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茧】的博客

作为一个可以让我们为之震撼的事物,面对它,我们应该反对,消灭`````对于那些被它侵蚀的人们我们应该帮助.......对于那盛产它的地方我们应该伸出援助之手.......

     罂粟属罂粟科草本植物，可以提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多种毒品。据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发现了野生罂粟，公元前1500年前后传入埃及，公元初传入印度，公元6—7世纪传入中国。

　　唐代称鸦片为“底野迦”或“福寿膏”，完全是一种“舶来品”。18世纪70年代，葡萄牙人首开鸦片贸易，但规模不大。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并在1780年由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印度鸦片总代理权，鸦片输往东方的数量猛增，由此也拉开了西方殖民者在亚洲贩毒和种植罂粟的序幕。

　　从1824年到1885年，英国先后3次发动侵缅战争，最终使缅甸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英印殖民统治地区逐渐连为一体。与此同时，英国人将其先进的罂粟种植技术和鸦片加工、吸食方法传入到上缅甸，罂粟种植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随着跨境民族之间经常性的迁徙和流动，罂粟种植从缅甸传播到泰国和老挝，从而形成了毒品生产的“金三角”。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缅甸建立的罂粟种植基地，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个“鸦片王国”。

　　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种植罂粟是“金三角”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从某种程度上讲，罂粟的大面积种植改变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结构，他们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金三角”地区历来缺医少药，不具备最简装的医疗条件，而鸦片有治病镇痛的效用，于是食用量随之增多。而大批贩毒者的到来，更导致了“金三角”一半以上的可耕地全部用于种植罂粟，有些地方80%以上的土地都种植了罂粟。

　　白塔寨没有方便面，只有罂粟

　　100多年前，英国把鸦片的种子带来白塔寨，手把手地教会当地人种罂粟，从此罂粟在这片温暖干燥的土地疯狂蔓延。

　　100多年后，当地已经演变出一堆复杂的鸦片计量单位，同时却不能靠种鸦片填饱肚子。白塔寨的李思美没见过方便面，她的女儿梦想却是去邦康打工。

　　距佤邦首府邦康20公里，有一座英式佛塔，当地人叫白塔，古塔的所在地就是白塔寨。100多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种子带到缅甸北部，在原有的塔林前修建了英式前厅，手把手地教会当地人种罂粟，从此罂粟在这片温暖干燥的土地疯狂蔓延。

　　当我们到达古塔时，大片的罂粟地已经摇曳着嫩绿肥硕的果实，白色、红色、粉色、紫色的罂粟花星星点点间在地里，远处的两株大树，像情人互相依偎在罂粟地和天交界的地方。正在收割罂粟的佤族老太太唱起了即兴的歌：“鲍有祥来了，我们有地种了。鲍有祥来了，我们种大烟了。收大烟的人来了，我们可以换米了。太阳下山了，我还没吃饭呢。太阳下山了，我要回家去了……”

　　除了罂粟，被过度砍伐的山上最多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白色野花，那是被当地人称为“飞机草”的紫茎泽兰。这是日军侵略缅甸失败后从飞机上撒下种子，这种见地疯长的植物很快抢走了土地中所有的养分，邻近的植物都因为没有养分死去。而飞机草本身是一种没有任何用处的植物，它甚至有毒，连动物都不吃。它以用惊人的繁殖速度扩散，所到之处，土地变得贫瘠。

　　穷困的佤人在这块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上和飞机草较量多年，也无法阻止它的蔓延。云南林学院有个如何消灭飞机草的课题，研究了几十年，却无能为力。但就是这样贫瘠的土地，罂粟顽强地在飞机草丛中划出自己的地盘，靠着烟农的悉心照料，盛放出绚烂的恶之花。

　　一块指头大的鸦片膏换一碗米干

　　尽管现代已经有很精确的秤，但佤邦的鸦片交易依然按照传统，用自制的天平称。一边放鸦片，一边放砝码。而砝码则千奇百怪，通用的是英国殖民时期发行的银元，叫老盾，铜制的小怪兽。在佤语中被称作“KANG SI”的也是砝码。一号干电池、AK-47步枪子弹都是砝码。

　　鸦片的计量单位是“拽”、“抗”、“夹”。1拽＝10抗＝100夹，一拽＝1.625公斤，一个半老盾和一发子弹都是1夹，两个一号干电池是1抗，一个大KANG SI是2抗，小KANG SI是1抗。由于这些复杂的计算单位，计算鸦片重量就变得复杂麻烦起来，时常看见交易双方煞费心思地在数子弹和老盾的数目。

　　罂粟被当地人称为“大烟”。他们将刀片磨到很薄，把四块刀片捆在一起，在成熟的罂粟果上轻轻划开，乳白色的罂粟浆液便流出来，等到第二天浆液干了变成褐色，便用特制的弯刀刮下来，这就是生鸦片。每个果只能刮下小指甲盖那么大一点。

　　白塔寨的罂粟是我在佤邦看到长得最大的。烟农们把鸦片沾上唾沫，一点点聚少成多地捏成块，用罂粟花瓣或叶子包起来。烟农们衣衫褴褛，几乎人人都赤着脚在地里干活，包括小孩，他们没有足够的鞋子穿，因为从事繁重的收割让他们双手变得粗糙，指甲缝里满是泥垢。

