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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北大之行之凑热闹
早晨不到八点就到了北大，从西南门进去向北走，经过大礼堂前的时候就见到CCTV的三辆转播车加一台工作车堵住了道路，仔细地从车缝中钻过去，将车停在楼旁，走到西门前等候。
西门进来的小桥上方简单的挂着个条幅，上写着“欢迎连战主席来到北大”，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保安在巡逻，桥边也很安静，几个学生坐在路旁读书。在小河北边站了很久，远远地看见一队保安跑步过来，一直跑步过桥，在桥头列队。一个头目训话之后，队伍又跑回到礼堂办公楼的另一侧。这时候各路的记者开始出现，桥东边人群开始聚集。走过桥才发现港台的电视记者正在对采访围观的学生。不知道谁最先发现了一个边姓的台湾学生，那个学生长的酷似连战之子连胜文。有记者问，人家说你长的像连胜文你什么感觉？他说悲喜交加吧。这一句话立刻招来了无数的记者提问，为什么悲、为什么喜都要人家详细说出。那个学考古的同学倒是不嫌麻烦，不厌其烦的对每一个新来的记者解释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觉得长得像一个人并不是什么好事，做一个名人也会觉得很别扭。票很难拿到，院里只有三张，只有运气好的才能拿到。如果有一个机会问连战一个问题的话，他会问问连战“三通”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现在“在香港转机”需要很多时间。
台湾的记者们不像大陆的记者们这样严肃，他们就像玩一样的把话筒伸到你嘴边，也不说什么客套话，直接就问“请问……”。感觉非常新鲜，从前看到采访都要说，“您好！我是某某电视台的记者，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好傻的样子。
在台湾的记者刚刚从那个边姓台湾学生（19岁的大一学生）的身边散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看上去50多岁，穿一件棕色的条格长袖衫，站在人群中间大喊要收复台湾，四散的记者马上又回转头来，“再来一次呗，要有悲愤一点”他更来劲了，“为了祖国的希望！我欢迎兄弟回来！我还要去台湾，把中国大陆的部队驻进台湾！”然后他被便衣带走了……“民主社会的常态就是如此”旁边有人说。
我从台湾记者的提问中找到了灵感，照葫芦画瓢的去找了个穿着绿衣服的北大学生想检验一下效果。我还是没有脱出大陆记者的常态，上来就是一句“我能采访一下您吗？”结果人家问我，你是北大的么？我说不是啊，我是人大的。这个姓郑的社会学男生最想问连战的问题是“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的话，国民党当时的立场应该是怎样的？”最令人郁闷的事情是完了人家问我一句，你像记者么？不像不像，我说。
接下来是北大法学院的一个工作人员，一个很慈祥的阿姨，从她嘴里打听到了连战的行程。
连战进来的时候，两边一片欢呼之声，我看见第三辆黑色的大轿车里连战和连夫人在车里向我们招手，他恰好坐在车的右侧，朝向我们站立方向的一侧。在持续不断的掌声里接着又过去了五辆旅游大巴，立法委员和其他随行人员们也在车里热情地招手。路旁的掌声之外，是“连哥你好”的牌子和长长短短的诗句，可惜只在小河东岸见了一眼，并没记住词句。
跟着人群跑到办公楼大礼堂，已经见不到连战的车队，转过一座小丘，迎面就是大礼堂的一个侧门，当然门前一定是被保安和便衣清出了一块禁区的。显眼的不是在禁区外聚集的人群，也不是那个将收音机挂在树上为大家放连战的演讲的北大老教授，而是那个坐在禁区边上，手里摆弄着两幅字，身边放着一大堆提兜的女孩。旅游鞋，白袜子，花格布裙子，天青色无袖上衣，无所畏惧的样子。她说要将手里的两幅字送给连战，而字是北大的哲学家杨辛老人写的。她旁若无人的整理着东西，拿出照片分给旁边的人，还一边给那个北大的教授指出来，说这是某某老师家这是某某老师的办公室。一边还自言自语的埋怨自己的运气，说自己应该头一天留在大礼堂里不出来。后来她终于收拾好了东西，掏出个相机四处跑跑，这个时候发现相机的电池没有了，恰好曾沂慧带着电池——于是三个大一的女生和这个送字小姐结成了暂时的友谊，在后来一直帮着她展字送画。那位送字小姐自称是一耽学堂的义工，处处表现着一股不服输的劲，明知进不去，还要对我说“我一定能进去”、“我一定能送到”。奇迹般地出现的张雪皎认真地说“他肯定进不去的”。
这个女生身上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她要做一件明显不合乎逻辑的事情，同时这件事是一个比她办事容易得多的大学者要办的，却有一个小姑娘来办；应该轻装上阵送字的她带着无数的东西在身边；一直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身份；一直在有意无意的炫耀自己的目的……后来郑月给她留下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又发现这女生的身份很奇怪。
