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已然是四月的天。按照传统习惯，已经是春天的中间儿了。
春寒料峭的时节早已经不合时宜。苏州下起了雨，整整下了一夜，到早上也没有停过，时而大些，时而又小点儿，往复着。
路过荷花塘，看到前些日子被高温骗出来的几点新鲜荷叶，如今只是猥琐地躲掩在上年遗下的枯荷梗间，有的已经早早褪去了嫩绿，在春天就枯烂了。这只是一个玩笑，天热了，人们就换上短衣短裙；天凉了，有理所当然地套上长衫长裤。但这个游戏的法则显然不合适性急的荷叶：要么就是等待真正的夏天，然后所有的荷叶都开放了，它们再出来，一定不会因为挨冻而伤风感冒，但一定要因为自己的落后而丧失舒展的空间；要么就做一次急先锋，太阳刚露个小脸儿，就像个先知先觉似的钻出淤泥，把自己完全曝露在毫无遮蔽的寂寞的空池塘里，虽然有无比辽阔的发展空间，但自此刻起，也就必须祈祷那温暖的阳光和它们订下至死不渝的契约，以保障它们不会因一时的勇敢（更不若说是冲动）而丧命。
不过，显然它们和太阳的关系并不像预料中的那么好，太阳的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成了它们致命的打击。出来了，就意味着为了一缕阳光，它们坚定地背叛了孕育它们的淤泥，如今太阳走了，舍下它们，它们也再不可能已背叛阳光的名义要求重回淤泥的怀抱。如果它们有第二次生命，一个可以循环反复的生命，那么也许下辈子它们会变的乖一些，会知道，为了保命，它们得迟些离开那看来恶心的淤泥。但是，就因为是循环的生命，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些勇敢的荷叶不是因为汲取了上辈子由于迟到而丧失生存空间的教训，才急匆匆地履行着“先下手为强”的古训呢？！
这种讨论看似可笑，无稽。毕竟每一个生命都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只有这一次生命，既不知道前世如何，也无法警戒来生什么，也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渡过此生。那些勇敢的荷叶就是这样，它们很老实的呆在水塘里，忍着风吹雨淋的凄凉，慢慢等待着在这春天夭亡。“先行者往往不得善终。”在荷叶的世界里好像也是可行的。
旁观者所能做的也决不是跳下塘子，殷情地为勇敢者穿衣戴帽。最了不得也就是希望先行者的命能再硬些，挨到重见光明，然后再苟活几天。
话很刻薄，但很实际。或者只有水塘里的荷叶才能有理解，即便如此，也算是：“理解万岁！”
（二）
打好了一个沉甸甸的背包，要回家了。
包里倒没有放什么要带回家劳烦洗衣机的脏衣服，因为在学校空闲的时候，都劳烦自己了，所以塞了一包的差不多都是些书，各种各样的类型。自从上了大学，买书已经没有原先那么勤快了，间隔不久还是会买一两本儿，不一定都要在第一时间看完，可以慢慢琢磨，不是书里的内容，而是琢磨怎么分配看各种书的时间。最糟糕的就是越琢磨越不明白，然后每本书看一部分，再然后每本书都舍不得放下，再再然后就是每次回家都要把所有的书都扛上，一部分幸运的可能就此架上了书房的书柜，从此免去往来颠簸之苦；另一部分不幸的则又被带回学校，继续遥遥无期的舟车劳顿。
所以每次背包回家，都觉得是背了一段木头，走到哪儿拖到哪儿，放下一些，又新添一些，每次都要把肩膀拉伤，（最早一次拉伤肩膀和背书无关，是一次溯溪时背了个不合适的登山包造成的，以后就留下了后遗症，我叫它“习惯性拉伤”）。多少有点：“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
说到书，很久没有看什么感性的东西了，更确切地说是从来就没有看过什么感性的东西。原先喜欢看那些没有情节的东西，比如《××演讲集》，《×××实录》，这些东西没什么看头，因为没有血肉，但也因为没有血肉，我才乐于去看，至少我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整理那些血脉联系。看得很轻松，因为不用付诸相应的情感。后来喜欢看小品，比如《×××美文集》或是《流行小品》，因为这些文字写得真的很美，有的叫人沉浸其中，有的叫人有种也想说点什么的冲动。看得也很轻松，、因为付出的感情可以找到合适的地方宣泄一番。再后来，就是莫名其妙地喜欢看一些怎么也看不明白的哲学大论，和一些作家写的哲学小品不一样，那些冗长的文字显得晦涩不堪，粗枝大叶地浏览或是字里行间地细抠都难以看懂那些大师到底想说些什么，前者疏于细节，后者又难免局限。只有站在宏观的角度，结合每一个细微的部分才能从那些简单的词组间隐约听见贤哲的轻声喘息。但我却不得不承认，我是个洞察力先天不足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聆听他人，连幻觉也没有。所以看这种枯涩的文字对我而言也是极其轻松的，既不是因为不用付以感情，也不因付出的感情有合适地方宣泄，而是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让我有理由释放感情，即便我是真心实意地想要释放。
