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逢振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
此书应该说是第二次在国内出版，首次是86年伍晓明在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译本，书名即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今年初（07年），伍晓明的译本由北大社重出，内容上新添了伊格尔顿一篇长文。大约是95年或者96年的时候，我在烟台上班，间或准备考研究生，这本书是我认真阅读并做了一大本笔记的书，当时只是觉得作者的语言里充满力量，但对于这力量到底为何而来，就没有来得及细想。当时并未想到10年后的今天，我在理论上的倾向，至少在一个重要的层次上，是走在伊格尔顿这位当代英国左派理论家的道路上了。在该书的前言中，伊格尔顿曾经坦言，虽然自1917年俄国形式主义以来，理论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是，这种理论革命基本上还没有超出专家和热心者的圈子，它仍然需要对文学系的学生和一般读者产生充分的影响。” 或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一点，对文学形式与权力形式之间关系的分析、考量和想象成为这本书的主旨，而这，也许必然会给当时尚在懵懂中不知何去何从的我这类文学青年以力量感。可惜10年过去，当年的笔迹连同最初印象中书本的具体内容早已湮灭在芜杂的记忆深处，不能验证当初只言片语的感悟是否此种面目，想来必然幼稚，然而究竟可贵。
有关中译本前言：
江苏教育版的译者王逢振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研究员，致力于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其人与当代英美诸多活跃的理论家交从甚密，诸如詹姆逊、J·希利斯·米勒等牛人均在此列，伊格尔顿可能也是其中一员。所以伊格尔顿给王译本写一个前言并不出人意料。
在这个前言中，伊格尔顿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的面貌有一个大略的勾画，这样一来，他自己所主张的文学理论的政治性命题也就在这个脉络中找到位置。60年代是西方文论的分界线，此前，在美国是新批评，在英国是F·R·利维斯和I·A·理查兹这类专著于所谓经典文本的形式及意义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占据文学理论主流。这造成了一个阶段以来，文学作品与其历史文化背景的疏离。60年代以后，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和复兴的西马及精神分析思想均使得对这一显得保守的文学理论的质疑成为可能。结构主义致力于在对大量文本的解读中发现其背后的基本文化规则，而西马思想则和精神分析则致力于发现文本（精神现象）与外部现实的复杂关联，如此，文学作品就不再可以被看作孤绝的客体。
不过，尽管这个两个方向的质疑已经使得主流文学理论不得不面临自己的边界，形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变种至少在迄80年代为止的欧美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占支配地位。但无论如何，当欧美世界涉及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批评等诸多方法和领域的一系列理论著作出现（其中女权主义功莫大焉），大学新一代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迅速被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对既存文学理论的质疑在一系列基本问题那里找到了突破口：文学是什么？批评何为？作品里的无意识层面及作品得以产生的历史因素的联系。读者的作用。……这些问题的提出，毋庸置疑，正是对传统文论范式的质疑，而结构主义以来，欧美富有生命力的哲学和文化理论，以及主要由女权运动引发的对文化中的等级、差异诸问题的重视，并由此引致的对现实的全新观感，正是使得这一范式转换的革命得以出现的哲学和现实准备（或者这一准备直到德理达的风行才得以完成）。
伊格尔顿的理论由此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西方诸多大学文学理论课程的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伊格尔顿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政治性的强调，显示出他的理论主要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伊格尔顿提到的西马理论家名单由卢卡奇、葛兰西、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和萨特等人组成，他或者是把自己看作这个链条的延续。他认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论显得多么公允，从根本上说它们永远是政治性的——不应该被误解为是企图把文化产品中独特的东西简化为直接的政治宣传目的。相反，整个文化和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无疑是密切的，但却永远是复杂的，而且常常是间接的。”“我认为凡是有语言的地方也总有权力；而且我特别感兴趣的正是语言（或含义－应为意义）形式和权力形式（不仅指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且指种族、性别和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之间的那种多重关系。”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与此大致相类，我认为凡文学几乎没有能与政治无关的，一方面文学与现实中的各种权力运作（政府政治、文化政治、生活政治等等）相关，另一方面，文学虽然未必直接为某个政治目的服务，但其本身却必须具备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指人们在现实中维护自己和他人权利的能力，也是关心、体验和想象他人痛苦和欢欣的能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伊格尔顿对西马在中国命运的及其对西马双重批判的阐发。他认为如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在中国未必容易被读者认同。其实，在具体感受上，中国读者是容易接近他们的美学思想的。