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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非夸张，打从我记事的第一天起，东洋鬼子在我脑子里的形象，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魔鬼！
　　　这种“恨”，当然不是天赋，而纯粹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心地十分善良的老人，自然而然地“灌输”给我的。她，就是我的母亲——一位从八岁起就在日本人开的丝厂里“打茧子”（穴缫丝）、十五岁时就已是个技术十分娴熟的上海纺织女工。
　　　母亲的一生，勤劳善良而又命运多舛：仅在抗日战争中，她从八岁当童工起开始拼命积攒的那个“家”，就曾先后被日本人的炸弹完全彻底地、毫不留情地焚烧过两次。用母亲自己的话讲，“每一次都是烧得连根筷子都没拿得出来啊”！
　　　第一次挨炸，发生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当时，我家住在上海闸北。一月二十八日晚，日军突袭闸北后，又派遣一群群涂着“红膏药”徽记的轰炸机，冲向了和平居民。只听到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先是几幢楼房冒烟，紧接着，便是一片“棚户区”起火。
　　　“我的房子?选我的房子！……”望着虽不富庶但毕竟是自己耗了二十多年心血筑起来的窝，转眼之间化作了一缕青烟，母亲发疯般地哭着，喊着，悲痛欲绝地瘫倒在冰冷冰冷的石子路上……
　　　是因为哀痛过度?芽是因为悲忧交加?芽是因为营养缺乏?芽是因为愁肠百结?芽……反正，第二年——母亲才刚满三十二岁，竟已是一头如雪的白发！
　　　第二次挨炸，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八月十四日。那天，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顿时，大上海成了一个“大火海”、“大血海”；烈焰腾空，墙倒屋塌，残肢断头，触目皆是，景象之惨，无以复加。当时，我家住在恒丰路，一位老邻居至今还记得：那天大轰炸后，母亲站在弄堂口，望着冲人云端的烈焰，望着无情的烈火又一次一古脑儿地吞没了她的栖身之地和全部家产，竟然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失神地久久站立着，眼泪流满了双颊也不去擦一擦，像是—具木偶。十多分钟后，她把一副银手镯——这个人间赐予她的惟一的财富，放进了幼子的口袋里，又掏出手帕给他擦了擦脸，然后默默无语地、直端端地朝着熊熊大火走去……
　　　她执意与她的家同焚！
　“凤子，你不能这样啊！……”我的二婶猛然醒悟，呼喊着母亲的乳名，带着哭腔大吼着，随即飞快地奔上来，一把抱住了母亲的后腰……
　　　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据目睹过这场大火的老人讲，那天从火中逃出来的烧伤者不计其数：有的烧掉了两只手，有的烧残了一条腿，有的满头秀发被烧得精光，有的半边脸被烧得焦黑……
　　　战争，对一切身处最底层的、不幸的母亲们来讲，意味着苦难、辛酸，意味着戳心剜肝的灭顶之灾！
　　　我，我的女儿，乃至我的女儿的女儿们，怎样才能永远根绝这种“灭顶之灾”呢?
　　　这便是后来不断促使我关注抗日战争的一个原因。 　　　上海市胶州路小学，曾是留下我童年时代无数笑靥的母校。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我家到学校，须经过一条极为普通的小弄堂——晋元里。从晋元里北口穿进去，拐两个弯，便能看到一座似乎并不被人关注的坟墓。那墓修得很气派，大圆顶从上到下全是用优质水泥精心浇筑，就连四周地面，好像也是用水磨石铺设的。圆墓之北约一两米处，矗立着一块长方形墓碑，墓碑上端的大理石上，镶嵌着一个戎装笔挺、英气逼人的军人头像。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那阔绰的坟墓渐渐被高高矮矮、灰灰黑黑的各式简陋的民房包围了，使人看起来，那豪华的坟墓占据的空间是那样的狭窄，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那样的无足轻重。小时淘气，我和我的那帮“捣蛋鬼”们，常围着坟墓捉迷藏，或者忘乎所以地爬上墓碑的顶端耍威风……
　　　一次，路过那座坟墓时，我指着墓碑上的那个英武的军人头像，好奇地问母亲：“阿妈，他是谁?”
　　　“国民党的一个叫谢晋元的团长。”
　　　“为什么把他埋在这儿?”
　“因为他打过东洋鬼子……”
　“打东洋鬼子?”我瞪大了眼。
　　　“是啊，”母亲丝毫没发觉我的惊诧，语调十分平缓。“他领着八百壮士死守过上海四行仓库。他死后，来给他送葬的上海老百姓有几十万；听说，装他的楠木棺材板，足有一尺多厚……”
　　　我默默无语，走了好—会儿，又问道：“妈，他……他真的打东洋鬼子?”
