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生活的博客

第一节 文学作为活动

1．人类活动中的文学活动

       人是文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个人不是抽象的而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

       人的活动不仅是生命活动，而且是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既适应又要改造环境和自然。

       人的生活活动具有美学意义。

       文学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文学活动的性质：人的生命意志运动通过语言活动的展示

       文学活动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接受、研究等活动的总称。请注意，这其实是就文学活动的表征来看的。我们通常会说文学属于人的精神领域，是超越现实的。从其外在表征来看，这么说自然无可厚非。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学往往正是通过这种超越性的精神活动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再超越性的文学活动也是内在于人类整个社会活动之中，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子系统。用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以否定性的形式与外在现实发生关联。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文学所提供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往往都是现实中的事物表象难以提供给我们的。而它之所以要做到这样，是因为惟其如此，才体现出人类活动的本质，即体现自身的能动作用。简单地说，文学并不是超越于现实与现实无关，而正是以文学的方式与现实主动关联，这种文学的方式显示出的对现实表象的深度体验和深度把握正是人类生命意志的彰显。

由此，我们应该想到，人类活动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知道，动物的活动通常是受制于环境的被动性活动，是一种必须以自己的生理需求和种属持存需求为中心的活动，是无意识的，或者说不需要意识参与的活动。而人类的活动，在其最初就是力求克服现实束缚，力求更长久的福祉的行动。语言和艺术活动尤其如此。试想，最初的人命名一棵植物为树，当他发出“树”这个音的时候，就是一种诗的行为，因为他通过这种命名自然的行为体现了自己把握自然的能力，他给这种植物赋予了一种独属于人的形式。从此，在人的意识里面，这种东西不再是完全陌生而令人恐惧的，而是随时可以应人的意识召唤出现在人的头脑中的具体而完整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人们关于事物的命名其实是形象性的，这从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来：一是几乎所有人类的语言符号最初都是象形文字，而是至今我们还能在一些原始部落文化中看到这种具像化的痕迹（大家可能看过一部讲述印第安人生活的电影《与狼共舞》，其中部落成员的名字都是形象化的，比如“挥拳而立”，“风中散发”等等）。

随着人类生活活动经验的日渐丰富，也随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逐渐扩大，一方面，人对世界和自身历史的掌握程度与日俱增，所以到汉代陆机的时候，我们的文学理论已经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另一方面，概念化的词汇和语言日渐丰富和大量使用，同时也给人本身构织出另外一个语言符号的现实，这一重现实曾经就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痕迹和生命意志的彰显，如今却成为人必须经过学习才能适应的第二自然，如果人类不能实现对这一语言符号世界的把握和超越，人类的生命意志就会受制于它，这在本质上与动物受制于第一自然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人类的艺术活动要想彰显出人的生命意志，就越来越需要同时有超越这第二自然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在原始艺术之后，人类艺术是通过不断地超越此前艺术符号世界的方式保持自身的生命力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第一个把漂亮女人比喻成鲜花的人是天才，第二个就是笨蛋。所以我们说，艺术在原始艺术诞生之后，其对话者和要超越的现实，就不仅仅是自然现实，而同时包括人类既存的概念世界和艺术世界，就文学来说，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既存的语言符号世界。在很多艺术家文学家那里，这早已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法则。每一个成功的文学大家，其创作中往往听得到以往众多文学艺术的回音。当然，人们明确地提到对语言符号世界（第二自然）的自觉和反思，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哲学兴起以后。20世纪在人类意识领域出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语言学转向，其核心就是人类对自身语言世界已经构筑成另一重可能的对生命意志的遮蔽的警觉。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的本质在于“陌生化”的理论，一方面是对现代艺术经验的发现，一方面也正体现了这种新的语言哲学的理念。请注意，这里的“陌生化”其实主要不是指对自然事物本身的陌生化，而主要是指对人类意识中习以为常的这个世界的陌生化。人们习以为常的这个世界其实已经是被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和观念所覆盖的第二自然。因而陌生化完全可能以重返自然或者人类原始状态的形式出现，有时候又会以简单朴素的面目出现。我们会注意到，文学艺术中的这个过程其实在语言学转向之前已经出现，至迟在18世纪晚期，一部分艺术家意识到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已经把握一切自然和一切人类社会现实的乐观想象逐渐破产的时候，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已经开始“陌生化”的行动，只不过最初的陌生化是在艺术作品的内容上体现出来。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诗作开始把目光从人类社会现实转向自然，即使人类的成就也必须在自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才能进入美的世界（如《威斯敏斯特桥上》）。而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兴起，更是给人们展示了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期底层世界的苦难和上流社会的腐化颓靡（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名录）。如果说，这些文学潮流主要致力于在展示的内容上与现实形成一种否定性的关系，那么到19世纪晚期象征主义的兴起，实际上已经在内容否定的同时也进行着形式上的否定，如在波德莱尔的诗歌里，一方面，波德莱尔诗歌中所指向的事物出现了以往美学观念中很难容忍的丑的事物，一方面，他又通过象征法则发明了另外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即认为人类习以为常的世界只是一个表象，在表象之后隐藏着一个隐秘的并不为人知的世界。（波德莱尔《致读者》《应和》）。19世纪象征主义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的陌生化的预演在20世纪欧美文学中迅速蔓延，艺术创作中形式和内容融合在一起的陌生化越来越纯熟，象征主义内在的感伤情绪也成为生命意志超越的对象。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野兽派、达达主义等等每一个艺术思潮的兴起都意味着一种别出心裁的观照世界的方式的出现，都表征着人类艺术中生命意志的迸发。我们看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开头就说：“格里高尓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大甲虫”。人的情绪体验直接介入到现实世界之中，而不再需要借助于隐喻和象征的手段。而毕加索中后期的画作，表现的世界是扭曲的，多面的。野兽派的马蒂斯更是把主观体验融进画作，取消透视法则，而采用简化绘画的方法，消弭人的俗常意识中关于现实空间的区隔。（卡夫卡《变形记》开头，毕加索《格尓尼卡》马蒂斯《红色的餐桌》），因为在作家和艺术家的视野里，现实世界并不是一片太平或者有条不紊，而是充满了危机、压制的令人恐惧的世界，或者是充满了别样的生机和趣味。通过其全新的展示，人们可以在更深层的程度上认识和把握并最终做出超越现实束缚的努力。艺术家们一方面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已经对社会现实产生遮蔽作用的传统艺术法则（其实更大范围讲，正是对传统语言符号法则）的反叛。

