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冬。春节。上海。
记忆里是一个暖冬，不太冷。年二十九那天随着父母乘火车下上海。
上海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被分成了若干——
小时候常常会去，因为表哥在那里，更重要的是有很多新鲜的玩具，诸如圣斗士的模型，不知道为什么南京没有的卖，所以每次要新货的时候都是要去上海找表哥。姑父很早就在上海混得颇有头面了，那个时候大人们出去，表哥上学，就会把我一个人留在“大世界”——姑父上班的地方，那里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我老老实实地待着，“吉尼斯”是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当然，还有咖啡冰激凌球，至今还模糊记得那个浅浅的玻璃高脚杯，三两只冰激凌球，和着奶味浓洌的咖啡。想想，也算是十五六年前的事情了，模型、吉尼斯和冰激凌堆砌起来的上海。
后来我也上了小学，自然是没那么多的空闲。不过偶尔也会去，只是没有了那么多的兴趣。再后来学校组织了一个冬令营，目的地是上海周边的佘山。那里像是有个水库。我们安扎的地方似乎是属于部队的，每天都能看见穿着迷彩背心跑步的小伙儿。冬令营的目的是涣散的，谁也不知道做什么，只是记得去了个天文台，东方明珠，世界村，其他鸡毛蒜皮的地方。然后是学会了烤竹筒饭，尽管很难吃，生硬得难以下咽，却也算是收获了。一个礼拜的行程，姑父大概来看过我三次，以至于连营地的门卫也认识我了，每次见到姑父的车，就会叫我。或许他是认识那辆车。
再后来，似乎很久没有去上海了。表哥也去了英国。有一年夏天和朋友去周庄，晚上是在上海留宿的，于是几个人去了赫赫有名的外滩和南京路，却又片刻转回了下榻的旅馆。繁华的夜上海，留给我的总是现代的浮躁气氛，灯红酒绿下狂舞的，是贫乏的影子。我倒是更乐于躺在旅店的窄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分割着从周庄带出的“万山蹄”，就着干果饮料，和朋友闲聊上一夜。第二天去了城隍庙，站在拥挤的店堂里吃过了南翔的蟹黄小笼，游了园子，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什么兴趣也没了，也就离开罢。临走时，买了一串密腊的念珠。那是一直带着的，直到后来送进佛寺里。
上海这个地方，在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淡漠，随时可以抹去，过往的那些玩具，甜品，娱乐，小吃都是相互独立的，上海不过是个承载，却不是灵魂。对我而言，上海是没有概念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描绘，只知道大，嘈，躁——这些形容词是如此这般的飘忽。只能是说说而已。
零三年的上海之行，一是为了过年，二是为了祭祖坟。爷爷是从上海崇明岛上闹革命出来的。岛上有一条街本是属于祖业，所以他原来的名字在那些老一辈人中间还是颇有点念头，那个富农家里闹革命的孩子。
大伯父还有房子在岛上，二伯父和姑母已经完全融进了上海。过了年三十，二伯父就带着我们渡船上崇明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站在船舷上，看着即将入海的长江。生长在江边的城市，除了津津乐道的江鲜，却从来没有与长江如此靠近，天堑变通途，一桥飞架，确实桥上桥下两分天地。第一次坐船是去普陀朝佛，临近靠岸，船体越发颠簸，起伏在混黄的海面上。远远看见落日照着浅滩，满船的人东倒西歪，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不晕船。零三年的江面，映着初升的晨曦，泛着鱼鳞般闪耀的光，我才觉得，其实最早期所学的那些修辞，才是最有效用的，简单直接的美。父亲和二伯父从舱里出来，点了烟，指着船头的方向，远远地望着，告诉我那就是崇明岛，十八年来我没有踏足的地方。二伯父说，爷爷家我这一辈人里，只有我是从爷爷、父亲那里一脉承袭着姓氏，所以我最该来这里，远方那个和上海相比尽显荒凉的小岛。不久，他们灭了烟，又进舱了，只留着我一个人，逆着风，眺着朝阳里的江心岛。再过不了多久，隧道就要建好了，待到那个时候，我大概是要做着车，穿江而过，电力所致的照明，将取代江风里的阳光。
约摸四十分钟的行船，终于足踏崇明。
环岛的一圈，是尚现得现代的公寓楼，白瓷砖的外墙面，一幢接一幢；岛上的路是真得很窄小，充当单行道才绰绰有余。越是伸进岛内，公寓变成了矮房，然后是片片田亩。逐渐地，是乡土的气味，水牛，羊群，鸡鸭，草犬，勾勒的是久违的中国。田亩围绕的，是小小的村落，不再是青瓦草棚，农户盖着自己的小楼，拥着铁栏，跟脚边种着像样的草药。
