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写拍摄记录的时候,后边有人问我“拍了么?”“拍了”“拍得挺好?”“挺好的”,再抬头那个卖报的人攥着还没装到兜里的钱站到了我眼前。“你为什么拍我?”他说“我要去告你!这叫肖像权你懂不懂?”伸出手到我胸口,“把你证件给我!”他反复说。这时候周围围了一群人——当然不会有人帮我。我说“我跟你说我有这个权利拍,你用不着看我的证件,我就是有这个权利,你可以去告我,随便,周围这么多人,对你不利!”推回她的手我就想走,结果没走了,好像是被叫住了,原来身后有个蓝衣服的人也是一伙的,又理论了半天,就记得最后那个蓝衣服的人跟我说什么肖像权的官司谁谁谁都打输了,看你个戴眼镜的怎么什么都不懂。我冲他一乐,扭头就走了。
“肖像权”三个字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来吓人的,不过昨天这阵仗倒是挺吓人,真动起手来我这相机不保。下次拍这种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活动的时候还是那个长焦头远远地拍比较好。另外的教训就是,在外边碰到这种事,绝对不能软,我要是当场害怕了,结果不会好的,就得跟他横,用我们的话叫“装”,绝对不能吵架,绝对不能动手。另外一定要有一副健壮的体格,在气势上就吓倒对方,或者再不济万一动手也能支巴两下。没有的话就得象我昨天,凭嘴+运气。
然而可惜的是那张照片好像没照到正脸,一个买报的人挡在了镜头的前边。
听到吆喝的时候我正坐在地下通道的边上喝水,昨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天热再加上晕车,等下了公车已经是天旋地转(就记得看见一个长得特像是愚昧的女孩),赶紧跑到7-11买了一瓶冰水,一路走一路喝才感觉好点。在地下通道外边坐着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十足十的窝棚。那是三块塑料布挂在路边的栏杆和变压器之间,围成一个小屋——里面一个红衣的女子在用一个破烂的铁罐头盒煮豆腐吃——我真没想到在前门下边会见到这样的景象,栏杆旁边是繁华,窝棚身后是前门,可这样的窝棚我只在政治课本里介绍巴西贫民窟的照片上才见过。回到学校才见到师姐在南周头版发的稿子,上面说大栅栏地区已经成了北京的贫民窟。我真的很吃惊,当发现一片古老的文化在贫穷中衰落,而这又是在我们的伟大的首都北京发生的事情。
大栅栏里边好多警察,行人很少,警察们护送的是一群白皮肤的外国人。路上的乞丐被清走了,可乞丐在地上留下了字“我很饿……”一个老外拿起相机不住地拍照,后边一个清洁工人马上过来蹭掉地上的粉笔字。两个路过的女生给外国人拍照被一个警察训得直哭,我可以在外边拍卖小报,但这里我不敢拍了,卖报的不让我拍只是因为害怕,虽然他们做的事是违法的;可警察要跟你动粗你没办法,人家可是合法的,而且绝对不要相信你会有机会讲理。
事情就是这样,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摆在一个笔挺的哨兵后边,正要拍,被制止了,“这上边不让拍照”“是金水桥不让拍么,那我站在下边拍上边的人行么?”“也不行,这上边不让停留”好,那我走,可是十几分钟后我回来的时候两个外国人站在哨兵的旁边互相拍照留念,脸上笑容灿烂。
天安门的大门门钉被罩上了玻璃罩子,过去参观的人总要摸着门钉进出据称能祈福。我拿起相机却又放下了,那东西透明,以我的能力黑白卷拍不出来。这时候注意到一个外国人拿着一台应该是广播级的大DV靠在城门洞里拍那玻璃罩,我一直想拍他,但他很警觉,早早地注意到了我。总是躲着我的镜头。后来我拍的几个旁镜头他也去拍了,比方说金水桥下看中轴线的纪念碑一侧,比如说路上经过的一个衣着鲜艳的喇嘛(不过这喇嘛我似乎没拍到)。
纪念碑上有很多人,我远远看到以为我又可以到纪念碑上去玩了,可是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准许游客进入的地方,哨兵说“他们是在上边干活的”,我看到的那群人大概是“高级游客”或者建筑家吧。
不小心走到了鲜鱼口,也就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天兴居,吃了一碗炒肝。两块五毛钱,交了钱后会得到一个亮闪闪的小铜牌,上写着“炒肝”。拿在手里很有感觉,凭着小牌在旁边的锅里舀了一碗炒肝,感觉有点像电视里领赈济粮的样子。王说那店里两种顾客,白发苍苍的老头,打扮入时的少女——两种人我都看见了。顾客多是熟客,一碗炒肝,几两包子,吃得很开心。我就拿了一碗炒肝当零食吃了,很不应景。
可是炒肝,非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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