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生活的博客

近现代文论：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

近代以来，中国文论开始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近代文论大家王国维自觉面对西方文论影响，并对中国文论加以发展，其《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著作，将抒情和写景这一西方文论中呈二元对立状态的元素完美结合，成为中国古代文论通向近现代文论的桥梁。王国维主要贡献在于把西方文论的情景两分在“写境”和“造境”的区分中重新分配，并在一个新的层次统一起来。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所谓写境，即“有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所谓造境，即“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简单而言，写境我们可以理解成作者的主观情感附着在客观景物上，因而写出的意境处处可见作者情感的痕迹；造境则不同，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指在作品中尽力排除自己主观情绪的影响，而通过对自然状态下外物及其内在联系的把握，力求展示出物我合一时世界的某种本然或者说理想状态。王国维这样解释他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论关于物我合一的观念由来已久，但在王国维之前的文论中，对于物我的分辨却不甚清楚，因而中国文论的问题也就出在没有给个体以恰当的位置，天人合一一直是作为一种理想或者干脆说混沌状态的终极存在，而王国维是在完成物我的区分后，更强调意与境在更高程度的相合。在王国维看来，写境与造境的区分就是理想与写实的区分，以我观物是理想派文学，而以物观物是写实派文学。这样，王国维就把西方近代以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借鉴进来。不过，王国维并没有无鉴别的接受，与西方文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截然对立不同，王国维的落脚点还是在中国文论的情景交融以及物我合一上。他认为，所谓理想和写实又是相通的，“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与美术中也，必遗失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也就是说，王国维清醒地认识到，即使现实主义也并非完全客观，而是某种更高层面主观视角的投射，而浪漫主义如果脱离了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也就是天马行空，没有生气。

随着中国不得不进入全球化的轨道，作为弱者的中国受到西方的影响越来越深，这在很多思想家那里产生了一种焦虑，他们认为要赶上西方，就要大胆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文论自然也在这个行列中。梁启超的文论思想可以说是这种焦虑心态的最好表现。1899年，梁启超开始倡导“诗界革命”，抨击沿袭千余年的中国式的诗的境界。他对诗歌提出新的要求，认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需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所说的“新意境”特有所指，他是以西方诗歌的意境来取代“旧世界”，即要诗歌关注现实中的新生活新意象和新问题，而不是继续明月长河那样的传统意象。新语句的提倡与此相关，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语言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新语言自然会把现实中鲜活的问题和经验带进来。诗界革命之外，梁启超还提倡小说界革命，我们从他的小说救国论里很容易就能发现，这样的理论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备具体化为与现实的关系，这与传统文论中的强调对宇宙天地之道的体悟已经大异其趣了。

梁启超的思想倾向在现代被充分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吹“文学革命”的核心内涵同样如此。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强调“言之有物”，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开启了中国现代形态现实主义文论的先河，茅盾则致力于在中国文学中推行写实主义，他要求将那种“抒情写意”的文学完全改造，要求文学具有科学性，以符合近代的科学精神，他甚至在《小说月报》开展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不过，中国现代主张写实，并非如自然主义那样要求完全客观地摹写现实，而是在开始的时候就伴随着理想主义的情结，这自然又是中国救亡图存的功利主义目的所致。

到了第二个十年时期的现代文学，左翼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逐步成为文学的主潮，文学革命初期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的主张深化为站在革命阶级立场上的文学的真实性。1933年周扬在《文学的真实性》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真实”，中国文学理论开始与苏联文艺思想接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此后数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的权威理论，他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毛泽东对文学表现的对象提出明确的要求，即“新的人物（工农兵），新的世界”，作家必须必须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党政机关，去了解和熟悉各种人，各种事，还必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和他们打成一片。也就是必须正面描写人民群众的力量。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作家的立场（视角）问题，作家必须以革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可见，他是意识到了现实主义也可能存在的视角问题，并没有完全把文学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消极反映，而是认识到文学的现实属性，认识到文学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介入到世界之中的特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在毛泽东讲话的路线上前进的，即把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认为文学来源于生活，但是又能动地反映生活，进而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在这一理论的主张下，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种西方化的主客两分的模式，世界是文学认识和改造的对象。80年代以后，文论界有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在原来肯定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认为文学是审美的反映世界和介入世界，其实是某种审美论和反映论的结合。不过，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文学创作则与西方当代文学思潮联系更为紧密，前面我们提到的马原等先锋派作家对文学——世界之间的符合论作出了挑战，而作家莫言等人的新历史主义创作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有微妙的契合之处。

对文学与世界关系的反思

通过对中西文论中关于文学与世界关系思考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正是我们思考文学与世界关系问题的几个切入点：

首先，文学是否以及能否“再现”世界。经过西方结构主义以来思想的洗礼，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的说，文学不能够完全客观的再现某个真实的外在或者内在世界，因为并不存在恒定不变世界及其规律，而语言也只能在多种多样的话语中运行并不断变异。与其说文学再现世界或者模仿世界，不如说文学语言创造出独特的世界。

其次，既然文学创造独特的世界，那么文学可能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现在可以说，文学内在于世界之中，这种内在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参与到世界的建构之中。文学世界一定是在某种立场或者某种视角下对世界的改写，这种改写一定有意无意地代表了某些群体对世界的判断和要求。既然文学世界是这些判断和要求的表达，那么文学就是与世界对话和交往的工具和结果。

第三，我们可以通过文学与世界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一方面，作家可以通过创造文学世界与世界对话并介入到世界的建构中，另一方面，读者也可以通过对作品的读解，接触到不同群体的不同世界，在与这些形形色色的世界的对话和交往中建构起更为丰富的世界观。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文学世界首先是一个语言世界，语言并非透明的媒介，但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我们接触那些不同世界经验的通道。我们不能因为语言对现实可能产生遮蔽就在这个困难下面退下阵来，把文学当作能指的游戏，而应该正视这一困难，通过对文学中语言世界的理解、判断和鉴别，与语言世界中内涵的多种世界观对话，进而理解和认识到不同的世界经验。此外，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也就离不开对文学语言的艺术法则的了解，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学习文学理论的原因之一。简单地说，我们学习文学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判断文学，最终通过文学建构起与世界之间更全面的和更有效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