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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首老歌，名字我已忘了，只记得歌曲的最后一句：邮递马车，我心爱的马车。
　　我见过邮递员的单车和摩托车，但从没有见过邮递马车。原因很简单，这种工具在我出世之前就早被淘汰了。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的博物馆虽然收藏着古老的青铜编钟，却没有保留一辆邮递马车给我和我的后人们瞻仰。
　　我曾参观过一座专门反映邮政历史的博物馆，那是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在那座别具一格的博物馆里，我不但看见了颇有年头的邮递马车，还了解了当年邮途中的各种风险。虽然一辆邮车需四、五个邮递员护送，而且护送的人荷枪实弹，装备得好像去打仗一样，殉职的邮递员还是不少。除了死于与劫匪的枪战，还有车祸等意外事件。
　　可以想象一封普通的邮件要经过多少磨难，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所以，同样可以想象，当邮递马车来到翘首以盼的人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邮递马车，我心中的马车！如今随着电话、电脑和手机的普及，现在已少有人邮信了。春节也时兴电话拜年，用手机发短信拜年。于是，那些回想起来和写信寄信有关的一些繁琐但不乏温馨的过程，也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被干脆利落地省略掉了。
　　唯有记忆是顽固的，我回忆起当年给友人写信时，如何在文具店细心地挑选印有心形图案的淡蓝色的信笺，又如何披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来到相隔一条长街的邮局，再精心地挑选一枚美丽的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在信封上，然后轻轻地塞进绿色的邮筒，开始计算它旅行的时间，想象对方收到信件的意外和欣喜……
　　我曾经有过代人写信的经历。高中毕业我作为知青到农村插队，当地有重男轻女的习俗，村里的女孩子大多没有读过书。有一次，一位女孩子到知青点找到我，吞吞吐吐地让我代笔给她在部队当兵的未婚夫写封信。
　　“写些什么呢？”我拿起笔认真地问她。对方红了脸，喃喃地说：“随便怎么写，只要热情点就行。”我的脸也刷地涨红了，这不就是写情书吗？那时我还没谈过恋爱，不知道如何替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向男人诉说衷情。
　　想了想，就仿照文学作品中的样式，在信的开头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亲爱的……”，写了一半，我问她对象叫什么名字，她说不知道学名，叫他“狗子”就行。我犹豫了一会儿，只好照写成“亲爱的狗子”，刚念给她听，后背就被她猛地捶了一拳：“把前面划掉，丑死了！”于是，变成了“狗子———冒号”。
　　“接下来可以写你想念他吧？”我小心地问。她把大辫子甩了甩：“哼，十年不回来，看我想不想！”这信简直没法往下写了，她见我作难，又笑道任我胡诌。那个年代不能直接写爱情两字，我就套用当时报纸上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友谊，写了一大通“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之间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的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友谊，就像同志加兄弟，经得起暴风雨的考验……”这样的豪言壮语。最后，我在信中勉励说“希望你在部队好好工作，争取立功受奖。”她一听又急了“不能让他在部队好好干，提了干部，就嫌弃我了。”
　　好容易写到了“致以革命的敬礼”，我已憋出一脑门的汗。