　　　“打！当然打啦！”母亲不假思索，滔滔不绝地解答着。“鬼子打上海的时候，我和厂里的姐妹们曾到闸北前线慰问过那些当兵的。啊呀呀，走近—看，真吓人哪！——闸北稻田的那些水呀，血红血红的，净是那些当兵的淌的呀?选在一个土壕里，有一挺‘水机枪’整整叫了一天，把枪管打得红通通的。枪筒里的水打干了，周围又没水，怎么办呢?那些当兵的就拼命地往枪筒里撒尿；尿撒光了，竟然又争着割开自己的血管，往枪筒里灌血！……”
　　　我不知道母亲讲的这些是不是“亲眼所见”，也不知道这些话里到底有没有“艺术夸张”。但是，从感情上讲，我是完全相信母亲说的话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心地善良，从生至死七十三年，似乎从来没有昧着良心地故意编个瞎话去欺骗人、捉弄人。
　　　然而，当母亲的话与后来多如蝗虫般的“革命大字报”发生碰撞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前者。
　　　这就是“火红年代”里的我！
　　　不过，此事写到这里还没有完。
　　　过了没多久，我正在外地出差，忽然听人说，谢晋元的坟墓没了——被人捣毁了！为什么要扒他的坟?难道谢晋元真是“假抗日”?难道“八百壮士”真是些编造出来的骗人故事?……对这些疑问，当时没人敢问，也没人说得清。惟有我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炼钢工人，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愤愤地从齿缝间甩出一句话：“这帮畜生，作孽！”
　　　后来，我又听说，正当中国“挖坟”时，在日本名古屋附近的一座山顶上，却突然耸立起一座巍峨挺拔的纪念碑，那碑上恭恭敬敬地镌刻着十多个烫金大字——“为大日本捐躯的民族英雄”。每逢节假日，碑下香火不断，鲜花成堆，人们为之三叩九拜。他们拜的这些“英雄”是谁？是无数中国人切齿痛恨的、早在东京大审判中被判处绞刑的七名战争罪犯！
　　　一边在拼命地“挖”，一边却在疯狂地“盖”，这实在令豁达而又刚正的父亲长叹不已、恨恨不已：这世界到底怎么啦?中日两个民族对历史的记忆，为何差别如此之大?……
　　　这，是促使我关注抗日战争的另一个原因。
　　　很快，大革“文化命”了，我身不由己地随着千百万“红卫兵小将”，回到了我的老家——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小村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里，虽然素称鱼米之乡，但万千乡亲也仅能“瓜菜代式”地填饱肚皮而已。
　　　村西头，住着一位年逾花甲、与我同祖同宗的“老贫农”。按辈分，我应叫他“二叔”，但我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他。可他呢，每逢与我照面总是客客气气地称我“侄少爷”，尽管他明知我的父母从年幼时就都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据说，“老贫农”性格刚烈，平时说话没轻没重、没高没低，加之排行老二，于是，有人绐他取了个绰号——“没头小二”；又因“没头小二”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当过兵，打过仗，负过伤，于是，他又多了一顶臭名远扬的黑帽子——“老兵痞”。
　　　“老兵痞”面黑，肤糙，精瘦，矮小，家中极穷。记得那年已是腊月二十四了，我见他们父子三人还蜷缩在那座狭窄的、仅用几根破毛竹支撑的茅草棚里。棚中无床，只有一个稻草窝；窝中无被——因为那床黑得已失掉了本色的棉絮早已是千疮百孔。我环顾四周，一圈泥墙也早已被烟火熏得黑咕隆咚，棚里值钱的家当，似乎只有那只架在几块土坯上的大铁锅——按当时的市场价格，最多恐怕也就值二元多钱吧。
　　　虽然穷，可“没头小二”却有个极坏的癖好——嗜酒如命。
　　　一次，我路过他那座用几根毛竹撑起的茅草棚，他正倚在门框上独酌，黝黑的面孔上已微微泛红。一见到我，他立即站起身，很热情地打招呼：
　　　“侄少爷，你不嫌弃的话，来，喝一盅?”