岛上似乎是刚落过雨，乡间的道路更是泥泞不堪。车停在极远房的亲戚家门口，然后步行去老宅。说是老宅，其实也是人物两非，那条乡间百十来丈的小街，延边的铺面——那是曾经的家财，如今已经分割的零零落落。据说爷爷的父亲是住在某铺面楼上的，只是现在也找不清楚了。唯一还能看见的，是街后竹林间的三处砖木结构的矮房，那是爷爷曾经住过的地方，现在怕是爷爷也不能想象那破落的模样了。矮房现在还住着人，是爷爷的一个远房的姊妹，和她那个已知天命却单身的儿子。没有人算得清，论辈分我该喊老人什么，只管叫姨奶奶好了。
矮房的内部还是木结构的；地上没有砖，还是黄土；内顶还铺的稻草；木结构的窗棱也斑驳得疏漏；掩门的木栓虽是干裂，却光鲜得很。看来不仅我十八年来未曾踏足，父亲和大伯父、二伯父也是久不曾回来，谁也没有想过老宅子如今的破落。只是知道姨奶奶怎么也不肯搬出老屋，不愿离开竹林的所在。后来父亲、大伯父、二伯父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帮姨奶奶重修老宅，说是去年修好了，我也没去再瞧见过。
说到回崇明，是因为原本盘算着年后便要出国了，临行前总是要回老家祭祖的。只是后来说祖坟早已经迁走了，已不在原先的位置，新地又太远，因为时间受限，所以向着那个方向祭拜也就是了。没有那么多太拘泥的细节。
离开老宅子前，姨奶奶和二伯父让我带一把乡土，焙干后随身带着出国，或是水土不服的时候，煮了水喝下去。于是便在宅后竹林里挖了一杯土，装着袋子，一直带回南京。
据说费老出国前，他的奶奶也在他的箱子里塞了一包“灶上土”，也是防备水土不服的。
这一把乡土，始终是时时刻刻牵动着中国人，所以不介意把中国人说成是土气的乡下人，虽然听来多少的蔑讽，倒也是事实。世世代代离不开那一点儿土地。
只是说来可笑，十八年没有涉足的地方，竟凝结着我要带走的那杯乡土。似乎我更应该带的，是南京江边的沙泥。
后来时局有些不安，计划也改变了，我从南京去了苏州，上了一年大学。真正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除了记忆。那包采自崇明岛的乡土，至今还放在家里的佛龛下，也未曾打开过。
记忆里是一个暖冬，不太冷。年二十九那天随着父母乘火车下上海。
上海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被分成了若干——
小时候常常会去，因为表哥在那里，更重要的是有很多新鲜的玩具，诸如圣斗士的模型，不知道为什么南京没有的卖，所以每次要新货的时候都是要去上海找表哥。姑父很早就在上海混得颇有头面了，那个时候大人们出去，表哥上学，就会把我一个人留在“大世界”——姑父上班的地方，那里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我老老实实地待着，“吉尼斯”是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当然，还有咖啡冰激凌球，至今还模糊记得那个浅浅的玻璃高脚杯，三两只冰激凌球，和着奶味浓洌的咖啡。想想，也算是十五六年前的事情了，模型、吉尼斯和冰激凌堆砌起来的上海。
后来我也上了小学，自然是没那么多的空闲。不过偶尔也会去，只是没有了那么多的兴趣。再后来学校组织了一个冬令营，目的地是上海周边的佘山。那里像是有个水库。我们安扎的地方似乎是属于部队的，每天都能看见穿着迷彩背心跑步的小伙儿。冬令营的目的是涣散的，谁也不知道做什么，只是记得去了个天文台，东方明珠，世界村，其他鸡毛蒜皮的地方。然后是学会了烤竹筒饭，尽管很难吃，生硬得难以下咽，却也算是收获了。一个礼拜的行程，姑父大概来看过我三次，以至于连营地的门卫也认识我了，每次见到姑父的车，就会叫我。或许他是认识那辆车。
再后来，似乎很久没有去上海了。表哥也去了英国。有一年夏天和朋友去周庄，晚上是在上海留宿的，于是几个人去了赫赫有名的外滩和南京路，却又片刻转回了下榻的旅馆。繁华的夜上海，留给我的总是现代的浮躁气氛，灯红酒绿下狂舞的，是贫乏的影子。我倒是更乐于躺在旅店的窄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分割着从周庄带出的“万山蹄”，就着干果饮料，和朋友闲聊上一夜。第二天去了城隍庙，站在拥挤的店堂里吃过了南翔的蟹黄小笼，游了园子，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什么兴趣也没了，也就离开罢。临走时，买了一串密腊的念珠。那是一直带着的，直到后来送进佛寺里。