就在送字小姐拿着相机四处乱窜的时候，一个穿着十分花哨的女子出现了，花衣服绿裤子，绑一个绿色发带，大概二十八九岁年纪。她拿着一个微型录音机在录连战的讲话。没过多久，她请人为她拿着录音机，自己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就带了一个拄着拐杖背着包的老爷子，她让他坐在路边的草地上。那老人家自己从包里拿出了几张纸在看，大伙都凑过去瞧，曾沂慧说那像是某些历史文件，地上坐着写诗的送字小姐和拿着奇怪文件的老人家成了吸引眼球的焦点，这时候那个花哨的女子走过来拿过老人手里的资料和杂志，对围观的人群扬了扬说“我一会再给大家介绍”花哨女子开始寻找一个人能带老人去未名湖边等连战，我主动站了过去，于是她就对我说，我说认识没问题。花哨女子写了一张字条给我，上写着她的手机号，还留下了名字“爱玛/泪烛”。陪着老人向湖边走去，这时一个被爱玛称作“郑教授”的人领来一个记者，那记者是香港星岛日报的驻京记者，记者自称也是北大学生，她跟着我和老人走到未名湖边，在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开始采访。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记者的完整采访，可惜那记者最后写出的稿子和当时的情况差了太远。
星岛日报——
“北大花絮
老革命之子千里贈歌
八十五歲的李齊篔(見圖)特地千里迢迢從安徽趕來，他的父親李國是最早的共# 產 #黨員之一、五四運動時的北大黨支部書記。遠遠望着湖岸對面學子們追逐連戰一行的熱鬧場面，老人唱出當年父親教給他的歌：軍閥官僚要掃光，不平等條約要取消，收回租界漢口和九江。四萬萬同胞齊歌唱，中華民族好放光。國民黨、共# 產 #黨，兩黨合作，中國就興旺，兩黨合作，中國不會亡。”
其实当时她记录的东西远不止此，老人带来的几张老照片记者都翻拍了，老人的父亲经历和家世她也曾详细地记录——那老人名叫李齐筼，今年已经85岁。他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名叫李国瑄——李国瑄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当年是李大钊学习小组成员，后来任中共北方地委组织部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因国共合作的需要被派往武汉工作。1926年，当选国民党汉口特别市第二届执委会执行委员。1927年与李立三等人共同领导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后因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愤而辞职。1928年，李国瑄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期间因不满王明的宗派主义行为使王明怀恨在心。此后一直在苏联学习工作，抗战胜利后不知所终。回国后王明将李国瑄打成“托派”，1987年才获得平反。李国瑄的弟弟（李齐筼的叔父）李伟森（李求实）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侄女李蕴辉（李齐筼的姐姐）是原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莫艾（戴厚明）的夫人。李齐筼7岁的时候（1927年）在武汉和父亲分别，此后再也没有见到父亲，只收到过父亲托人从苏联带回的照片。
李齐筼老人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入党，退休后自己住在合肥的家里，孤苦伶仃。然而此次千里来京，老人并不是来向政府要求更好的待遇，更不是来凑热闹看看连战的风采，甚至早早买好了3号回皖的车票。他说自己小的时候在父亲身边见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自己也算是历史的见证人，这次来京是为了见证“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对于连战，“我也不希望见到他，他也不会见到我……”；在武汉的时候，父亲曾经教了李齐筼一首国共合作的歌，而老人来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教会北大的学生们唱这首歌，他希望这段历史还能被人们记住，“我只是想把这首歌子传（下去）”，老人说。当天他多次唱起这首古老的歌给周围的人听——“军阀官僚要扫光，不平等条约取消，收回租界、汉口和九江，四万万同胞齐声歌唱，中华民族好放光。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大革命时代青年图自强。”
看上去老人绝没有85岁的年纪，腿脚利落，口齿清晰，耳不聋，眼不花。老人说自己偶尔会有坐骨神经痛，但是看起来并无大碍。