　　　我婉然拒之。
　　　他并不介意，那裂着许多道血口子、粗糙得像块礁石的大手，又端起那缺口的小酒杯，很熟练地小小啜了一口。接着，黑牙缝里不停地喷出一股股酒气：“侄少爷啊，别看你是个念书人，但是，人世间的有些事呀，你不懂！”
　　　“不懂?什么事不懂?”我高高地昂着头，面容冷漠。
　　　他抬起那颗瘦骨嶙峋的脑袋，就像一个博学的祖师爷在考问一个童蒙初开的幼童：“请问，你知道我们当年是怎么打日本鬼子的吗?”
　　　“你?……国民党的一个大头兵，还打过日本鬼子?”我冷冷一笑，觉得很好玩。
　　“当然打过！”他顶真起来，“……妈妈的，东洋人的那些数不清的机关枪啊，就像在洋油桶里放二百响，就像在铁锅里炒蚕豆，不停地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地响哟?选那些稀奇古怪的大炮，震得人的脑门子发抖。炮声一停，东洋人就不要命地往前冲啊！……妈妈的，我们中国人——不熊！选只要一碰到鬼子，就挥起大刀砍哪，砍得那些东洋人的头哟，就像一车车香瓜儿倒进了扬麦场满地里滚来滚去呀！……”　
　　　他讲得十分投入，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唾沫星子四溅。
　　　我冷冷地凝视着他，一声不吭，表面上看似洗耳恭听他的“过五关斩六将”，而内心里却百分之百地以一种极为鄙夷的心态，在默默地玩味着一个“老兵痞”的“反动本性大暴露”。约摸过了十来分钟吧，我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头，冷不丁地问道：“你到底在哪儿打过日本鬼子?”
　　　“台儿庄！”他扬起那颗干枯的、光溜溜的小脑袋，眼里顿时迸射出一股喜悦无比的光。“嗨，就是徐州北边的那个台儿庄嘛！”
　　　“台儿庄？……”
　　　我敢保证，这是自我呱呱落脚于这颗蔚蓝色星球以来。第一次听说我国这块雄鸡状的版图上还有个“台儿庄”！
　　　“老兵痞”以为寻觅到了知音，更加动情地陶醉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了：“……妈妈的，那个仗打得真叫惨哪?选你信不信?芽只要往前跨—步，就能看到五六颗东洋人的断头?选一见到鬼子，谁都想把他们往死里打呀。平时，我们一个人只带五六个手榴弹，这次却都拼命带。有时候，子弹和手榴弹全打光了，就冲上去用刀砍、用嘴咬！……妈妈的，打了十多天，东洋人败了，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人、英国人，围着我们团长不停地拍照。老百姓从各地寄来的慰劳品哪，更是堆得像座山，好像这些东西就不是花钱买的……”
　　　“够啦！”我猛然断喝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头，随之，又愤怒地从齿缝里蹦出了两个字：“瞎吹！”
　　　我当时这么做，究竟是出于对他亵渎“革命教科书”的无比愤慨呢?还是出于对他那一口一个“妈妈的”反感？我说不清。只记得，我当时横眉竖眼，火气十足，吼完后，又扬起那颗自以为最革命的头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指着他的鼻尖叱责道：“依我看，你身上的那股反动军队里的兵痞子恶性，至今未改?你再不老老实实，开你的批斗会！”
　　　顿时，老人语塞，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那泛黄的浊浊眼珠里灌满了善良、困惑、惊恐、无奈、遗憾、懊悔……
　　　之后，整整一个多月，这个极为复杂的眼神，没从我的印象里消逝过。 　　　第二年，纯粹是个偶然机遇的撞击，我这个硬邦邦的“红五类”后代参军了。在大西北的一个被人们称为“清水”的戈壁小站上，一列闷罐式军列，蜿蜒着一条极为神秘的军事铁路，把我们拉到了即使在当时最新的军事地图上也寻觅不到的地方——东风航天城。后来，在这个常年遭受着狂风、沙暴、高温、严寒、盐碱侵袭的“神秘禁区”里，我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了我国的原子弹、人造卫星、运载火箭，飞向了茫茫太空……
　　　在这块与世隔绝的“军事禁区”里，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学毛著”自然也就成了土兵们必不可少的“主课”。
　　　读书，对我这个全团惟一的“戴眼镜的臭老九”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多年来我已养成一个绝对称不上是“优点”的习惯——虽不求甚解，但看书极快，自吹“一目十行”。新兵连生活是紧张的，极苦，极累，但是，那厚厚的一千四百零六页“毛选”，不到一星期，竟被我“啃”掉了三分之一！
　　　但是，看到四百五十三页时，我却卡壳了，因为那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印着一段话：“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果真有个“台儿庄”?芽?选……果真是个大胜仗?……果真是国民党打的？！……
　　　我深感困惑！
　　　我原以为“没头小二”说的“国军大战台儿庄”、“砍得鬼子的脑袋如滚瓜”、“机关枪响得像在洋油桶里放‘二百响’”之类，不过是个国民党老兵痞恬不知耻的“瞎吹”、“胡扯”、“反动本性大暴露”而已，当不得真……可现在，为什么连毛泽东也赞誉台儿庄之战“大大地沮丧了敌人的精神”、“振起了我军的士气”?