　　尽管不是第一次见到罂粟花，但眼前的场景还是让我睁大了眼睛。清澈的花瓣、嫩嫩鼓鼓的果实，不断灌到DV麦克风中的风声，佤族女人收割时脸上欣喜的表情，远处地里看守罂粟的窝棚，纯洁得让人无法联想鸦片之后的罪恶。妖艳的花已经被赞美得太多了，这些清风中摇曳的最后的罂粟果对于烟农来说，才是实在的物件——收割后的生鸦片可以直接拿到集市上去换钱，一块指头大的鸦片膏可以换一碗米干(类似米线的一种当地食物)，市值3块。这样的米干我在早上吃过，很快就饿了。

　　对于陌生人，他们对我们报以甜蜜纯真的微笑，罂粟浓烈的味道弥漫在山间，那不是被很多人用陶醉的表情赞美的异香，而是令我窒息的化学药品味。在以后的时日中，我不断闻到这样的味道，在烟农家里、在富人家里、在集市、在公共汽车上，甚至，在自己的衣服上——地里的罂粟浆液粘在我的衣服上，像鼻涕，衣服洗过后，浆液留下了浅褐的印记，像没洗干净的粪便。

　　一天能卖三十块米干

　　我们认识了一个叫李思美的汉族女人，她是偌大的罂粟地里唯一能不说佤语而说汉语的人。其他人都是佤族人，无法交流。

　　李思美的家在离古塔7公里远的登俄乡，因为她家的罂粟收成太差了，就在古塔下面2公里的白塔寨开了一间杂货店。李思美每天往来于家和白塔寨之间的山路上，把当地产的红米从家里背到寨子，和女儿美心一起用石磨磨成米干，调味时放上舂过的罂粟籽。

　　李阿姨的杂货店里除了卖米干，还卖一些低档的香烟和食品。每天傍晚，收割完罂粟回家的佤族人，便来这里买一点东西。

　　现在正是收割鸦片的旺季，李思美的杂货店窗口放了一只天平，那是称鸦片用的。因为寨子里的人通常等不到五天一次的登俄集市，就来店里用鸦片换米干。李思美说，其实这个小生意也只能做收鸦片的这3个月，过了6月，大家手上的鸦片基本出手了，也没有余钱，杂货店的生意就不用做了。

　　关于禁种罂粟的将来，她没有想法。她想得最多的是第二天要赶集，今天得多做点多少米干，晚上背回家，第二天好拿到乡集上去卖。

　　李思美和美心在加紧做米干，而她的丈夫却躺在床上睡午觉。佤邦就是这样，女人们要干繁重的体力活，男人却可以坐享其成。

　　白天，寨子里的人都出去割大烟了，寨子里只剩一群群光着屁股赤着脚吊着鼻涕的孩子。四五岁的孩子已经要带比他更小的孩子了，背上背着婴儿，手上还要牵一个能走路的。这些孩子露在外面的脚老茧丛生，即使在坚硬粗糙的地面上来回奔走也不觉疼痛。

　　阳光很猛烈，美心使劲转着磨盘，把加水的红米磨成米浆。她的母亲则在茅草搭的小卖部和磨盘间来回奔走，把磨好的米浆端到草屋中做成米干。草屋中烧柴的烟雾很大，我们在门口都被熏得睁不开眼，但是李美思一家的生计就在这间小屋中。

　　李阿姨有5个孩子，美心13岁了，上到小学五年级，家里实在没钱，只好不去学校了。她的房间里贴了很多明星贴画，她说她最喜欢潘纬柏，因为潘纬柏的歌很好听。然后她又说起谢霆锋，觉得谢霆锋长得并不好看，单眼皮，眼睛又小，她喜欢大眼睛的男孩子……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满地跑着因为营养不良和蛔虫而腹胀的小孩，他们的脸永远没有洗干净并且干裂，而一个半大的姑娘却熟练地评论着她喜欢的明星。

　　占有了过多资源的城市，制造的流行文化时常被人唾弃，在这个被世界遗弃的角落却抚慰了一个对生活充满渴望的女孩的心。美心没有表现出对明星生活的羡慕，因为她并不知道明星的生活有多奢侈，她只是把这些明星当作艺术品来欣赏。她也没有想过以后，她说想多了也没用，也许有一天会去闯江湖。我不知道她所说的这个江湖是什么。我问她，会不会去邦康打工，她想了想说，也许吧。

　　这里打水的地方很远，水都是从山下挑来的，但美心仍然用大刷子蘸了肥皂，把她那双尼龙布凉鞋洗得干干净净，小心地晾在草屋顶上。

　　李阿姨不识字，也不会算账，所以不知道家里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只知道一天卖米干能卖到三十块。她见我们的方便面，说她没有吃过这种方便面，问可不可以吃一袋，她可以用米干来换。

　　我很心酸，却无能为力。美心和妈妈只是其中一份，还有很多人在过跟她们一样的日子，这种日子没有尽头，她们不知道为什么，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邦康赌场一年交800万税

　　外滩特约记者 小柠／报道

　　佤邦首府邦康市与中国云南省思茅市孟阿镇的口岸仅隔着一座南卡大桥。

　　我们能够成行佤邦， 多亏了鲍有祥的秘书王丽。她才22岁，但从15岁开始就跟着鲍有祥，目前负责佤邦旅游。2月24日，王丽开一辆三菱越野车在关口接我们。她的皮卡刚换了轮胎，每个1200元。

