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发展纲要好会议上的发言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书法所副所长）：
阅读了《中国书法发展纲要》，觉得这是在中国走向“文化大国”过程中一份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相信这一课题的深入探讨和可持续展开，将对中国“书法文化建设”和“书法文化输出”起到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我想谈几个前沿性问题。
一，今天，中国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法专业性的技法研究，而是应当在研究书法内部规律的同时，研究书法与大文化关系——书法跨文化研究。将外部文化研究与内部艺术规律相结合，才能真正体现出书法的本体意义。因此我希望把这一点补充到《纲要》里去。书法的外部文化研究，包括书法与儒学、书法与佛学、书法与道家、书法与哲学、书法与美学、书法与考古学、书法与文字学、书法与文献学的关系问题，甚至包括书法与经济学、文化学方面的研究。而书法的内部研究也要继续拓展，应充分重视“中国书法性”研究，这一本体研究不仅仅包括书法自身的审美规律研究、书法艺术时空特性研究、书法心理特征和人类学特征研究，而且包括书法与音乐、书法与绘画、书法与篆刻、书法与舞蹈、书法与影视的关系等。这比过去所谓的诗、书、画三位一体要更宽泛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书法内部关系问题是书法本体存在的关键，在中国作为母语的“汉字书写”有其突出的地位。有人认为今后的书法不写汉字而将成为非文字书法。我不这样看，我坚持“中国书法性”主要是文字的书写艺术或汉字文化圈的文化认同性书写。丧失了文字的书写，就不再是“书法”而是“书象”。这是书法的本体性决定的，任何人的想当然的实验都将背离本体而成为非本体的“他者”。
二，中国书法是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全球范围的文化发展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人均收入一千美金以下时，人们主要攻关的项目是物质再生产（为了温饱和发展）。到一千至三千美金以上时，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追求温饱型，而是要在解决了衣食住行以后大谈文化了。而且，高明地谈论文化就不仅要谈生活方式，而且要以“文化定输赢”。新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必将成为文化大国，各地也在努力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文化大县。文化成了民族文化凝聚力和国家之间的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一个典型的标志。事实上，全球的现代化研究有两个指标，也就是在现代化的转型中有两个尺度：一个是 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注重物质创造） ，称之为“第一次现代化”，主要目标是获得先发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这是在一千美金以下时提出的物质性建设蓝图。“第二次现代化”则是从 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演化的过程（注重人的生活质量和 精神文化产品）。 在这种从重物质到精神的转型中，人类存在的意义呈现出来：不仅加快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质量趋同，更重要的是增加人类幸福，张扬精神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从而使得整个世界物质生活趋同和精神生活互动成为人类的目的。在我看来， 《中国书法发展纲要》不仅关系到中国书法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纲要》中，如果能提出“汉字文化圈”中的“审美书写”这一大文化概念，《纲要》可能会成为亚洲地区或东亚文化凝聚力和良性发展的一个契机。我记得， 20 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钱玄同、陈独秀等）提出要废除汉字，经过了一个世纪证明这是错的。日本也曾废除汉字，现在又恢复了大概两千多汉字。韩国废除了汉字，似乎不愿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东亚问题非常重要，书法作为汉字文化圈中的文字的艺术书写，无疑具有相当深远的文化意义。可以说， 新世纪的来临，使得东亚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发展不可忽略的问题。在北美一体和欧洲共同体之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设想并非天方夜谭。中国同日本、韩国所谓“远东”国家，应该成为世界和平和文化发展重要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复兴提出的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新世纪创造性问题。与此紧密相关， 今天我们谈论书法已不仅是一个技法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高度和广度的发展战略问题。
三，《中国书法发展纲要》设想的问题和前景都很宏伟，有六个大的方面，这非常好。但是，成立书法电视台、办书法出版社等，似乎在 3-5 年时间里难度较大，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在我看来，当务之急似应抓好切实可行的三件事情：其一是尽快成立中国书法教育学会。这些年来，书法高等教育逐渐走向了理性化制度化，书法理论教育和书法创作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书法已经不再是关门练习就可以一枝独秀的了，中国书法高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已成为一个新的教育秩序和知识再生产方式，这一书法知识社会学症候应当引起书协的重视。其二是应由中国书协牵头，尽快成立“世界书法家协会”，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无论对内对外都具有文化战略意义。在中国艺术中和全球艺术范围内最具有特色的只有书法。在书写的内容和形成中，它可以说是审美高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国粹艺术，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输出首先应该输出具有抽象艺术性的书法，代表东方文化走出来，向西方显示中国文化身份和精神魅力。何况书法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方式，就是海峡两岸也需用传统文化来沟通。三是加强中国书协学术文化研究的高度和对外交流的力度，使之成为一个富有活力、思想解放、具有当代世界学术文化视野的机构。中国书法振兴的意义，当然不在于办几次展览，而在于在中国书法与世界的对话中， 重新确立中国在亚洲的文化重镇的地位，确立“汉字文化圈”与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主动势态的重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法发展纲要》的实施，是对民族自信和文化身份的重视，是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拒绝，是对未来中国书法文化发展可能性的展望。我相信这一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重新塑造的重要工程，会在大家的持续努力中成为现实。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书法所副所长）：
