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生活的博客

一 文学的起源问题

为什么要谈到文学的起源？从理论角度讲，谈论文学的起源有什么意义？如果排除某种猎奇的心理，给文学找到某种与生俱来的状态，往往也是人们给文学寻找某种确定性的本质属性的努力。人们试图希望回到一个没有受到各种观点污染的最初状态，在其中找寻得以文学发生的真正原因和根本的形式特点。福柯在他的知识谱系学理论中提出：“追求起源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捕获事物的精确本质、事物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事物被精心保护的同一性；也因为这种追寻假定在这个充满偶然事件和不断演替的外部世界之前就存在一些不变的形式。”这部分是由于现代人渴望确定事物的本质，以把握纷纭复杂的世界，从而确定自己的身份和位置；部分也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科学观念成为人们产生确定性的价值尺度之一，给文学以客观的考定，很大程度上也是现时代科学主义意识的体现。但我们又知道，任何对于过去的认识，总是难以摆脱现实语境的牵制，文学甫一诞生，就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文学的形态、功能乃至属性，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各个不同。同时，任何对于文学属性的探讨，都无法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那种希望通过对文学起源的考察把握文学性质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觉。

谈论文学的起源问题意义到底何在？就今天的思想和理论状况而言，谈论文学的起源问题对文学性质的决定性，实际上应该转换成另外一个问题，即起源时的文学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而言有什么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究文学的起源，具有如下的作用：其一，考察文学的起源，实际上是把原初的文学尽力回复到它所处的历史境遇之中，在文学与具体历史的关联中，查看它所具有的形式与需要担负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其二，通过上述考察，并与我们现实境遇中的问题发现相对照，发现文学在源头时具有的形式和功能对今天而言可能具有的再生价值。简单的说，今天的文学与原初的文学相比，有什么东西已经遗失而仍然是今天的人们所需要的，有什么东西是今天的文学所具备或强调但并非今天的人们所必须的。

关于文学起源的理论有很多，影响较大的有如下几种：模仿说、巫术说、宗教说、游戏说、劳动说等。我们依次对这几种说法加以介绍：

模仿说：古希腊流行的一种说法，代表是德谟克利特与亚理斯多德，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现实的模仿，模仿是人自孩提时代起就具有的本能。柏拉图认为文艺是对真理的模仿的模仿，与真理隔了三层，因而是不真实的。

巫术说：这种学说的基本观点是，原始人的一切创作都是原始巫术的直接表现，文学艺术来源于原始巫术，是原始巫术的产物。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中谈到中国古代戏曲的起源时论及歌舞与古代敬神祭祀的关系，“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这是因为在原始人模糊的观念里，通过这样的歌舞仪式，可以达到与自然沟通甚至影响自然的效果。在弗雷泽看来，原始人心信奉超自然神力的宗教观念要晚于巫术观念。他们最初认为，自然界并不受人的干扰，而是按不变的秩序演进，一个事件总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紧随着另外一个事件而出现。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只要掌握了事物嬗变、衍生的奥秘，就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代表作《金枝》中也提到原始巫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弗雷泽认为，原始人对自然法则的认识有一些基础性原理。在他看来，这些基础性原理可以归结为：相似律——同样的因可以产生同样的果，或者说彼此相似的事物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接触律——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切断实际接触后，仍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原始人从前一原理出发，认为通过模拟便能够实现他想要做的事。这样的模拟活动便是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从后一原则出发，原始人及其巫师则认为，通过曾经与某人接触过的物体便可以对其本人施加影响。这类巫术活动为“接触巫术”。弗雷泽统称这两类巫术为交感巫术，因为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感应可以超时间、远距离地相互作用，把一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这种关于人或物之间存在着超距离的交感作用的信念就是巫术的本质。巫术说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在原始人的世界里，他们的仪式中包含的后世所谓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等诸多艺术形式萌芽，都是其巫术观念和巫术活动的组成部分，并没有独立的无目的的文学艺术形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巫术说实际上揭示出人类的文艺活动中诗性思维的某些根本特征。我们知道，交感巫术的重要特点在于可以超越时空使人与对象发生关联，要实现这一点，想象力至为关键。因此，根据巫术说，我们可以确定，在诞生之初，想象性不仅是文学的一个特性，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特性。此外，作为原始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巫术，使得原始人的想象与现实紧密关联，又互相渗透，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形成物我不分的混沌局面。在文学与现实之间，这种互渗性也是一个关键性的特征。

宗教说：这种观点认为，文学艺术是某种宗教神秘情感的产物，文学是宗教的延伸。宗教说主要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盛行，由此，文学的主要任务、题材、内容和形式都要自觉受到宗教的制约。浪漫主义时代，很多诗人为了使自己的情感表达具有普世性的意义，往往也会给自己诗歌中的情感穿上所谓宗教的外衣。

游戏说：这种说发的最早阐释者应该是康德，后来由席勒、斯宾塞、谷鲁斯等加以发挥和补充，认为人们总是想利用剩余的精力创造一个自由的天地，这就是游戏。人们的这种游戏的本能，就是艺术创作的动机。艺术和游戏，是过剩精力的发泄。康德认为，艺术是“自由的游戏”，其本质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席勒认为，人的艺术活动是一种以审美外观为对象的游戏冲动，而游戏和艺术活动都是由“过剩精力”滋生的，人与动物不同，人的游戏有想象力的游戏，艺术活动就是这种游戏。谷鲁斯则不认同席勒的“过剩精力”的说法，他认为人的艺术活动可以归结为某种称为“内摹仿”的心理活动，本质上与游戏相通。比如人总会在内心不自觉的模仿现实中的某种连续性的动作。