　　邦康的和平建设只有15年，汉语在这里是比佤族语更通用的语言。店招牌一律用斗大的汉字，消费都用人民币，但价格比国内高。书店里，还有崭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卖，和这些画像张贴在一起是张纪中版《射雕》招贴，还有港台流行电视剧海报。

　　过了南卡大桥，赫然见一条横幅挂在山头：谢绝中国公民到邦康娱乐城博彩、包台！同样的横幅也悬挂在邦康娱乐股份公司的门口。

　　这个娱乐公司就是赌场。夜晚热闹非凡，二楼贵宾厅的气氛与一楼截然不同。这里是一个百家乐的赌局，下注200元人民币起，20000元封顶。剑拔弩张的赌客们操着中国内地口音，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们几个闯入的不速之客。

　　和我们在一家旅社同住了半月的一群内地人吐露真相：他们是托人偷渡过来的。这群人在佤邦呆了1个月，输了十多万。其中一个人在偷渡回中国的时候又被抓住，被罚款2000元。

　　赌场附属的广场上有很多小摊。一个姓刘的服装老板是在2000年从湖南来的，刚来时生意很好，碰上赶街天一天能挣1000多元。后来去赌场碰运气，结果一下就输了六七千，前后共输了5万多。

　　赌场的老板姓王，是广东人，一年要向佤邦政府交800万税，不过他也拥有独家在佤邦经营赌场的权利。他另外在老挝、缅甸、泰国、瑞丽都有赌场。邦康人津津乐道的是王老板在澳门和国外的赌场出手大方，一夜输几千万也不心疼。

　　3月5日，佤邦政府顶不住中方压力，关闭了邦康赌场。赌场经理落寞地说，在赌场内的服务生基本都是从内地来的，他们在邦康市打工每月只能挣400元，在赌场却能挣1500元，可以养活家人，赌场关了，这些人生活也就困难了。

　　但半个月以后，依然有戴着粗大金项链、夹着登喜路皮包的内地人在赌场旁边的餐馆吃饭，一边吃一边抱怨输了太多钱。我问他们在哪里赌，他们说，就在原来赌场大楼的三楼，不过要从旁边的宾馆的空中走廊过去，必须先买至少100元的筹码才能入内，为了降低风险，赌局只有百家乐一种。

最后的鸦片交易、鸦片税 种鸦片的不如卖海洛因的

　　烟农们永远不会知道， 还有一种香水号称有罂粟花的味道，鸦片制成的海洛因能给毒枭带来多么丰厚的利润和奢华的生活，就像那些拥有无法计算的财富的毒枭不知道毒品源头的烟农生活有多么困苦。

　　外滩特约记者 小柠／报道

　　彩云和贵芳姐妹俩，一对鸦片小贩

　　登俄乡很多人都是鸦片小贩，这个行当被称为“收大烟”。他们大多是汉族人，20岁的彩云就是其中之一。

　　彩云和姐姐贵芳在登俄乡5天一次的集市上摆摊，把赶集人带来的零散鸦片收来，然后再卖给从邦康城里来的二道贩子，赚差价，每拽能赚70元。

　　彩云说，鸦片不好收，而且有人做假。有的人把红糖和捣碎的大烟花瓣混在一起冒充，还有人在秤上作假，3200元一拽收来的大烟，2800元卖出去还赚。那种有问题的秤，一拽敢吃2抗。外面有卖那种秤，空的时候是平的，但称鸦片的时候，8抗老盾能和一抗大烟平衡。

　　在今天的集市上，收鸦片的价格，比起半个月前的2700元一拽，已经涨到2800元了。中午，二道贩子才来，小贩以一拽2870元的价格卖给他们。二道贩子往往嫌麻烦，不愿直接收散大烟。所以这样的秩序倒也很井然。

　　彩云她们今天的生意很差，只收了一拽多。不过她们并不着急，把散鸦片带回家，捏成比鸡蛋略大的整块，再用布包起来晒干，等涨价后再出手。彩云说，往年七八月的大烟是最贵的，能卖到三四千元一拽。12月刚出新烟时最便宜，才1000多元一拽。不过今年因为要禁烟，大家都不敢多囤积，希望攒在6月26日全面禁种之前出手。否则，很有可能会被政府用低价强行收去。

　　不收大烟的时候，彩云和贵芳、弟弟、妹妹就去罂粟地里帮父亲干活。罂粟收割完后，要把罂粟果摘下来晒干，把壳砸碎，筛出里面的籽，壳用来喂猪。往年得留一部分籽在9月播种，但今年禁种了，所有的罂粟籽都没有留的必要了。但罂粟籽可以榨油，10元一桶，还可以舂碎了作香料，或者加米做粑粑，甚至直接磨“大烟豆浆”。罂粟籽和罂粟苗都是没有毒的，顺理成章地成为是当地特有的食物。