中国文学艺术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时间上要有些出入，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那里，一种彰显个体生命意志突破儒家礼教观念的生命和创作方式已经初露端倪，晚明清初再次迸发，八大山人的画作就是对传统工笔画艺术法则的一次突破（八大山人画），晚清时龚自珍的《病梅馆记》，黄遵宪等人提倡“诗界革命”，都是对文学传统及其后面的巨大的语言世界的反叛。这个反叛到了新文化运动就真的形成了一股革命般的思潮。我们今天看胡适等人刚刚开始倡导写的白话诗，是何等的简单直白，然而在废名看来，这些新文学“尝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迥异于古典诗词的韵致——这就是作者当下的情绪体验。而鲁迅的《我的失恋》更是通过对传统情爱方式的戏仿和讽喻传达出一种新的世界观。（鲁迅《我的失恋》）。左翼文学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发现、表现并创造了中国底层的农民形象，而当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文学和文学面对的现实被官方意识形态完全笼罩，新时期文学开始通过对文革伤痕的展示，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运动，到1985年左右，文学开始更为深层的反叛，新现实主义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重新回到为生计所牵绊的底层和小人物（刘震云《一地鸡毛》），这是对几十年塑造英雄人物和把人物命运与社会大事件相联系的一个反拨，寻根文学则回到原始文化中寻找生命的活力，而先锋文学则干脆从整个艺术形式上对原来的文学理念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解构运动（马原《虚构》孙甘露《我是少年酒坛子》语言实验）。王朔的痞子小说中对革命语录的戏仿和反讽手法的运用，也正是对已经覆盖现实的文化符号的颠覆。这些文学努力都体现出作家对遮蔽现实的语言符号世界（第二自然）的把握和超越性努力。到今天，我们的现实已经是一个被形形色色的文化符号覆盖的世界，是一个被商业化逻辑制约的世界，人越来越成为商品，这个时候，敏感的作家和艺术家应该发现，我们生存的世界的恐怖性已经不完全来自目标明显的极权政治，而来自布满周遭的文化产品和形形色色的商品，原有的美的作品，经典的情感模式，经典的世界观念，都已经可以成为被包装的商品，远离它们原本指向的东西，而仅仅作为一种为商品逻辑装点的物品出现在艺术品中，并成为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用传统的美学法则和艺术法则来创作艺术，很难不陷于文化符号之阵，无法突破现实的束缚，不能彰显出人类的生命意志。所以，一些艺术家通过对拼贴、复制的展示，力求让人们认清楚这一现实，一些作家通过字典考证式的方式，通过对新闻报道的解构，通过对表象的内在揭示，努力使人们活得对生存现实的自觉（达利画作、张大力的《拆》，韩少功《马桥辞典》和《暗示》）。

我们对中西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简要的追溯可以说明，文学作为人类活动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人类现实活动的反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类生命意志不断突破现实世界（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束缚的活动。

2．文学活动的在人类活动中的位置

人类的生命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系统。马克思一般将其概括为两大基本层次：物质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而其实，二十世纪以来的哲学越来越认识到两种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精神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是物质实践活动。不过我们在此还是先采纳这种比较经典的说法，姑且把人类活动分为这两个层次，那么在这两个层次中，文学活动居于什么地位？

我们把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看做是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产活动，是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从事更高一级的精神时间活动的保证。这样一来，精神活动就是知人的意识领域的活动，包括政治、法律、道德、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精神活动虽然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但物质实践活动往往是在精神实践活动划定的范围和框定的范式中进行的，而精神实践活动有时候出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受人的生命意志的推动，往往会对不合理的物质实践活动范式进行批判，甚至提出新实践范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物质实践活动的反作用或能动作用。

同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精神活动一定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这在上面的论述中也能够看出。由于精神活动是与具体物质实践活动的相关联，精神活动提出或者维护某种物质实践模式（社会分工，利益分配，社会秩序、文化秩序、生活秩序等等），无疑是意识形态性的，即使精神活动对既定的物质实践模式（社会现实的基础）批判，也需要有一个新的范式和模式作为参照，而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凭空存在的，即使是幽灵状态，也要找到现实的表述方式，而这样一来，这个新的表述方式无疑也就具有意识形态性，我们只要想想，再伟大的宗教如基督教，也要借助某种具体形式的教会（当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如维护欧洲封建制度）才能得以出现和存在，才能使得人们对天堂（乌托邦）的梦想得到表达，就能明了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它难以摆脱的宿命。但是，我们更要清楚的是，文学艺术也会不断地通过对自身意识形态属性的不断超越，即一旦文学艺术发觉到某种文学理念和艺术形式已经成为僵化的意识形态遮蔽了真实世界，压抑了人的生命意志，就是通过反叛和革新来超越原有的状态，自然，这种超越又要借助新的具有意识形态性形式来实现。

一句话，文学活动是人类通过语言伸张生命意志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总是具有意识形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