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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像泡菜坛子，越泡越香 南方周末 2005-06-23 15:27:32
□本报驻京 记者 石岩
6月9日至1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北京和北京”系列活动设立在老城区的几个分会场，原住民、房地产商人、规划师、建筑师、电影导演、记者、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围绕现代化与旧城改造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6月9日，北京什刹海边上的两层仿古建筑“望海楼”在建成11年之后，首次打开了大门。第一批踏进大门的人发现地面上的尘土有一寸厚，墙地天花六个面都是粗糙的混凝土，像烂尾楼一样裸露着空洞和呆滞，这和雕梁画栋、油彩鲜艳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北京和北京———现代化与旧城保护间的挑战”展览活动的一个会场。
借展览的光，四周的居民第一次得以走进望海楼的大门。直到去年，防护板一直把他们和望海楼隔绝开来。“一到夏天，热得不行！”住在马路对面的刘阿姨眉毛都竖起来。“以前我们这就是水边了，夏天风吹过来凉快极了。这楼一挡，风也吹不过来了。”
刘阿姨说，望海楼的一部分侵占了临海的便道，另一部分，是在“填海”之后盖起来的。楼前一棵成人可以环抱的杨树，被说成由康熙的孙子手植。
“太恶心了！要篡改历史！那棵树是我们瞅着长起来的。”一早一晚歇凉的时候，刘阿姨开的“爱海之友小卖部”门口，望海楼总是闲聊的街坊们埋怨的对象。
树从房脊里长出来
望海楼是“北京和北京”活动艺术及建筑展览会场。会场的背景是望海楼粗糙的混凝土墙面，策展人吴华在一些角落支起脚手架，拉上黑色的鱼鳞网，摆放“危险，请勿靠近”的标识来强化“工地”的效果。一些铁皮制成的胡同铭牌钉在四面的墙上，或者成堆散落在地上。甘露胡同、邱家胡同、半截胡同、玉芙胡同、永泰胡同、马厂胡同、黑虎胡同……它们已经消失或者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
温子先把数十辆残破的自行车用钢丝密密麻麻地编在一起，有的车丢了座子，有的轱辘是扭曲的，有的断了辐条，所有的车都被喷上白粉，它们曾经是四散在城市角落的主力交通工具，现在，它们的遗体被收集起来连缀成一堵白色的墙。
邵帆把古旧的太师椅和现代的板式家具嫁接在一起。“传统”和“现代”，“现代”对于“传统”的破坏以直观的方式地被呈现出来。
按照吴华的设计，展览的入口设在望海楼东侧门。“观众从这个门走进来，经过曲曲折折的水榭，享受后海开阔的水面和微风，夕阳泻在身上，简直美得不行。可是一走进那个黑洞……对比会更强烈。”
吴华说的黑洞，就是望海楼内。她心里有一张可以缩放比例尺的地图。“望海楼是一个工地，整个北京就是一个大工地。”
在吴华心中，理想的布展是“实地游览式”，观众在走过水榭和“黑洞”之后，到周围的胡同转一转，之后向东，经过与后海比邻的烟袋斜街和二环边上的国子监，再经过平安大街东头的南新仓，到二环和三环之间玻璃房子正在拔地而起的幸福三村，“一条线走下来就是从老北京到新北京。”理想的布展方式没有实现。但与展览同时进行的、有关“保护老北京”的若干讨论都选在“实地游览”的节点上举行。这些节点代表“老北京”的几种命运。
SARS之前，烟袋斜街一脸素净，街边的民居、道观保留着多年不变的古朴。北京市政府25片历史街区的保护名单公布之后，斜街上的私房主纷纷效仿已经“起来”的什刹海，将各种油彩涂在小街的脸上。“政府说了，这片永远不拆！”在街头卖麻辣烫的老北京头也不抬照顾锅里的菜。她的身后，几个外地民工正在往院子里运砖头，对老房的修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房管局对修缮仅作高度上的限制，风格要求是笼统的“仿古”。于是，各种版本的对于“古代”的想象在街边滋生、复制。今天的烟袋斜街是丽江和凤凰的翻版。
国子监街更幸运一些。1992年，在获得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介入到国子监地区的改造中，对区内建筑、街道、树木进行详细调查之后，拿出了整套改造方案。“这是中国第一张按照实际测绘情况做出的规划图。”当时参与项目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说。为了保持国子监的文教特色，规划方案要求沿街不得开辟商铺，对房屋外部的修葺装饰要在古建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尽管与游客云集的雍和宫比邻，今天的国子监街依然保持着她的宁静。