如果说有困难，正来自伊格尔顿所说的西马的两重批判：形式主义和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这二者或者正是中国的新右派和左左派美学思想的写照。中国的青年理论家们接受伊格尔顿观念者如陶东风等人，重视伊格尔顿理论对国内形式主义的批判，虽然他们所推行的理论对于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也在其能指之中，但所指并不明确。这样一来，形式主义反而可以借助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体制中的地位之荫而得以继续在大学校园把持话语权。由此可以看出，形式主义在一定的语境中完全可能丧失其由强调文学独立性而带来的对压制性政治权力的反抗能力，甚至假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之名在更年轻的没有社会经验而又充满反抗心理的青年学生中大行其道。因而，如何使得伊格尔顿理论的能指在中国语境中实现其双重所指，的确是当代文学理论如何在受众中深广推进进而实现范式转换的一个课题。
关于导论：什么是文学？
在这个著名的导论中，伊格尔顿通过对虚构、形式主义以及优秀的典范文学显示的文学价值等诸种关于文学的定义一一辨析，最终得出文学被客观定义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关于文学是虚构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文学的本质是虚构，与此相关的一些词汇还有想象性、创造性等。伊格尔顿反对这种定义方式的原因，一是很多不具有虚构性的作品也被认为是文学，比如17世纪英国培根的写作，班扬的宗教自传等等；二是在事实于虚构之间很难进行明确的区分，比如新闻同样具有虚构性，而《创世纪》在信仰人群中就是事实。
其次，关于形式主义的定义。这种方式从文学语言运用的特殊方式入手，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方法”的组合，这“方法包括声音、意象、格律、句法、节奏、押韵、叙述技巧，实际上包括一切文学的形式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之处，是它们产生‘间离的’或‘陌生的’效果。文学语言所特有的，把它与其他谈话形式区分开的，是它以各种方式‘破坏’普通的语言形式。在文学方法的压力下，普通语言被强化、凝练、曲折、重建、延伸和颠倒。”（P3~4）简单的说，陌生化和间离效应是形式主义对文学定义的核心。或者在伊格尔顿看来，俄国形式主义者把文学理论的中心转移到文学文本是有相当革命性和正确性的。形式主义“否定在他们之前曾影响文学批评的半神秘的象征主义理论，把注意力转向文学文本本身的物质存在的现实”（P3），把文学作为“一种物质的事实”，这对于使艺术摆脱神秘，摆脱作为虚伪的宗教，心理学的症候或社会学的样本，作为思想或某种超验真理的传播工具的命运功莫大焉。但是伊格尔顿指出，由于形式主义者过于重视形式，而将内容仅仅看作形式的“激发因素”和形式运作的一个机会，这就可能已经使得他们与现实疏离。其次，形式主义主张的“陌生化”的语言必然诉诸一个标准化的普通语言，用以作为陌生化所对应的日常世界，而这样的一种标准化普通语言并不存在。伊格尔顿说：“虽然‘普通语言’是某些牛津哲学家喜欢的一个概念，然而牛津哲学家的普通语言与格拉斯哥码头工人的普通语言几乎毫无共同之处。”（P4）“那种只有一种‘标准语言’——一种所有社会成员通用的语言——的想法是一种幻想。任何一种实际的语言都由高度复杂的谈话类别范围构成，因阶级、地区、性别、地位等而各不相同，不可能整齐划一，成为单一的、共同一致的语言。一个人的标准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的异变……”（P5）形式主义者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指出，诗依赖于当时你正所处的位置，标准和差异因一个社会或历史的背景关系与另一个的背景关系而发生转变。对他们而言，“书写语言”并不具备一种永恒的特质。伊格尔顿认为，形式主义主张的陌生化实际上是书写语言而不仅仅是文学独具的属性，甚至在某些地域，语言的文学化运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此外，形式主义主张的文学“脱离常情”的特质并不适用于一切文学，在很多非诗歌的作品中，很多文学语言的运用并不刻意于这一点（即就在现在的诗歌中，也出现了很多日常化的诗歌，它们的宗旨之一甚至是要抹平文学与生活之间的疏离鸿沟，如韩东、杨健等人的诗），有些文学语言甚至没有明显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表现。更进一步，即使文学语言是致力于“脱离常情”的，也不意味着所有读者都按图索骥地去阅读。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就是：“‘文学’至少是一个人们怎样对待写作与写作怎样对待人的同样的问题。”还有一点对形式主义形成质疑的是，并非所有作品只关注于形式主义所谓的“自我相关”的文学语言，很多作家如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其内容的真实价值和实际联系，总起来讲确实被认为非常重要。”（P8）同样的，即使明确的“非实用性”的文本，也不能保证人们“非实用” 地去读。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由此甚至可能成为评价文学作品文学性高低有无的关键。如此一来，以“非实用的”语言运用和陌生化来为文学定义就不得不宣告破产。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在许多社会里，‘文学’曾发挥了像宗教那样的高度的实际作用；在‘实际的’和‘非实际的’之间作鲜明的区分，也许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文学已经根本不再有许多实际的功能。”（P9）形式主义所提供的“自我相关性”的文学定义，“也许是在提供一种事实是历史上特定的关于‘文学’的看法”。