其实最难的是看一些作家（不是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文字很浅显，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很明了，即使你有很好的耐心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论证它们，答案只有一个。这种东西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并让读者随之思绪万千，一个作家，以一个哲人的身份写了些东西，然后如指路明灯似的把所有读者都变成了片刻哲人。哲思是恼人的，因为哲学是建立在矛盾上的，尽管某一类哲学不愿意承认矛盾存在，但他们至少要去思考生与死的对立，这是最大的矛盾。所以读者变得苦恼，他们在辩证地与自己作斗争。更糟糕的是这种作家最欢喜的题材往往是男人、女人和爱情，生死大事也无关要紧。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矛盾的，爱情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下子，人世间至感性的东西笼上了理性之光，变得食之无味，弃而可惜。纠缠在理性和感性间的矛盾，其难过可想而知。
说的够多的了，全都是因为肩膀又被压得酸痛。但不得不再多说一句，比之精神上由读书导致的痛苦，因背书而引起的肉体上的痛苦要实际得多。
（三）
还在下雨。撑着伞，自上桥起，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下桥的希望，这时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全国最长的校内桥”。
桥两边护栏上挂着的宣传横幅被淋得耷拉下来，色彩倒是比原先更加鲜艳了。很少去看这些横幅，多半不会是我们学院挂的，所以好像与己无关，很难说是清高还是自惭，因为有些事情实在觉得没什么意义，外人看得热火朝天，圈内人就只觉得索然无味，这是一种惯例。有空不如让“精神上痛苦一下”或者做个热情的看客，也好过去搅混那滩或许、大概、可能会清澈的水。
站在拱形桥的最高点，脚下就是让苏州敢自称水乡的水，很不干净的水，还没来得及让我搅和就已经很不干净的水。
往两边看，都是看不远的。过不了百米皆是浓厚的水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生来的。接近水的地方，雾气很薄，以至于不远处的桥还隐约可见；越往上，水汽越重，只是茫茫一片，难辨东西，不分南北，就好像被一个盖子罩着，很闷，透不过气。
江南真得很幽默，明明下着雨，又吹着风，凭这架势就有种叫人多穿些的冲动，却恰恰相反，一旦衣服上身，又燥热难当，即便当着风，也想把多余的衣服统统除去。
空气里弥漫着水的味道，没有清爽的感觉，反倒觉得腻，气压低，压着胸口，很不情愿地吸气，又被压迫得不得不多呼出一些，平衡像是被打破了。
沿着路边走，伞撑得很低，还是要刮着一旁的树枝。感谢水的润滑，这种摩擦的声音还不至于太难听，只是“沙沙”的轻响。还有点“哗哗”声，是雨水一点点流进下水道的声音。响动让我觉得一种愉悦。我琢磨着前两天一定刚刚剪过草，否则不会有淡淡的草汁的味道。这很残酷，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刻板的整齐，就一定要把冒冒失失强出头的家伙们通通割除，不知道该不该说是没有人道主义的，因为一向标榜着人道的西方人也对剪草坪乐此不疲，并称其为艺术。一种残酷的艺术。
当然，作为草，也没什么好鸣不平的，它们和勇敢的荷叶一样，都要为自己的出风头而付出代价。荷叶的对手是老天爷，草的对手则是最接近老天爷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人比老天爷差，正相反，没有人，老天爷也不会存在，这个概念变得毫无意义。这不是“人定胜天”的问题，而是老天爷根本无力与人纠缠，它只是可怜的存在于我们的意识的某个角落，只能奢望我们不会因为一时的失忆而永远把它置于无人之境。草和人的竞争更加激烈。所有的草地都臣服在张扬与和谐的争斗中。“和谐”显然更易使人接受，自然就得在这令人赏心悦目的和谐中学会沉默。偶尔的青草气息并不意味着羸弱的身躯可以战胜锐利的钢刀，只是为了表明，在这场几乎毫无胜算的斗争中，还有一丝扭转乾坤的宽慰。
草比荷叶更执著，大概要感谢人，至少我们还没有斩草除根的念头。荷叶冻死了，这一季也就过去了，要么有个好记性，明年的此时再来质问老天爷的马虎（这当然需要更多的勇气），要么就忘掉这一切，本分地守着白莲清香。草则不同，被削去一截，生命力依旧旺盛，没多久又是高高挑起，要么就是再被修理一次，要么就是找个不碍事的地方尽情张扬一把，反正机会多的是。
雨好像是越下越小，渐渐变成了源源不绝的水雾，包裹着所有的存在，撑伞好像多余，不撑又不切场合，你会觉得自己像是传说中的积露台，没多久身上就聚满了细密的水珠。
高大的樟树让所有的叶子都集聚水汽，然后汇成水珠，水珠够大了，就任它们下落，这可比雨点大得多，还是撑伞吧。