　　大烟豆浆是待客用的。彩云在夜里专门为我们磨了喝，味道很像花生酱。

　　彩云的母亲在14年前去中国贩东西时落水死了，还有一个大姐和家人吵了架吃了很多生鸦片死了，孩子们全靠父亲拉扯大。贵芳22岁了，还没有男朋友。她在集市上买了指甲油，把手指甲和脚指甲都涂成了粉色。去地里摘罂粟果时，她把手套让给了16岁的小妹，她的手早就晒黑并且裂口了，晒干的罂粟果很硬，摘时会把手割得很痛。

　　贵芳说，以前登俄的汉人都不种大烟的，只有佤族人才种，因为种大烟很累，汉人更愿意收大烟。两年前，寨子里的汉人才开始种大烟，听说今年要禁种了，大家都觉得鸦片会越来越少，就想自己种一点，囤积到好价钱时出手。其实她和妹妹都不愿意种，但父亲要种，不能不帮忙。

　　贵芳惆怅地说：“妈妈过世很早，我们懂事太晚了。我要是早一点懂事，就能早点收大烟了，这样家里的日子也不至于这么难过。如果以后还可以收大烟就好了，我也不贪心，只要收个四五年，攒点本钱做小生意就行。”

　　我无语，对于贵芳一家，或者是这个寨子的很多人以至整个佤邦的烟农来说，不仅是种罂粟，收大烟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当今年实行禁种后，他们无不顿失所依。罂粟不是毒品，只是庄稼，收大烟就像在国内收粮食再转卖一样，只能挣点辛苦的糊口钱。“海洛因”是一个和烟农生活完全脱节的名词，乡下也没有人见过海洛因。

　　彩云说，别处的鸦片摊位费是每次50元，在登俄乡却是每次120元。“可即便是这样，我们辛苦点一家的生活还是可以勉强维持的，将来禁种了，我真不知道家里要用的钱上哪去找。”彩云也忧心忡忡。

　　“不能种粮食吗？听说政府会发一些种子。”我问。贵芳又叹息：“你也看到了，到处都是山，怎么种？寨子里还是有人种旱谷、苞谷的，种一年只能吃半年。旱季时半个月不见下雨，到了雨季天天都下雨，种的旱谷还来不及晒就不行了。往年雨季时我们只能呆在家里不出门，什么事都做不了。”

　　佤邦政府禁止吸毒，包括吸鸦片，一旦发现要被抓走强制解毒或者做苦工，这条规定对50岁以上的老人不适用。所以我们所到的每个寨子几乎都有吸鸦片的老人，这是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习惯，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

　　晚上山间的风声像远处的雷声一样响，彩云和贵芳凌晨四点便起床，去15公里外的南康伍乡赶集收大烟，最近几天每天下午都下雨，一下雨就很冷，早晚都要烤火，早上收大烟的人几乎都带了火盆，但中午一出太阳真有好多人在啃西瓜。

　　鸦片税

　　今年100，明年200，后年400

　　晚上我们住在登俄乡李思美的家里。这天晚上，众多挎枪的民兵们开始集结，往乡长家走去。第二天一大早，李思美告诉我，这是向乡里交鸦片税的时候到了，每户都要按90元一抗的价格交给政府3抗鸦片，而一抗鸦片的市价是280元。

　　这是在交给中央政府的3夹鸦片税之外，登俄乡的土政策。李思美一时筹不够这么多鸦片，不知所措。再加上她早些时候曾借了乡长1000元，但现在乡长不让她还钱，让她还市值2700元一拽的鸦片。

　　通常一亩罂粟地的鸦片产量是一拽。普通人家种罂粟，每年的收入就是4000到6000元的样子，但遇上天干不下雨收成就不好，收入也要大打折扣。

　　李思美是乡长的邻居，乡长家是二层小楼，有冰箱和电视，在二楼的大水缸中接了水管到楼下，一拧开关，楼下就有水流出。而她家，一间除了床和神案几乎没有家具的屋子。但比起之前连厕所都没有的佤族寨子，至少在芭蕉树下的猪圈旁还有个简易厕所。

　　民兵们都是乡长供养的，他们集结在乡长家门口，用大锅煮红米饭，做了两个菜分着吃，有的人是把饭装在盘子里用手抓着吃。我在白塔寨，看见两个正在擦拭步枪的民兵坐在一家人的门口。上前一问，这一家人交不起税，全家临时跑到地里去割，还不知道能否割够。两个民兵没有办法，只好坐在门口等。

　　民兵吞吞吐吐地说，政府规定每户交2夹，到了乡上就变成了3夹，每夹中央政府给9元人民币补偿，而现今的市价是每夹27元人民币。他们很安静，不会野蛮收税，因为他们自己家也要被征税。但是，如果那家人过了明天还不交，他们就要把那家的东西搬走交差，否则乡长不会饶他们。

　　一家小卖部的老板娘跟我打比方说，如果今年该交100元的税交不出来的话，明年就要交200，后年400，再往后就800，比旧社会的高利贷还厉害。老板娘是内地人，她盘算着，雨季来的时候，鸦片基本也收过了，将来也不再有了，她们一家就要到别的地方谋生去，或者在全面禁种后从中国那边进些种子拿到这里来卖。

　　这一夜的收税表面上依然很平静，士兵们打着手电筒，穿行在参天大树下，手上拎着小录音机，一路上放着流行歌。到了下面寨子的村长家，村民们都被召集过来了，没有逃跑的村民不敢不交够鸦片税，大家依次把该交的鸦片放到天平上，用KANG SI和老盾称，大坨大坨的鸦片压得天平一端沉了下去，当小小的KANG SI放到天平另一端时，天平猛然倾斜过去——鸦片太不压秤了。