更多的老城区没有烟袋斜街、国子监的名气或者人气。吴华曾经站在钟楼上看下面的胡同，“道路和院落的结构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大大小小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树好像是从房脊里长出来。老城是有病的。”
受保护的老城区从25片扩大到30多片，尽管被拆了三分之二，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老城在。“拆和保解决之后，老城可不可以动？谁来动？”吴华问。
谁配住在老城？
以前能动老城的基本限于开发商。为了让更多的力量介入，“北京和北京”把原住民、规划师、建筑师、电影导演、记者、大学生跟开发商组织在一起。在望海楼、在南新仓、在国子监街和烟袋斜街的茶楼、酒吧，他们讨论“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认同”、“北京的开发和发展对老北京保护的挑战”、“旅游给老北京保护带来的影响”、“老北京VS.当代建筑”。
“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认同”讨论会开始之前，王小帅导演的电影《17岁的单车》作了国内首次公开放映。电影放映之后的交流环节，影片的摄像刘杰说《17岁的单车》记录了他对美的认识过程：“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选中了什刹海。可是当我走进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厨房，生活实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兰式的房子，一尘不染，生活设施完备，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可是到处都在拆。我选中了一个地方，两个月后实拍的时候，跑去一看已经拆掉了。2000年底，这部片子拍出来不久，在放映上遇到一些麻烦。有关人员问我，北京有那么多美好的地方，你为什么专拍灰暗呢？我问他们认为北京什么地方美好，他们说，比如国贸啊。”
在“北京的开发和发展对老北京保护的挑战”讨论中，自称参与过多个旧城区改造项目的地产顾问公司老板李忠成为众矢之的。
李忠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老城改造的重要原则———保证相当数量的原住民还能回来———在北京是不可能实现的。“老城的居民可以分为居住户、户口户、产权户三类，真正的原住民在其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一个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着8个人的户口。所以老城的拆迁成本通常是非常之高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建高楼，这对老城的格局是一种破坏，另一个选择就是把老城区的居民置换出去，对原住民进行更新。随着地皮价格上涨，未来老城将主要发展无污染的高创意的行业，老城居民可能没有从事这些行业所需要的技能，在城里，他们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上，以前他们去菜市场买菜，以后可能不得不去超市买菜，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恰当的生活方式。”
家住后海的聂先生为“地皮升值之后，老城对原住民是不恰当的生活方式”瞠目：“别提文化消费，就家里过日子那点事儿，我们这的物价是市区里最便宜的。”特定人群的聚居使得什刹海形成独特的生态环境，尽管四面有高楼和宽马路，在这个环境里面，老北京们并没有觉得窘迫。“他们开发商应该去开发那些没人的地方，已经有人活得好好的地方就不用把人赶走了，让他们‘开发’了。”聂先生这样回敬李忠的“好意”。
“他的意思我听得很明白：穷人不配住在老城区，你们滚出去，让富人来住！那要这么说，我觉得他也不配住在老城，他也不够富，得李嘉诚或者比尔·盖茨才行！”丁艾说。丁艾是老城区的原住民，她的名片上印着“北京旧城保护民间志愿者”。
老城的出路是发展旅游？
接下来关于“旅游给老北京保护带来的影响”的讨论中，丁艾和其他原住民成了主角。
他们大多是“北京旧城保护民间志愿者”。而这些志愿者中的大部分又是经租房（经租房一词来源于1956年1月18日的一份中央文件，这份文件提出了对城市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的原产权持有人。2001年开始，在零星的上访咨询过程中，这些人慢慢聚集在一起。