地上是飘落的樟树的小花，到处都是，混合着积水，覆盖了所有树阴所及的路面。一辆车从上面轧过，开得很慢，发动机的声音很响，引擎盖热得烫手，因为水雾落在上面，又被蒸发成更白更细的雾气。
麻雀不知道躲在哪个荫檐下叽叽喳喳地叫唤，显示着自己还算清脆的嗓子。
这不是个可以雨中漫步的场景，于是越走越急，还有个原因就是身后有男人说苏南方言，在这个不爽快的环境里更觉得浑身又粘又腻。当然，我绝没有任何对苏南方言的偏见，只是听到男人说绵软的吴侬方言，实在是觉得难堪。完全是我个人的问题。
（四）
从学校出来，上公交车，前往火车站。
苏州的公交站台很有意思，苏州人乐于花钱在这上边，就像公共厕所也要建的尖顶飞檐、木棱窗花一样，站台也是“××古建筑公司”承建的。对本地人来说，这种厕所、站台有多大用姑且不论，只是在外乡人眼里，倒是平添了几分苏州特色，而且有钱的苏州人，把银子都花在了这些建筑上。
上公交车是用一个“挤”的，凡是有弹性的东西都可以压缩再压缩，很不幸，包里背了块“木头”，能表现的形变真的太小，只有那么丁点儿大的地方，所以只有我这个人为包让地方了。
每到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感受到人口密度的压力。苏州是个小城市，这是就城市面积而言的。要是论及人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人们要习惯于这种沙丁鱼罐头似的生活。
因为下雨的原因，车上所有的通气口都被关闭了，车里是很浓的人的味道，如果我是电影里那个黑山老妖，或许我会很喜欢，可惜我不是。在这种阳气很重的地方，反而会让我觉得烦躁不安，额头冒汗。
大概也有人不喜欢这种阳气，某扇车窗掩开一条小缝儿，只是吹进来的空气也并不新鲜，夹杂着汽油味，湿湿的，不比车厢的味道好多少。
下水雾总是不过瘾的，还是下雨比较大方。于是又下起了小雨，越下越急。
车厢后座有个女人，脸抹得很白，嘴擦得很红，眉描得很重，穿着件黑色带褶短上衣，这样的人满大街都不会多，因此在这车上就更加惹人注意，确切的说是惹耳注意。女人在吹泡泡糖，听起来是比较劣质的那种，吹破时发出的声音很生涩，绝没有一点儿悦耳的成分。女人对时间真的很敏感，几乎是以等长的时间（物理学总是把“时间”和“时刻”分得很清楚）吹出一个泡泡，然后再把它咬破，反复如此，发出声响，告诫他人她的存在。
这是一种很好的证明自己存在的方法，至少她能引起我的注意，让我知道这车厢里有个吹泡泡的脸抹得很白，嘴擦得很红，眉描得很重，穿这件黑色带褶短上衣的女人，她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不至于让她觉得今天上街和没有上街毫无差别。
不过，我们到底因何而存在，这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他人而在。说得简单一些，我们不是因我们的自我意识而在，更不要以为我们的存在就像太阳东升西落、月亮阴晴圆缺那么理所应当。我们只是因他人的注意而存在，就像是照镜子，没有那块玻璃，我们就看不见自我。我们的理想世界一旦遭遇他人的注意就立即解构，然后在他人的意识里重建，然后我们得以存在。所有人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形象自己无法做主，全赖他人。那个女人也许就是这样，大概她的理想世界是白净的脸、红润的唇、精致的眉和得体的衣着，但这些不取决于她，而取决于我，一个泡泡糖女人。她——泡泡糖——泡泡咬破时发出的声响。
泡泡糖是很早以前的玩具食品了，我这么大的人，只有在很小的时候才会去吃那个可以吹出泡泡的粘粘的东西，现在大多是嚼口香糖了。糟糕的是，现在的家长又因为吃泡泡糖不太安全，而禁止小孩子嚼这种随时会噎着喉咙的玩意儿，毕竟为了吹出泡泡，它不得不比口香糖大上几倍。然后就是那些没有吃过泡泡糖的孩子再大些，也许就直接去嚼口香糖，好像吃口香糖是个时尚似的，于是泡泡糖就和孩子、口香糖脱了节。市面上也越来越少了泡泡糖的影子。这只能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们为了利益而让泡泡糖退出竞争，只是成了动画片里的小道具。
所以，这个嚼泡泡糖的女人真的很有意思，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嚼泡泡糖，还要嚼出声响，多少有点不太体面。不能怨我舍弃她身上其他的特点，而仅仅是把她和泡泡糖联系起来，叫她“泡泡糖女人”了。这就是她之于我的存在。
(五)
火车站不比公交车上好多少，也很挤。没有必要为买到一张软座而高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单独的候车厅里找个地方安稳休息，至少是放下背包，让肩头轻松些。
如此热闹的情景只有在春节时才见过，让我懂得评价一个火车站大小与否不在于这个车站占地面积多大，而在于有多少客流量，长假时的苏州站就是如此。
我一直念念不忘曾经看到苏州站熙熙攘攘的返乡人群时说过的一句话，“火车已经不再是一种交通手段，更多的是承载了一种思乡的感情。”
还算好，时间算得很准，还没来得及在候车室坐热就检票进站了。
