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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飞机升起，日本的岛屿渐渐小了，化作了碧涛间漂浮的珍珠。飞机向西而去，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挂在东空的太阳在一点儿一点儿的下沉，时间好象在倒退。我正从东七时区飞往东八时区，现在是东京时间早上七点，但约四个小时后我到达北京时，不过是北京时间十点。我想到了旅行包中的那个骨灰盒，由于它上面的金属搭扣，在过海关时，还遇到一点小麻烦。当我拿出这个盒子向海关人员解释时，他露出厌恶的表情，不断的说：“好啦！你尽快拿走它。快一些。”
　　可是，骨灰的主人曾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她脸部柔和的线条，细长浓黑的眉毛，幽深的大眼睛总是闪着戏谑又稍带伤感的神色。白皙细腻的皮肤，高直的鼻子，使她显的恬静又倔强。
　　透过舷窗，我看到近处如纱的白云，往下是蔚蓝广阔的大海，映着灿烂的阳光，一艘白色的船在海上行驶，这是让人充满希望的景色。我感到一丝莫名的激动。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一九九七年的一天，也是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走在太原市府西街上，眼前也是让人充满希望的景色。下午的阳光带着鹅黄的色调，街道和大街两旁或高或矮的建筑物都被染上这种颜色。一辆大巴到站，一群人依次上车；自行车到处抢道，快车道上的几辆汽车被迫放缓速度。不时的有互相依偎着的情侣从我身旁经过，所有这些我熟悉的景物都让我感到一阵的激动。我尽力把它们都记在心里，就象要永远的离开不再回来。一对青年男女趾高气扬的从“东海”走出，男的故作潇洒的手一挥用手中的遥控钥匙打开几米外一辆本田的车门，我在心里不屑的想：“你神气什么，我就要出国了，去日本！去开真正原装的本田、丰田、尼桑、五十铃。”
　　我这样想着，脸上露出非常得意的神情，这种神情可能与我身上三十元一件的夹克，皱皱巴巴的裤子太不相衬了，所以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我。
　　回到家，我妈正忙着给我打点行李。
　　“别忙了，妈，还有几天呢。”我说。
　　“到时就来不及了，我还不知道你？”她说。
　　“我怎么了？”
　　“东西要事先放好，再多检查几次，到时才不会丢三落四。”
　　姐姐在厨房做饭，一股烧茄子味。“姐，放油多一些，不要太小气。每回放那么少的油，炒下的茄子一点都不香。”
　　“嫌我炒的菜难吃？等你去了日本，想吃都吃不着了。”姐姐说。
　　“护照在哪？”我妈问。
　　“在我走时要穿的裤口袋里。”
　　“我告过你别往那儿放，口袋那么浅，要放上衣内兜里。签证呢？”
　　“和护照在一块儿呢。”我不耐烦的说。
　　“你别和我这么说话，临走了还惹我生气。”
　　“我又不是头一次出门，这么大了还没有自理能力，还不如就呆家里算了。”
　　“你一出去我就不管你了，在家一天我就管你一天。你的护照呢？”
　　“我刚才不是告你在临走要穿的裤子里么？”
　　我进了我和弟弟合住的房间，他正在玩“仙剑奇侠传”。
　　“让我玩会儿。”我推他。
　　“急什么，我不跟你抢，让我先把这关存起来。”
　　我坐下调出三国游戏，问他：“你今天怎么不和我争了？”
　　“你去了日本，这电脑还不由着我玩，这两天先让着你。”
　　“别光玩电脑游戏，还要记着用功学习。”我一本正经。
　　“都上了大学了，还用什么功。你大学还不是玩过去的。”
　　“从你们这届开始国家就不包分配，择业要双向交流了，不比我当年。”
　　我沉浸在古代沙场的厮杀中，我选择的孙权把刘表赶的到处逃窜。
　　“还玩？不抓紧时间练练日语？”爸爸站在房间门口说。
　　“我那个学校是英语授课。我的日语水平在生活上足够用了。”
　　“那也要用功才行。日本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国家之一，要立住脚一定不能松懈……”
　　我实在受不了他的长篇大论，努力不去听，专注的看着电脑显示屏。
　　晚上七点钟，我给几个关系一般的同学朋友打电话。他们都不知道我要去日本，我也不打算告诉他们，只是在电话里问问他们的近况，听着他们对生活的抱怨，心里窃喜。有些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对于我突如其来的电话保持着相当的警惕，生怕我有什么麻烦事有求于他们，甚至一个在高中处的不错的男同学用很生硬的语气说：“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事，就是想找你聊聊。”
　　“噢。以后有时间咱们再聊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不平的想，我大专刚毕业那年他结婚，我还给他上了二百块钱礼金呢，才过了两年倒忘的一干二净。
　　　　　　　　　　　　　　　　
　　　　　　　　　　　　　　　　
　　二
　　　　　　　　　　　　　　　　