　　在距离营盘区仅5公里的一个寨子，今年没有下过雨，罂粟几乎没有收成。政府连鸦片税都不收了，因为实在没有收的。烟农们种的谷子收成也不好，只够吃半年，余下的日子只有砍些柴挑到集市去卖，或者到外面去帮工。寨子里的人吃饭就是米饭拌辣椒，好一点的加些凉粉。

　　KENZO曾经有一款很畅销的香水“城市之花”，创造者很浪漫地说罂粟花本来是没有味道的，调香师替它想象了一种味道：娇媚的、性感的、妖冶的，也独立、活泼。香水瓶中插了一支罂粟花，看起来是花开不败的。但我真的置身于罂粟地中，闻着那股浓烈的化学味时，绝非他想象的。事实上，它们很快就谢掉，以便长出流出毒液的果。

　　烟农们永远不会知道，还有一种香水号称有罂粟花的味道，鸦片制成的海洛因能给毒枭带来多么丰厚的利润和奢华的生活，就像那些拥有无法计算的财富的毒枭不知道毒品源头的烟农生活有多么困苦；而那些高高在上的调香师，也无法明白种出美丽罂粟花的烟农的痛。

“金三角”新霸主鲍有祥

　　作为缅甸乃至金三角最大武装割据势力的首脑， 鲍有祥被蒙上神秘的光环，有传说他杀人不眨眼，卫兵进门不敲门他就直接拎起枪击毙。美国《时代》周刊称他是“毒品王国的君主”。美国政府称他是“继拉登、萨达姆之后第三个需要军事打击的恐怖组织首领”。他的首级价值300万美元，毒贩要见他，引荐费5万人民币起……

　　外滩特约撰稿 小柠／报道

　　在世界地图上，佤邦不过是弹丸之地。佤联军的兵力不过2万正规军、4万民兵，武器装备还相对陈旧落后。但缅甸政府对它却奈何不得，世界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作为缅甸乃至金三角最大武装割据势力的首脑，鲍有祥被蒙上神秘的光环，有传说他杀人不眨眼，卫兵进门不敲门他就直接拎起枪击毙。美国《时代》周刊称他是“毒品王国的君主”。美国政府称他是“继拉登、萨达姆之后第三个需要军事打击的恐怖组织首领”。他的首级价值300万美元，毒贩要见他，引荐费5万人民币起……

　　坤沙之后，鲍有祥成为“金三角”新霸主

　　鲍有祥，现任佤邦政府主席、佤邦联合军总司令、佤邦联合党总书记、佤邦财政部长。王丽是鲍有祥的秘书。她的朋友指点我们，可以在王丽面前开任何玩笑，但千万不能指责鲍总，否则会招致她的狂怒。几乎所有的佤邦人，对鲍有祥，都有对革命领袖那样的敬畏之情。

　　旁人告诉我，在佤邦，不能称呼任何一个老板“×总”，那是犯政治错误的。佤邦只有一个“总”，就是书记鲍有祥。至于佤邦联合党副总书记肖明亮，一定要加上“副”字，就是“肖副总”。

　　鲍有祥，生于佤族头人世家的鲍有祥，是八兄弟中的老六。他和兄长鲍有义、伯父鲍三板一起组建了反政府游击队，靠三条枪起家，60年代，他主动加入当时的反政府政党缅甸共产党。

　　20世纪70年代是缅甸国内民族战争和缅共时代，出现了鸦片将军罗星汉，之后金三角又进入坤沙时代。坤沙集团将鸦片深加工做出能生产高额利润的海洛因。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金三角的鼎盛期。在战争年代，鲍有祥和他的队伍迅速成长。

　　20多年的时间里，鲍有祥在缅共从一个营长一路青云直上。1989年，由于“缅共……内部发生了许多问题：根据地越来越小，阶级斗争越搞越激烈，中央主要领导年龄老化，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十分顽固。大民族主义、宗派主义日趋明显，干部中培植亲信，拉帮结伙。连年战争，群众生活逐年下降，部队供给短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引自佤邦政府文件原文)，鲍有祥以兵谏的形式脱离缅共，并迅速与缅甸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拥兵4万，自治佤邦，成为缅甸最大的民族武装。随后，他与缅甸政府一起攻打坤沙的军队。1996年坤沙集团投降，鲍有祥得到了原来所有坤沙的地盘，在这一年成为金三角新的霸主。控制区面积扩大70%，被佤邦人称为“南佤”。

　　“我们凭什么当恐怖组织？”

　　戎马一生的鲍有祥，眼前必须考虑的是佤邦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佤邦被缅甸政府封锁，被国际社会制裁，另一方面，在他统治下的烟农因为罂粟越来越穷困。诸多历史、经济、政治问题迫使他一定要禁种。

　　“我们这个小小的民族，不懂文化，也不懂科学，整天就和土地打交道，种点大烟过生活，越种越穷，这个民族还怎么发展？但他们是为了生存！完全是为了肚子问题。而且大烟是古时候英国人带来的，不是共产党带来的，也不是哪个民族带来的。正因为看到佤邦越种越落后，我才下定决心要在2005年禁种大烟。”