劳动说：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认为文艺起源于劳动，劳动和实用功利目的先于审美和艺术，也先于游戏和宗教。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肯定了劳动在文学艺术起源过程中的最终和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说法影响较大，需要从多个角度加以认识。首先，劳动提供了文学活动的前提条件：即首先满足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此外，人正是在劳动中诞生的，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的一些与文学艺术相关的必要条件如被解放了的大脑、双手乃至具有丰富表意功能的语言系统都是在劳动中创造的。其次，劳动产生了文学活动的需要。人类最早的文艺创作根源于劳动生活的需要，或者直接产生于劳动生产过程中，成为原始人组织劳动、鼓舞生产情绪的一种手段；或者是模仿和再现劳动生活的情景，抒发自己的感情，以娱乐和教育本部落的成员；进而，社会实践活动塑造了人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意识。再次，劳动构成了文学描写的主要内容。这在众多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处处可见。最后，劳动制约了早期文学的形式。早期的文学艺术多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结合体，这与劳动过程的特征关系莫大。如原是人劳动动作和被狩猎动物的动作衍化为舞蹈，劳动时的呼号发展为诗歌，而劳动时发生声音所体现出的节奏，则为原始人提供了音乐的灵感。劳动说的重要价值在于指出文学艺术的产生与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密不可分，一句话，人的生活实践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头。不过，我们要注意警惕一种机械的劳动说，即认为只有劳动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来源，而不只是重要来源。这种说法之所以是机械的，因为它忽略了原始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多样性，而劳动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原始人类的交往活动等等都是文学活动诞生的多种因素之一。而其中，巫术礼仪活动更是从劳动到艺术不可或缺的中介。巫术礼仪活动与原始人的生产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是除生产和生活之外最重要的活动，成了艺术产生的温床，在这个温床上诞生的文学艺术毫无疑问是得到原始人共同体的认同的。

对文学起源的追溯，更大的意义在于从文学的天真状态中发现其与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更为原初的关系。我们能够从中看到，无论从哪种观点来看，文学艺术在最初总是有超出人类的现实理性世界的特性，在文学艺术的想象活动中，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之间达到某种协调和沟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关联、人与自身的协调，都是文学活动的价值目的所在。就今而言，这些价值维度仍是今天的文学追求的目标。

二、文学的发展问题

围绕着文学的发展问题在文论史上出现了不同的文学发展观。一类认为，文学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无关。这种观念或者认为文学发展过程是一种偶然性过程，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少数天才的个人创造的历史；或者认为文学发展的过程非人力所为，而是某种“绝对精神”、“绝对理念”自身发展过程的表现，如黑格尔把艺术的发展划分为象征艺术、古典艺术、浪漫艺术三个阶段，它们是“绝对理念”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有的学者认为文学发展史仅仅是文学的语言、形式、体裁演变的历史，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把中国文学史归结为“白话文学的发达史”。与此相对，更多的人则肯定文学发展与社会的关系。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不可更替和重现。”英国学者丹纳《艺术哲学》强调种族、地域和气候因素的作用。《英国文学史序》进一步归纳出种族、环境、时机三要素，认为它们决定了各个时代文学艺术的性质和发展状态。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发展观对文学发展与社会的关系在根本上持肯定态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会生活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基础，文学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受到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就有什么性质和内容的文学；文学形式总是随着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变化；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也是引起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兴衰更替的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首先，在影响文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中，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最后的、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选集》卷2，第82页）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上，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文学艺术创作。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社会上一部分人有可能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文化活动，包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从此以后，文学艺术就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其次，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文学的繁荣，而且可以促进文学的表现手段和传达媒介的发展，如我国古代早期的文字记录是用刀刻在甲骨上，后来则刻在石头上，铸造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是刻画和书写在竹筒上。这样的传达媒介不仅限制了内容的表达，而且传播范围和影响都很有限。直到纸张和印刷术发明后，文学的表现手段和传播方式才更加扩大。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文学的传播方式也越来越先进，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可以不受阻碍地相互交流，造成了各民族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互影响。再次，社会制度变革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社会制度的变革往往会推动文学高涨、促使文学衰落。在每一次社会制度变革的前、中、后期，往往会出现文学的高涨，产生伟大的文学家。如荷马史诗，希腊的悲剧和喜剧，文艺复兴的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等，俄国19世纪的托尔斯泰等。中国的清代的曹雪芹，“五四”运动时的鲁迅和郭沫若。

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也提出了富有辨证色彩的论点，即物质生产发展童文学发展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学发展观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文学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后者有时显得快，有时显得慢，甚至与经济生产发展背道而驰，这就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这种不平衡现象有两种情况：一是艺术的繁盛时期出现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如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二是经济上比较落后，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却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情况，如18世纪的德国，“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恩格斯语），造就了以莱辛、歌德、席勒为代表的诗人和作家。清朝的著名诗人、学者赵翼在其《论诗绝句》中说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