上了火车，换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塞上耳机，摊开书，真正准备回家了。可能是坐的地方不好，太近车厢联结处了，噪音很大。听的是格里格的《培尔金特序曲》，第一首是我最喜欢的《清晨》，可能是我的音乐妨碍了机车“隆隆”的表白，在耳塞里，除了听不清楚的熟悉节拍，更多的是机车的大声抗议，它和那个泡泡糖女人一样，一定要引起我的注意，让我明白它的存在，并要对它报以感恩的心，毕竟是它在承载我的感情。只是它比那个女人更坚决，是强烈地要求我必须无条件地注意它，而不是那个可怜的培尔金特。如果说我在公交车上注意那个女人是主动的行为，那么，我现在注意这辆火车完全是出于被动。
好吧，我知道我不是它的对手，所以乖乖地摘下耳塞，却还在看书。车开得很平稳，没有妨碍到我对“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和弗兰茨”的认识。不得不承认，火车很霸道，也很容易满足。因为它只能出声，而不可能在我面前翩翩起舞，所以它只是要求我摘下耳塞，而对我是否看书并不在意。也许我会因为看书而思绪飞扬，把它的存在抛诸脑后，不过只要我用以接收它声响的器官是闲置的，它就可以浪漫地以为我是在它的存在中过活的。这完全是它单方面的事，与我无关。
这种天真烂漫实在有点可笑。
路旁的农田并没有召唤我，对于火车以及车上的乘客都已习以为常。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们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我的执著倒是和火车一样，有点可笑的天真。
记得一个月前回家时，田里开满了黄色的油菜花，是一种自然的植物的黄色，纯净的黄色。我一直不愿使用“金黄”这个词来形容花，因为这个词所描述的是金属的色泽，与植物没有瓜葛，即便它是自然的产物，也因为人的存在而变得俗气。这和植物是格格不入的。就是看见那些油菜花，顿时有了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与其像个诗人那样，说，“当时我忘却了一切烦恼，精神振奋，世界变得真美好！”还不如老实交待，“当时我只看见了油菜花，世界是什么并不重要，更无暇顾及什么烦恼。而我是不是真的忘却了它们，已经不是问题。”我想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遍地油菜花是多么美妙，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向他们解释，所以只好独享那种层层叠叠、黄绿相接的美。
一个月后。今天。
还是这辆车，还是坐在窗边，田里的油菜花都没了，只有高高的深绿色的茎。因为我表达不清，所以朋友们不可能从我得讲述中想象那种美，如果他们有幸亲眼见过，那是福气，如果没有，那就只好等来年再说了。
火车跑得很快，外边的景物看不清楚，不知道还下不下雨，只是知道远处还是看不清晰，还有一抹雾气。
我知道，车是在往北开。
（六）
后来睡了一觉，很快就到了南京城。
下车，往外走。出口处堵满了人，不是到站的旅客，而是接站的人。随着又一批旅客的出站，人群又骚动起来，同样，交通也变得一团糟。对此，我总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承认火车的运行是在传递一种感情，那么接站的行为也是感情的流露，无可厚非。
南京一定也刚下过雨，火车站因为施工而到处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只能在水洼里垫起的砖头上行走。偶尔还要伸出一直胳膊，以免失去平衡。
天有些冷，空气也是湿的，没有雾，爽爽快快。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穿上件厚些的衣服。
坐车，回家。
南京的交通也是越来越糟，过一个立交花了近半个小时。不比苏州好多少了。刚到苏州时，总是对交通抱怨颇多，也许苏州不该叫“天堂”，因为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然后每次回南京，总会在遇到流畅的交通时感激万分。好像南京人对堵塞也缺乏承受力，每每堵车时，司机就会忘记树在头顶的“禁鸣”标志，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如今倒是好多了，堵车终于成了南京交通的家常便饭，人们也渐渐习惯了快节奏现代生活中的慢节拍。也许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车广播里是不是会冒出几句不地道的南京话，我忽然想起来我回到了南京城，身边的男男女女都说着南京味儿的普通话，虽然这种毫无变化的降调听起来总是很别扭，但至少不再是苏州男人说的吴侬软语了。
空气变了，语言也变了，我知道南京不算北方，但比起苏州还是北了一些。收起伞，背着一包“木头”，站在南京街头，我开始意识到，我已经离开江南，离开了江南的水雾。
已然是四月的天。按照传统习惯，已经是春天的中间儿了。