　　禁烟后怎么办？鲍有祥的回答是：“靠我鲍有祥一个人马上改变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是一面做工作，一面往下压，该不种的我就要强行的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这几年经过我们的努力，缅甸政府也看了我们做的这些禁毒工作，中国有些地区比较了解我们情况，所以逐步地在帮助我们。”

　　鲍有祥坦陈鸦片税是政府要收的：“我们这个地区老百姓是靠种大烟为生的，我们的农业税是40%，有4%的是粮食、交易税，10%是大烟税。”

　　据国际禁毒机构统计，自1996年起，金三角地区的毒品数量并没有因坤沙集团的覆灭而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毒品种类——冰毒。

　　谈到冰毒，鲍有祥断然否认：“拿大烟做毒品(海洛因)我可以承认，但是拿药水做毒品(化学毒品)我不承认！我们老百姓没那个本事可以做这种东西，这种技术是从泰国来的。国际上可以制裁我，可以骂我，不是我做的东西不应该骂我。那些人看着我们民族太弱小了，看我鲍有祥太弱，这一切都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们天天讲人权，人权在哪里？”

　　曾有评论说鲍有祥领导的军队是恐怖组织，鲍有祥的应对是：“连人家玩的炮仗我们都不会造，凭什么当恐怖组织？当恐怖组织至少得有条件，我们连抽的烟、用的牙签都要去中国买，凭什么去搞这些？”

　　面对战争的威胁，鲍有祥面无惧色：“我的老百姓一人一支枪，来一个撂倒一个，来两个撂到两个。我的老百姓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地方。我鲍有祥和老百姓这些人是打过仗，生存过来的人，三十多年的战争已经教育了佤邦人民。”

　　去年，我们前往佤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考察那里的旅游资源。离开时，同行的一位法国夫人夸鲍有祥的绣花布鞋漂亮，他说是佤族妇女手工绣的，夫人当即建议把布鞋做成旅游产品，一定很多人想买。鲍有祥马上停下脚步，回头望着她，孩子气地问：“是吗？他们想买吗？”

　　禁种之后，鲍有祥的理想是把毒品的金三角变成旅游的金三角、经济的金三角，尽管这个目标看起来是如此遥远。提到开发旅游后游客在佤邦的人身安全时，他大手一挥：“绝对有保障！在佤邦，可以这样说，只要我还在，一切都是我说了算！”

　　鲍有祥的私家生活

　　我接触到的鲍有祥，介于传言中的不怒自威和照片上的和蔼亲切之间。

　　他的身家厚实，拥有42辆世界顶级汽车，包括轿车、跑车、越野、商务车；拥有缅甸移动最大股权，投资6亿美金；拥有缅甸五月花集团，下属企业包括缅甸最大的银行和珠宝公司、贸易公司；拥有缅甸航空公司全部股权，每个女儿出嫁给3000万人民币陪嫁。

　　王丽说，她去了外地才知道悍马是名车，“以前开老乖(这里把尊敬的男性称为“老乖”，王丽说的“老乖”便是鲍有祥)的悍马都是去拉猪拉石头的。”我大惊，原来他们买来悍马先做测试，用枪射击挡风玻璃，没破；再扔个手榴弹到车底去，车还是完好无损，他们才放心地用它拉猪拉石头。

　　除了汽车，鲍有祥对名牌服饰并不偏爱，他最喜欢穿一双蓝色绣花布鞋。被美国媒体大书特书的那只不离身的劳力士金表，其实是女婿孝敬的。另外，他本人的生活极其简朴，最爱吃的不过是米饭拌辣椒。

　　除了一对长势凌厉的眉毛，鲍有祥在人群中并不起眼。2004年我去金三角，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坐防弹车悄然前来，在他之前，已经有军人来检查过。办公楼的工作人员，在头一天晚上做了大扫除，连女生宿舍的水泥地板，都用水冲过好几次。他那天穿夹克、蓝色的绣花布鞋，戴金表和巨大的翡翠戒指，脸朝门口坐着，双手放在膝上。话说多以后，语速就变快。

　　看过鲍有祥在治病时旅游北京的照片，他带着二太太谢国芬和两个儿子，游天安门、游故宫、游八达岭。照片上的他，和拖家带口的普通游客没有区别，穿白衬衣，戴着遮阳帽，很低调，像是乡镇企业家或者县上的干部。

　　在佤邦，一夫多妻是合法的，鲍有祥明媒正娶的太太有两个。大太太为他生了8个女儿，二太太生了2个儿子和2个女儿。他会巧妙地在两位太太之间平衡，也会因为母亲更疼他太太不疼他吃点小醋。

　　我看过一本书，写鲍有祥的铁汉柔情。作者对他权钱集于一身，还能在细节上对身边的女人关心赞赏不已。而事实上，鲍有祥吸引了众多女人的原因，的确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权力和金钱。他对母亲的孝顺尽人皆知，也有半夜睡不着觉对着电视跳健美操的时候，还有在夜雨时对着池塘中的游鱼饶有兴致的时候。