早晨不到八点就到了北大，从西南门进去向北走，经过大礼堂前的时候就见到CCTV的三辆转播车加一台工作车堵住了道路，仔细地从车缝中钻过去，将车停在楼旁，走到西门前等候。
西门进来的小桥上方简单的挂着个条幅，上写着“欢迎连战主席来到北大”，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保安在巡逻，桥边也很安静，几个学生坐在路旁读书。在小河北边站了很久，远远地看见一队保安跑步过来，一直跑步过桥，在桥头列队。一个头目训话之后，队伍又跑回到礼堂办公楼的另一侧。这时候各路的记者开始出现，桥东边人群开始聚集。走过桥才发现港台的电视记者正在对采访围观的学生。不知道谁最先发现了一个边姓的台湾学生，那个学生长的酷似连战之子连胜文。有记者问，人家说你长的像连胜文你什么感觉？他说悲喜交加吧。这一句话立刻招来了无数的记者提问，为什么悲、为什么喜都要人家详细说出。那个学考古的同学倒是不嫌麻烦，不厌其烦的对每一个新来的记者解释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觉得长得像一个人并不是什么好事，做一个名人也会觉得很别扭。票很难拿到，院里只有三张，只有运气好的才能拿到。如果有一个机会问连战一个问题的话，他会问问连战“三通”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现在“在香港转机”需要很多时间。
台湾的记者们不像大陆的记者们这样严肃，他们就像玩一样的把话筒伸到你嘴边，也不说什么客套话，直接就问“请问……”。感觉非常新鲜，从前看到采访都要说，“您好！我是某某电视台的记者，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好傻的样子。
在台湾的记者刚刚从那个边姓台湾学生（19岁的大一学生）的身边散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看上去50多岁，穿一件棕色的条格长袖衫，站在人群中间大喊要收复台湾，四散的记者马上又回转头来，“再来一次呗，要有悲愤一点”他更来劲了，“为了祖国的希望！我欢迎兄弟回来！我还要去台湾，把中国大陆的部队驻进台湾！”然后他被便衣带走了……“民主社会的常态就是如此”旁边有人说。
我从台湾记者的提问中找到了灵感，照葫芦画瓢的去找了个穿着绿衣服的北大学生想检验一下效果。我还是没有脱出大陆记者的常态，上来就是一句“我能采访一下您吗？”结果人家问我，你是北大的么？我说不是啊，我是人大的。这个姓郑的社会学男生最想问连战的问题是“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的话，国民党当时的立场应该是怎样的？”最令人郁闷的事情是完了人家问我一句，你像记者么？不像不像，我说。
接下来是北大法学院的一个工作人员，一个很慈祥的阿姨，从她嘴里打听到了连战的行程。
连战进来的时候，两边一片欢呼之声，我看见第三辆黑色的大轿车里连战和连夫人在车里向我们招手，他恰好坐在车的右侧，朝向我们站立方向的一侧。在持续不断的掌声里接着又过去了五辆旅游大巴，立法委员和其他随行人员们也在车里热情地招手。路旁的掌声之外，是“连哥你好”的牌子和长长短短的诗句，可惜只在小河东岸见了一眼，并没记住词句。
跟着人群跑到办公楼大礼堂，已经见不到连战的车队，转过一座小丘，迎面就是大礼堂的一个侧门，当然门前一定是被保安和便衣清出了一块禁区的。显眼的不是在禁区外聚集的人群，也不是那个将收音机挂在树上为大家放连战的演讲的北大老教授，而是那个坐在禁区边上，手里摆弄着两幅字，身边放着一大堆提兜的女孩。旅游鞋，白袜子，花格布裙子，天青色无袖上衣，无所畏惧的样子。她说要将手里的两幅字送给连战，而字是北大的哲学家杨辛老人写的。她旁若无人的整理着东西，拿出照片分给旁边的人，还一边给那个北大的教授指出来，说这是某某老师家这是某某老师的办公室。一边还自言自语的埋怨自己的运气，说自己应该头一天留在大礼堂里不出来。后来她终于收拾好了东西，掏出个相机四处跑跑，这个时候发现相机的电池没有了，恰好曾沂慧带着电池——于是三个大一的女生和这个送字小姐结成了暂时的友谊，在后来一直帮着她展字送画。那位送字小姐自称是一耽学堂的义工，处处表现着一股不服输的劲，明知进不去，还要对我说“我一定能进去”、“我一定能送到”。奇迹般地出现的张雪皎认真地说“他肯定进不去的”。
这个女生身上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她要做一件明显不合乎逻辑的事情，同时这件事是一个比她办事容易得多的大学者要办的，却有一个小姑娘来办；应该轻装上阵送字的她带着无数的东西在身边；一直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身份；一直在有意无意的炫耀自己的目的……后来郑月给她留下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又发现这女生的身份很奇怪。