从6月9日到15日，“北京和北京”的各场讨论，他们场场必到，且有心照不宣的分工：有发言人，有人附议、有人专司记录。
在老外、记者、北大城市规划教授的包围下，做过十几年胡同游导游的老王坐在桌子上，掏出本子和笔，一条一条介绍他对于保护老北京的心得。
老王的第一条是“呼吁政府有效保护北京市内的古树”：“现在什刹海的很多树，叶子是发亮的，那是虫子屎。好些枣树都得了疯枣病，过两年就得死。俗话说‘要看院子老不老，就看有没有树’，要想保护地道的老北京，这些个都得治。”
老王的第二条是“胡同的深层开发”，样本是他几个朋友自主开发的家庭旅馆，“外国人来了，可以踢毽子、弹琵琶、吃饺子、听京剧”，“效益相当不错”。
老王的建议得到了原住民热热闹闹的响应。他发言的时候，丁艾小声告诉记者，去年，民间志愿者们就向有关部门递过“一份东西”，阐述把老城房屋产权落实之后，可以在胡同里开家庭旅馆，不仅能带来经济收益，也能缓解2008奥运会的住宿压力……老王的话音一落，丁艾已经站在场子中央：“我在大大小小几个旅社，导游、计调、外联，都做过。很多游客跟我说，北京旅游多少年都是老五样：天坛、故宫、长城、十三陵、颐和园。自打有了胡同游，游客们总算有了个新去处。据我所知，现在50％的北京游线路里都有胡同游这个项目，但胡同游主要集中在后海这一片。什刹海现在最少有十二三家胡同游公司，好多都是黑车，大部分导游都是外地民工，对胡同根本不了解就开始胡抡。就是这样，到了黄金周，黑车、‘不黑车’加一块都不够用。”
“他们不是要经济效益吗？不是不知道老城保护下来干什么用吗？我们告诉他干什么用！”家庭旅馆、私房菜馆，一言以蔽之，发展旅游是原住民们共同的结论。
“这是最好的。股票你还可能套里头呢，这个，房子是自己的，想经营就经营，不想经营自己住着。到哪天也赔不了！”赞成老王和丁艾的戎阿姨向记者耳语。1990年代大规模拆迁开始之后，戎家的6处房产被拆掉了4处。戎阿姨希望，剩下两处的产权能重新回到自己手中，若有经济能力，她会把两处房子置换成一个“真正”的四合院。
城市乌托邦
做着“老北京”之梦的不仅仅是戎阿姨一个人。《城记》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北京老城保护的今天与明天”一场讨论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勾勒了存在于文献之中的老北京：
元大都时代，相隔79米有一条胡同，胡同的宽度是按步行街的尺度设计的，所以住在里面的人能体会‘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胡同是步行的距离，是产生《西厢记》那样故事的距离。如果今天的北京以公交为主要的交通工具，胡同完全可以满足出行需求。
然而事实上，现代北京的尺度是“大马路、小汽车”的尺度。“双向六车道、八车道的大马路在这个城市比比皆是，可照样堵得水泄不通。”王军说，“北京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九五’期间达400亿元，占GDP的4.3％；‘十五’期间预计投入838亿元，占GDP的5.15％。这样的投资力度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可是，现实的北京交通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走路不方便了，骑自行车不方便了，乘公交车不方便了，开小汽车也不方便了。”
“道路面积率低”、“道路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机动车增长的速度”通常是修建大马路的理由。为了弄清楚其合理性，王军曾采访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杰夫。苏的答复是，“建大马路是不明智的。”理由是，“在一个高密度的路网，我要去一个地方，如果前方堵车了，我就能方便地改变行车路线，选择其他的途径到达。因为在这样的路网中，一个地点总是与多条道路相连。而你建一条大马路，也就只能通到一个地方，像北京那样的快速环线，要是堵车了，大家都出不来，只能挤在那里，使拥堵范围迅速扩大，这是很脆弱的情况。所以，你还不如把一条大马路，分解成许多条小马路，使它们形成系统。”
“美国也有过惨痛的教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城市里建了许多大马路，甚至出了一批超大街坊、靠大马路和小汽车维持的城市。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城市是非人性的。”苏杰夫说。
