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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参考消息》2007年3月17日第3版 法国《回声报》3月13日文章 作者 法国律师兼评论家洛朗·科恩－塔努吉

长期以来，全球不同阶层的居民和不同地区都在讨论全球化的利弊。最近，有些人看到全球化带有某种程度的“非美国化”趋势，而亚洲和新兴国家企业的崛起也是全球化的象征。

但是，这些看法丝毫不影响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基本前提。根据这一前提，人民之间的贸易是和谐与和平的一大因素。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东西方贸易取得发展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曾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所带来的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性胜利是“历史的终结”。

然而，以9·11事件为标志的21世纪转折，结束了冷战后以技术发展和美国单极胜利为主导的无忧无虑的时期。由于难以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全球化变成了国际体系的新结构。

反西方的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蔓延和新兴大国的崛起，是进入新世纪的两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标志，这些直接或间接地与全球化有关。人们看到中国和印度所取得的飞速发展完全基于对外开放，全球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使这种开放成为可能。至于伊斯兰激进主义，它至少是一种与全球化有部分关系的宗教觉醒的政治表现形式。

从更广的角度看，与自由主义的整个想法相反，全球化如今与地缘政治、大国战略、民族主义乃至历史帝国在全球化经济空间中的重新凸现是不可分离的。中国和印度的巨大能源需求促进了不民主的能源生产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的实力增长，并像殖民时期一样加剧了能源消费大户（美国、中国、欧盟……）之间的竞争。

莫斯科、德黑兰和加拉加斯都巧妙地利用能源武器为政治目的服务。同样，历史上很少看到经济的飞跃不会最终扩大到政治和军事方面。换言之，全球化今后既能带来繁荣和缓和，也能带来冲突。

这种变化将产生严重影响。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经济活动非政治化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信条，它将日益面临全球经济领域的地缘政治化，这种地缘政治化则源于合法怀有战略抱负的国家和大陆的经济起飞。经济活动和大国战略之间的这种相互渗透将产生另一个影响：世界经济将分为不均匀的两大部分。

一方面，在西方自由主义世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不管企业资本，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受到竞争规则制约和预算限制。市场法则、资本自由流通原则和投资自由允许外国控制工业或金融集团乃至国民经济的某些部分。

另一方面，在新兴世界，国家往往躲在新资本家的背后，民族主义和金融实力的增强将使它们控制某些西方经济主要部门的行动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

全球化的这种地缘政治变化令人担忧，它将不可避免，这种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正超过它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然而，它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特别是要改变如今自由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对立，像长期以来大西洋彼岸所做的那样，在国家和欧洲层面制定一项经济安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