春寒料峭的时节早已经不合时宜。苏州下起了雨，整整下了一夜，到早上也没有停过，时而大些，时而又小点儿，往复着。
路过荷花塘，看到前些日子被高温骗出来的几点新鲜荷叶，如今只是猥琐地躲掩在上年遗下的枯荷梗间，有的已经早早褪去了嫩绿，在春天就枯烂了。这只是一个玩笑，天热了，人们就换上短衣短裙；天凉了，有理所当然地套上长衫长裤。但这个游戏的法则显然不合适性急的荷叶：要么就是等待真正的夏天，然后所有的荷叶都开放了，它们再出来，一定不会因为挨冻而伤风感冒，但一定要因为自己的落后而丧失舒展的空间；要么就做一次急先锋，太阳刚露个小脸儿，就像个先知先觉似的钻出淤泥，把自己完全曝露在毫无遮蔽的寂寞的空池塘里，虽然有无比辽阔的发展空间，但自此刻起，也就必须祈祷那温暖的阳光和它们订下至死不渝的契约，以保障它们不会因一时的勇敢（更不若说是冲动）而丧命。
不过，显然它们和太阳的关系并不像预料中的那么好，太阳的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成了它们致命的打击。出来了，就意味着为了一缕阳光，它们坚定地背叛了孕育它们的淤泥，如今太阳走了，舍下它们，它们也再不可能已背叛阳光的名义要求重回淤泥的怀抱。如果它们有第二次生命，一个可以循环反复的生命，那么也许下辈子它们会变的乖一些，会知道，为了保命，它们得迟些离开那看来恶心的淤泥。但是，就因为是循环的生命，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些勇敢的荷叶不是因为汲取了上辈子由于迟到而丧失生存空间的教训，才急匆匆地履行着“先下手为强”的古训呢？！
这种讨论看似可笑，无稽。毕竟每一个生命都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只有这一次生命，既不知道前世如何，也无法警戒来生什么，也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渡过此生。那些勇敢的荷叶就是这样，它们很老实的呆在水塘里，忍着风吹雨淋的凄凉，慢慢等待着在这春天夭亡。“先行者往往不得善终。”在荷叶的世界里好像也是可行的。
旁观者所能做的也决不是跳下塘子，殷情地为勇敢者穿衣戴帽。最了不得也就是希望先行者的命能再硬些，挨到重见光明，然后再苟活几天。
话很刻薄，但很实际。或者只有水塘里的荷叶才能有理解，即便如此，也算是：“理解万岁！”
（二）
打好了一个沉甸甸的背包，要回家了。
包里倒没有放什么要带回家劳烦洗衣机的脏衣服，因为在学校空闲的时候，都劳烦自己了，所以塞了一包的差不多都是些书，各种各样的类型。自从上了大学，买书已经没有原先那么勤快了，间隔不久还是会买一两本儿，不一定都要在第一时间看完，可以慢慢琢磨，不是书里的内容，而是琢磨怎么分配看各种书的时间。最糟糕的就是越琢磨越不明白，然后每本书看一部分，再然后每本书都舍不得放下，再再然后就是每次回家都要把所有的书都扛上，一部分幸运的可能就此架上了书房的书柜，从此免去往来颠簸之苦；另一部分不幸的则又被带回学校，继续遥遥无期的舟车劳顿。
所以每次背包回家，都觉得是背了一段木头，走到哪儿拖到哪儿，放下一些，又新添一些，每次都要把肩膀拉伤，（最早一次拉伤肩膀和背书无关，是一次溯溪时背了个不合适的登山包造成的，以后就留下了后遗症，我叫它“习惯性拉伤”）。多少有点：“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
说到书，很久没有看什么感性的东西了，更确切地说是从来就没有看过什么感性的东西。原先喜欢看那些没有情节的东西，比如《××演讲集》，《×××实录》，这些东西没什么看头，因为没有血肉，但也因为没有血肉，我才乐于去看，至少我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整理那些血脉联系。看得很轻松，因为不用付诸相应的情感。后来喜欢看小品，比如《×××美文集》或是《流行小品》，因为这些文字写得真的很美，有的叫人沉浸其中，有的叫人有种也想说点什么的冲动。看得也很轻松，、因为付出的感情可以找到合适的地方宣泄一番。再后来，就是莫名其妙地喜欢看一些怎么也看不明白的哲学大论，和一些作家写的哲学小品不一样，那些冗长的文字显得晦涩不堪，粗枝大叶地浏览或是字里行间地细抠都难以看懂那些大师到底想说些什么，前者疏于细节，后者又难免局限。只有站在宏观的角度，结合每一个细微的部分才能从那些简单的词组间隐约听见贤哲的轻声喘息。但我却不得不承认，我是个洞察力先天不足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聆听他人，连幻觉也没有。所以看这种枯涩的文字对我而言也是极其轻松的，既不是因为不用付以感情，也不因付出的感情有合适地方宣泄，而是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让我有理由释放感情，即便我是真心实意地想要释放。
