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最

     司马迁（前１４５－？），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１１０），曾任太史令，知识广博，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司马迁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 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１０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都有涉猎。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认真地鉴别真伪，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

     司马迁在２０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在会稽（今浙 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 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达于碣石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进一步丰富了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临终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史记》的写作。但是，司马迁因李凌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至征和二年（前９１）基本完成，历时１４年。

      司马迁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十表、 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 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本纪、世家的传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但情况又不尽然。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睢、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 中反覆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覆和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 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 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标帜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艺术矿藏，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后代政治家建国治史的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