　　往东京的飞机从首都机场缓缓起飞。舷窗外的景物缓缓后移，当时给我的感觉好象是整个中国大陆都在后移。我就要告别这块土地了，但当时我对它没有丝毫的留恋感。去日本——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意味着拥有光明的前途和发财的机遇。我回想起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三个最亲密的朋友时，他们脸上嫉妒的表情。
　　飞机在成田机场降落，下了飞机，立刻感受到这个距北京直线距离和北京距广州差不多远地方的异国氛围。广播里和周围的人说的是日语和英语，到处晃动着日本人特有的脸型，高颧骨、直鼻、单眼皮、丰满的嘴唇。
　　有两个人接站。一个是系里的秘书，叫佐藤达郎，三十多岁，穿戴很简洁，一直面带着让人猜不透的微笑。另一个是二年级中国留学生，叫方成，很瘦但面色很好，圆脸戴一个黑框眼镜，虽然是双眼皮仍很象是八十年代影视剧中的日本人。
　　我们来到成田机场换乘大巴处。初来日本，我想看看这里的景色。但是当我提议由我出钱打车去学校时，他们都笑了。“从机场去学校，打车差不多需要500美元，你还是省省吧。”
　　比起打车来，东京的大巴是相当便宜的，但三个人也花了约相当于人民币700元钱。比太原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还要多，东京果然是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此后，我再也不敢轻易许诺请客了。
　　先到区政府进行登记，又在北方大学办完入学手续后，大学的“内外学生中心”安排我和一个韩国新生共住一间校外民舍。房间不大但厕所、浴室（厕所和浴室是分开的）、厨房等一应俱全。屋里有床和其他的简单家俱。房租相当的贵，月租6万日元，我分摊一半。
　　第二天方成说正好有一个中国学生的聚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没等我回答，又劝我说应该去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对以后在日本有帮助。
　　聚会在距学校不远的一个小酒吧里。刚进去的时候，还未能看清人们的模样，已经听到嘈杂的人声，音乐声反而很轻夹在人声中若有若无。他们说话用的语言各异，英语、日语、汉语都有，象是很多国家的人在开国际Party.方成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都很友好的和我打招呼，这时我才看清都是亲切的中国人面孔。没有人跳舞，也没别的节目，大家就是坐在一起聊天喝酒吃东西。方成和一个很漂亮穿洋装的女孩坐到一起嘻笑着。我在吧台上要了一杯饮料。
　　又一个人走进酒吧。她在门前站了一会儿，门开着背景很亮，只能看到她的剪影。她的身材很好，大概有一米六六上下，肩膀平直，腰肢纤细，双腿挺直修长。当她走进来，在灯光照射下我看清了她的面容，觉的她面熟，可能她也这么想所以没有想到我是新来的成员，礼貌性的对我淡淡笑了一下，说：“你好。”
　　我相信我以前肯定见过她的，使劲在脑海里搜寻相关的记忆。
　　见我没有吭声，她转身准备走开。一个男子主动把我介绍给她：“他是昨天刚从大陆来咱们学校的。”
　　她回过身子打量了我一番，从我的脚看到脸，才问：“家是哪儿的？”
　　“太原。”
　　她绷紧的脸舒展开来，“你家住哪儿？在哪儿上的学？”
　　我终于想起来了。她是我小时的邻居，比我大两岁，住在一幢简易楼二层，我家住一层。那时她的父母总是吵架，有时还真刀真枪的打起来。每一回她都悄悄的躲出去，坐在大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估计他们吵完了才回去。她也不跟其他的小孩玩，性格有些孤僻。有一回下午，她父母又吵起来，继而发生撕打。楼内的热心邻居进去劝架，我们十几个从穿开档裤到十几岁的男孩瞪着眼睛扒在门口看热闹。她的妈妈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术刀向她爸爸冲去。一个五大三粗好心劝架的汉子被划伤了胳膊。她爸爸的眉毛被削去一块，伤口一直延伸到他的鬓角。半个脸都是红的，血汩汩的流。她爸用她的一块红领巾裹在头上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那是我头一次见手术刀。以前我以为给人开膛破肚的刀子应该是象日本武士剖腹用的东洋刀，稍微小一号拿起来很顺手。没想到手术刀是那么的小巧，象一把去了毛的牙刷，却又锋利无比，就象她的小个子妈妈。她妈是护士。那天晚上，她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我还听到找了她一夜的她的妈妈问邻居她回来了没有。
　　后来她考上了外国语学校，那是一所重点中学。她的父母还是经常吵，那年秋天她家搬走了。过了两年，我也进了外国语学校，刚开学的头一个月，有一天我刚被老师表扬了，放了学得意洋洋的昂着头走路，半路被绊了一跤，摔的满脸是泥，裤子也破了。我又咧着嘴愁眉苦脸的走。没走几步听到有人叫我。我回头见是她推着自行车。她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认出了她。她的容貌俏丽秀美，个子比以前高了许多，身材已经有了少女的曲线，我注意到她的胸部鼓鼓的，然后很不好意思的垂下了眼光。
　　“摔跤了？”
　　我不想承认，但又不能无视现实撒谎。
　　“能走吗？用不用我带你。”
　　我嘴上强说不要紧，但又装出十分痛楚的样子，嘴里吸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