城市不止为道路而存在。居住在城市里的人需要城市有亲切可感的多个侧面。王军对于城市的想象和《城记》的灵魂人物梁思成颇类似。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位置的建议》中对老城城墙的功用做出这样的设想：“今日这一道城墙已是个历史文物艺术的点缀……城墙上面是极好的人民公园，是可以散步、乘凉、读书、阅报、眺望的地方。（并且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地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开辟城门。”
现在，城墙已经没有了，旧城还残存着一些小寺庙。王军认为，这些小寺庙可以成为社区的公共空间，人们在那里会朋友、聊天、散步……在古之幽情的涵养中完成社交。然而实际上，现存的小寺庙已经很难完成这样的功能，它们有些被大杂院或者某单位侵占，门洞或者被砖头砌死或者堆满杂物；有些像东直门内大街的药王庙，主体已经被拆没了，只剩下一座庙门，旁边是一块被铁栏杆围起来的断碑。
与这些有形的改变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些无形的改变。
“传统的北京不存在富人区，在很有钱的人家旁边就住着穷人。包括帝王生活中的很多服务都是和地方共用的，比如皇帝出殡时候用的杠房。”6月14日，参加“北京和北京“系列活动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木盾教授说。
事实上，李教授所言的贫富杂居并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
唐代的长安城就是按“宫城”、“皇城”、“郭城”严密规划的三重天。宫城是皇帝的寝宫，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郭城是百姓的居所。郭城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衬托皇权的威仪，另一个是便于官对于民的管理。前者可以从一些数字上得到印证，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坊墙可以作为后者的例证：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买东西，只能到东市、西市———这就是“买东西”片语的来历。
城市有了生气，是在宋代以后。“到了宋代，坊墙被拆除了，于是有了《清明上河图》，”王军说，“每个院落是城市的细胞，如果维持其生命状态，这个城市就像一个泡菜坛子，越泡越香。”
觉得有问题，至少前后文的态度都不一样。
城市像泡菜坛子，越泡越香 南方周末 2005-06-23 15:27:32
□本报驻京 记者 石岩
6月9日至1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北京和北京”系列活动设立在老城区的几个分会场，原住民、房地产商人、规划师、建筑师、电影导演、记者、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围绕现代化与旧城改造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6月9日，北京什刹海边上的两层仿古建筑“望海楼”在建成11年之后，首次打开了大门。第一批踏进大门的人发现地面上的尘土有一寸厚，墙地天花六个面都是粗糙的混凝土，像烂尾楼一样裸露着空洞和呆滞，这和雕梁画栋、油彩鲜艳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北京和北京———现代化与旧城保护间的挑战”展览活动的一个会场。
借展览的光，四周的居民第一次得以走进望海楼的大门。直到去年，防护板一直把他们和望海楼隔绝开来。“一到夏天，热得不行！”住在马路对面的刘阿姨眉毛都竖起来。“以前我们这就是水边了，夏天风吹过来凉快极了。这楼一挡，风也吹不过来了。”
刘阿姨说，望海楼的一部分侵占了临海的便道，另一部分，是在“填海”之后盖起来的。楼前一棵成人可以环抱的杨树，被说成由康熙的孙子手植。
“太恶心了！要篡改历史！那棵树是我们瞅着长起来的。”一早一晚歇凉的时候，刘阿姨开的“爱海之友小卖部”门口，望海楼总是闲聊的街坊们埋怨的对象。
树从房脊里长出来
望海楼是“北京和北京”活动艺术及建筑展览会场。会场的背景是望海楼粗糙的混凝土墙面，策展人吴华在一些角落支起脚手架，拉上黑色的鱼鳞网，摆放“危险，请勿靠近”的标识来强化“工地”的效果。一些铁皮制成的胡同铭牌钉在四面的墙上，或者成堆散落在地上。甘露胡同、邱家胡同、半截胡同、玉芙胡同、永泰胡同、马厂胡同、黑虎胡同……它们已经消失或者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
温子先把数十辆残破的自行车用钢丝密密麻麻地编在一起，有的车丢了座子，有的轱辘是扭曲的，有的断了辐条，所有的车都被喷上白粉，它们曾经是四散在城市角落的主力交通工具，现在，它们的遗体被收集起来连缀成一堵白色的墙。
邵帆把古旧的太师椅和现代的板式家具嫁接在一起。“传统”和“现代”，“现代”对于“传统”的破坏以直观的方式地被呈现出来。
