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最

       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但康乾盛世犹如落日余辉，自乾隆以后清王朝也进入了离乱之秋。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鼎盛时期，史称“康（雍）乾盛世”。“盛世”是封建史家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概括，“盛世”乃“最好的历史时期”之谓，内涵包括：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政局稳固、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清朝以前的几个“盛世”，皆从大乱走向大治，清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清承明末天下大乱，入关以来，经几代人不间断地奋斗，最终将清朝推向鼎盛。
　　清朝自顺治进关历经18年，削平大顺、大西及南明诸政权，除台湾全国归于一统。以多尔衮、世祖为首的统治集团所作的一切努力为清朝全面实施大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玄烨即位后，又经20年进一步治乱，以康熙二十年（1671年）平定吴三桂8年之乱为契机，乘胜收回台湾，首次南巡亲临治黄工地，阅视河工，标志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从而拉开盛世的序幕。雍正朝继其后，继往开来，继续把盛世推向前进。乾隆朝集前三代人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局，达到了鼎盛。康雍乾盛世持续百余年，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
　　清朝入关，首要吏治，从严整顿，大得民心。明末吏治腐败，是其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朝统治集团，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顺治亲政后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康熙治国，宣布“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雍正即位，向全国臣民宣示：“朕惟国家首要吏治。”他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爱斯民之至意”。三朝澄清吏治的思想及治国方针，一派相承：一方面严厉打击惩治贪官污吏，另一面大量表彰廉吏，树为清官典范，倡导百官效法。终数十年之整顿，吏治完全改观。
　　经济指数，无疑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首要标准。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究竟发展到何种水平，可以从耕地、粮食产量、人口与人均产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据《清实录》载，雍正二年全国耕地已达8.9亿余亩，已远远超过明末崇祯时全国耕地总数6.7亿亩。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增至9.5亿亩，至乾隆末年，已超过10亿亩。人口发展也快，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已突破1亿大关，雍正十二年则为<REC>1.4亿，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了3亿大关，人均占地3.5亩。粮食产量约计2040亿斤，人均口粮约680斤，如扣除饲料、酿酒、制酱等用途，人均口粮仍达600斤。18世纪末，中国的粮食产量能养活3亿人，这一成就，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
　　财政保持增长的势头，其财力雄厚更显示其经济繁荣的程度。顺治时，入不敷出，根本无积蓄。康熙时，前中期呈增长态势，至晚年，由于钱粮亏空，库存银仅有800万两。雍正时大力整顿，雍正五年（1727年）已增至5000万两。而乾隆时，常年保持在8000万两上下。国家财政充足，施惠于民，实行大规模蠲免钱粮。
　　据《清圣祖实录》统计，从康熙元年到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各地钱粮达一亿两白银。又自康熙五十年为始，三年内轮免一周，“总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零六万两。”同时，宣布自是年后所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先后四次蠲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堪称中国历代蠲免之最，突出地显示了盛世的经济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
　　康雍乾三朝开疆拓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远迈汉唐，亦超越元代。清代中国的疆域，其东北地区，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其西北地区，西至巴尔喀什湖以西；其北部地区，北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恰克图；其南部，至南沙群岛；其东部，达沿海地区。清朝盛世时疆域辽阔，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盛世的文化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诸如《红楼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成为盛世时代的文化标志。著名的考据学派即乾嘉学派独树一帜，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诗歌艺术，格调、性灵等门派纷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学术百家争鸣，艺术争奇斗妍，构成了一幅盛世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观。
　　康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以往论者对其成就有所忽视或评价不足，甚至完全否认，断言清朝入主中原，使中国落后了一百年，这些观点未免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