上海这个地方，在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淡漠，随时可以抹去，过往的那些玩具，甜品，娱乐，小吃都是相互独立的，上海不过是个承载，却不是灵魂。对我而言，上海是没有概念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描绘，只知道大，嘈，躁——这些形容词是如此这般的飘忽。只能是说说而已。
零三年的上海之行，一是为了过年，二是为了祭祖坟。爷爷是从上海崇明岛上闹革命出来的。岛上有一条街本是属于祖业，所以他原来的名字在那些老一辈人中间还是颇有点念头，那个富农家里闹革命的孩子。
大伯父还有房子在岛上，二伯父和姑母已经完全融进了上海。过了年三十，二伯父就带着我们渡船上崇明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站在船舷上，看着即将入海的长江。生长在江边的城市，除了津津乐道的江鲜，却从来没有与长江如此靠近，天堑变通途，一桥飞架，确实桥上桥下两分天地。第一次坐船是去普陀朝佛，临近靠岸，船体越发颠簸，起伏在混黄的海面上。远远看见落日照着浅滩，满船的人东倒西歪，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不晕船。零三年的江面，映着初升的晨曦，泛着鱼鳞般闪耀的光，我才觉得，其实最早期所学的那些修辞，才是最有效用的，简单直接的美。父亲和二伯父从舱里出来，点了烟，指着船头的方向，远远地望着，告诉我那就是崇明岛，十八年来我没有踏足的地方。二伯父说，爷爷家我这一辈人里，只有我是从爷爷、父亲那里一脉承袭着姓氏，所以我最该来这里，远方那个和上海相比尽显荒凉的小岛。不久，他们灭了烟，又进舱了，只留着我一个人，逆着风，眺着朝阳里的江心岛。再过不了多久，隧道就要建好了，待到那个时候，我大概是要做着车，穿江而过，电力所致的照明，将取代江风里的阳光。
约摸四十分钟的行船，终于足踏崇明。
环岛的一圈，是尚现得现代的公寓楼，白瓷砖的外墙面，一幢接一幢；岛上的路是真得很窄小，充当单行道才绰绰有余。越是伸进岛内，公寓变成了矮房，然后是片片田亩。逐渐地，是乡土的气味，水牛，羊群，鸡鸭，草犬，勾勒的是久违的中国。田亩围绕的，是小小的村落，不再是青瓦草棚，农户盖着自己的小楼，拥着铁栏，跟脚边种着像样的草药。
岛上似乎是刚落过雨，乡间的道路更是泥泞不堪。车停在极远房的亲戚家门口，然后步行去老宅。说是老宅，其实也是人物两非，那条乡间百十来丈的小街，延边的铺面——那是曾经的家财，如今已经分割的零零落落。据说爷爷的父亲是住在某铺面楼上的，只是现在也找不清楚了。唯一还能看见的，是街后竹林间的三处砖木结构的矮房，那是爷爷曾经住过的地方，现在怕是爷爷也不能想象那破落的模样了。矮房现在还住着人，是爷爷的一个远房的姊妹，和她那个已知天命却单身的儿子。没有人算得清，论辈分我该喊老人什么，只管叫姨奶奶好了。
矮房的内部还是木结构的；地上没有砖，还是黄土；内顶还铺的稻草；木结构的窗棱也斑驳得疏漏；掩门的木栓虽是干裂，却光鲜得很。看来不仅我十八年来未曾踏足，父亲和大伯父、二伯父也是久不曾回来，谁也没有想过老宅子如今的破落。只是知道姨奶奶怎么也不肯搬出老屋，不愿离开竹林的所在。后来父亲、大伯父、二伯父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帮姨奶奶重修老宅，说是去年修好了，我也没去再瞧见过。
说到回崇明，是因为原本盘算着年后便要出国了，临行前总是要回老家祭祖的。只是后来说祖坟早已经迁走了，已不在原先的位置，新地又太远，因为时间受限，所以向着那个方向祭拜也就是了。没有那么多太拘泥的细节。
离开老宅子前，姨奶奶和二伯父让我带一把乡土，焙干后随身带着出国，或是水土不服的时候，煮了水喝下去。于是便在宅后竹林里挖了一杯土，装着袋子，一直带回南京。
据说费老出国前，他的奶奶也在他的箱子里塞了一包“灶上土”，也是防备水土不服的。
这一把乡土，始终是时时刻刻牵动着中国人，所以不介意把中国人说成是土气的乡下人，虽然听来多少的蔑讽，倒也是事实。世世代代离不开那一点儿土地。
只是说来可笑，十八年没有涉足的地方，竟凝结着我要带走的那杯乡土。似乎我更应该带的，是南京江边的沙泥。
后来时局有些不安，计划也改变了，我从南京去了苏州，上了一年大学。真正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除了记忆。那包采自崇明岛的乡土，至今还放在家里的佛龛下，也未曾打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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