按照吴华的设计，展览的入口设在望海楼东侧门。“观众从这个门走进来，经过曲曲折折的水榭，享受后海开阔的水面和微风，夕阳泻在身上，简直美得不行。可是一走进那个黑洞……对比会更强烈。”
吴华说的黑洞，就是望海楼内。她心里有一张可以缩放比例尺的地图。“望海楼是一个工地，整个北京就是一个大工地。”
在吴华心中，理想的布展是“实地游览式”，观众在走过水榭和“黑洞”之后，到周围的胡同转一转，之后向东，经过与后海比邻的烟袋斜街和二环边上的国子监，再经过平安大街东头的南新仓，到二环和三环之间玻璃房子正在拔地而起的幸福三村，“一条线走下来就是从老北京到新北京。”理想的布展方式没有实现。但与展览同时进行的、有关“保护老北京”的若干讨论都选在“实地游览”的节点上举行。这些节点代表“老北京”的几种命运。
SARS之前，烟袋斜街一脸素净，街边的民居、道观保留着多年不变的古朴。北京市政府25片历史街区的保护名单公布之后，斜街上的私房主纷纷效仿已经“起来”的什刹海，将各种油彩涂在小街的脸上。“政府说了，这片永远不拆！”在街头卖麻辣烫的老北京头也不抬照顾锅里的菜。她的身后，几个外地民工正在往院子里运砖头，对老房的修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房管局对修缮仅作高度上的限制，风格要求是笼统的“仿古”。于是，各种版本的对于“古代”的想象在街边滋生、复制。今天的烟袋斜街是丽江和凤凰的翻版。
国子监街更幸运一些。1992年，在获得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介入到国子监地区的改造中，对区内建筑、街道、树木进行详细调查之后，拿出了整套改造方案。“这是中国第一张按照实际测绘情况做出的规划图。”当时参与项目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说。为了保持国子监的文教特色，规划方案要求沿街不得开辟商铺，对房屋外部的修葺装饰要在古建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尽管与游客云集的雍和宫比邻，今天的国子监街依然保持着她的宁静。
更多的老城区没有烟袋斜街、国子监的名气或者人气。吴华曾经站在钟楼上看下面的胡同，“道路和院落的结构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大大小小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树好像是从房脊里长出来。老城是有病的。”
受保护的老城区从25片扩大到30多片，尽管被拆了三分之二，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老城在。“拆和保解决之后，老城可不可以动？谁来动？”吴华问。
谁配住在老城？
以前能动老城的基本限于开发商。为了让更多的力量介入，“北京和北京”把原住民、规划师、建筑师、电影导演、记者、大学生跟开发商组织在一起。在望海楼、在南新仓、在国子监街和烟袋斜街的茶楼、酒吧，他们讨论“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认同”、“北京的开发和发展对老北京保护的挑战”、“旅游给老北京保护带来的影响”、“老北京VS.当代建筑”。
“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认同”讨论会开始之前，王小帅导演的电影《17岁的单车》作了国内首次公开放映。电影放映之后的交流环节，影片的摄像刘杰说《17岁的单车》记录了他对美的认识过程：“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选中了什刹海。可是当我走进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厨房，生活实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兰式的房子，一尘不染，生活设施完备，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可是到处都在拆。我选中了一个地方，两个月后实拍的时候，跑去一看已经拆掉了。2000年底，这部片子拍出来不久，在放映上遇到一些麻烦。有关人员问我，北京有那么多美好的地方，你为什么专拍灰暗呢？我问他们认为北京什么地方美好，他们说，比如国贸啊。”
在“北京的开发和发展对老北京保护的挑战”讨论中，自称参与过多个旧城区改造项目的地产顾问公司老板李忠成为众矢之的。
