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不敢涉及这个话题,因为自己在曾经的乡镇主要领导岗位上没有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大的努力使之改观,有一点歉疚.但现在还是忍不住,把一些想法记下来.
乡村教师现在的地位,低得可怜.在市场经济社会以穷富论输赢的环境中,他们在农村大体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而且,师道尊严,社会对教师应有的尊重,已经被更注重现实的农民看得很淡,甚至被一些暴发户狂妄地因脚踢开.
所以现在很多乡村教师对工作抱着应付的态度.走向极端的甚至很可恨:我们一乡党委书记到村小学,翻看学生作业,竟发现孩子写1+1=2被老师打了叉号,1+1=3却被打了对号;我因一堂叔去世在家守灵,翻看在村小学读书的侄子作文本,看到老师红笔批语,一共四行,每行错别字竟都在四个以上.
优秀乡村教师有没有呢?有,但少得可怜.而且,对他们来说,就出现了本文题目中的问题: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良心,就对不起自己!他们作出了最大的奉献,但得到的,依然是同样微薄的薪水.
对于乡村管理者来说,对优秀教师,无力给予应给的奖励,因为乡村财政根本就是连保证基本工资发放都困难的财力;对不称职的教师,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管理权限,前面提到的乡党委书记当时坚持要求教育局开除那位教师,但人家有后台,不长时间调到了更好的岗位.
我想,本来应该是有更多的优秀乡村教师的,是环境,是恶劣的客观条件,阻止了更多优秀乡村教师的脱颖而出.
整个教师行业,都挺不容易,乡村教师尤甚.构建和谐社会,缩小城乡差别,首先应关心这个利在千秋,处理不好也会遗祸千秋的问题.
附:南方都市报 教师没有尊严教育也无希望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前日主持座谈会,专门研讨教师待遇。汪洋认为,成熟的领导者必须重视教育,否则就不是合格的领导。面对尖锐的质疑,他同时承认,教师待遇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各级党委政府有无责任心。座谈会定下时间表,要求广东在两年内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并使教师平均工资与当地公务员大体相当。而到明年教师节,省教育厅要通报各地解决问题的进度。
以省委书记的名义发出军令状,决意根治教师待遇尤其是代课教师的积弊,这是汪洋送给全省75.6万名中小学教师的节日礼物。不过,这一承诺牵扯出苦涩的背景:广东122个县中,教师平均工资比公务员低的县有86个,其中差距在500元以上的县有49个,大约占四成。而中小学代课教师更高达5.2万人,为全国之最,亦即每百名教师中就有近7名是无名分、无福利的教师雇工。
广东向来领风气之先,在诸多领域享有众多无可匹敌的荣耀。仅就国民生产总值GDP而言,去年已达3万亿元,领先新加坡等国家,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然而,骄人的省情并非全部,它也有令人感到焦虑甚至羞耻的一面:全省公办教师平均月收入1200元,代课教师则更低,三四百元不等,在部分地区只有区区200元。在拥有最多代课教师的同时,广东中小学教师空编6万多个。
教育的功用无需论证,可教育绝非空中楼阁。教师是建构的主体,他们的尊严是教育的凭依。师尊在,则教育存;师尊沦陷,教育必定没有前途。汪洋在出访国外前,召集教育座谈会,其决议无他,仅是重申了这些常识。而在行动层面,更着意督促政府官员直面教育界的困顿,杜绝懒惰和懈怠,摒弃教育行政中官僚主义的顽疾,以期唤醒公共财政对广东教育更广泛的担当。
公共财政对代课教师的轻慢,从空编数万的事实就一览无遗。假若对教育还抱有一丝单纯的念想,那么,代课教师这个称谓都是对教育、对广东人的侮辱。显然,这个群体的付出与回报绝不相称,极度失衡竟然是他们的常态。代课教师无法从高强度的职业作为中收获起码的生活尊严,可恰恰是这些人在支撑广东义务教育的基础。
代课教师是留存于教育行业的歧视现象,它以制度化的不平等安排制造了教师队伍中的不公。如今,无论是从对教育负责的立场,还是从对座谈会决议负责的角度,广东都到了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刻。实践证明,乃至于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验显示,解决包括代课教师在内的教师待遇,障碍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公共财政是否负责,其潜台词则是地方官员能否执政为民。
这些年来,不管是全国还是广东的教育审计,都能发现挤占、截留、挪用甚至贪污教育经费的大批案例。教育投入本来就少,却往往成为官员在树立政绩中最容易牺牲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讲,扭曲的政绩观变相抹杀了教师尊严。匡扶师尊必先整肃吏治,除了决心之外,广东也要完善辅助性的制度。不然,改善教师待遇可能无法长久,建立教师保障的长效机制也难以奏效。
汪洋形容反映教师待遇的问题是“血淋淋”的,此言非为夸张。对于收入微薄的师者特别是代课老师,日夜都挣扎在经济窘迫与身份压制的双重煎熬中,他们背负着广东教育的希望,却过着自己并不想要的生活。若比照肩负的使命与价值,他们本不该深陷在如此不堪的状态中。广东应该也能够解除他们的束缚,为师尊拂去蒙尘,一如粉碎落后的代课教师制度。
解决中小学教师待遇,珠三角地区用一年,欠发达地区用两年,而计时已经开始。这也可以理解为在岭南进一步恢复师尊的全部时间跨度。广东要重新做选择,公共财政必须增加新的方向,公共行政则要透过教育界显现健康的执政观。相较于历史欠账,尤其是对教师群体已经欠下的那些感情债、财政债,目前要做的那些事务不是为了建功,而意味着迟来的救赎,实因师尊与教育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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