其实最难的是看一些作家（不是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文字很浅显，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很明了，即使你有很好的耐心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论证它们，答案只有一个。这种东西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并让读者随之思绪万千，一个作家，以一个哲人的身份写了些东西，然后如指路明灯似的把所有读者都变成了片刻哲人。哲思是恼人的，因为哲学是建立在矛盾上的，尽管某一类哲学不愿意承认矛盾存在，但他们至少要去思考生与死的对立，这是最大的矛盾。所以读者变得苦恼，他们在辩证地与自己作斗争。更糟糕的是这种作家最欢喜的题材往往是男人、女人和爱情，生死大事也无关要紧。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矛盾的，爱情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下子，人世间至感性的东西笼上了理性之光，变得食之无味，弃而可惜。纠缠在理性和感性间的矛盾，其难过可想而知。
说的够多的了，全都是因为肩膀又被压得酸痛。但不得不再多说一句，比之精神上由读书导致的痛苦，因背书而引起的肉体上的痛苦要实际得多。
（三）
还在下雨。撑着伞，自上桥起，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下桥的希望，这时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全国最长的校内桥”。
桥两边护栏上挂着的宣传横幅被淋得耷拉下来，色彩倒是比原先更加鲜艳了。很少去看这些横幅，多半不会是我们学院挂的，所以好像与己无关，很难说是清高还是自惭，因为有些事情实在觉得没什么意义，外人看得热火朝天，圈内人就只觉得索然无味，这是一种惯例。有空不如让“精神上痛苦一下”或者做个热情的看客，也好过去搅混那滩或许、大概、可能会清澈的水。
站在拱形桥的最高点，脚下就是让苏州敢自称水乡的水，很不干净的水，还没来得及让我搅和就已经很不干净的水。
往两边看，都是看不远的。过不了百米皆是浓厚的水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生来的。接近水的地方，雾气很薄，以至于不远处的桥还隐约可见；越往上，水汽越重，只是茫茫一片，难辨东西，不分南北，就好像被一个盖子罩着，很闷，透不过气。
江南真得很幽默，明明下着雨，又吹着风，凭这架势就有种叫人多穿些的冲动，却恰恰相反，一旦衣服上身，又燥热难当，即便当着风，也想把多余的衣服统统除去。
空气里弥漫着水的味道，没有清爽的感觉，反倒觉得腻，气压低，压着胸口，很不情愿地吸气，又被压迫得不得不多呼出一些，平衡像是被打破了。
沿着路边走，伞撑得很低，还是要刮着一旁的树枝。感谢水的润滑，这种摩擦的声音还不至于太难听，只是“沙沙”的轻响。还有点“哗哗”声，是雨水一点点流进下水道的声音。响动让我觉得一种愉悦。我琢磨着前两天一定刚刚剪过草，否则不会有淡淡的草汁的味道。这很残酷，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刻板的整齐，就一定要把冒冒失失强出头的家伙们通通割除，不知道该不该说是没有人道主义的，因为一向标榜着人道的西方人也对剪草坪乐此不疲，并称其为艺术。一种残酷的艺术。
当然，作为草，也没什么好鸣不平的，它们和勇敢的荷叶一样，都要为自己的出风头而付出代价。荷叶的对手是老天爷，草的对手则是最接近老天爷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人比老天爷差，正相反，没有人，老天爷也不会存在，这个概念变得毫无意义。这不是“人定胜天”的问题，而是老天爷根本无力与人纠缠，它只是可怜的存在于我们的意识的某个角落，只能奢望我们不会因为一时的失忆而永远把它置于无人之境。草和人的竞争更加激烈。所有的草地都臣服在张扬与和谐的争斗中。“和谐”显然更易使人接受，自然就得在这令人赏心悦目的和谐中学会沉默。偶尔的青草气息并不意味着羸弱的身躯可以战胜锐利的钢刀，只是为了表明，在这场几乎毫无胜算的斗争中，还有一丝扭转乾坤的宽慰。
草比荷叶更执著，大概要感谢人，至少我们还没有斩草除根的念头。荷叶冻死了，这一季也就过去了，要么有个好记性，明年的此时再来质问老天爷的马虎（这当然需要更多的勇气），要么就忘掉这一切，本分地守着白莲清香。草则不同，被削去一截，生命力依旧旺盛，没多久又是高高挑起，要么就是再被修理一次，要么就是找个不碍事的地方尽情张扬一把，反正机会多的是。
雨好像是越下越小，渐渐变成了源源不绝的水雾，包裹着所有的存在，撑伞好像多余，不撑又不切场合，你会觉得自己像是传说中的积露台，没多久身上就聚满了细密的水珠。
高大的樟树让所有的叶子都集聚水汽，然后汇成水珠，水珠够大了，就任它们下落，这可比雨点大得多，还是撑伞吧。
地上是飘落的樟树的小花，到处都是，混合着积水，覆盖了所有树阴所及的路面。一辆车从上面轧过，开得很慢，发动机的声音很响，引擎盖热得烫手，因为水雾落在上面，又被蒸发成更白更细的雾气。
