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村庄

游戏笔墨背后的启示

——张远山《告别五千年》读后

对于妙趣横生的奇文妙语，我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格调高雅的游戏文字更能让我沉醉忘归，而故作高深的半吊子文章只会让我脑袋昏大，头皮发麻。我宁愿夜读不入名家法眼的游戏笔墨，而懒得一瞥板起面孔的官样文章。文学作品如此，史学著作亦然。

自孔子删定《尚书》以来，中华史书可谓浩如繁星，泱泱沛然。千秋家国事，帝王将相普。而大多数是严谨庄重有余，趣味神妙不足。历史学当然不是为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然而与趣味却也并非不共戴天。不懂趣味为何物的码字工才挂起脸来，便秘般挤下生硬的文字。张远山之《告别五千年》绝不如此。

当然，张远山《告别五千年》并非严肃的历史学著作（作者也无意于此），而只是兴之所至的随意文字。故若以正统的学术标准来批判，未免显得吹毛求疵，有失公允。然而它却并非毫无意义，在正统的学术著作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它起码可以为我们的史学研究与著述提供些许启示。

依张远山的观点，中华文明史，可以分为五个身段：头脑时代（先秦）、胸膛时代（两汉至盛唐）、腹部时代（残唐五代两宋）、胯部时代（元明）、膝部时代（清代以降）。以唐中叶的安史之乱为界，又可分为上半身、上半时和下半身、下半时。“春秋战国是一个用头脑的时代，所以有诸子百家——都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头脑：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公孙龙、韩非，等等。”而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中国进入没有头脑只有胸膛的刑天狂舞干戚的时代，”气魄极盛。五代以降，至于两宋，拍胸膛的气魄丧失殆尽，中华文明的总体水平只是在腰际上下徘徊，“放任腰际上下的食色大欲。”而元明两朝，“从对腰部以上食欲的满足，彻底转向对腰部以下色欲的放纵，”《金瓶梅》的《肉蒲团》的出现是其典型代表。而清代以来被称为膝部时代不言而喻。

读罢不禁赞叹，这真是个聪明的脑袋的奇思妙想。说它牵强附会未尝不可，但说它毫无道理我却不敢苟同。它是那样的新奇而形象，不拾人牙慧，不故调重弹。它让我这个被教条主义毒害的脑袋豁然开朗：原来中华文明史也可以这样分期。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见。在沉闷的历史学界，张远山的自出机杼弥足珍贵。

作者的语言无疑是生动而活泼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机智的。他说：“西方中世纪也像中国秦以后一样没有头脑，但由于有神，尽管头脑休克长达一千年，但毕竟没有成为植物人，到文艺复兴被希腊思想重新一充电，长期冬眠的头脑再次激活。”又云：“清初的所谓‘太平盛世’，只是传统文化等待埋葬前的‘太平间’。乾嘉巨子只是在为文化遗体做入殓前的整容化妆而已。”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作者的言外之意，而作者的语言却又不是呆板凝滞的。它的清新与灵动，在中规中矩的憋闷文字堆中，像是一股凉爽畅快的和风，可以涤荡尘埃。而这种文字在文章中随处可见。也许有些史学家是不屑于做这种文字的，但是一个人著书立言，内心总希望有人阅读有人赏识，所以只要是有助于表达思想与看法的表现方式，我们为什么不奉行“拿来主义”，加以利用呢？除了自命清高的孤傲，恐怕还有偏见的原因，再不就是水平高低的问题。君不见马克思的文笔形象生动如许，“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一类的句子在其作品中绝不少见；钱穆的文字雍容典雅，仪态万方，更非浅薄的故弄玄虚者可比拟。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然而此等境界非下一番功夫不能达到。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当史学作品的文字已经蜕变得佶屈聱牙，晦涩艰深之时，它的广泛传播就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而史学绝不应该被封闭在狭小的象牙塔内孤芳自赏。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提倡的，应该是精英文化（狭义的）还是平民文化？

这是一个一直聚讼不已的话题。根据传统的观点，文化应该为大众服务。而精英与平民的学术修养与造诣的差距又注定了文化的制造者是一部分精英，而绝大多数的平民只能充当消费者的角色。但两者并不矛盾。文化的特质决定了它的创造者是精英而不是平民，真正的文化从不盲从与人数的多寡。“真理掌握在少说人手中”或“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两者孰是孰非，暂且不论。只是根据勒庞的理论，人在聚众成群之后，作为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这时群众就成了乌合之众。盲目以多数的人是非为是非会对学术造成重创，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政治、社会高速发展时期，而国民整体素质却不容乐观，所以文化普及的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而令我们失望的是，国内至今仍未见堪与房龙一系列文化普及读物相媲美的著作。稍有成就者不屑为之，已为之者流于低俗，君不见街边地摊上“XX秘史”“风流皇帝XX”等等撩拨人生理冲动的野史流作多如牛毛？通俗而不庸俗，这才是文化普及读物写作的原则。然而我们的“著作家”们却放弃了自己的学术品位，一味迎合一部分大众的低级趣味，从精神的高度沦落到生理的撩拨。并且陈词滥调者居多，别出心裁者少之又少。一块块大部头小部头，洋洋千万言，千人一面，众口一词，作者的面目在千篇一律的无聊重复中，隐没不见。故学者在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的同时，是否可以考虑一下以博大的胸怀，坚持自己的文化品位与尊严，为学术普及奉献绵薄之力？当然，我们无意于一厢情愿地号召学者都往这条路上挤，然而任何一个关注于此的有志之士，让这个问题在脑海里打个转，大概是不多余的。

然而，我们却又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字的顺畅与通俗，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注于历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上，以提升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品位。在这一方面，张远山的努力（把中华文明史划分为五个身段）也许是浅薄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却难能可贵，足以给我们以警示。我们的史学著作不计其数，大多形如一盘散沙，以一种理论或方法一以贯之者却寥若晨星。理论是学术研究的强大武器和方向指导，一个有效而明朗的理论的提出可以为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便利，甚至是划时代的变革。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摈弃了过去历史学家传统的研究方法，以整个人类文明作为考察、研究的单位。他认为，每个文明都要经过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四个阶段。文明起源的法则是“挑战和应战”，文明生长的法则是少数“超人”的“隐退和复出”，文明衰落的原因在于它“丧失了自决的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这一人类文化史观在东西方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托夫勒把他的未来学理论以三次浪潮的形式系统的表达出来，他把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和正在开始的第三次浪潮超工业阶段。而第三次浪潮将导致人类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一理论受到世界范围的重视，为解决人类目前的困境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忽视理论研究研究的创新只会让我们的研究道路越走越窄，将我们的研究陷于半死不活的僵局。我们的学者应该深思。

也许张远山的《告别五千年》学术价值有限，然而由此而给我们带来的启迪令人沉思。笔者已姑妄述之一二，一孔之见，孤陋极矣，不敢奢望一鸣惊人。权当抛砖引玉，以求方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