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参考消息》
在小泉纯一郎内阁时代，日中关系恶化到了双方建交以来的最坏程度，其直接原因就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前首相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全然不顾中国的意见和感受。在那之前，虽然日中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也存在不少分歧，但靖国神社问题尚未成为双方的主要矛盾。另外，即便双方发生了一些摩擦，只要彼此能够多少为对方考虑一下，关系也不至于僵化到这种程度。而靖国神社问题之所以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让日中关系变得水火不容，不得不说是小泉前首相的责任。
但是，事先要强调的是，日中两国都已进入社会结构的转换期。
当我20年前，即1986年来到日本的时候，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未时期的富裕阶段，似乎无暇顾及中国。那时历史认识问题又远比现在来得严峻，但由于日本的富裕，日中双方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在泡沫经济后低迷的经济中丧失了自信，外交也大不如以前那么游刃有余。丧失自信之后，为了鼓励自己，往往会采用一些粗暴的方式和言论，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如此。其结果就是很多日本人叫嚣“不要向中国下跪”。冷静点儿考虑，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根本不必也不会向谁下跪。
反过来说，中国怎么样呢？对于中国近年来的反日动向，很多日本人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对国人进行反日教育的结果”，或是“中国这个贫穷的民族拿反日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其实这些看法都是错的。
如果是政府的反日教育激起了民众的反日情绪，那中国从1990年到2002年几乎没有发生一起反日游行的事实如何解释？各种调查和证据显示，中国人对日感情的恶化，明明就是从小泉前首相无视中国的抗议，肆意参拜靖国神社的2002年开始的。
第二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中国并不是一个贫穷的民族。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通过经济发展变得富裕起来，已经是开始拥有自己主张的中间层国家。中间层国家的特点是对内主张各种权利，对外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倾向。
虽然成因各不相同，但当丧失了自信的日本民族主义，遇到了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小泉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便如同一枚炸弹，引爆了双方的互反情绪。
但是，当安倍晋三政权启动后，日中两国成功地寻找到了双边关系的妥协点。小泉前首相是把“参不参拜是我的自由”挂在嘴边，对其他人视若无睹。而安倍首相则采用暧昧战术，称当靖国神社问题成为外交问题之后，不说参拜也不说不参拜。安倍首相的想法暂时另当别论，但至少他已经把中国的抗议看成了外交问题，决定慎重对待。正是安倍首相的这种态度，成就了日中妥协的基础。
安倍首相在就任后便马不停蹄地访问中国，除了顾及中国以外，还有其他的几个原因。首先，小泉前首相采取了日美关系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亚洲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招致了国内，特别是经济界的极大不满。因为日本经济界必须得在东亚地区相互依存的环境下成长。另外考虑到明年参议院选举，为了避免在野党批评政府亚洲外交的失败，自民党也不得不在亚洲外交上做些文章。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安倍首相毕竟没有放过机会，切实改善了日中关系，这本身已然非常值得肯定。
中国也放弃了原先“不承诺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就无法改善关系”的顽固态度，积极地呼应了安倍改善关系的要求。中国现在必须要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日本在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也同样面临的。中国需要借鉴日本的经验，也是其积极与日本改善关系的原因之一。
中国深知，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构筑东亚经济圈不可或缺。因为东亚是中国资源和技术的来源，也是中国产品的市场。而东亚经济圈的GDP中，日本和中国就占了80%。构筑东亚经济圈，少不了日本的合作。
此外，中国还有如下几个接近日本的理由。第一，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无法容忍中国的崛起，正在构筑对华包围圈；第二，台湾正在谋求从中国独立出去。这两点，是中国最为担心和恐惧的。
谈到这次日中两国改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朝鲜问题。朝鲜问题虽然不是改善日中关系的主要原因，但却让日中两国搭上了这班顺风车。
美朝一旦在军事上出现对立，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必定会遭到践踏。如果日本、韩国和台湾也都走上了持核之路，那东亚局势就会更加动荡不安。假如朝鲜体制崩溃，将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拥入中国。因此，可以说朝鲜已经突破了中国能够容忍的底线。这又刚好成为了中国与日本改善关系的契机。
首先，在核试验的巨大冲击下，靖国神社问题已经不再是日中关系的焦点。不满于安倍首相访华的日本右派势力的反对声也渐渐平息。因为日本右派希望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相比之下，他们更希望通过安倍首相获得中国的合作。
安倍首相本来是比小泉首相更加右倾。但从中国的外交历史上看，中国反而更容易与右派领导人改善关系。美国的尼克松总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反共和反华主义者，但1972年正是他与中国进行了和解。日本的福田赳夫前首相，曾经猛烈反对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但1978年，恰恰是他失去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在右派基础上诞生的领导人，为了扩大支持层，往往会采取争取中间层的政策。而在左派基础上诞生的领导人，一旦尝试着接近中国，便会马上遭到右派的激烈反对，之后大都会乖乖屈服。
从意义上说，提倡改善日中关系的福田康夫中途退出自民党总裁选举，对改善日中关系起到了正面作用。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福田首相”刚一上任，就马上访华，那日本朝野上下肯定会谴责他“是在向中国下跪”，是委曲求全。如果假设福田坚守到了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最后一刻，安倍和福田的政见异同必定会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到时候安倍也就很难再“变节”了。福田的中途退出，从一定程度上让安倍首相吸收了一些他的主张。
如今，中国正全神贯注地发展和建设自己的国家，应该不会存在与美国对抗的想法。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民主化初具成效后，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与美国相竞争、相抗衡，恐怕也得是那以后的事情了。
我想指出，中国领导人都是非常重视对日关系的“对日重视派”。因此，中国采取的基本上都是推进经济互惠关系，构筑多国间合作框架的路线。
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受到了列强的恐吓、凌辱和侵略。我们的确不能说中国绝对不会模仿曾经的那些列强。但是，现在的国际社会已经不能容忍恃强凌弱现象的发生。因此，我认为中国成为霸权国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小泉时代的日本，我想可以称之为“为日美关系而生的外交”。但我们要记住，美国不等于整个世界。日本在坚持重视日美关系的同时，有没有向韩国和德国一样拓展自己的外交视野呢？日本需要与中国构筑能够惠及今后20年的“战略互惠关系”。
最后，我想谈一谈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可以比作一艘“世轮”。也许它已经被暗礁和暴风雨所伤，但是，只要精心修理，这些伤都可以修复。这艘巨轮不会沉没，它会继续前行。日本人喜欢从细节着眼，也就容易大惊小怪。但愿中国能够顾全大局、高屋建瓴，把目光放在长远战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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