麻雀不知道躲在哪个荫檐下叽叽喳喳地叫唤，显示着自己还算清脆的嗓子。
这不是个可以雨中漫步的场景，于是越走越急，还有个原因就是身后有男人说苏南方言，在这个不爽快的环境里更觉得浑身又粘又腻。当然，我绝没有任何对苏南方言的偏见，只是听到男人说绵软的吴侬方言，实在是觉得难堪。完全是我个人的问题。
（四）
从学校出来，上公交车，前往火车站。
苏州的公交站台很有意思，苏州人乐于花钱在这上边，就像公共厕所也要建的尖顶飞檐、木棱窗花一样，站台也是“××古建筑公司”承建的。对本地人来说，这种厕所、站台有多大用姑且不论，只是在外乡人眼里，倒是平添了几分苏州特色，而且有钱的苏州人，把银子都花在了这些建筑上。
上公交车是用一个“挤”的，凡是有弹性的东西都可以压缩再压缩，很不幸，包里背了块“木头”，能表现的形变真的太小，只有那么丁点儿大的地方，所以只有我这个人为包让地方了。
每到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感受到人口密度的压力。苏州是个小城市，这是就城市面积而言的。要是论及人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人们要习惯于这种沙丁鱼罐头似的生活。
因为下雨的原因，车上所有的通气口都被关闭了，车里是很浓的人的味道，如果我是电影里那个黑山老妖，或许我会很喜欢，可惜我不是。在这种阳气很重的地方，反而会让我觉得烦躁不安，额头冒汗。
大概也有人不喜欢这种阳气，某扇车窗掩开一条小缝儿，只是吹进来的空气也并不新鲜，夹杂着汽油味，湿湿的，不比车厢的味道好多少。
下水雾总是不过瘾的，还是下雨比较大方。于是又下起了小雨，越下越急。
车厢后座有个女人，脸抹得很白，嘴擦得很红，眉描得很重，穿着件黑色带褶短上衣，这样的人满大街都不会多，因此在这车上就更加惹人注意，确切的说是惹耳注意。女人在吹泡泡糖，听起来是比较劣质的那种，吹破时发出的声音很生涩，绝没有一点儿悦耳的成分。女人对时间真的很敏感，几乎是以等长的时间（物理学总是把“时间”和“时刻”分得很清楚）吹出一个泡泡，然后再把它咬破，反复如此，发出声响，告诫他人她的存在。
这是一种很好的证明自己存在的方法，至少她能引起我的注意，让我知道这车厢里有个吹泡泡的脸抹得很白，嘴擦得很红，眉描得很重，穿这件黑色带褶短上衣的女人，她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不至于让她觉得今天上街和没有上街毫无差别。
不过，我们到底因何而存在，这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他人而在。说得简单一些，我们不是因我们的自我意识而在，更不要以为我们的存在就像太阳东升西落、月亮阴晴圆缺那么理所应当。我们只是因他人的注意而存在，就像是照镜子，没有那块玻璃，我们就看不见自我。我们的理想世界一旦遭遇他人的注意就立即解构，然后在他人的意识里重建，然后我们得以存在。所有人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形象自己无法做主，全赖他人。那个女人也许就是这样，大概她的理想世界是白净的脸、红润的唇、精致的眉和得体的衣着，但这些不取决于她，而取决于我，一个泡泡糖女人。她——泡泡糖——泡泡咬破时发出的声响。
泡泡糖是很早以前的玩具食品了，我这么大的人，只有在很小的时候才会去吃那个可以吹出泡泡的粘粘的东西，现在大多是嚼口香糖了。糟糕的是，现在的家长又因为吃泡泡糖不太安全，而禁止小孩子嚼这种随时会噎着喉咙的玩意儿，毕竟为了吹出泡泡，它不得不比口香糖大上几倍。然后就是那些没有吃过泡泡糖的孩子再大些，也许就直接去嚼口香糖，好像吃口香糖是个时尚似的，于是泡泡糖就和孩子、口香糖脱了节。市面上也越来越少了泡泡糖的影子。这只能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们为了利益而让泡泡糖退出竞争，只是成了动画片里的小道具。
所以，这个嚼泡泡糖的女人真的很有意思，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嚼泡泡糖，还要嚼出声响，多少有点不太体面。不能怨我舍弃她身上其他的特点，而仅仅是把她和泡泡糖联系起来，叫她“泡泡糖女人”了。这就是她之于我的存在。
(五)
火车站不比公交车上好多少，也很挤。没有必要为买到一张软座而高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单独的候车厅里找个地方安稳休息，至少是放下背包，让肩头轻松些。
如此热闹的情景只有在春节时才见过，让我懂得评价一个火车站大小与否不在于这个车站占地面积多大，而在于有多少客流量，长假时的苏州站就是如此。
我一直念念不忘曾经看到苏州站熙熙攘攘的返乡人群时说过的一句话，“火车已经不再是一种交通手段，更多的是承载了一种思乡的感情。”
还算好，时间算得很准，还没来得及在候车室坐热就检票进站了。