李忠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老城改造的重要原则———保证相当数量的原住民还能回来———在北京是不可能实现的。“老城的居民可以分为居住户、户口户、产权户三类，真正的原住民在其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一个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着8个人的户口。所以老城的拆迁成本通常是非常之高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建高楼，这对老城的格局是一种破坏，另一个选择就是把老城区的居民置换出去，对原住民进行更新。随着地皮价格上涨，未来老城将主要发展无污染的高创意的行业，老城居民可能没有从事这些行业所需要的技能，在城里，他们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上，以前他们去菜市场买菜，以后可能不得不去超市买菜，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恰当的生活方式。”
家住后海的聂先生为“地皮升值之后，老城对原住民是不恰当的生活方式”瞠目：“别提文化消费，就家里过日子那点事儿，我们这的物价是市区里最便宜的。”特定人群的聚居使得什刹海形成独特的生态环境，尽管四面有高楼和宽马路，在这个环境里面，老北京们并没有觉得窘迫。“他们开发商应该去开发那些没人的地方，已经有人活得好好的地方就不用把人赶走了，让他们‘开发’了。”聂先生这样回敬李忠的“好意”。
“他的意思我听得很明白：穷人不配住在老城区，你们滚出去，让富人来住！那要这么说，我觉得他也不配住在老城，他也不够富，得李嘉诚或者比尔·盖茨才行！”丁艾说。丁艾是老城区的原住民，她的名片上印着“北京旧城保护民间志愿者”。
老城的出路是发展旅游？
接下来关于“旅游给老北京保护带来的影响”的讨论中，丁艾和其他原住民成了主角。
他们大多是“北京旧城保护民间志愿者”。而这些志愿者中的大部分又是经租房（经租房一词来源于1956年1月18日的一份中央文件，这份文件提出了对城市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的原产权持有人。2001年开始，在零星的上访咨询过程中，这些人慢慢聚集在一起。
从6月9日到15日，“北京和北京”的各场讨论，他们场场必到，且有心照不宣的分工：有发言人，有人附议、有人专司记录。
在老外、记者、北大城市规划教授的包围下，做过十几年胡同游导游的老王坐在桌子上，掏出本子和笔，一条一条介绍他对于保护老北京的心得。
老王的第一条是“呼吁政府有效保护北京市内的古树”：“现在什刹海的很多树，叶子是发亮的，那是虫子屎。好些枣树都得了疯枣病，过两年就得死。俗话说‘要看院子老不老，就看有没有树’，要想保护地道的老北京，这些个都得治。”
老王的第二条是“胡同的深层开发”，样本是他几个朋友自主开发的家庭旅馆，“外国人来了，可以踢毽子、弹琵琶、吃饺子、听京剧”，“效益相当不错”。
老王的建议得到了原住民热热闹闹的响应。他发言的时候，丁艾小声告诉记者，去年，民间志愿者们就向有关部门递过“一份东西”，阐述把老城房屋产权落实之后，可以在胡同里开家庭旅馆，不仅能带来经济收益，也能缓解2008奥运会的住宿压力……老王的话音一落，丁艾已经站在场子中央：“我在大大小小几个旅社，导游、计调、外联，都做过。很多游客跟我说，北京旅游多少年都是老五样：天坛、故宫、长城、十三陵、颐和园。自打有了胡同游，游客们总算有了个新去处。据我所知，现在50％的北京游线路里都有胡同游这个项目，但胡同游主要集中在后海这一片。什刹海现在最少有十二三家胡同游公司，好多都是黑车，大部分导游都是外地民工，对胡同根本不了解就开始胡抡。就是这样，到了黄金周，黑车、‘不黑车’加一块都不够用。”
“他们不是要经济效益吗？不是不知道老城保护下来干什么用吗？我们告诉他干什么用！”家庭旅馆、私房菜馆，一言以蔽之，发展旅游是原住民们共同的结论。
“这是最好的。股票你还可能套里头呢，这个，房子是自己的，想经营就经营，不想经营自己住着。到哪天也赔不了！”赞成老王和丁艾的戎阿姨向记者耳语。1990年代大规模拆迁开始之后，戎家的6处房产被拆掉了4处。戎阿姨希望，剩下两处的产权能重新回到自己手中，若有经济能力，她会把两处房子置换成一个“真正”的四合院。
城市乌托邦
做着“老北京”之梦的不仅仅是戎阿姨一个人。《城记》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北京老城保护的今天与明天”一场讨论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勾勒了存在于文献之中的老北京：
元大都时代，相隔79米有一条胡同，胡同的宽度是按步行街的尺度设计的，所以住在里面的人能体会‘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胡同是步行的距离，是产生《西厢记》那样故事的距离。如果今天的北京以公交为主要的交通工具，胡同完全可以满足出行需求。
