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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005-7-31]
sanic 发表在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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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11日，马三立逝世。我从小便喜欢听相声，更对马三立这样的人民艺术家崇拜之至，因为无论是艺术还是做人，马老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这一天，我在店子里放了一天的马老的相声。
很难把令我们欢愉的相声与马老去世这件令人伤心的事联系在一起，这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左右半边脸各自有着不同的表情。
然而，4月1日发生的那件事更令我感觉世事无常。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店里，一边照看着店面，一边听着广播。广播里是欧阳和王浩志主持的《音乐无限》，在节目临近结尾的时候，欧阳说了一条最新的新闻——张国荣自杀了。我顿时惊得合不上嘴，随即便给雨晨拨电话，刚一接通雨晨便说：“太突然了！”
坦白地说，我是在张国荣自杀之后才更多地关注他的，此前我只是大概知道他而已。然而一个著名的公众人物如此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却真的令我觉得空落落的。我突然觉得人的生命竟然可以如此的轻，在楼顶轻轻一跃便结束了一切，生死只不过在一步那十几厘米之间。也许昨天还在享受着欢笑，而刹那间便一股脑地烟消云散。除了死亡，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的呢。
店里的张国荣的CD和电影全都被抢购一空，而且上货也很难，我们都很后悔没有提早多进一些货，可是这又是谁能知道的呢。听说，有的音像店不但把所有的张国荣的盘摆上货架，而且在旁边还放上了谭咏麟的，仿佛在提醒大家……
而我在这个时候也拿了几张盘，仔细听来，竟越发地喜爱张国荣那磁性的声音。
2003年注定是多事的一年。从年初便出现的非典型肺炎，逐渐散播开来，从广东到北京再到天津。4月20日，非典在天津全面爆发，人们谈“典”色变。我们天天在店里做卫生，洒消毒水，有事没事的就洗手，嘴里有点儿异味就大喊着“坏了，我可能吃到非典病菌了”，然后连连地吐口水。这时候店里没有什么顾客，连街上都没什么人，一副经济大萧条的样子。有时刮起些风，吹得地上尘土飞扬，在这春天的季节却像冬天一般死寂，有如战后的柏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打算关门歇业的，但又不知道这非典什么时候才能“典”完，总不能坐吃山空，于是便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营业，希望有哪个音乐或电影的狂热者也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买我们的盘。
其实非典也并不是特别的可怕，在年初的时候，我给身在广东的黄彬彬打了电话，问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说也没那么严重，小心一些，注意卫生，注意身体也就好了。
4月底的时候，我也给楚月打了电话，问候了几句。各大高校都封校了，她也被关在学校里了，整天地看盘上网，生活倒也自在。
我只给她打了电话，没有找方宁。倒是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在毕业之后，我就没再见到过她，更没有她的电话，只是听梁华说她去了一家日资的公司，在开发区，待遇还不错。
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基本上调整好自己对楚月和方宁的感觉了。因为没再见过方宁，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也许真的如那歌唱的一般，就当做是个老朋友了，如果在路上遇到，我会主动打个招呼，我想她也不会不理我的。