　　　我百思不解。
　　　很快，一晃十五年过去了——一九八四年，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和父母在故乡团聚。夜间，与家人闲聊，母亲扳着指头，很平静地告诉我：“你走后，村子里的宗老太太死了、老良基死了、老增山死了、‘没头小二’死了……”
　“‘没头小二’?……哪个‘没头小二’?”我竟然早把他忘了！
　　　“嗨，就是村子最西头的那个‘老兵痞’嘛！”
　　　噢，是他！
　　　一阵长长的叹息之后，母亲沙哑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多少显得有些苍凉：“这老头儿死得真可怜?选临死之前，快七十岁的人了，大腿上中过东洋人的枪子儿，肩膀上又没什么劲儿，还下河挑水。结果，伤腿一打软，连人带桶滚下了河，摔得个半死。也真是‘黄鼠狼单咬病鸭子’，他躺在床上正哼哼唧唧的，大儿子外出，不知咋弄的，又被拖拉机轧断了一条腿。仅是三口之家，就有两个成了光吃不干的废人，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他死后，穷得连口棺材都买不起，还是左邻右舍七拼八凑地弄了几块板子。唉，人要是倒了霉呀，喝口凉水都硌牙。这老头儿的一生，太惨！……”
　　　他毕竟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冲过锋、流过血呀，最终的结局怎么会是这样?我听着母亲的陈述，从心底也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声叹息。
　　　“噢，对了——”母亲好像想起了什么，“‘没头小二’对你的印象不错呀。他在世时，常常念叨着你呢！”
　　　“念叨我?……”我蓦地抬起头，吃惊得两眼瞪得滚圆。
　　　“是的，”我的父亲在一旁插话了，语气十分肯定。“我记得就在他临死的前一天，他还拄着拐棍，跌跌歪歪地移到我这里讨酒喝，边喝还边问我：“良安大哥啊，我的那位侄少爷现在哪一块给公家做事呀?他在兵营里又升了个什么官儿了?……良安大哥啊，你有福气，前世里修了个好儿子，他既识字又明理，前途一定比我这个老兵油子要强九千九百九十九倍！……”
　　　听后，我一阵愧疚。我很想说些什么，但只觉得嘴唇在动，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又想起了当年他那“极为复杂的眼神”……
　　　在那“左”得发狂、发昏的年代里，我曾伤害过他那颗古朴的、善良的、毫无伪色的心。时光已经流淌了十五年，我至今仍然把他仅仅视为诺亚方舟上的一只可有可无的小猫小狗；而他呢，对我的这一切无知、无理、无情不但不记恨，反而自始至终表现得如此宽宏大量、善解人意、自尊自信！
　　　在这位精瘦、矮小、面黑的“小人物”面前，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那颗自以为“最革命”、“最圣洁”灵魂的卑劣、丑陋、渺小！
　　　第二天，鸡才叫头遍，我推醒了父亲：“阿爸，二叔的坟墓在什么地方?”
　　　“哪个二叔?”这一次，轮到父亲的两眼瞪得滚圆了。
　　　……
　　　东方欲晓，我踏着晨露，沿着河边采摘了一大把红的、黄的、白的野花。我把花束和随身带来的一瓶家乡最好的烈性酒——洋河大曲，虔诚地摆在了一个生前被人泼尽污水的抗日老战士的坟头。在那里，我坐了许久许久，想了许多许多……
　　　太阳从地平线上冷不防地蹦出了半个红球似的脑袋，把东方半边天烧得红红的，突然，在淡云遮掩的血色之中，我的眼前分明出现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壮士形象：他的右手不停地抡着那把早已卷刃的大刀，脚下，日军的头颅跌落得如同滚瓜；那张曾经咬断过日军喉管的大嘴里仍然挂着那句夹杂着浓厚扬州口音的国骂：“妈妈的，我们中国人——不熊！”……
　　　我好像寻到了我的母亲强忍了大半生的苦难之根，乃至我的祖国自一八四０年之后屈辱了一百零八年仍能挺直着脊梁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