　　鲍家的豪奢葬礼：11天30万

　　鲍有祥二太太的母亲去世，在老家缅甸当阳地区的南帕冷村，举办了11天葬礼。花费近30万，光是纸人就扎了好几万元。二太太的弟弟是缅甸有名的红宝石商，也是著名的孝子。

　　我们跟王丽到了二太太娘家，在这个所有房子都是竹篾做墙、铁皮做顶的南帕冷村中，二太太娘家的气派显而易见，一座大宅院，里面是两层西式洋楼和诸多附属建筑。房子用的是最高档的柚木，大的水晶吊灯。

　　二太太和我们一起吃宵夜，看上去很伤心、很疲惫。大家说笑，她也只是应付笑一下。晚上夜风凉了，王丽赶紧去给二太太披上紫色狐毛大衣。在日光灯下，黝黑的二太太愈发憔悴了。二太太的五官很精致，尽管发了福有了双下巴，但看得出年轻时也是美女。她精心文过的眉毛和说话的神情都显示出了她的地位超然。

　　当地有个风俗，哪家死了人，别人就可以过来挣点小钱。在谢宅院内靠大门口，摆开了游戏摊、卖米线的，甚至还开了赌局排档，一共有7个赌局。邦康赌场经理踊跃上阵，很快就输了几万缅币，寨子里的人也喜欢来赌局玩两把，甚至有背上背着婴儿的女人，一边颠孩子一边玩。

禁种之后--“一年有4个月处于饥饿中”

　　禁种之后的佤邦， 必须摆脱对罂粟的依赖。有钱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为今后规划，买下了茶山等转型。但罂粟对于烟民来说，不仅是唯一的经济来源，还是决定孩子是否有学费念书，家人是否有钱看病的唯一。以替代种植取代罂粟种植能否行得通？佤邦人过得究竟怎样？

　　外滩特约记者 小柠／报道

　　我们种大烟但不吸大烟，这是一种讽刺

　　听说勐冒县的替代种植做得很好，我们便去看个究竟。勐冒县是佤邦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去的时候，勐冒县正在修水坝，要停半个月的电。我们住在副县长开的旅馆，就在他家前面。他家有发电机，晚上灯火通明。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参观勐冒县公明山茶厂。茶厂投资了3000多万人民币，其中县长鲍有良个人就投资了1200万人民币。茶厂经理鲁升介绍，茶厂的品种是从台湾引进的软枝乌龙，批发到中国是每公斤600-800元，换了包装后的零售价涨到1800元一公斤。目前茶园一年可以采摘四到五季，年产量约8吨。

　　采茶的工人以前都是烟农，现在他们每天的工钱是8元人民币。一家人只要有两三个人来做工，一个月的生活就没有问题。我们算了算，在茶厂做工比种罂粟的收入高，而且一年四季都有保障，对烟民来说的确是好事。

　　因为清明节扫墓，县长鲍有良回老家昆马了。我们在王丽安排下，来到副县长鲁兴国家中采访，恰巧勐冒县委书记李志超也在，就改由书记主讲，鲁兴国旁听。家丁听说我们没有吃饭，便去煮了一盆方便面。摄像机前面，李志超在接受采访，鲁兴国就蹲在旁边的沙发上吃面条，家丁在我面前放了凳子，放上面条、酸菜、茶水和啤酒，不断劝我吃面。我无奈，只好一边端着方便面一边提问，这是我经历过最特殊的一次采访。

　　李志超介绍，在佤邦禁毒其实很简单，因为老百姓都很听话，只需要一个命令就可以，但禁毒以后的问题却不少。勐冒从1992年就开始做替代种植了，今年政府还无偿发放了5500斤种子给农户。但到目前为止，禁毒的最大瓶颈，仍是资金和技术。他说，目前，茶厂的状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勐冒目前替代种植有30万亩，规模还不够，产品的销路很难，人均口粮一年只够8个月，有4个月还处于饥饿中。”

　　李志超乐观地判断，3年内政府就能解决烟农的温饱问题。“坤沙投降后，把毒品的帽子甩给了佤邦；佤邦禁毒后，我们要把这个帽子甩给谁还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很懒，就喜欢砍砍树，播播种，不想花钱。你给他一亩地，他可能不种，因为不想买牛不想买种子，习惯了刀耕火种。”

　　李志超打了20年仗，从缅共闹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戎马生涯了(这边的官员多数如此)。他说打仗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能吃饱饭，能饱饱地睡一觉。“世界上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清楚，我们种大烟但不吸大烟，这是一种讽刺。美国人指责我们种毒，那是他们要买嘛。因为他们吸毒啊。”

　　离开勐冒，我们去了营盘区。那里每年的财政收入约有100万人民币，除了上交总部，剩下的就要负担当地的政府开销多。比如一等残废军人的每个月补助75元人民币和40斤大米。在采访营盘区派出所长之前，我们在派出所外看见一个戴脚镣的犯人，他是吃麻药(冰毒)被抓去做工的，做完工就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水泥房中。

　　但奇怪的是，这些犯人对脚镣既不感到羞耻也不憎恨，他们和派出所的警察一起在夕阳下做饭、吃饭、冲凉、嬉哈打笑。派出所长说，按规定，吸毒人员要被抓去强制戒毒3个月，这期间的吃住由政府管，也要做工，主要是修路挖渠，但他坚决否认在营盘区有人吸食海洛因和麻药。