而对于楚月，我知道我还不忘不了。我反复地重复着这句话，就算在见过了她的男朋友之后也一样。我想，我对楚月的喜欢是与别人无关的，甚至与楚月也无关，这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了，也许真的就是喜欢得自然了。当然这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很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我该如何面对楚月，我很庆幸我能够调整好我自己，这样不会让我太难受。
因为“非典”的缘故，我很少去陈向哲家了。陈向哲是个摄影师，自己有一家不大的影楼。说是影楼，其实也不过七十几平米的地方，前面是店面，后面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摄影棚，基本上也就能照些一寸的证件照之类的。不过老陈——我这么称呼他——却不太在意，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外面的世界才是我的摄影棚”。老陈年近五十，面相却很年轻，背着相机走在街上就如同三十几岁的小伙子一般。他热爱摄影，手中的钱全都变成了器材和胶卷，一年到头地在外面跑，尽管在行内混出了一点儿名气，但坐下来一想却有些得不偿失。于是赶紧悬崖勒马，用所有的积蓄成家立业，娶了媳妇，开了个相片冲洗店。那一年，他三十一岁。老陈跟我说他这些事的时候，语气里带着遗憾，我知道他是觉得自己本不应该就这么草草地收场的，他说当时也就是一念之差，如果坚持不结婚，也许现在他可以成功。我说其实成功与否是不关结婚的事的，老陈点点头。
我和老陈是在学车的时候认识的。在接本失利之后，我们宿舍的人似乎都没事可做了，天天踢球、打牌、CS，也没有人提起找工作的事，也许是大家想要发泄一下，亦或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五月份的时候，我在学校附近的一所驾校报了个名，心想反正也没有什么事，不如先拿了驾照，以后如果上班了就不一定有这么充裕的时间了。其实我也没打算毕业后立刻找工作，我不想在最热闹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去招聘会挤，我想先在家呆一阵子再说。
驾校离学校不算很远，骑车大概要二十分钟左右，我借来起松的车做代步工具，代价是请他吃一次鸡腿。
我在驾校第一次看到老陈的时候是在五一之后，其实我们早就开始学了，只是他有事没来，五一假期之后他才安排出时间来。那天他来得很匆忙，好像刚从外地赶回来一般，黝黑的面膛上挂着风尘，汗水顺着额角向下流着，T恤衫也被汗水打透了，下身穿着牛仔裤，脚上的运动鞋也都是土。与众不同的是，他肩上背着一个摄影包，上面写着“CANON”字样。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陈向哲一来就连忙向驾校的师傅道歉，“我刚从外地回来，到家放下东西就赶过来了。”
师傅一脸的不高兴，冷冷地说了一句：“恩，上车吧。”
陈向哲没敢说别的，赶紧上了车。
我们学车时用的是一辆旧的吉普车，也就勉强叫做“车”而已。车门上的玻璃在每次出车前要提前安装，后面就像卡车一样，有一个千疮百孔的棚子，里面有两条长凳，固定在车上，开起来前后左右地摇摆，要紧紧抓住车身才不至于被甩出车外。学车时，师傅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其余的人都坐在后面，我们这一组大概有五、六个人。人不多，练习的时间就会多些。
其实师傅人很好，就是脾气大了些，这应该是驾校师傅的通病，看着身边的家伙笨手笨脚地把车开得龙飞凤舞，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对于师傅的训斥，我们也都表示理解。我们这几个人里面，受到训斥最多的就是陈向哲。
老陈本来就缺了课，而且还很忙，学得也断断续续地，技术不扎实，所以就总是挨批。不是“小八字”轧了边了，就是走“双桥”掉下去了，最后气得师傅说“你这样过不去了！”
这话可是让老陈着急了，于是他便更加刻苦地练，多少也见了些成效。
其实，老陈来晚的那天他刚从云南采风回来，到家把器材和行李放下，拿了一个数码相机就跑出来了。他是非要拿个相机的，他说没有相机在身边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不一定要拍什么，只是这么多年来，习惯了。
我是我们这一组人里岁数最小的，所以每天早晨出车之前，都是由我来擦车的，车擦干净了，也显得凉快，师傅看了也痛快，大家自然也就少挨些训。其实擦车并不麻烦，所以我通常在大家来之前就弄好了，不过有时候老陈会来得早些，为的是可以多练一会儿，每次他来了就会马上帮我擦。
