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的作恶史，也许可以分为“无计划作恶时代”和“计划作恶时代”。处于原始状态
的时候，人们做坏事，也纯出自天然之心，随心所欲，行于所行，止于所止，并没有严格的
范本遵循。也就是说，那时是“无计划作恶时代”（或者叫“有限作恶时代”）。而在专制
或极权社会中，人们突然发现，居然有了一种条分缕析、细致缜密的样本，可以使人的作恶
依循着严格的仪轨，遵从着铁定的逻辑，使权势者显扬权势，使暴富者显扬金钱。此之谓“
计划作恶时代”（或者叫“无限作恶时代”）。张金柱事件、宝马撞人事件，以及形形色色
的撞人致死然后扬长而去的事件，是“计划作恶”的典型性范本；权力和金钱交媾，是保障
“计划作恶”肆无忌惮的心理依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依法治国”的关键就成了——是“依法治治国”还是“依法制治国”
（朱学勤先生也屡次强调“法制”和“法治”的区别）。领导干部禁止嫖娼，领导干部禁止
使用女性秘书，公务员禁止午饭时间喝酒……诸如此类的“禁止”层出不穷，可见“依法制
治国”是“依法治国”口号的本质。法制，即法律文本永远都不可能完备。“依法制治国”
的潜在逻辑是：只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而这一过程是无限期的。因此，
法制不健全、法律有漏洞从而成为一个借口，大家都在等待着法律完备的那一天的到来。“
法治”的意义被延宕了，被无限期地延宕到相应的法律文本制定之后。新闻法、公务员法中
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直无法出台，不仅加剧了这种延宕，而且招引了多少人的心理期待—
—期待着这些法律一出台就发生作用。这种心理期待也体现在法律工具主义者的立法要求之
中。王怡说：“立法游说”是最高级的维权。可是，“立法”之后呢？
“依法制治国”，使宪法被作为抽象的理念遭到搁置。每一项宪法理念都要相应地立法才能
实现“法治”，从而使“依法制治国”成为一个蓄意的借口。言论自由需要新闻法，集会游
行自由需要集会游行法，宗教信仰自由需要宗教信仰法，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需要人身自由法
；然后新闻法有漏洞，亟待补漏，集会游行法有漏洞，亟待补漏，宗教信仰法有漏洞，亟待
补漏，人身自由法有漏洞，亟待补漏……生而有涯，漏洞无穷，眼中见惯了多少类似的说辞
和现实啊。违规，违法，违宪，几乎成了常态；“法治”尚遥遥无期，“法制”仍层出不穷
。哪里是“依法治国”啊，简直是“违法治国”。只有违法才能治国，因为只有违法才能凸
显法律文本的漏洞，只有违法才能意识到法制的不健全，也才可能修补漏洞，这一过程，仍
然是无限期的。
行自由需要集会游行法，宗教信仰自由需要宗教信仰法，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需要人身自由法
；然后新闻法有漏洞，亟待补漏，集会游行法有漏洞，亟待补漏，宗教信仰法有漏洞，亟待
补漏，人身自由法有漏洞，亟待补漏……生而有涯，漏洞无穷，眼中见惯了多少类似的说辞
和现实啊。违规，违法，违宪，几乎成了常态；“法治”尚遥遥无期，“法制”仍层出不穷
。哪里是“依法治国”啊，简直是“违法治国”。只有违法才能治国，因为只有违法才能凸
显法律文本的漏洞，只有违法才能意识到法制的不健全，也才可能修补漏洞，这一过程，仍
然是无限期的。
这一切，逻辑推演出来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无“法”治国，从而也无法治国
的时候，人们做坏事，也纯出自天然之心，随心所欲，行于所行，止于所止，并没有严格的
范本遵循。也就是说，那时是“无计划作恶时代”（或者叫“有限作恶时代”）。而在专制
或极权社会中，人们突然发现，居然有了一种条分缕析、细致缜密的样本，可以使人的作恶
依循着严格的仪轨，遵从着铁定的逻辑，使权势者显扬权势，使暴富者显扬金钱。此之谓“
计划作恶时代”（或者叫“无限作恶时代”）。张金柱事件、宝马撞人事件，以及形形色色
的撞人致死然后扬长而去的事件，是“计划作恶”的典型性范本；权力和金钱交媾，是保障
“计划作恶”肆无忌惮的心理依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依法治国”的关键就成了——是“依法治治国”还是“依法制治国”
（朱学勤先生也屡次强调“法制”和“法治”的区别）。领导干部禁止嫖娼，领导干部禁止
使用女性秘书，公务员禁止午饭时间喝酒……诸如此类的“禁止”层出不穷，可见“依法制
治国”是“依法治国”口号的本质。法制，即法律文本永远都不可能完备。“依法制治国”
的潜在逻辑是：只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而这一过程是无限期的。因此，
法制不健全、法律有漏洞从而成为一个借口，大家都在等待着法律完备的那一天的到来。“
法治”的意义被延宕了，被无限期地延宕到相应的法律文本制定之后。新闻法、公务员法中
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直无法出台，不仅加剧了这种延宕，而且招引了多少人的心理期待—
—期待着这些法律一出台就发生作用。这种心理期待也体现在法律工具主义者的立法要求之
中。王怡说：“立法游说”是最高级的维权。可是，“立法”之后呢？
“依法制治国”，使宪法被作为抽象的理念遭到搁置。每一项宪法理念都要相应地立法才能
实现“法治”，从而使“依法制治国”成为一个蓄意的借口。言论自由需要新闻法，集会游
行自由需要集会游行法，宗教信仰自由需要宗教信仰法，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需要人身自由法
；然后新闻法有漏洞，亟待补漏，集会游行法有漏洞，亟待补漏，宗教信仰法有漏洞，亟待
补漏，人身自由法有漏洞，亟待补漏……生而有涯，漏洞无穷，眼中见惯了多少类似的说辞
和现实啊。违规，违法，违宪，几乎成了常态；“法治”尚遥遥无期，“法制”仍层出不穷
。哪里是“依法治国”啊，简直是“违法治国”。只有违法才能治国，因为只有违法才能凸
显法律文本的漏洞，只有违法才能意识到法制的不健全，也才可能修补漏洞，这一过程，仍
然是无限期的。
行自由需要集会游行法，宗教信仰自由需要宗教信仰法，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需要人身自由法
；然后新闻法有漏洞，亟待补漏，集会游行法有漏洞，亟待补漏，宗教信仰法有漏洞，亟待
补漏，人身自由法有漏洞，亟待补漏……生而有涯，漏洞无穷，眼中见惯了多少类似的说辞
和现实啊。违规，违法，违宪，几乎成了常态；“法治”尚遥遥无期，“法制”仍层出不穷
。哪里是“依法治国”啊，简直是“违法治国”。只有违法才能治国，因为只有违法才能凸
显法律文本的漏洞，只有违法才能意识到法制的不健全，也才可能修补漏洞，这一过程，仍
然是无限期的。
这一切，逻辑推演出来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无“法”治国，从而也无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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