就在送字小姐拿着相机四处乱窜的时候，一个穿着十分花哨的女子出现了，花衣服绿裤子，绑一个绿色发带，大概二十八九岁年纪。她拿着一个微型录音机在录连战的讲话。没过多久，她请人为她拿着录音机，自己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就带了一个拄着拐杖背着包的老爷子，她让他坐在路边的草地上。那老人家自己从包里拿出了几张纸在看，大伙都凑过去瞧，曾沂慧说那像是某些历史文件，地上坐着写诗的送字小姐和拿着奇怪文件的老人家成了吸引眼球的焦点，这时候那个花哨的女子走过来拿过老人手里的资料和杂志，对围观的人群扬了扬说“我一会再给大家介绍”花哨女子开始寻找一个人能带老人去未名湖边等连战，我主动站了过去，于是她就对我说，我说认识没问题。花哨女子写了一张字条给我，上写着她的手机号，还留下了名字“爱玛/泪烛”。陪着老人向湖边走去，这时一个被爱玛称作“郑教授”的人领来一个记者，那记者是香港星岛日报的驻京记者，记者自称也是北大学生，她跟着我和老人走到未名湖边，在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开始采访。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记者的完整采访，可惜那记者最后写出的稿子和当时的情况差了太远。
星岛日报——
“北大花絮
老革命之子千里贈歌
八十五歲的李齊篔(見圖)特地千里迢迢從安徽趕來，他的父親李國是最早的共# 產 #黨員之一、五四運動時的北大黨支部書記。遠遠望着湖岸對面學子們追逐連戰一行的熱鬧場面，老人唱出當年父親教給他的歌：軍閥官僚要掃光，不平等條約要取消，收回租界漢口和九江。四萬萬同胞齊歌唱，中華民族好放光。國民黨、共# 產 #黨，兩黨合作，中國就興旺，兩黨合作，中國不會亡。”
其实当时她记录的东西远不止此，老人带来的几张老照片记者都翻拍了，老人的父亲经历和家世她也曾详细地记录——那老人名叫李齐筼，今年已经85岁。他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名叫李国瑄——李国瑄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当年是李大钊学习小组成员，后来任中共北方地委组织部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因国共合作的需要被派往武汉工作。1926年，当选国民党汉口特别市第二届执委会执行委员。1927年与李立三等人共同领导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后因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愤而辞职。1928年，李国瑄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期间因不满王明的宗派主义行为使王明怀恨在心。此后一直在苏联学习工作，抗战胜利后不知所终。回国后王明将李国瑄打成“托派”，1987年才获得平反。李国瑄的弟弟（李齐筼的叔父）李伟森（李求实）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侄女李蕴辉（李齐筼的姐姐）是原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莫艾（戴厚明）的夫人。李齐筼7岁的时候（1927年）在武汉和父亲分别，此后再也没有见到父亲，只收到过父亲托人从苏联带回的照片。
李齐筼老人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入党，退休后自己住在合肥的家里，孤苦伶仃。然而此次千里来京，老人并不是来向政府要求更好的待遇，更不是来凑热闹看看连战的风采，甚至早早买好了3号回皖的车票。他说自己小的时候在父亲身边见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自己也算是历史的见证人，这次来京是为了见证“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对于连战，“我也不希望见到他，他也不会见到我……”；在武汉的时候，父亲曾经教了李齐筼一首国共合作的歌，而老人来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教会北大的学生们唱这首歌，他希望这段历史还能被人们记住，“我只是想把这首歌子传（下去）”，老人说。当天他多次唱起这首古老的歌给周围的人听——“军阀官僚要扫光，不平等条约取消，收回租界、汉口和九江，四万万同胞齐声歌唱，中华民族好放光。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大革命时代青年图自强。”
看上去老人绝没有85岁的年纪，腿脚利落，口齿清晰，耳不聋，眼不花。老人说自己偶尔会有坐骨神经痛，但是看起来并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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