老陈这人很随和，兴趣也很广泛，所以我和他很聊得来，自然就成了朋友，他年龄与我父亲相仿，这也算是忘年交吧。
聊天的时候他更多的还是谈摄影，提起摄影他真的是滔滔不绝，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把从摄影的起源到现在的数码相机给我讲了个遍，尽管我有很多都听得很糊涂，但依旧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摄影体现了人的一种占有欲。摄影的人对任何美好的东西，都有一种想要印在相纸上永远拥有，并反复把玩的欲望。”
“摄影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你的想像空间，你用取景框选择你的目标，摒弃一切有碍完美的东西，最终得到的，是你心里最想要的。”
“摄影给了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天地，在这里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支配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完美。”
陈向哲就如同传销一样向我不停地灌输着他对摄影的认识，从使我理解，到让我认同，从使我产生兴趣，到跃跃欲试。我感觉就像进入一个圈套一样地喜欢上了摄影，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拿起相机，按动快门。
“我可以教你，不过不用拜师这么麻烦，请我吃顿饭就好了……还有，帮我练习倒杆儿。”
“没问题，这个简单。”我就如同在迷路的森林里突然找到了一条小径一般地兴奋。
事实的确如此，在接本失利之后，我似乎一下子找不到了目标。从小到大，上学、上课、考试、放假，总是周而复始地循环着，考完试之后就会放假，假期结束后就又会开学上课，十几年没有中断过，可是这次就不同了。如果我不找工作的话，在6月份之后，我便没有事可做了，再也没有学可以上了，前面雾蒙蒙地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学些东西，不管有没有用，总算是件事情，也不算无业游民了。况且如果我毕业后没有工作的话，到陈向哲的冲相店里打工，多少也会解决温饱问题。不过，这个想法在我去过他的店子之后便彻底打消了。
他的店叫“哲雨影楼”，名字取自他和他太太的名字，他太太叫廖雨。他说廖雨等了他十年，他要把自己剩下的日子都留个她和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女儿叫陈思雨，刚上高中一年级。我说你起名字都离不开你太太，他笑着说这还嫌不够呢。
虽然号称叫影楼，但店面实在太小，更多的也是冲洗照片，不过他的技术很好，有很多行内的朋友都在他这里冲照片，所以收入还算稳定。不过看这种规模，他一个人足够应付了。因此，我的想法根本就没有跟他说，况且那也是我随便想的，并没有十足的证据表明我就一定找不到工作。
老陈借给我一个相机，我就开始跟他学了。其实也并不是经常去，他总是很忙，偶尔要到外地去采风，而我也要做毕业设计，总之我一有时间就去找他，他太太廖雨也热情款待我，每次都留我吃饭，做好几个菜，弄的我十分过意不去。
毕业设计其实并没有多复杂，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大家都是应付老师而已，老师也多是睁一眼闭一眼。大家都忙着出去找工作，谁还有心思做毕业设计，有的人都开始上班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设计，难不成不去上班回来做设计，现在工作那么难找，说不干就不干，怎么可能呢？对于这种情况，学校也很精明，说学生如果不在学校做毕业设计也可以，但要每个月交300元钱，然后就可以在家做设计了，到了最后毕业答辩的时候来就可以了。这摆明了就是敲诈，但大家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就范，纷纷交了钱逃出学校，像抱着金砖一样抱着那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我没有工作，根本连找都没找，我更没有那富余的300元钱，我就只好呆在学校里做设计。其实，在学校做设计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老师都是把题目安排下去，然后每个星期跟学生见一、两次面，解答一些问题，指导一下，仅此而已。但我遇到的那个老师却无比地可恶，令我们提起他便情不自禁地竖起中指。
