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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国际化，也要国家安全

苏长和

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世界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大事之一，这一过程已经而且正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交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国际化步伐毫无疑问将更快。同时，这一过程在短期内也会给我们内政外交带来许多新的挑战性课题。

经济安全受到最直接影响

国际化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500亿美元。我国与外部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度，由1981年的约18％提高到2000年的近50％。不同国家由于对外依赖程度的不同，在紧急情况下摆脱依赖的难易程度和承受的代价也不同。敏感性小、内部调控机制健全的国家，在讨价还价中拥有的权力就大，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也就轻。反之，维护自身安全的手段有限的国家，一旦由于突发事件而导致与外部依赖关系的被解除，其遭受的打击程度就重。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高，中国国内经济增长长期一直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贸易和外来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50％左右。加入WTO以后，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这种敏感性在短期内会更强。所以，宏观上如何使国民经济保持在合理而又安全的敏感性范围内，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课题。

国内安全短期内产生压力

从制度层面上讲，国际化进程的核心是一国逐步接受并执行一系列国际规则和规范。20多年来，中国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已从1977年的21个增加到1995年的49个，参加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则从1977年的71个增加到1995年的1013个。同时，中国还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约，内容涉及军备控制、环境、人权、海洋问题、司法协助、反恐怖主义、经济合作等。中国进入这些国际规则和规范体系，并非如过去人们想象的那样会束缚我们的外交手脚，事实证明，这可以使中国的对外关系更具公开性和可预测性，同时也可大大拓展我们的外交空间和国际行动领域。

不过，进入国际规则体系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的国内安全产生压力。由于中国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使内部政治经济行为逐步调整或者纳入那些具有共性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体系的框架内，这就决定了我们进入国际规则的成本比较高。第一，国际规则对我们来说是既定的，即使一些规则对我们不利，中国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求得对其做根本性的变动。第二，中国接受国际规则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不断讨价还价的过程，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要价”成本在中国进入这些规则体系之后会相应地转嫁到国内。第三，以进入WTO为例，我们的政治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的诸如条块分割、政企不分、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与WTO所倡导的市场经济精神相冲突。应该说，进入WTO，我们固然可以更多地借助外力克服这些弱点，但是短期来看，我们必须面对严峻的调整和适应问题。

从国内社会讲，在看待国际规则体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上，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国进入国际规则体系的成本会转移到国内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议题上，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国内结构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二是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力量会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生活，间接影响国内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决策，外部各种隐性的干预力量对国内政治经济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这些问题并不成为我们否定或拒绝国际化的理由。但如何消解消极影响，确保国内体制在稳定的情况下适应外部规则和规范，无疑是今后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