　　龙潭特区的区委书记鲍俄水对全面禁种更是轻描淡写。龙潭有锡矿，已经开采了很多年，并有自己的冶炼厂。冶炼厂每年能产1000到1500吨锡，每吨卖到6.5万到8万元，还可以种茶叶，所以全面禁种对鲍俄水来说，并不可怕。但他回避了单靠一个冶炼厂能否使全区烟农摆脱罂粟种植的问题。

　　只有三面墙的教室，后面做饭，前面上课

　　据勐冒县委书记李志超介绍，佤邦的教育程度是中国1958年的水平，但发展已经是很快了。孩子们很想念书，但是很难。勐冒县共15所学校，只有一所有中学部。

　　勐冒中小学算是佤邦比较好的学校，从幼稚班(即学前班，很多佤族学生听不懂汉语，在上小学前要先在幼稚班习汉语)到初中三年级，共30多个班，是由民间捐款修建的，官员们也以个人名义捐助了不少。

　　从外观上看，这所学校是我们在佤邦见到的相当好的学校了，但经过校长介绍，才知道境况堪忧，以前学校是不收学费的，但各级政府对学校没有投入，别人捐的钱用完了，老师的工资也就没有了。原来从北京请了一个教军乐的老师，每月工资1000多元，只好辞退。现在，学校为了给教师发工资，从去年开始收学费，幼稚班的学生一学期100元，最贵的初三一学期也就280元，但1200多名学生中一下就有500多人因为交不起学费退学，好多家境困难的学生只能到茶厂去做工帮补家用，现在学校只剩下700多名学生。

　　校长说，今年下半年全面禁种后，学生家庭更加困难，肯定还有好多学生要退学。整个勐冒县有3万多适龄学童，现在能上学的只有八九千，入学率不到30%。学校现在连教室都不够，有一排教室，以前是缅甸政府援建的木板房，去年刮了大风后只剩了地基，于是低年级的学生只好转到临时教室中上课，临时教室是用石棉瓦和钢管搭建的。

　　校长说，钢管都是借的，这一排教室连在一起，每间教室都只有三面墙，和学生宿舍间留一条走廊，也借宿舍挡了一些风。幼稚班的学生则在食堂上课。上课时，老师就在后面的灶台上为学生做饭。连以前的柴房，都只能拿来做教室，照例只有三面墙，后面堆柴，前面上课。整个学校很小，上体育课的学生就在篮球场上跑步，临时教室也无法隔音，但孩子们很认真，看着让人心酸。

　　校长很感激我们，他以为我们来这里参观后回去就能让所有人知道这里的孩子念书很困难，以后就会有人来帮助这些孩子了，走的时候，他握住我们的手说了许多千恩万谢的话。我除了难过，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校长说，有机会我们还应该去乡下的学校看看，乡下的孩子上学更艰难，能在勐冒县城上课的孩子已经是很幸福的了。其实我们在乡下看过学校，校舍是很破旧的茅草房，小孩子上学走10公里的山路是很常见的事。

伤寒和痢疾依然在村寨流行

　　外滩特约记者 小柠／报道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去年5月正式进入佤邦的，佤邦政府为粮食署免费提供了办公大楼和粮食仓库。粮食署的主要项目是在已经禁种的地区发放大米，但在目前仅是作为象征意义存在，因为去年仅发放了500吨大米。

　　不过从今年起，粮食署预见到在今年全面禁种后可能会出现饥饿、疾病，灾民向周边地区扩散等状况，正在准备大米应对这些状况(本来是一个应急的项目)。待佤邦全面禁种后，通过联合国禁毒署驻佤邦办事处发放。

　　联合国禁毒署已经改名为“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邦康办事处”。驻邦康办事处的项目官员Ko Sai Long根据自己在佤邦工作10多年的经验说，他完全相信今年6月26日后佤邦不会再种植罂粟。

　　目前禁毒署在佤邦的项目主要是替代种植，用水稻、旱谷替代罂粟种植。禁毒署实际上没有行政功能，更没有执法功能，所以无法产生字面意义上的行为：强制禁毒或是监督禁毒。但可喜的是，自从进入以来，佤邦每年鸦片种植的面积逐年递减了30%左右。

　　但最后这一年，罂粟的种植面积大量增加。项目官员齐海兰说，这从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罂粟种植在这里有长达150年的历史，有着历史悠久的背景和复杂的关系。

　　禁毒署所做的努力就是引进很多协调组织，包括粮食计划署和其他国际的粮食、医疗组织。他们按照每个烟农每天生活标准1美元的标准来帮助烟农，每天给一个烟农提供3元人民币的帮助。

　　佤邦中央政府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全体会议上要求各个县都要建医院，乡有卫生所，乡有保健站，但在医疗卫生方面却没有一分钱的投入。佤邦卫生处处长说，地方政府有钱就按中央指示办，没钱就只能指望现有的三个国际医疗组织：HU(英国无国界卫生组织)、德国马帝沙。HU从2001年3月到2004年3月在佤邦投入了20万英镑，从2004年3月到2006年3月还要投入60万欧元，除了接种疫苗，还培养了许多医护人员，发放安全套、开展同伴性教育等等。三个国际医疗组织各分管了部分片区，但人员、资金设备都不够保障整个佤邦医疗卫生制度健全，伤寒和痢疾依然在村寨流行，卫生处长很无奈，希望还有更多的国际医疗组织能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