这个令人生厌的家伙叫齐园，我们在背后都叫他“圆脐”，他那肥大的身子也的确很像一只一肚子蟹黄的圆脐螃蟹。
“圆脐”要我们做的不是模具设计，而是一个计算机课件，他总是跟我们炫耀他和以前的学生一起做的课件在全市的评比中得奖什么的，但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上几届的学长们无不骂他剥削学生，如今轮到我们了。
他要我们每天中午都跟他报到，还要我们没黑天没白天地给他弄课件，最不可容忍的是他要我们把自己的电脑搬到学校来，简直是做梦，打死我都不搬。他找我谈了好几次，我就是一句话“对不起，老师，我妈不让我搬”。他还跟我说，让我说服我妈，为了学习要克服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对不起，老师，这么贵的东西，还是私人财产，我妈不让我搬”。
面对着这个让人恶心的家伙，实在让人堵心，弄得我那几天食欲都不太好。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我爬在床上看《鹿鼎记》，屋里还有老大，他在床上搓脚。
电话铃响了，老大不紧不慢地把脚放回拖鞋里，走过去接电话。我猛地喊了一声“老大，先洗手！”可惜已经晚了，老大从容不迫地拿起电话，然后冲我一笑。
“喂……哦，……还有岳阳，……还去吗？我们都吃完饭了，……怪麻烦的，……是吗？……那行，那我们俩过去。”
老大放下电话，对我说：“粱华叫咱们俩过去，说他们几个都在食堂呢，买了俩西瓜，一桌子菜，还有好些酒，让咱俩帮忙吃去呢。”
“这是什么搭配啊，西瓜就酒啊？”我放下书，翻身从上铺下来。
“管他呢，粱华说今天高兴，都不带家属，咱们几个喝个痛快。”
我们到了食堂，果然看到他们几个围着一桌子酒菜，已经吃着了。
“今天什么日子，大伙儿聚餐啊。”我挨着陆峰坐下。
“也没有什么，就是大家都凑巧碰到了，我和起松、韩成来吃饭，碰到了他们几个，所以就把你们也叫出来，大家一起吃了。”梁华边吃边说。
“你们这么晚才吃饭啊，都快九点了，你们干什么去了啊？”
“我们就是去打CS去了，只不过在两个网吧，走叉了。”起松插口说道。
“你们可真行，毕业设计真轻松，不像我跟那个‘圆脐’螃蟹，提起来就烦，不提了，喝酒吧！”我真是羡慕他们。
我们就这样边喝边聊地，直到把桌面上的东西都扫荡一空，才悻悻地罢口。结果，梁华喝醉了。
梁华倒没有什么伤心的事，只是喝得尽兴而已。回到宿舍后，他就一直地吐，我和韩成、陆峰还有老大几个还算清醒的忙前忙后地。他吐到最后，已经吐出了胃液。这时候我们觉得不能耽搁了，赶快送医院醒酒吧。
此时已经12点多了，我们把梁华抱下楼。宿舍大门已经上了锁，我就去找看门的大爷。大爷满脸的不乐意，这也难怪，把人家从梦乡里叫醒是不太好，但我们顾不了许多了。
在这个地方，这时候的路上已经很难叫到出租车。没办法，我们只好用起松的自行车驮着他，这样走得很慢，但一时也找不到其他的办法。
走了一段路之后，幸好遇到了一个热心的司机，把我们送到了医院。
在医院呆了一夜，我们轮流看着梁华。我在想，不知道我们毕业了之后是否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醉得到医院输液呢。
回到宿舍后，我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圆脐”螃蟹要我去找他报到。我强压满腔怒火，只好去找他。
“圆脐”螃蟹的办公室里有很多人，都是我这一组毕业设计的人。报过到后，“圆脐”让我在一边等他，我拉了把凳子做到墙角，倚着墙睡着了。
忽然，一股臭气扑鼻，原来是“圆脐”螃蟹坐到了我对面。我跟他说我因为送同学去医院，所以一夜没睡。他却说那是无关的事，现在就要让我给他做课件，我说我实在做不了，我要睡觉。
“圆脐”螃蟹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连电脑都没搬来，做课件就必须要回家才能做，于是“圆脐”螃蟹给我安排了一大堆的工作。我忍受着从他嘴里冒出来的如同饭馆里的泔水的味道一般的气味，强打着精神大概听清了要做什么，然后头也不回地回了宿舍。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一直睡到晚饭的时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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