然而事实上，现代北京的尺度是“大马路、小汽车”的尺度。“双向六车道、八车道的大马路在这个城市比比皆是，可照样堵得水泄不通。”王军说，“北京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九五’期间达400亿元，占GDP的4.3％；‘十五’期间预计投入838亿元，占GDP的5.15％。这样的投资力度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可是，现实的北京交通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走路不方便了，骑自行车不方便了，乘公交车不方便了，开小汽车也不方便了。”
“道路面积率低”、“道路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机动车增长的速度”通常是修建大马路的理由。为了弄清楚其合理性，王军曾采访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杰夫。苏的答复是，“建大马路是不明智的。”理由是，“在一个高密度的路网，我要去一个地方，如果前方堵车了，我就能方便地改变行车路线，选择其他的途径到达。因为在这样的路网中，一个地点总是与多条道路相连。而你建一条大马路，也就只能通到一个地方，像北京那样的快速环线，要是堵车了，大家都出不来，只能挤在那里，使拥堵范围迅速扩大，这是很脆弱的情况。所以，你还不如把一条大马路，分解成许多条小马路，使它们形成系统。”
“美国也有过惨痛的教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城市里建了许多大马路，甚至出了一批超大街坊、靠大马路和小汽车维持的城市。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城市是非人性的。”苏杰夫说。
城市不止为道路而存在。居住在城市里的人需要城市有亲切可感的多个侧面。王军对于城市的想象和《城记》的灵魂人物梁思成颇类似。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位置的建议》中对老城城墙的功用做出这样的设想：“今日这一道城墙已是个历史文物艺术的点缀……城墙上面是极好的人民公园，是可以散步、乘凉、读书、阅报、眺望的地方。（并且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地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开辟城门。”
现在，城墙已经没有了，旧城还残存着一些小寺庙。王军认为，这些小寺庙可以成为社区的公共空间，人们在那里会朋友、聊天、散步……在古之幽情的涵养中完成社交。然而实际上，现存的小寺庙已经很难完成这样的功能，它们有些被大杂院或者某单位侵占，门洞或者被砖头砌死或者堆满杂物；有些像东直门内大街的药王庙，主体已经被拆没了，只剩下一座庙门，旁边是一块被铁栏杆围起来的断碑。
与这些有形的改变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些无形的改变。
“传统的北京不存在富人区，在很有钱的人家旁边就住着穷人。包括帝王生活中的很多服务都是和地方共用的，比如皇帝出殡时候用的杠房。”6月14日，参加“北京和北京“系列活动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木盾教授说。
事实上，李教授所言的贫富杂居并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
唐代的长安城就是按“宫城”、“皇城”、“郭城”严密规划的三重天。宫城是皇帝的寝宫，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郭城是百姓的居所。郭城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衬托皇权的威仪，另一个是便于官对于民的管理。前者可以从一些数字上得到印证，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坊墙可以作为后者的例证：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买东西，只能到东市、西市———这就是“买东西”片语的来历。
城市有了生气，是在宋代以后。“到了宋代，坊墙被拆除了，于是有了《清明上河图》，”王军说，“每个院落是城市的细胞，如果维持其生命状态，这个城市就像一个泡菜坛子，越泡越香。”
觉得有问题，至少前后文的态度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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