外援。
那个时候，既没有编制、经费，也没有房子、电话，是"四无"。我们每次做调查，都是要先到外面要点钱，临时募捐。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做了十多次左右的调查。摸了摸中国人民的思想脉搏，这是了不起的收获。我们从零起点为国家做了一点贡献。后来我们准备做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民意测验，却遇到了重大的阻力，胎死腹中。我受了一次严厉的批评。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要搞一点思想变革，太难了。我坚决离休了，喻国明同志接任所长，他们搞得很活跃。
记者：任何工作都要人做，新闻工作是高级脑力劳动，更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您从事新闻教学和新闻研究到今年正好50年，对于新闻教育形成了哪些思考？
甘惜分：在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以前，我们党的领导人经常是报纸的创办者和撰稿人，他们是最好的办报人才。但是建国以后，情况变了，办报的责任落在了党长期培养的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身上。再往后，报纸越办越多，从中央到地方，从办报纸到办广播电视，需要人才不再是成千上百，而是有了上万，甚至几十万。于是大学新闻院校的毕业生就成了国家新闻事业的后备军。
有个时期曾经有一种论调，认为新闻记者编辑不需由大学新闻系培养，只要有政治水平加上写作能力就行了。当然条件不同了，今天需要大批新生力量补充新闻队伍，他们必须在大学学到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懂得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掌握新闻工作的基本技能，这就促使我们创办几个大学新闻院校。
不过目前我国的新闻院校又太多了，由于新闻工作是社会上青年人向往的热门职业，报考新闻系的学生逐年增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个现实，有些教师质量不高，教学素质不高，只为收费赚钱，而不顾人才质量，这些新闻系最好停办。
目前应当抓好几个大问题，提高人才质量：第一，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能要求人人精通，但要懂得，有些书籍应该入心入脑。要认真阅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这三套选集的第一到第四卷，还有《中国共产党历史》，由此懂得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懂得社会发展史，在任何政治风浪中都不要迷失方向。目前青年新闻工作者很多人达不到这一点，这很危险。要立志为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终生。目前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为了捞钱捞政治资本而从事新闻工作，这些人决无大作为，可能会犯严重错误。
第二，要扩大知识面。要粗通中国史和世界史，要借助辞典，读懂读古汉语，以便阅读中国古代名著。要读一点世界名著和伟大人物传记，通过一个人物了解那个时代，开扩眼界，不要鼠目寸光。
第三，要精通业务。要学会用最简练的笔法很快写出最新的事态发展，还要学会写锐利的政论文。要注意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对于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不要视为异己，他们是国家的精英。赠君一联：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
记者：今年是您的"米寿之年"，您经历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风风雨雨，总结您新闻思想的演变过程，可以留给我们一些警示吗？
甘惜分：我是个学无根底的人，没有上过大学，连高中也没有读，更说不上什么硕士、博士。一切全凭几十年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在革命队伍中摸、爬、滚、打，加上自己一生养成的学习习惯，每日不倦地学习，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和智慧。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我是一个最无知识的人，每日仍孜孜以求，困学不已。几十年前，我追求当一个好记者，命运使我很少当记者，而成了一个管记者的人，没法发挥我之所长。后来，我到了大学当教授，在新闻无学的声浪中，我想闯出一条新闻有学之路来，而且是中国化的路，不照搬西方。现在有的青年学者照抄外国，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路。中国自己有百多年的新闻学史，中国共产党有几十年办报的经验和教训，积累了极大丰富的正反面的经验，把这些历史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就可以上升为理论。但在现在的政治体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新闻就是政治，新闻学术也离不开政治，一碰就碰到尖端问题，就同权力发生冲突，学术只能服从权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独立与自由。一个人，一个学者，也需要独立与自由。没有独立与自由，就没有称得上学术的思想。这是我几十年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教训。我到了现在这把年纪，才更深刻地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我从来反对个人的绝对独立与自由，世界上没有绝对独立与自由的个人，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受社会的制约，我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所以人必须首先尊重祖国，尊重人民，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中之重。我们绝不能不顾国家利益，泄露国家军事、政治机密。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全球统一，人类统一，更要尊重世界人民，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特别是学术工作者的独立思考与自由写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需的。独立与自由，发表个人的独特见解是科学繁荣的必由之路。没有"五四"运动前后那种政治文化气氛，就不可能出现鲁迅、郭沫若、钱玄同、刘半农这一大批学者。没有抗日期间地处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大，又何能出现闻一多、李公朴、杨振宁、丁肇中等等一大批不同年纪的老中青有为学者。反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了，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国内实际力量增强了，但不断的政治运动，想统一思想而又不得不走一些弯路，我们的学术文化却比先进国家落后，此中经验教训值得三思。
（2004年3月采访于甘惜分家中）
甘惜分：1916年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21岁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和晋西党校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日本投降后，调任新华社记者和编辑，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该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老教授协会特聘教授。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等，主编《新闻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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