再次，关于从优秀作品或者说典范之作彰显的文学价值来确定文学准则。这种说法主要是英国的文学精英主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这一脉络）的观点，他们认为诸如古希腊艺术、莎士比亚戏剧、兰姆eassy等优秀之作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从它们那里可以找到文学是什么的答案，并可以推广为文学的准则。简单地说，这种观点认为“‘文学’是得到高度评价的一种写作”（P10）。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说法同时却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丢掉‘文学’这个类别在特定不变意义上是‘客观的’的幻想”，“任何相信文学研究是研究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的看法……都可以作为一种幻想被抛弃”（P10）。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价值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价值判断总是历史的、具体的思维的产物，“‘价值’是个可变的术语，它表示某些人在具体情况下按照特定标准并根据既定目的所评价的一切。”（P11）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文学传统，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验证，只要出现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连莎士比亚都可能不在是文学。“对于为什么古希腊艺术甚至在产生它的社会条件早已消失后还保持一种‘永恒的魅力’问题，卡尔·马克思曾煞费心思；但是，既然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怎么知道它仍继续保持‘永恒的魅力’？”（P11）“换句话说，一切文学作品都由阅读它们的社会‘重新写过’”（P12）而任何一个社会形成某种关于文学、文学典范和文学传统的观念，往往依赖于这个社会的文学和文化建制，所有关于文学的说明没有不偏不倚的，一切描述性的说明，都先天的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价值类别网”之内，当然，这些类别的存在，也正促生了人们对文学的想象性书写和描述。但如此一来，确定一种文学观念和文学传统，以一部分所谓的典范性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的普遍法则的说法就此失效。
“在很大程度上隐蔽起来的传递并支持我们的见解的价值结构，是‘思想意识’含义的组成部分。我说‘思想意识’大体是指我们所言所信的事物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方式。”（P14）伊格尔顿通过对价值之思想意识形态本性的揭示，导向了他所主张的文学政治性的命题。我觉得此处稍嫌突兀，将文学过渡到思想意识形态或者顺理成章，但紧接着进入社会权力结构和关系则显得过于简单化和过于仓促。我的感觉是，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自然是文学必然涉及的东西，但中间似乎少一些过渡的东西，或者用这两个词汇来具体或者统摄文学的性质显得有些狭窄。好在伊格尔顿进一步阐明，他所说的“‘思想意识形态’不是仅仅指人们所坚持的顽固而又常常是无意识的信念；我特别要指的是那些与我们社会权力的保持和再生有某种关系的感觉、评价、观察和相信的方式”（P14）。这个阐发里实际上散发着浓厚的文化主义气味，雷蒙·威廉斯的影响很明显。到这里，伊格尔顿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明确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的任务，“因此，我们迄今所揭示的，不仅是在众说纷纭的意义上说文学并不存在，也不仅是它赖以构成的价值判断可以历史地发生变化，而且是指这种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思想意识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它们最终所指的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而且是某些社会集团借以对其他人运用和保持权力的假设。”（P15）
伊格尔顿关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看法到此戛然而止，在此书后续的部分和结论“政治的批评”中，他没能更进一步。在我看来，这多少有些可惜。文学及对其所作的价值判断必然是与某些社会集团“对他人运用和保持权力”相关，这毋庸置疑，可是文学和对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往往同时指向另外的社会集团的权力运作，并试图对这些发生影响，更何况，有的文学活动甚至在多种社会集团的权力运作之间站在那些尚处于无名状态的群体，甚至站在这些无名群体都不曾意识到的层面（比如鲁迅，比如奥威尔等），尽管就其本质而言，或者它本身是政治性的，甚至曲折地或有机地代表着某些集团的权力意志。我更愿意接近鲁迅的立场，文学应该对一切不平等和压迫说话（不一定在人和人之间，也在人和自然之间），当然不一定非得如某些人文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按照所谓“文学的方式”说话才算作文学（杜甫和后期鲁迅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就是说，至少在发现文学的有机作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恐怕没有足够继承乃师的风范，而更深刻的被西马的文化批判所影响，只是专注于对文学及其理论的意识形态性的批判，而忽略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有机性。或者伊格尔顿在英国面对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氛围过于浓厚，有些矫枉必须过正之嫌，或者首先要破，然后才可能立。不过这么说对伊格尔顿可能太过宽容，就我对伊格尔顿的阅读来看，他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立，甚至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这或者又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对他的深刻影响吧。晚近一些英美学者则走得比伊格尔顿更远，就我得阅读范围而言，美国的理查德·罗蒂和英国的彼得·威德森就对文学的价值以及文学的定义有更为长足的理解和阐发，中国的鲁迅以其后期的文学和文化自觉，也能映衬出显示出伊格尔顿理论的局限。简单地说，我们完全可以在伊格尔顿说完这些之后问一句：“当文学明了您说的这一切之后又能怎样呢？”这个问题对于今日中国的文学而言，似乎同样相当重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直接关涉到我们的文学及其理论能否走出形式主义、历史主义和文化主义的三重包围。
2007．3．20～21于江北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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