上了火车，换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塞上耳机，摊开书，真正准备回家了。可能是坐的地方不好，太近车厢联结处了，噪音很大。听的是格里格的《培尔金特序曲》，第一首是我最喜欢的《清晨》，可能是我的音乐妨碍了机车“隆隆”的表白，在耳塞里，除了听不清楚的熟悉节拍，更多的是机车的大声抗议，它和那个泡泡糖女人一样，一定要引起我的注意，让我明白它的存在，并要对它报以感恩的心，毕竟是它在承载我的感情。只是它比那个女人更坚决，是强烈地要求我必须无条件地注意它，而不是那个可怜的培尔金特。如果说我在公交车上注意那个女人是主动的行为，那么，我现在注意这辆火车完全是出于被动。
好吧，我知道我不是它的对手，所以乖乖地摘下耳塞，却还在看书。车开得很平稳，没有妨碍到我对“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和弗兰茨”的认识。不得不承认，火车很霸道，也很容易满足。因为它只能出声，而不可能在我面前翩翩起舞，所以它只是要求我摘下耳塞，而对我是否看书并不在意。也许我会因为看书而思绪飞扬，把它的存在抛诸脑后，不过只要我用以接收它声响的器官是闲置的，它就可以浪漫地以为我是在它的存在中过活的。这完全是它单方面的事，与我无关。
这种天真烂漫实在有点可笑。
路旁的农田并没有召唤我，对于火车以及车上的乘客都已习以为常。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们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我的执著倒是和火车一样，有点可笑的天真。
记得一个月前回家时，田里开满了黄色的油菜花，是一种自然的植物的黄色，纯净的黄色。我一直不愿使用“金黄”这个词来形容花，因为这个词所描述的是金属的色泽，与植物没有瓜葛，即便它是自然的产物，也因为人的存在而变得俗气。这和植物是格格不入的。就是看见那些油菜花，顿时有了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与其像个诗人那样，说，“当时我忘却了一切烦恼，精神振奋，世界变得真美好！”还不如老实交待，“当时我只看见了油菜花，世界是什么并不重要，更无暇顾及什么烦恼。而我是不是真的忘却了它们，已经不是问题。”我想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遍地油菜花是多么美妙，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向他们解释，所以只好独享那种层层叠叠、黄绿相接的美。
一个月后。今天。
还是这辆车，还是坐在窗边，田里的油菜花都没了，只有高高的深绿色的茎。因为我表达不清，所以朋友们不可能从我得讲述中想象那种美，如果他们有幸亲眼见过，那是福气，如果没有，那就只好等来年再说了。
火车跑得很快，外边的景物看不清楚，不知道还下不下雨，只是知道远处还是看不清晰，还有一抹雾气。
我知道，车是在往北开。
（六）
后来睡了一觉，很快就到了南京城。
下车，往外走。出口处堵满了人，不是到站的旅客，而是接站的人。随着又一批旅客的出站，人群又骚动起来，同样，交通也变得一团糟。对此，我总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承认火车的运行是在传递一种感情，那么接站的行为也是感情的流露，无可厚非。
南京一定也刚下过雨，火车站因为施工而到处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只能在水洼里垫起的砖头上行走。偶尔还要伸出一直胳膊，以免失去平衡。
天有些冷，空气也是湿的，没有雾，爽爽快快。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穿上件厚些的衣服。
坐车，回家。
南京的交通也是越来越糟，过一个立交花了近半个小时。不比苏州好多少了。刚到苏州时，总是对交通抱怨颇多，也许苏州不该叫“天堂”，因为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然后每次回南京，总会在遇到流畅的交通时感激万分。好像南京人对堵塞也缺乏承受力，每每堵车时，司机就会忘记树在头顶的“禁鸣”标志，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如今倒是好多了，堵车终于成了南京交通的家常便饭，人们也渐渐习惯了快节奏现代生活中的慢节拍。也许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车广播里是不是会冒出几句不地道的南京话，我忽然想起来我回到了南京城，身边的男男女女都说着南京味儿的普通话，虽然这种毫无变化的降调听起来总是很别扭，但至少不再是苏州男人说的吴侬软语了。
空气变了，语言也变了，我知道南京不算北方，但比起苏州还是北了一些。收起伞，背着一包“木头”，站在南京街头，我开始意识到，我已经离开江南，离开了江南的水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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