　　信发走的第二天，骑着一辆糊满泥巴的自行车的邮递员刚进村，我就发现胖胖的她悄悄地挤在围上去的人群里，黑色的大眼睛盈满了期待。我扯扯她的衣角：“寄出去的那封信还未走出县城呢。”
　　从此，代她写信读信便成为我的专利，当我们俩躺在柔软的充满太阳味道的草垛里读着“狗子”错字连篇的回信时，才满１７岁的我因为能与一个爱情中的女人分享秘密而激动不己。
　　如今，她早已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狗子”也当上了乡砖瓦厂的经理。关于“情书”的故事，不知他们是否还会记起？
　　１９９２年我去西藏采访，在拉萨市邮政局给报社发完稿件，被两位藏族同胞拉住了，他们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说，想让我帮助他俩给内地的一位汉族朋友写封信。
　　从他们的口述中，我了解了一段友谊。两位藏族同胞都是货运司机，在川藏路跑车的时候，遇到了泥石流，当时整个车都埋在了石头烂泥里，是这位汉族司机带领他车上的人将他俩从车上扒出来，这位汉族司机的十个指头都磨的鲜血淋漓。
　　我趴在邮局的柜台上很快写好了信，又念了一遍给他俩听，他们叮嘱说不要忘了将“扎西德勒”写进去。
　　写完信，我却没能出邮局的门。因为他们的身后竟排了一长溜的队伍，其中有牧民也有到西藏来打工的农民，大伙以为我干的就是代人写信的营生，弄得人哭笑不得。望着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我又重新趴在柜台上，整整写了两个小时的信。
　　虽然一再申明不收费，但一位在拉萨卖皮货的牧民硬是塞给我一张毛茸茸的旱獭皮，回到武汉后，那张模样看上去有点恐怖的毛皮被我随手塞进了橱柜，便忘在了脑后。
　　几年后的一天，母亲突然在我房里发出一阵惊叫，我冲进去的时候，母亲仍惊魂未定，说帮我收拾柜子的时候，摸到一个毛茸茸的动物，问是否有黄鼠狼藏在了里面。我说绝不可能，怀疑是她的幻觉，便伸手到柜里摸，真的摸到一个毛茸茸的脑袋还有滑溜溜的身体。霎那间我发出的尖叫要将楼房都震塌了。妹妹拿着扫帚赶来，将那个家伙捅了出来后，也吓了一大跳，那模样大家都不认得。
　　我这才想起来，它就是我那次在西藏代人写信时收下的礼物。
　　最令我难忘的一次代人写信的经历，是为一位老人。
　　那年我刚刚考上大学，有一次寄完信从邮局出来，见一位乡村装束的老太太撑着伞在门口徘徊。她犹犹豫豫地迎过来，“姑娘，你一看就是个读书人，能不能帮我写封信？”我说行。老人跟我进了邮局后，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呜呜地哭起来。她说进城后住在小儿子家，吃穿都不愁，就是写信这事让她发愁。小儿子工作忙，老人每次让他给乡下的老大写封信，他总是推托说让读中学的孙子写，孙子的作文在学校的比赛中还拿奖呢。可孙子似乎比他爸还忙，一封信催了十几次，还是开头的短短一行。再催急了，小孙子就将信纸揉成一团，给她脸色看。“早知道求人这么难，当年就是让教书先生将手打残了，也要念书哪！”老人伸出一对粗糙的手，抽泣道。她告诉我说，小时候她也上过村里的私塾，但没念两天书，就因为教书先生拿木条将手心打肿了，便死活没再去学堂。今天为了求人写信，已在邮局门口转了半晌，却张不开嘴，担心人家反问她有儿孙为何不代劳。
　　开始写信了，老人靠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信纸，生怕漏掉了一句话。她问秋收打了多少麦子，天气好不好，影不影响晒场；问圈里的猪长了多少斤，收购价比往年怎么样；村里的二娃帮助盖房从梁上摔下来。现在骨头接好没有；家里的芦花大公鸡养了好几年，天天报晓挺尽力，老了也别杀它了……
　　我一字不漏地给老人念了，老人边听边点头，又再三叮嘱让大儿子回信，我在这句话后面附了三个大大的惊叹号。老人又埋怨说，想让大儿子回封信，更是比登天还难，每次听见邮递员的车铃响，心就怦怦地跳。好容易盼来一封信，她每天都摸出来看，尽管一个字也不认得。摸了无数遍，信纸都磨烂了。
　　信发走了，老人说该怎么谢你呢？我说今天我要谢谢您，您让我想起了在乡下的姥姥，我也该给她老人家写信了。
　　据邮政部门统计，如今的信邮业务量相对以前已急剧减少，但是我知道，这世上仍有人在等待着“邮递马车”，他心爱的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