阅读了《中国书法发展纲要》，觉得这是在中国走向“文化大国”过程中一份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相信这一课题的深入探讨和可持续展开，将对中国“书法文化建设”和“书法文化输出”起到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我想谈几个前沿性问题。
一，今天，中国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法专业性的技法研究，而是应当在研究书法内部规律的同时，研究书法与大文化关系——书法跨文化研究。将外部文化研究与内部艺术规律相结合，才能真正体现出书法的本体意义。因此我希望把这一点补充到《纲要》里去。书法的外部文化研究，包括书法与儒学、书法与佛学、书法与道家、书法与哲学、书法与美学、书法与考古学、书法与文字学、书法与文献学的关系问题，甚至包括书法与经济学、文化学方面的研究。而书法的内部研究也要继续拓展，应充分重视“中国书法性”研究，这一本体研究不仅仅包括书法自身的审美规律研究、书法艺术时空特性研究、书法心理特征和人类学特征研究，而且包括书法与音乐、书法与绘画、书法与篆刻、书法与舞蹈、书法与影视的关系等。这比过去所谓的诗、书、画三位一体要更宽泛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书法内部关系问题是书法本体存在的关键，在中国作为母语的“汉字书写”有其突出的地位。有人认为今后的书法不写汉字而将成为非文字书法。我不这样看，我坚持“中国书法性”主要是文字的书写艺术或汉字文化圈的文化认同性书写。丧失了文字的书写，就不再是“书法”而是“书象”。这是书法的本体性决定的，任何人的想当然的实验都将背离本体而成为非本体的“他者”。
二，中国书法是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全球范围的文化发展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人均收入一千美金以下时，人们主要攻关的项目是物质再生产（为了温饱和发展）。到一千至三千美金以上时，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追求温饱型，而是要在解决了衣食住行以后大谈文化了。而且，高明地谈论文化就不仅要谈生活方式，而且要以“文化定输赢”。新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必将成为文化大国，各地也在努力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文化大县。文化成了民族文化凝聚力和国家之间的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一个典型的标志。事实上，全球的现代化研究有两个指标，也就是在现代化的转型中有两个尺度：一个是 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注重物质创造） ，称之为“第一次现代化”，主要目标是获得先发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这是在一千美金以下时提出的物质性建设蓝图。“第二次现代化”则是从 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演化的过程（注重人的生活质量和 精神文化产品）。 在这种从重物质到精神的转型中，人类存在的意义呈现出来：不仅加快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质量趋同，更重要的是增加人类幸福，张扬精神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从而使得整个世界物质生活趋同和精神生活互动成为人类的目的。在我看来， 《中国书法发展纲要》不仅关系到中国书法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纲要》中，如果能提出“汉字文化圈”中的“审美书写”这一大文化概念，《纲要》可能会成为亚洲地区或东亚文化凝聚力和良性发展的一个契机。我记得， 20 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钱玄同、陈独秀等）提出要废除汉字，经过了一个世纪证明这是错的。日本也曾废除汉字，现在又恢复了大概两千多汉字。韩国废除了汉字，似乎不愿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东亚问题非常重要，书法作为汉字文化圈中的文字的艺术书写，无疑具有相当深远的文化意义。可以说， 新世纪的来临，使得东亚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发展不可忽略的问题。在北美一体和欧洲共同体之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设想并非天方夜谭。中国同日本、韩国所谓“远东”国家，应该成为世界和平和文化发展重要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复兴提出的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新世纪创造性问题。与此紧密相关， 今天我们谈论书法已不仅是一个技法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高度和广度的发展战略问题。
三，《中国书法发展纲要》设想的问题和前景都很宏伟，有六个大的方面，这非常好。但是，成立书法电视台、办书法出版社等，似乎在 3-5 年时间里难度较大，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在我看来，当务之急似应抓好切实可行的三件事情：其一是尽快成立中国书法教育学会。这些年来，书法高等教育逐渐走向了理性化制度化，书法理论教育和书法创作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书法已经不再是关门练习就可以一枝独秀的了，中国书法高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已成为一个新的教育秩序和知识再生产方式，这一书法知识社会学症候应当引起书协的重视。其二是应由中国书协牵头，尽快成立“世界书法家协会”，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无论对内对外都具有文化战略意义。在中国艺术中和全球艺术范围内最具有特色的只有书法。在书写的内容和形成中，它可以说是审美高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国粹艺术，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输出首先应该输出具有抽象艺术性的书法，代表东方文化走出来，向西方显示中国文化身份和精神魅力。何况书法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方式，就是海峡两岸也需用传统文化来沟通。三是加强中国书协学术文化研究的高度和对外交流的力度，使之成为一个富有活力、思想解放、具有当代世界学术文化视野的机构。中国书法振兴的意义，当然不在于办几次展览，而在于在中国书法与世界的对话中， 重新确立中国在亚洲的文化重镇的地位，确立“汉字文化圈”与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主动势态的重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法发展纲要》的实施，是对民族自信和文化身份的重视，是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拒绝，是对未来中国书法文化发展可能性的展望。我相信这一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重新塑造的重要工程，会在大家的持续努力中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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